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闫昭宁，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振杰，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同研究”（2023CKS047）。
【摘要】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长远意义的价值旨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的“连续性”赋予深厚根基，“创新性”赋予不竭动力，“统一性”赋予重要保障，“包容性”赋予精神特质，“和平性”赋予基本底色。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以中华民族为载体，中华民族的建设与发展亦需要中华文明的内化和引导。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滋养下，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态创造历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好发展打牢文明根基。
【关键词】中华文明特性；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价值旨向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动力之源、维系的内在支撑以及进一步夯实的固有底气。习近平多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以“五个突出特性”对中华文明进行精准画像，并明确强调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保障。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连续文明体。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正是基于中华文明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文明意义上的共同体。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我们扎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赋予坚实的精神与文化基础。
一、“连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厚根基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诸多特性中最鲜明、最直观的一个，也是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断赋予中华民族新的历史使命，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铸牢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塑造了有序的政治实体、绵延的认同意识以及丰厚的文化资源，夯实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厚根基。
（一）有序的政治实体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根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共同政治实体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之初，黄河中下游与太湖流域等地区出现早期国家雏形，随之形成了以“天下王权”为初步样态的政治国家形态。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向文明社会形态迈进的重要阶段。中华文明的各分支源流开始汇聚，中国最早的王朝政权诞生并定鼎中原，中华文明传统的若干基本特征渐趋成熟。这是我国政治实体形成的雏形时期，也是我国“多元一体复合制国家结构”有序发展时期。此后至清朝，中国国家政治实体衔接有序、根深蒂固，皆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即便是在出现割据政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文明的国家政治实体也未曾中断，中华文明仍呈现延续性发展。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史，虽经历战乱变革，但大部分阶段保持着“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且政治体制日臻完善，孕育了鲜明的“大一统”治国理念，中华文明与“大一统”政治传统互为表里。可以认为，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华文明的政治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
（二）绵延的认同意识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根基
一种文明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实践，一个民族拥有什么样的历史体验，从根本上形塑着这一文明及其各民族成员的认同意识。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至今，是以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深厚的历史意识为内核铸就的，这也成为连接中华各民族的社会纽带。在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产生了以前朝疆界为参考的疆域意识，以中原王朝为合法政权的认同意识，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意识。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反映在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说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历史支撑的民族共同体。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积淀了较强的历史思维与深厚的历史意识。无论哪个民族建立全国性政权，都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的传承弘扬与鉴古知今，都认同中华文化且将自身的民族发展归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积淀而成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中华文明的内在禀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亦是“多元”向“一体”转变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在场，中华民族方能拥有“共同性”底色，为中华民族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积淀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艰万险终能走向复兴的精神支撑。
（三）丰厚的文化资源涵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根基
文明是以文化为基础和底色形成的历史形态，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与动力。世界上存有不同样态的文明体，对比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等诸多文明体先后衰落湮灭，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不竭活力。一方面，中华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形塑、传承、弘扬的，如汉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流传的基本要素，汉字从未中断。数千年来，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中国汉字的发展历程清晰连贯，饱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中华民族绵绵不绝、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始终发挥着民族联结的纽带作用和价值认同的导向作用，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如思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不曾中断。从商人尊神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华民族开启了德治之路，并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继承。之后，历诸代百家争盛而相推相荡、相克相生，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世代认同的共有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再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标志，史学文化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历史乃时代之见证，记忆之赓续，“二十六史”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立体化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轨迹，不断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莫伊尼汉曾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一定意义上，丰厚的文化资源涵盖了各族人民共有记忆，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价值凝聚力与统合力，建构了各民族精神皈依的思想家园，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贯穿的文化基因，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
二、“创新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竭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造就的精神品格。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确保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以及“不惧挑战、谋求发展”的无畏品格。新时期，为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而奋斗，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会贯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一）“守正创新”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科学的实践指向
纵观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华文明每一次创新，每一次突破都是以古为鉴，从先辈的智慧和前人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创新养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地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实现突破与超越，既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从历史发展成果中吸收精华，始终推动中华文明绵延不息、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认同与坚守。“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五千多年历史中孕育出的中华文明，对中华儿女的精神规范、思维方式等各方面均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能在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中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从中华民族蕴含丰富文化基因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出发，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形成对中华文明民族性特色高度认同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继承与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于中华文化要批判对待，扬弃继承。推陈出新是要站在新时代的方位借鉴与发展传统文化优秀成分，赋予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的新内涵，使其与时俱进，绽放出新风采。历史的经验已然证明，割裂历史的文化根脉，舍弃自我的文化传统，文明必然无法实现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地中，但是也不能盲目复制旧文化成果，生硬照搬旧的文化元素，而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突破口，探寻到创新点，以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要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中汲取丰富养分，又要遵循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遵照时代的实际发展需要，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的时代内涵。
（二）“进取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竭的发展动力
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供肥沃土壤。创新性精准而全面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动力，正是厚重的中华文化内涵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蓬勃的生命力，给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竭的发展动力。一方面，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鲜活生命力。中华文明以民为本、诚实守信、正直友善、和而大同的精神特质，既彰显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厚重与多元，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历朝历代的沧海巨变中，在“国破山河在”的内忧外患中，中华文明始终以稳重的姿态绵延不绝，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脉，而其所葆有的强大文化主体性，所迸发的强劲生命力，也为文化自觉的树立、文化自信的坚定赋予了坚实的底气。另一方面，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丰富文化基因和精神元素，所积淀的中华民族崇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标识，也是民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开拓创新的来源，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壮大繁荣的滋养。当下，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现象普遍，各民族文化更加深入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交融，这有力推进了民族大团结，提升了民族凝聚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局面。
（三）“无畏品格”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大的精神内核
创新是国家壮大发展，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要正确认识并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特性，以无畏的精神品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一方面，不惧新挑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具备开拓进取、不畏挑战、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新事物的优秀品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始终守正创新、古为今用。如何在新时代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促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本质就是守正不守旧、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坚持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全方位的创新，更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谋求新发展。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所孕育的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厚重坚韧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交流格局。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突出中华文明的民族特性，使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多元价值在世界民族之林得以展示，又要立足于时代，创造出更多面向未来的新可能性，在世界发展大势中保障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利益。
三、“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大一统传统下形成的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文明“统一性”增强了中华文化的韧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保障了国家格局的稳定、社会结构与文明构成的完整，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决定了各民族与国家共命运的坚定抉择。其内在包含的统一的民族格局、统一的文明追求以及统一的情感归属，是中华各民族凝心聚力的精神指引，亦是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
（一）统一的民族格局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
中华文明统一的民族格局是中华各民族人民不断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界限，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社会实践活动中，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日渐积累、沉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格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正是基于中华文明中民族共同体信念的指引与感召，长期以来，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线。从羁縻、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无不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关系以及对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也是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依托。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统一，早在西周时期，“华夏”与“五方之民”等概念初步形成，到了战国时期，渐形成以炎黄华夏为核心凝聚力的“五方之民”天下交的交融格局。其后，基于大一统封建王朝周期性的重逢与发展，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地区打破“华夷之辨”价值分殊，实现相互联通、渐次统合，以自身凝聚力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的“一体”即为一个具有高层次认同的民族——中华民族。新时代以来，中华文明不断以新的统一性文明特征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并塑造更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格局。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以不断革新的统一性形态和不断深化的国家建构形式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并赋予中华文明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明内涵。
（二）统一的文明追求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空间
文明是历史之记忆。中华文明记录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展望出中华民族的集体愿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化支撑。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主峰”，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原文明便是各统治政权彰显其“正统地位”的首要攀爬目标。而先秦时期得以形成的“天下秩序”观念，为中原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理念支撑，并拉开以中原区域为核心吸纳多元民族文化的帷幕，形成以“他者之异质”化为“我人之精华”的文化理念，在此基础上，最终熔铸为“多元而渐变、共存而非排他”的文化共同体。又如周王朝时期，中原地区之外围民族，在中原文化的教化下渐染华风，以致“楚变而为君子”。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都将国土的统一、文明的统一这一理念融入其王朝发展的筋脉当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在这一特性的关照下，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不断的对立与融合中实现了由“华夷之防”到“以华变夷”再到“夷夏一家”的转变。民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各少数民族在接受华夏文化、融入华夏、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心理认同，最终演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动力。在现代化新征程上，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更为牢固。在统一的文明追求的引领下，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统一性结构将更为整全。
（三）统一的情感归属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同意识
在中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与西方文明史中“地理边界扩张与文明解体同频同步”相对照，中华民族能够在政权更替、异族入侵、文明蒙难等各类纷争中，始终保持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且绵延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华各民族统一的情感归属。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在风险与挑战的重要支撑，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之所以浩浩五千年、弦歌不辍、赓续向前，正是基于各族人民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坚守，才有了各族先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披荆斩棘，有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基于各民族对“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的始终追求，才有了中华民族的对外团结抗战与自发反帝反封建，有了中华民族“矢志不渝追求统一、实现统一”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基于各民族对“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坚定抉择，才有了藏族牧民“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自守边陲，有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精神谱系。也正是源于中华儿女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历史意识、赓续的文化精神以及命运与共的铿锵足迹，中华民族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统一的情感归属极大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心理。这种认同基因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并在经历数千年锻炼和铸造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民族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形成历史合力，共同参与民族发展进程。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统一的情感归属是中华各民族增强“五个认同”的关键因素，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潮流中砥砺前行，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动力。
四、“包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特质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衰、赓续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精神特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以“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博大胸怀积极展开对外交往，也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雅量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生命禀赋。“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政治智慧，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特质。
（一）包容性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的文明范式
包容性精神是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生成中最为深厚的理论基因，也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人的本性基础上的自觉认知，也是一种民族性格的表达。如“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价值诉求。中华文明发端于广大农耕地区，后在与广大游牧地区、山林渔猎游耕地区的优势互补中融合，成为具有强大生命特征的文化价值系统。如良渚文明的同一性、陶寺文化的共存性、石峁文化的交互性、二里头文化的汇融性，皆为中华文明早期文明的“基因链”，各时期文化皆体现了去芜存菁的包容性精神。多元互动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包容、融合、和善的演进足迹。判定是否归属于同一民族的标志不在血缘，也非地域，而是对中华文化的精神认同。认同源于包容，越包容开放越能得到认同，越认同就越会共同维护，最终文明得以源远流长。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模式与取得的实践成就向世界有力证明了，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基底建立的新型文明模式，突破了西方文明以“物质内容主宰精神世界”为核心的固有界限，通过吸收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本真内涵，擘画出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繁荣为宗旨，以消除文明停滞难题为己任的新型文明范式，清晰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引擎。中华民族共同体命题的提出更是赋予中华文明包容性以新的时代精神，使其在众多跨文明关系的话语体系中摒弃了对抗式话语、折中式话语以及同化式话语的表达形式，最终形成了强调平衡、持续开放、保持倾听、加强对话等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对话性话语范式。
（二）包容性历史文化点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生命活力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互相浸润、涵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体系。包容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包容共生的历史格局。包容性文化的核心内涵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丰富的过程，如尧舜时期初步形成的“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政治理念，至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世界大同思想”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的和合思想，以及秦汉以后在不断整合、不断变革的进程中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多类文化融合性发展的文化发展共同体思想。包容性的文化习俗同样经历了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如历史上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皆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融通。又如“三月三”节庆，发端于中原地区，既是汉族的民风习俗，又是壮族、黎族、畲族、布依族等广大少数民族的重要节日。这是以节日文化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各民族形成文化认同的鲜活呈现。文明化是一个不断文明、更加文明的过程，同样，包容性的增长也是一个未竟的过程。从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到邓小平的“应当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扎根中国文化土壤，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提出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明确目标，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将在满足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基本文化权益的实践探索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活力。
（三）包容性政治主张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高度的政治认同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仅在精神领域和历史进程中凸显凝聚功能，同样在政治领域表现出强大的整合性。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包容性，其所蕴含的“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化进程。千百年来，“包容性”理念深度融入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最终形成了深厚的包容性政治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政治传统应用于现代国家建构之中，并进化为将不同民族的政治主张融合进国家统一体系中的包容性政治结构，这一实践探索在完成多元政治力量整合的同时，铸就了中华现代政治文明。新时代参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性交往环境，赋予中华文明更具整合性的价值观念与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秩序，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对内对外展现包容性气质带来新的挑战。要在世界之变、历史之变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延续，就需要建立更为规范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具有足够集权性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集权性确保了政治发展的持久稳定，而多元化则辅以政治制度合理的弹性空间，二者的结合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当前，我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愈发凸显，包容性政治主张趋向规范化、制度化，包容性政治理念深入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拓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维度，铸就广泛且稳固的爱国统一战线。因此，要进一步拓宽中华文明政治包容性的宽度、广度以及深度，共同筑起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防线。
五、“和平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底色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世代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这表明“和”在中华文明发展体系中始终占据突出地位，其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价值秉性，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底色。
（一）“交通成和”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交流范式
《庄子·田子方》中提及：“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和”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征，又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指引。中原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同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关键在于其所蕴含的“和”思想。中华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而这种格局也决定了中华文明能以平等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的发展趋势。纵观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从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再次谱写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程足以证明，只有坚持互通有无、平等包容、合作共赢，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才能共享和平、共求发展、共创辉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是对内家和万事兴的“和”，亦是对外协和万邦的“和”。“和”的智慧，让中华文明在绵长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让中华民族在沧海桑田的巨变中持续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和”的追求，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互鉴融通的核心要素，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迸发旺盛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建设的交流范式。
（二）“共身并进”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根基
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式，也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走向。文明的交流互鉴与文化的沟通相融都是一个国家发展、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和”的感召力与“和”的吸引力而自主生成的。“和”的观念为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互鉴融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方面，“和”的感召力体现在中华民族对共同体的追求与探索中。文明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形态。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基因，并在潜移默化中同历代华夏儿女融为一体，成为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养分，使得中华儿女始终具备共同的精神规范和价值追求。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下，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与基础，也成为助推各民族团结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华民族对“共同体”的追求与探索可以说是一种对多样文化的“共创”以及文化认同的“深化”。另一方面，“和”的吸引力体现在中华各民族对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的相互理解中。理解是包容的前提条件，亦是“共处”的先决因素。“共处”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特征的具体体现，它主张中华文明不能以对立、对抗的姿态对待其他文明，不能一味地去批判与否定其他文明，也不能将自身所坚持的文明观强加于人，而是坚持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同其他文明和平共处。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无论是“和”的感召下的“共身”，还是“和”的吸引下的“共进”，中华文明皆因多样而互动交流，中华民族皆因互动交流而迈向多元一体。
（三）“保合太和”擦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底色
“和”是中华民族内外交往的基本遵循，它主张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也主张互利共赢，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方面，“礼之用，和为贵”是价值遵循。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交往的法则和行为遵循，也是“和平性”贯穿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价值支撑，更是人类社会和平发展、持续发展的根本准则。“和为贵”的文化追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价值遵循。另一方面，“大一统”是理念遵循。“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大一统”思想主张在多元文化体系中，中华文明要注重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塑造，而非依靠文化霸权、文化偏见、文化排斥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大一统”思想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是中华各民族步入融合、走向一体的关键所在。再一方面，“求大同”是目标引领。中华民族是一个向内求的民族，从“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由内至外的以德化人，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也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对“天下大同”和谐世界的追求与向往。这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的文明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指引。中华文明蕴含的丰富文化基因、丰厚文化传统和独特基本国情，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生不息，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路，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有力证明和中华民族和平基因的最生动体现。是以，“和平性”决定了我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使得中华各民族能够在情感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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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人类学
Minzuology&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