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龙金菊，铜仁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剑，铜仁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4ＲＷ48）。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有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逻辑形成的一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它既是宏大的战略命题，也是微观的生活命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深厚的民族生态文化根基。从贵州松桃桐壳碱面的历史发源、生产流程、多元价值及其变迁、生态文明叙事逻辑研究发现，其从构思生产到加工完成实现了传统技艺与自然物之间的有效关联，是民族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典型。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生态文化叙事中，体现为基因凝淀、价值传承、形态超越的价值演绎，是一种必要的研究范式，值得挖掘与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深厚的民族生态文化基础。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民族生态文化；传统手工艺；生态文明；桐壳碱面
一、语境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要义
文明是人类社会承续发展中的一种状态，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协同、否定、发展的结果。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人类文明形态是标志着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个统合性概念，至今形成了农耕文明、资本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基本样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束缚，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党的百年战略实践与新时代历史方位进行的话语建构，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为全面审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系统性生成概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有机融合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形成的一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秉承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中心性，在实践中是一种系统性、全局性和整体化的发展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结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以人民为中心”放在核心的执政理念中，率领全国人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至今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科学谋划，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系统性、全面性，有效推动了“五大文明”协同共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主要内容。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组成的新型文明体系，“是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特征的关键所在”。这种新型文明既始终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逻辑，又积极探索了文明形态的超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赋能强基，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与行动方案。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
人类文明有着自身成长的历史逻辑，是人类得以延续性发展所依托的文化发展与变迁的集中体现。纵观我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华文明发端并成长于农耕文明，拥有了五千多年的连续发展历史而没有出现过文化传统的断裂。在遵循共生共融的价值逻辑下不断与时俱进、升级迭代，成为中华文化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强大优势。一方面，中华文明根源于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基因。中国早期的政治实践中酝酿的“和合文化”“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范式。并且在传统社会实践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理奠定了中华文明理解事物发展理应遵循的逻辑。这些精神生成了“多元一体”的运行逻辑，推动不同的文明交流碰撞出更为璀璨的文明成果，更好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共同进步。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实践中不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化生成于中华各族人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正是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像‘大花园’一样，各民族文化大放异彩，相互激发发展活力。”因此，中华文明并不是一个被动存在的“客体”，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不断再造的“活的传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积极汇入潮流，勇于创新，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出困境做出了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华文明更需要发挥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作用，必须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借鉴、汲取当代世界文化有益元素，不断创新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实现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拓展与超越。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标识着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遵循各族人民的劳动实践创造性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价值核心必然依附在“人民”的基本立场上，是“人本精神”的集中呈现。文明是范围最大的文化实体，是涵盖范围最大的“我们”。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道路中，要明确文明发展“源于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创造惠及全民的文明新形态，不断提升文明发展的普惠性，以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习近平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人民中心的基本立场，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基于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充分汲取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智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体现在超越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更加倾向于注重互利、共享、普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本逻辑”置于“资本逻辑”之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普惠各族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重塑着中国人民的现代性存在样态、发展形态和精神特质，增强着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推进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与完善。
二、个案呈现：贵州松桃桐壳碱面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
传统手工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土壤之中，汇聚了历代手工艺者的劳动智慧，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在发展过程中烙上了不同的时代印记。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桐壳碱面从其发源、生产、加工流程就蕴含了丰厚的民族生态智慧，标识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鲜明特征，并且在现代化发展中其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蕴含着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运行逻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哲理，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具有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值得挖掘与研究。
（一）贵州松桃桐壳碱面的起源与制作流程
松桃苗族自治县桐壳碱面条制作技艺是铜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历史上桐壳碱面制作工艺在松桃当地都是采用口口相传的经验式传授，缺乏精确的文字记录，因此关于桐壳碱面的起源至今无法详细考证，但是其来源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及以植物功效入食的路径是符合工艺知识的来源逻辑的。在本草纲目的相关记载，以及当地关于油桐树种植、桐油销售的相关文献记载，也为桐壳碱面的生产提供了客观的物质理据。
根据松桃桐壳碱面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田长明口述，整理出桐壳碱面制作工艺流程主要有八大步骤。第一步：采集油桐果。于阴凉处存放两三个月，待桐果由绿变黑时再剥壳，并将桐壳烧成灰白色灰烬，冷却后筛去杂质。第二步：过滤。将柏树叶放入过滤缸中，盖上稻草，然后将桐壳灰也放入缸中，加入25倍量的温水，搅拌得到桐灰水，再将桐灰水放入过滤缸中进行过滤。第三步：选料。选择质量优、干净无杂质的小麦面粉。第四步：配比。将面粉和桐壳灰水溶液按７∶3的比率混合。第五步：搓制。揉搓碾压面团25分钟以上，待面团结构稳定后将面团静置发酵25分钟。第六步：切制。将面团压成面皮并切成合适的长度，加工成面条。第七步：晒干。将切好的桐壳碱面条用竹竿挂起晾晒，晒干后即成。第八步：储存。储存条件要求通风干燥，避免潮湿发霉。在所有步骤中，使用当地的桐壳烧灰、加水、取碱、加入面粉是整个工艺的“灵魂”环节，其目的有三个：一是利用桐壳碱溶液加速面团涨发，增加面粉的黏合度，让面条吃起来更有嚼劲；二是软化面粉的纤维，让面条口感绵软；三是去除发面团的酸味，使面条更具浓香味。一般来讲，制作面条还得适当考虑天气因素，阳光充足的日子加工的面条晒干后口感更好。
（二）松桃桐壳碱面的多元价值及其变迁
桐壳碱属于草木灰天然植物碱。通过研究表明，草木灰作为天然植物碱，成分是碳酸钾，它是一种食品疏松剂和肉类嫩化剂，能使干货原料迅速涨发，软化纤维，去除发面团的酸味，还有防腐杀菌的作用。用桐壳碱制成的桐壳碱面，具有多元的价值。
1．原发于生存价值。在农耕文明时代，桐壳碱面作为食物，最基础的作用便是饱腹，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松桃位于武陵山深处，属于典型的山区地带。在农耕文明时期，由于技术落后，山高水少，交通不便，主要生产诸如小麦、玉米、红薯之类的旱地粮食。而小麦面粉加工成面条便于食用与储存，因此，当地的面条是作为一种补充性食物维持生存的上佳选择。
2．附带着健康价值。健康价值是桐壳碱面显著的特点。桐壳碱面易消化且富含碳酸钾，可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此外，桐壳碱面加工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几乎都是当地自产，品质可靠，且还传承着传统手工技艺制作模式，所以从素材到工序都有着较好的质量保证，这种健康生态的理念也自然植入人心。再加之面条劲道有弹性，美味可口，可增加人的食欲，由此受到群众的喜爱。
3．扩大于经济价值。随着工业社会的推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桐壳碱面绿色生态、营养价值高的优点符合人们对健康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松桃桐壳碱面特色产业正是迎合这种市场需求，走出村寨，超越小作坊，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产业前景可观。桐壳碱面产业在积极打造品牌升级、壮大生产规模的同时，还带动了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吸纳周边就业，带动百姓致富，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4．沉淀着历史文化价值。桐壳碱面制作技艺带有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是武陵山区各族群众根据客观自然条件对小麦食物的一种加工储存方式，其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生态智慧，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一碗桐壳碱面，承载的是舌尖上的美味，是家乡的记忆味道，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坚守，更是对非遗的敬重和自信，为人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5．综合于社会价值。桐壳碱面产业对社会多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桐壳碱面产业具有帮扶就业的社会功能。不仅吸纳周边闲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各族群众收入，还创造出既能照顾家人，又能自我实现的就业价值。另一方面，桐壳碱面制作技艺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使人们能亲身体验和触碰到特色传统手工艺魅力，是感知民族生态智慧的“活课程”，具有重要的文化育人作用，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6．潜藏着生态旅游价值。桐壳碱面制作所需的桐壳碱是一种植物碱，其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一方面，桐壳碱面的碱是通过油桐的果壳提取而来的，为满足生产需求，人们大量种植油桐树，因而提高了植被覆盖率，保持了水土，推动了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人们更注重的是油桐树的桐油产量，而桐树花开在民众的眼中只是春耕劳作开始的信号。新时代人们不光追求物质的富有还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油桐花的美学价值开发和桐壳碱面的制作工艺体验都可成为旅游品牌，推动松桃当地生态旅游发展。
具体来看，桐壳碱面的价值在不同社会阶段存在一定的变迁。在传统社会、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阶段都有所不同，存在着价值的变迁。就生存价值来说，在传统社会，桐壳碱面是当地人民的主食，以满足食用等生存需求，因此生存价值表现得较强。到工业社会阶段，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与外出务工潮的影响，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桐壳碱面遇到市场需求瓶颈，逐渐成为被忽视的产业。再到信息社会的今天，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引导下，桐壳碱面蕴含的传统生态文化、社会经济效益再度被重视，其生态性与健康性成为新的市场卖点。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中这种传统的民族生态文化得以被重视与延续，同时在对油桐林的保护中也推动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桐壳碱面的多维价值都得到了外溢性发展与实现。在其价值变迁中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的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松桃桐壳碱面生产与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逻辑
从松桃桐壳碱面的生产与发展来看，不管是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承上，还是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逻辑中，都有效体现了各民族共同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乡土逻辑，无疑是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案例。从其发展模式来看，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传承人的坚守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这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松桃桐壳碱面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的生态文明叙事方式。
1．适宜油桐树生长的自然生态条件是前提。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脉深处，属于微酸砂质丘陵地区，沟壑纵横，山高利于排水，土壤、气候都较符合油桐树生长习性，因而历史上种植有大片油桐树。油桐与当地各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是当地人民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物。油桐果子榨出的桐油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被广泛运用于木屋建筑、家具、农用器械、船舶等方面，另外还具有多种医用价值。而油桐果外壳烧制成灰并提炼出的天然碱水是制作桐壳碱面的关键原材料。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大量种植了成片的油桐树。这种模式体现了桐壳碱面生产和桐林保护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油桐树成就了桐壳碱面，桐壳碱面的传承和推广又助推了桐林的种植与生态保护，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效统一。
2．绿色发展理念是先导。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贵州省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于生态发展非常重视，给予很多政策性支持，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加大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生态产品增值，为群众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实惠。桐壳碱面的市场化生产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与政策支持下，探索出一条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新发展路径。不仅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效结合。同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桐壳碱面生产技术，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其宣传推广出去，拓宽消费市场，让这一绿色食品走进千家万户，使得这种具有生态智慧的传统手工艺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展，既符合当地群众致富的需求，更有利于桐壳碱面的文化传承。
3．传承人的坚守是核心。松桃桐壳碱面的生产加工作为一种传统的手工技艺，离不开传承人对技艺精髓的理解、坚守、发扬与创新，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市场需要。以“润桃”桐壳碱面为例，至今已经历了五代传承人。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主要是利用家中的油桐林，以销售桐油维持生计需要。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三代传承人田金祥不仅从小就跟其父亲学苗医，并且充分利用家中20余亩油桐林生产桐壳碱面在当地销售。到八十年代，传统手工制作已跟不上市场需求。同时受到外出务工潮的冲击，劳动力大量外出，桐壳碱面几乎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危机。然而第四代传承人田官培思想并没有动摇，依然坚守对桐壳碱面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并于1982年购买了一批生产设备加工面条进行销售。2012年，在外地打工的田长明回到家乡，担负起第五代传承人的责任，并于2016年创办松桃润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推动松桃桐壳碱面制作技艺于2020年成功申报为铜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升了桐壳碱面的市场影响力及文化影响力。如今，在厂家、合作社、政府三方共同努力下，桐壳碱面生产在松桃已经形成了原材料的收购及面条加工、成品、宣传、销售的产业链，实现了初步产业化发展。正是传承人的坚守让松桃桐壳碱面制作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并成为一种传统文化被更多人认知。
4．政府部门的支持引导是保障。习近平2021年视察贵州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这是习近平对贵州发展寄予的嘱托与厚望，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贵州做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最直接的思想指引。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府抓住了桐壳碱面加工生产、保护和传承的机遇，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培训，为传承者提供科学有效的培训和支持，推动地方特色传统手工艺有效传承，被更多人了解与认知。尤其是根据当地桐壳已经无法满足桐壳碱面生产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规划建设了桐壳碱面生产基地，引导种植油桐树，新种植油桐树的面积达3万亩以上，有效增加了桐壳碱的供给，助推桐壳碱面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前进，推动桐壳碱面产业做大做强，助力百姓走上致富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收获金山银山的同时，也保住了绿水青山。
松桃桐壳碱面产业作为生态依托型产业，秉承合理利用桐壳这一自然资源，积极响应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号召，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先导，推动传统生态产品向经济产能转化，实现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无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的典型个案。
三、范式探讨：民族生态文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中的价值演绎
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生成的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模式并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民族生态文化以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形成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特征，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蕴含着生态文明的基本逻辑，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的核心要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中存在着基因凝淀、价值传承、形态超越的重要价值意蕴，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中一种不可逾越的研究范式，值得挖掘与拓展研究。
（一）基因凝淀：民族生态文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凝淀着重要的中华文明基因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文化软实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而中华文化的“大花园”中，是一个个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出的灿烂文化组成的。中华各民族因为简朴归真的生活方式保存了与大自然最为直接、最为亲近、最为默契的关系模式与认知水平，酝酿了早期的生态文明之道。比如《孟子》中“牛山之木”，强调繁茂树木的美好景象，倘若长年累月砍伐和放牧，难免会对之造成破坏，就无法保持其美好了。这显然是一极富洞察力的生态认识，同时阐明了人们不应破坏自然的良善之心，故而亦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哲学命题。在儒家“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以及“恩及于土”的主张中，已经明确地将自然物纳入了道德共同体。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相契合，奠定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主张，成为孕育民族生态文化及其生命力的母体。
同时，民族生态文化体现了以人的“身体在场”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共生模式。在自然有机体认识论的框架中，民族生态文化回响着人与自然的友好共生关系。从发生学角度来说，人类最初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从因地制宜选择自然材质到考虑其性质、体量、功用等，最终形成生活之需的产品，每个细节都有自然的在场，在此过程中便形成了各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方法，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及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最终形成特定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文化，并逐渐演变成广为人知、具有延续性、创造性的生态文明。比如至今留存的许多民族史诗、民间文化、神话传说等都生动地呈现出早期民族群体面对生命物种、自然环境的原始认知与崇拜，并且“在自然认知中对生态自我意识的强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在各民族生态文化的有效滋养中得以实现的。而这些基于不同的生境，各民族群众利用千差万别的本土自然资源，创造出“道法自然”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得以延续性发展的最佳载体，亦是中华民族繁衍不息的基本动力。
（二）价值承续：民族生态文化延续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动力
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得以表达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获得认同的核心要素。一个民族要得以繁衍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维持与传承发展作用。马克思曾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人们正是不断地接续历史中创造了新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得以不断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基本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保持中华文化根脉、推动中华文明的承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质增效、实现新质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价值演绎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线索。民族生态文化的生态性不光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而且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调和中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故而，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机制结合实现的，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承续作用。一方面，在民族生态文化传承过程中，实际是民族群体不断自我完善并推动其文化再生产的结果。因为人在适应既定的生存环境中会不断注入人的主观意识，由此缔造了能反映本民族意识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不断地对社会的个体注入共有的价值意识，形塑了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特征。正因为这种并联机制，使得民族文化不断获得了新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精神风貌的内源性特征。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表现原始社会里面传统的无上势力与价值，深深地将此等势力与价值印在每代人的心目中，并且极其有效地传延部落的风俗信仰，以使传统不失，团体团结”。另一方面，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实现新的价值增长。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命力还在于能不能为特定群体发挥着价值赋能作用。民族生态文化之所以能维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模式，正是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在维持共同体的凝聚模式中发挥精神赋能作用，并且在维持共同体的发展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赋能作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比如许多传统的民族医药、民族艺术品、民族手工技艺等，正被人们努力地与健康价值、审美价值、娱乐价值、休闲价值等价值进行并和与转化，使之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价值增长点，进而激发民族生态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更好地发挥价值承续作用，同时自身也得以承续与发展。
（三）形态超越：民族生态文化孕育的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对异化性的超越
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正是在人类的生产实践当中，不断发生了人与物的高度关联。这种高度关联自然也伴随着人与物的思维逻辑，进而逐渐萌发成人与自然的相处理念，这是民族生态文化的原初发端状态。马克思指出，原始社会的关键特征在于人们“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由此也生成了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促使自然界在资本面前不再具有崇高性，精神和文化不再具有神圣性，人与物相比不再具有超然性，一切都被降格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文明内部各种社会活动也都以资本增值为中心，推动“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成了社会存续的基础。这种物的生产与消费逻辑同时支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每个人都成为生产与消费链条上的一个符号，“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在如此的资本逻辑下，必然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采集和掠夺，造成对生态的极大破坏，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倾向于对大自然的统治，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规律。
也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民族生态文化基础，我国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摒弃了西方国家的资本逻辑，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五位一体”的规划蓝图中，积极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有效遵循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不断突破关于资本增值逻辑的认识，促使生产力更加平衡和充分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有效遵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逻辑解决实际问题。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早已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与我国传统生态文化富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有利于人们正确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克服全球化、市场化引发的生产实践中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源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参照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绿色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基础。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克服资本逻辑，其终极旨归是回归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推动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焕发生机，有效赋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
四、结 语
作为民族生态文化有效载体的松桃桐壳碱面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得以有效秉承、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缩影。松桃桐壳碱面生产于深山，依赖得天独厚的油桐林，产出了口感绵香、劲道且有利于健康的桐壳碱面。在新时代背景下，桐壳碱面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充分挖掘其文化价值，从原材料油桐树的种植、桐果的收集、桐壳的拣选、桐壳碱的提取、桐壳碱面的加工再到桐壳碱面产品销售都坚持生态和发展并重逻辑，实现了从“传统手艺”向“产业经济”和“绿色农产品”的转变。不管是这种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流程，还是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念，都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生态智慧，是民族生态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典型。总体来看，其蕴含的生态逻辑如下：其一，我国生态产品从构思生产到加工完成，其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因此在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中也实现了对自然的保护。这种模式常被解读为民族生态文化物质层面的外显，成为凸显民族形象与发展理念的有效载体，即“手工艺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构筑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自我”。这正是民族生态智慧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内核。其二，民族生态文化关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也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宏大的战略命题，也是微观的生活命题。其价值在于人的主体性，最终指向人如何与自然形成命运共同体。一般来讲，民族传统手工技艺都是一种习得性的身体记忆，这个过程体现了生态产品在构思时实现了脑力的身体化与操作的同步化、自然材质的外现化。因此，“匠人的身体与自然世界的身体在传统技艺中浑然一体，都是主体意义上的参与者”，这无疑是人与自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有力论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推进，必须通过这样丰富的微观案例，以正确把握生态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生态统一规律，进而探寻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并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本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契合统一的，但仍需要深入论证，并挖掘鲜活的案例来充实理论的内容。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灿烂的文明。类似于松桃桐壳碱面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像群星闪烁，成为遍布大江南北、点缀中华文化的一颗颗明珠。它们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并通过加工、生产、产业化等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形成体系化的民族生态文化，正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在带动群众致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中塑造着人们共同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尤其是其蕴含的生态智慧，正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得到了全局性新的发展与改变，值得更多地挖掘、研究与呈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提供丰厚的文化基础。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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