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华文艺》第168期

为海外游子创业抒情
为欧中文化交流讴歌

吴秦 (法国)

（1）我的第一任房东

千禧年2000年的元月，我成功地收购了巴黎的第二家酒店，名叫BELGRAND 酒店。这是我收购的首家星级酒店，虽然只有二星，我还是志得意满，跃跃欲试，决心要在酒店业大干一番，感觉扬帆起航的号角已经吹响 ！

我收购的是经营权，根据多年前已签好的商业租约，每月还得向房东缴纳一定金额的房租。这种商业租约，商家习惯简称为三六九租约，顾名思义就是每隔三、六、九年，双方都可以续约或解除租约；如果是续约，就牵扯到涨多少房租的问题；如果是房东解除租约，商家就可以通过律师向房东索取赔偿金；若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就得打官司，由法院最终定夺。

我接手 BELGRAND 酒店后才逐渐发现，这个酒店和房东的纠纷，远没有成交前向我预告的那样简单。这个房东CAILLAT 太太，长期在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居住，是个官司狂，特别爱打官司，乐此不疲。彼时酒店和她的纠纷是三六九商业租约到期后，她要大幅度涨房租造成的。我的前任不堪重负，无奈请了一个律师维护权益，并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以抵制房租无理的乱涨。但是官司的道路漫长，需要很大的耐心和韧性。房东 CAILLAT 太太不但自己本人，还通过其律师不厌其烦地以各种方式，干扰酒店的正常经营。我的前任实在忍无可忍，这是其廉价出售酒店经营权给我的重要原因。这些事我后来才知晓。

作为酒店新的继任者，我同时也继承了和房东的这些官司。由于我的前任立场摇摆不定，过于委屈求全、软弱，其律师的水平可能也有限，以至于酒店房东 CAILLAT 太太此前一直占据着上风，盛气凌人。

当时我手上的律师资源有限，经过短暂的思索寻找，我的眼光落在了 DAVID 律师身上，请他出任我的商务律师。那时我刚和他认识不长时间，对他的了解并不深刻，只知道他的事业心强，能尽心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客户的利益。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官司成为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官司，直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至今已有23年多，期间还换过房东，但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

刚接手酒店后，我把精力集中在开源节流，发展业务上。至于和酒店房东 CAILLAT 太太的官司，我交给 DAVID 律师全权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个官司是个持久战，辩来辩去，驳来驳去；每次对方提出新的论证，我方便推出新的反驳，反之亦然，直到双方都没词了（经常是已经十个以上的来回了），法庭才预定开庭的时间；一审后耐心等待判决，判决下来后，输的一方肯定上诉，然后一切再从头开始进入二审。这种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

我们中国人讲究和气生财，遇事总是礼让三分，以情和礼为先，但在欧美就行不通了，因为他们崇尚的是理和法，赢者通吃，败者滚蛋，根本没有情面可言。

房东 CAILLAT太太 总是那么傲慢固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从未感觉到，她有谈判和解的诚意。

既然是持久战，那我的策略是，能赢则赢，绝不姑息；没有希望赢的官司，我设法赢得时间，指示我的律师尽量往后拖延。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能拖时间就尽量地拖。首先对我有利的是，在打官司期间经营不受影响，我可以安心地工作、赚钱；其二是战略层面的想法，就是时间的流失对年轻的一方显然是有利的，因为那个老太太比我大至少三十岁。如果让整个官司像场马拉松的比赛，甚至更长，比较我们年龄差别，输赢其实已见分晓。

无论是住房租约还是商业租约，法国的相关法律都是偏向租客的。在法官的认知中，房东应该是富有的强势群体，租客则是弱势群体。任何对租客不利的处罚判决，都将对租客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及对社会的安宁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租客是住家，意味着一家人可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是商家，则意味着倒闭、清算、员工失业。DAVID 律师充分利用法律给予租客的权利及这微弱的心理优势，即弱势群体，抓住一切机会，反击房东 CAILLAT 太太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每次法院的判决其实很客观，有法有理有规，双方对错交叉，经常是难分伯仲。但是 CAILLAT 太太的心高，怎么能和一个中国晚辈不相上下呢？每次对判决的不满意，她都认为是律师不得力，接下来就是更换律师，几年下来，换了好几个。她犯了临阵频繁换将领这个兵家之大忌。结果就是每次更换律师后，效果还不如从前。每个律师的思维方式肯定不一样，在辩护中，后面的律师必须引用前面律师的论证，其结果是五花八门的阐述，法官看了肯定头疼。而我这边自始至终只有 DAVID 律师一个人，他早已对这些纠纷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融会贯通，无论是在书面，还是出庭辩护，他都能游刃有余，应对自如。

有段时间，CAILLAT 太太聘请了一位在法国媒体和政商界都赫赫有名的律师 Gilbert Collard。记得当时 DAVID 律师知道后哈哈大笑，他对此嗤之以鼻，说这种普通官司找大牌律师纯属浪费钱。首先这大名气的律师特别地贵，而且经常委托手下团队里的年轻律师出面负责，效果往往不怎么样。这个预言果然成真，这段经历已成为我们开涮 CAILLAT 太太的笑料。

任何官司都需要耐力，而耐力则需要耐心。酒店房东 CAILLAT 太太缺乏的正是耐心。时间就这么流失，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方逐渐占据了上风。房东 CAILLAT 太太没有讨到任何便宜，她开始着急了。人一急就会乱了方寸。

有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就是一天，我突然收到 CAILLAT 太太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在对我发泄不满的同时，还充斥着对我作为中国人的轻蔑，胆敢说，你们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是同样的赖皮等之类的话。我马上找到 DAVID 律师，商讨如何应付这一有辱我尊严的事件。DAVID 律师看完信后沉默一会，告诉我可以考虑刑事起诉她“种族歧视”，但是理由不太充分，因为她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辱骂我，也没有造成实际的名誉损失，只是以私信的方式在泄愤。但这封信可以作为我们的商业依据，引起法官对我们的同情。

从这封侮辱我的信中，我得出了其它结论，即这个CAILLAT 太太越来越没有耐心，沉不住气了。DAVID 律师还向我证实，CAILLAT 太太和她的律师之间矛盾重重，她常说三道四，干预律师的正常工作，这种状况让任何律师都很难持续下去。我的直觉告诉我，不久可能会有大的转机出现。

果真如此，精疲力尽的 CAILLAT 太太找到一个房产中介要卖房产权。我异常兴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此前 DAVID 律师多次和她的律师沟通，要购买产权，都被拒绝了。

中介及时向卖方转达了我有意向购买产权，但很快就遗憾地告诉我，CAILLAT 太太明确声明，卖给谁都行，唯独不卖给我。她这么恨我，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

这些年，面对与我打官司的不同对手，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他们尤其憎恨 DAVID 律师，这是因为除了他自己出色的抗辩能力外，还在于在我们的策略，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拖，这样的持久战很适合我的口味。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中国人在上学时，都在学校读过一篇文章，名叫《论持久战》。

酒店房东 CAILLAT 太太最终就以这样的方式惨淡出局，永远地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2）我的第二任房东

新任的房东是男性，名 FRANCIS，他于2013年从 CAILLAT 太太手上买到了这个酒店的房产权。之后我们之间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流。他年龄看着近六十岁（后来交谈中得知比我大六岁的样子），个头明显比我低，身板微显驼背，全身精干瘦，白净的脸庞上，一双诡秘又高傲的蓝色眼睛总在蔑视地瞟着周围的一切，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谁敢惹我的样子。他确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商，在巴黎有上百套房产。在和我对话时，他话里话外显得对我不屑一顾，并明确告诉我，和他有纠纷的租客，最终都打铺盖走人了，言外之意，昭然若揭。看着他那副自负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走着瞧吧，我这么想。

这位新房东顶替了他的前任继续和我打这些官司。他的首位律师自然而然也是CAILLAT 太太的最后一任律师。这位不同寻常的商务律师不久便发现了我材料中的一个重要破绽，他不但抓住不放，而且步步紧逼。我当时心情很紧张，生怕对方在此刨根挖底，大做文章。但越担心的事，它越来得快。似乎看到了契机，新房东 FRANCIS 立马抓住这个突破口，他像发现了一个决胜的法宝似的，一定要给我致命的一击。他干脆换了个刑事律师（估计也是为了节省些律师费），起诉我违规作弊，为此我随后被警方传讯问话。他肯定得意地认为，我打铺盖走人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垂头丧气的我，找到了法国著名刑法专家 BROSSOLLET 先生，作为我的刑事辩护律师。

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房东 FRANCIS 新任的刑事律师，以私信的方式告诉我的 DAVID 律师，已准备好了充足的材料，不日将发给税务局，实名揭发我的“逃税”行为。面对这接二连三的攻击，我的 DAVID 律师被搞懵了，不知所措，开始质疑我在搞什么名堂，看着他踌躇不安、表情凝重、徘徊不前的样子，我的头都感觉要炸开了。

DAVID 律师有一个许多律师没有的优点，就是太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所以他才那么用心良苦，但这也容易操劳过度。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面性，过于操心就物极必反，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

本来围绕着商务租约的纠纷已经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现在突然又增加了刑事诉讼和税务揭发，DAVID 律师开始萌生了离开我的念头。

有一天在办公室，他低着头，目光呆滞、表情苦涩地告诉我，因为这些错综复杂、悬念迭起的案情，他连日睡不好觉，思考再三，决定不再出任我的律师，有意终止我们的职业关系。我听到这些言辞，犹如遭到晴天霹雳般，感觉到全身的血液突然凝固了，只听到那绷紧的心在“砰砰”地急促跳动，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屋漏偏逢连夜雨，命运就是这么会磨难人。我强做镇静，咬着牙，屏住呼吸，平静地说：您不能这样甩手不干了，您是律师，我是您的客户。当时我有了四面楚歌的感觉。

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心灰意冷不知所措，又恰逢2019年，带 9 的年头都是我的本命年。我因曾卷入“华人卖淫案”而饱受折磨的那段经历，就发生在2009年，（详情见欧华文艺 第76期——我在法国打官司之二 ），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没松口，在我的忍耐坚持下，最终 DAVID 律师没有离我而去，这也是职业道德吧。我们至今仍然合作愉快，那段往事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谁都不愿意再提起，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一波又一波向我发动的攻势，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压垮，就像 FRANCIS 总说的那样，和他抗争的租客都要被扫地出门。我感到身心疲惫，这样下去还有希望吗？结果是什么？带着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轮到了我开始萌生退意。幻觉中，压倒我的最后一棵稻草已经隐隐出现。

我主动联系到 FRANCIS，表示愿意退出这个酒店。我告诉他想谈个价格，愿意低价把经营权转让给他。我想到了市值的三分之一，即60万欧元，我苦笑着，在电话中把这个数字告诉了他，怀着一丝希望，等待他讨价还价，我想着还能再降些价吧，甚至想到了30万欧元，为了解决这旷日持久的纠纷，也是彻底解脱自己，我豁出去了。

但让我失望的是，FRANCIS 非常地强硬，他反复强调，不要有任何幻想，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净身出户，还拉着嗓门用近乎疯狂的声音连续地问我听明白他的意思没有？这下我还真的明白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真要把事做绝。我的心情再次降到了冰点。看来别无选择没有退路，我只能背水一战了。

感觉到我可能已经被击垮了，信心膨胀的 FRANCIS 犯了个大错，他时不时地给我发短信，说只要我把酒店拱手相让，他就可以让律师撤诉，我不会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这种敲诈方式在法国刑法上称刑事讹诈。我假装不太懂什么意思，让他解释一下，他反复地用手机短信（成为了物证）强调肯定是没问题的，唯有这样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纷争。有了这些证据，我便找到了 BROSSOLLET 律师商议对策，他觉得事态严重，马上拟文给共和国检察官，刑事起诉 “刑事讹诈罪”。

BELGRAND 酒店位于巴黎市20区，共27个套房，现已晋升为三星标准，其正常的经营权价位，应在200万欧元以上。这相当于他间接地向我敲诈200万欧元，狮子真开大口。这下该轮到我起诉了。

BROSSOLLET 律师和 DAVID 律师在开会时，生动地举了一个例子：甲方有意识地“误拿”走了乙方一辆价值二百欧元的自行车，在乙方发现了此事后，甲方即刻把自行车还给了乙方，但乙方并不满足，趁机向甲方勒索一万欧元并威胁，如果不给钱就报警。这就是典型的刑事讹诈，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这样在刑事方面，我不但扳回了一局，从势头上看还压过了他，因为他的问题明显地更严重。

在税务方面实际没有大问题，首先那是发生在十年前的事，从税务法律上看已经过了有效期。最重要的是，我的时任总会计师 CASSAM CHENAI 先生（已经不幸去世，详情见欧华文艺 第113期——我在法国打官司之六《二十年后真相大白》）已经在发案第一时间，从公司的账面上做了相应的变动更正，即使发生相关的税务检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FRANCIS 辞退他的商务律师被证明是一步错棋，因为后面事情的发展和他的期待大相径庭。DAVID 律师曾经向我透露，这个商务律师在律师界颇有名望，是商业租约方面公认的权威，还出版过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堪称教科书。不少法官经常以他的这些书作为判决的参考，因此在他面前都尊敬有加。DAVID 律师和这位商务律师博弈，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正是这位律师发现了我这边的那个破绽，才有了后面让我胆战心惊的刑事诉讼。 

FRANCIS 大概认为商业仲裁太慢，实在等不急了，他把赌注全压在了刑事律师身上，要釜底抽薪，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地把我赶走。但过于自信，孤注一掷的他又错了，而且是更大的错误：打官司绝不是在下赌注！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对于刑事诉讼，在我的律师 BROSSOLLET 先生的运筹努力下，我是后来居上碾压过了他。

在税务方面，他刑事律师的实名揭发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动静。也有另外一个可能，这个所谓实名揭发信就没发出，税务局也没那么傻，拿来当枪使，打击竞争对手。这可能纯粹是一个旨在恫吓我的卑鄙手段。

FRANCIS 期盼已久的刑事诉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税务恫吓也灰飞烟灭。但商务纠纷却按原本的节奏继续进行。FRANCIS 唯一保留的律师，即他的刑事律师，独自进行这个无头无尾的商务纠纷，在 DAVID 律师面前，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这明显不是他的长板。

FRANCIS 原计划一年内把我赶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从最近的一些接触发现，是他儿子来继续我们之间的官司。岁月不饶人，他也等不及准备退休了。也可能10年后，我的儿子接班，老子们的纠纷就由儿子们解决吧，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有更多的理性和智慧。

我希望尽快地解决这个纠纷。这取决于有一方放弃或者退出。我的目标是最终把酒店的房产买下来，就像上文那个 Hostellerie du lys 官司最后的结局一样。（欧华文艺 第83期、第90期、第98期——我在法国打官司 三、四、五）

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官司都有结尾的时候，就像任何战争都会有结局那样。最终我是否能如愿以偿拿到房产权，敬请广大读者们关注，我们拭目以待。

人生如梦，生活似戏，若能活得比戏精彩，这一生就知足了。我打官司的故事暂且到此结束，谢谢广大读者的关注，我们后会有期！

（全文完）

张国平（中国安徽）

曾欣（中国湖北）

 李齐向荣（列支敦士登）

作为“列支敦士登的艺术”系列邮票的新延续，今年，列支邮政将通过一套2枚邮票分别聚焦“汉尼·希尔舍尔”（面值：1.00瑞士法郎）和“埃维·克利曼德”（面值：1.20瑞士法郎）这两位艺术家及其一生的作品。

As part of our "Fine Arts from Liechtenstein" series, this year we are putting the spotlight on two artists and their life's work. The special stamps show images by "Hanni Schierscher" (face value: CHF 1.00) and "Evi Kliemand" (face value: CHF 1.20).

埃维·克利曼德（Evi Kliemand，1946年出生）于2007年创作了她的两部曲作品《脆弱的平衡》。作品采用180 x 210厘米尺寸的画布和水粉技法，突出了所有生物的脆弱性、受威胁的平衡性，以及画家自己对上述脆弱性和平衡性的感知。画家将这枚邮票献给她的父亲阿尔方斯·克利曼德（Alfons Kliemand），因为后者“在列支敦士登作为一个全球网络化背景下的集邮家，为列支敦士登邮票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Evi Kliemand's (d.o.b. 1946) two-part work "Fragile Balance" was created in 2007 using the gouache technique on canvas in the format 180 x 210 cm. It highlights the fragile, endangered balance in all living things and the perception of it. The painter dedicates this special stamp to her father Alfons Kliemand, who "worked as a globally networked philatelist in Liechtenstein and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of Liechtenstein's postage stamps."

汉尼·希尔舍尔（Hanni Schierscher ，1943年出生）的作品《鸢尾花》是通过使用植物汁液在手工纸上进行自然自印方式创作的。她的作品的特点是她并不将所构思的主题放在纸上，而是在开始创作后，借用大自然内在的力量形成她的作品。她不想描述任何东西，因为她的艺术作品是各种自然过程的一部分，由此她成为自然和观众之间的翻译者。

The image "Iris" by Hanni Schierscher (d.o.b. 1943) was created by means of natural self-printing using plant sap on handmade paper. Her work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fact that she does not put a conceived motif on paper, but instead initiates processes that give form to the forces inherent in nature. She does not want to depict anything; her artistic works are part of natural processes and thus become translators between nature and the vie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