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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同韩愈一起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他“聪警绝众”，文章“璨若珠贝”（《新唐书》），《黔之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蝜蝂传》等名篇家喻户晓。翻阅《全唐书》，忽然看到他写了一篇《盩厔县新食堂记》，引起我极大好奇：一代文宗怎么会去写一个县的食堂呢？
详细研究《盩厔县新食堂记》的写作背景和文章内容后，深深感到，此文不是仅仅写唐朝“会食”（即官吏集体吃食堂）的散文，也不是像有些研究者推论那样，说此文是应邀而文。像《黔之驴》《捕蛇者说》等名篇一样，其记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自兵兴以来，西郊捍戎县为军垒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栋宇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县之联事，离散而不属，凡其官僚，罕或觌见。”安史之乱后的盩厔，西郊防御戎县作为军垒已经二十六年，县里的群吏无奈都居住在外。战争结束，县城荒废，房屋倾塌，又过了十九年，无法居住。因此，盩厔县里的公务人员离散不集中，大家很少能见面。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新建一个食堂，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的地方了。柳宗元的心中激荡着战争远去、宇内太平、人民可以过上平静生活的热情，于是，文中开头就写了这么一段，文字看似平淡，可想想承受长期战火摧残后恢复宁静生活，是多么令人渴望的事，是多么幸福的事，又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由此，柳宗元才会用他那蜚声朝野的笔，去写这么个县里的食堂。
“堂既成，得羡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筵席肃庄，笾豆静嘉，燔炮烹任，益以酒醴，始获僚友之乐。”从文字上看这一段记叙，似乎是盩厔官吏会于食堂的幸福之状，可字里行间，我感到透着作者三个方面的深邃思想：其一，官吏们不仅仅是集体有饭吃，更“始会政事之要”，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政事了，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相互交流想法了。“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全唐文》）。其实，唐朝官吏集体在食堂吃工作餐，始于唐太宗李世民。他登基后下令百官必须在五更五点（约凌晨五点半）进入大明宫，参加早朝。许多官吏凌晨四点左右就得起床梳洗穿戴，骑、行赶路。为了解决百官的吃饭问题，他下令设立“廊下餐”，即在宫殿回廊下吃工作餐。此后逐步形成了“会食”制度。它不仅仅是吃吃饭，“亦非惟食为谋，所以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全唐书》），“会食”逐步演变成一个议政论事的平台。战乱被毁，“会食”无存。盩厔县经历战乱近五十年后，才恢复新建食堂。这显然不是一个食堂，而是政治、生活环境的恢复。自己经历也一直关注底层百姓、官吏生活的柳宗元，心中一定感慨不已，才欣然命笔。其二，被战火烧得早已不存的“位秩之叙、礼仪笑语”，又可以恢复了。“位秩”“礼仪”是和平的产物，是文人名士心中的渴望，是社会秩序安宁的代名词。朝堂上位秩肃然，可会食时可以“礼仪笑语”。史载：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征和房玄龄在吃工作餐时，议起了对突厥政策的看法，引发众多官吏放下筷子参与讨论，非正式的轻松交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最终形成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呈交给唐太宗，为大唐平定突厥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导。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思想深邃的柳宗元，看到大唐兴盛时的状况重新显现，不由得把兴奋之情流于笔端。其三，官吏也是常人，都有喜怒哀乐。战火纷飞之中，人们有的都是怒、都是苦，尤其是下层普通正直的官吏，哀、怒、苦、愁是常态，柳宗元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地位这样一个品质的基层官吏。现在有了食堂，可以“月权其赢”“始获僚友之乐”了。这种乐切不可用现在官员饭桌之乐去相比。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朝堂，正式场合中相互交流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在会食的轻松环境中，百官可以自由交流，“始获僚友之乐”就不是一般的吃喝之乐了。史载，开元年间，宰相张说和兵部尚书张九龄对边防政策意见相左，一度关系紧张。在一次例行会食中，两人轻松地坐在一起，觥筹交错一番，吐露心声，消解了误会。此次会食以后，两人关系明显改善，朝廷决策效率也随之提高。
令人唏嘘的是，后来的食堂逐步异化了，舌尖上的腐败、公款吃喝、小圈子饭桌……集体食堂往往常人恶之。柳宗元要知道后来食堂产生的弊端，是肯定要折断笔的。我写此文，也是希望今人读读《盩厔县新食堂记》，品品食堂的真味，体会体会柳宗元写食堂的用心。本文刊于2024年11月8日《镇江日报.镇江周刊》“西津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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