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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外游子创业抒情
为欧中文化交流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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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和富弥生。(曾用名、祁放）旅日诗人、作家。日本的大学中文讲师。
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在国内《文艺报》《诗刊》《山东文学》《长河》《齐鲁晚报》《世界华文文学网》《凤凰网》《香港文学》《香港作家》《文狐网》、日本《中文导报》以及美国、东南亚等各国的华文媒体上多有发表。
代表作有：诗集《永远的女孩》、《之间的心》、散文集《那时彷徨日本》、《桂花之下》等。
弥生（日本）
这两天下雨，我隔着窗往外看，雨声淅淅沥沥的滴在墙角刚刚冒出绿叶的枇杷树上，枇杷叶窄窄长长的叶子毛茸茸的承接不住，雨滴便快速的落到地里，庭院里原本是铺了草皮的，但因为最近疏于打理，长出了一丛一丛的野草，野草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蒲公英，已经开了几朵黄灿灿的花，现在在雨里，有些无精打采。因为接连下雨，气温降低，原本预定的吉野樱开花的日期，也一再二、二再三的被拖后，让专门为看樱花而来的朋友心里焦急。看着电视里被作为开花预测的那支生长在神社里的樱花在雨里瑟瑟发抖，全枝的花骨朵只有一两个才露出针尖大的一丝粉红，我叹了一口气，“还得些日子呢”……去年的这时候，樱花已经满开，只是因为家住附近的一位原本每年都会一起去“花见”的朋友，突然在那辆一起乘坐的电车里发生脑溢血倒下，使得我整个花期里都在担心着她的手术，关心着她的苏醒，惦记着她的康复，便没有任何像以往每年那样到处去赏花的心情了。去赏花也需要一个好心情，需要全神贯注地，需要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欢喜与愉悦，不然，你怎么能把花神那么神秘的声音听清楚呢？今年，女友从上海专门来看花，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告诉她今年的花期也应该是3月下旬，因为3月下旬是日本的毕业季，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学生们都会在樱花满开的季节里从所在的学校毕业，他们的礼服盛装与盛开的樱花一起，会成为他们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记忆，也成为他们迈向下一步的出发点。女友等待了快两周，竟有一半的时间在下雨，雨中的樱花树保持着一片宁静，偶尔看到零星的花朵，也大都不是吉野樱的品种，这个春天的主角迟迟不肯在眼下风雨的环境里绽放它的笑脸。隔着屏幕，我们相互叹气，女友说她回程是30号的机票，不甘心没赏到花就这样离开，我说，“能不能改一下归程，晚走几天啊”，毕竟电视上的播报员也着急，她们已经预报了好几回“开花”了，回回落空。在我对花季的记忆里，每年都是在三月的匆忙和不经意里，樱花已经粉白绯红地一下子就铺天盖地，然后抽出时间约好朋友准备去赏花的时候，风起雨落，只剩唏嘘，于是只好期待来年，而整整一年的春去秋来，会改变很多事，也会改变人的很多心情。隔着屏幕，女友说：“随着离开的日程一天天将近，说没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但春天花会开的，是吧？”“等待”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坚持而期盼，坚持一下，期盼樱花盛开，无疑，这与等待其他别的，似乎有那么些不同。望着外面的风雨交加，今年的“等待花期”变得有些磨人，有些漫长，有些无奈，也有些焦急。“我以前也有过一次等待花开的经历”，隔着屏幕她说：“2016年的春天，我去了美国密西根州的兰辛。到达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了，看不清楚街道上的景色。”“我住在一家临街的民宿里，我的房间有两扇窗户，一扇是面向街道的。那条街不宽，很安静，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第一眼看到映在窗帘上的树枝的影子时，还以为是花的影子，兴奋地拉开窗帘一看，哪里有花，窗外的树连花苞还没爆出。”“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步行去河边、去湖边、去逛老城的街道，感受着天气的变化也观察着树木的变化，不出门的日子，我就坐在窗前看书，或看窗外走过的遛狗的人、嬉戏的松鼠、和那些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叽叽喳喳的鸟儿。日子是一天一天地数着过的，终于有一天，我早上拉开窗帘的时候，看到树上的花开了，先是一朵两朵的开，然后是一簇一簇花，再后来是千树万树遮天蔽日的花开。街边的树也是一天一个颜色，从最初的一点点羞涩的黄绿，一点一点地变成嫩绿叶芽，然后到花落满地的时候，小叶芽就伸展成了一片一片的绿叶，满街的树也都是一片新绿了……”我沉浸在她的描述里，我仿佛也跟随她坐在那面窗户前，看到了那些花开，那些绿叶，那些风景，也仿佛看到了一个独处的女子，在这场等待春天等待花开的过程里变得安静和美好。等待有时确实让人感到煎熬，但能够静下来，顺其自然，而且心里要相信春天，相信春会暖，花会开，而且，樱花已经在默默地积蓄能量了。“在等待中磨炼了自己的心性，也在等待中学会了等待”……她说的真好，如果时间不等人，那么，就让我们等待花开吧，等待的分分秒秒都是用心的话，那么，这个春天的花季一定是美丽和值得的。![]()
熏衣草田(施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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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地时间7月16日上午由中远海运承运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K高清转播车抵达法兰西体育场完成与奥林匹克转播公司的交接，“中国红”车队将在这里进行巴黎奥运会田径比赛和闭幕式的8K国际公用信号制作。
这两台“中国红”转播车于5月31日乘坐“中远海运白羊座”轮从宁波启航，乘风破浪30多天绕行好望角，穿越大半个地球后于7月5日随船靠泊欧洲最大港口——荷兰鹿特丹港后由中远海运欧洲公司安排拖车从陆路运抵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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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钧：旅法学者，资深媒体人，一战华工史专家，中法文化双向推介讲演人，法华作家。
富尔夫妇接到周恩来总理的午宴邀请，自然是不出意外。他们5月22日晚抵达北京，进下榻饭店后就获知午宴定在24日。周恩来是富尔最了解的中国人，几年前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之会过。周的许多特征早为西方人熟悉，譬如永远保持着警戒心，经常露出微笑，灵活的表情中带着调皮，有时候给你感觉他像在开玩笑。当他戴一顶鸭舌帽时，有点像巴黎的郊区人。富尔熟悉苏联，他感到中国的政治肖像学远没有苏联发达。
周恩来邀请的午宴时间为13时15分。但负责接待具体事务的吴茂荪在最后时刻接到电话，说总理要迟到一会儿。富尔知道，世界上不管什么制度，一国的总理、首相差不多都忙成这样。当翻译的李先生与夫人，陪同两位法国贵宾坐上等候在北京饭店大厅门外的吉姆车，驶往中南海。富尔夫人吕茜注意到，李夫人今天穿的中国绿绉呢裙子非常漂亮，与她娇小柔美的身段十分相配。吕莤在女性中算高挑身材。轿车驶到中南海里一座花园中间的宴会厅外，周恩来总理已站在台阶上迎接。从两位法国客人走下车子，与主宾握手互致问候，到走进十几把沙发椅围住的餐前歇息室，记者们的照相机、摄像机、闪光灯一路不停，跟了近一刻钟。西方人餐前喝开胃酒，这里以茶代酒，还有香烟、雪茄招待。女性的眼睛就是尖，吕茜趁机打量周恩来，见他身穿淡褐色的华达呢上装，一支钢笔别在胸前，西裤的熨缝清晰可见，脚上的黑皮鞋质量上乘。周是个帅男，眼光直率，表情惊人的多变，他常常笑出声来，一笑眼角布满皱纹。法国人不讲虚龄，她算周今年有58岁，觉得周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开胃酒”时间足有三刻钟。在场作陪的有教育部长兼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其夫人，昨天坐富尔旁边的外交部副部长及其当新闻司司长的夫人，外交学院党委书记余先生（音译），有一副地道的牛津派头的吴茂荪－他是张奚若极其难得的合作者。看得出吴是外交学会侧翼外交与总理府官方外交之间的一个活络关节，他总是面带笑容，高效地组织富尔的旅行，落实客人的建议，哪怕有时建议多变也决不会不耐烦，富尔因此非常感激他。在座的还有当陪同翻译的李先生夫妇，和在罗湖海关接他们的董先生，其实董是外交部的一位司长，承担正式会晤场合的翻译重任，他在法国留学好几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太平天国时期的法国政治”。餐前交谈是会晤的第一阶段。富尔发现，中方无论谁，他们总是按照既定原则回答问题。譬如中国不想插手别国的事务，中国不当国际问题的仲裁或充当调停角色，等等。在谈到一些国际问题时，富尔提到周恩来先后在万隆、雅加达见过埃及国家元首纳赛尔上校，便有意向周谈起法国与埃及的关系。其实，法国驻埃机构当时已经获悉，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暗潮正在埃及涌动。富尔说西方人将纳赛尔归入“尚能讲道理”的独裁者一类。周恩来接口道：“纳赛尔不是一个坏人，我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你们直接去跟他谈，是可以与他协商的。”谈到苏伊士运河时，周说：“别让美国人插手。法国人和英国人总是受他们欺骗。”![]()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当会议出现偏离宗旨引起混乱后，周恩来当机立断上台发表共18分钟的讲话，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赢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从而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散会后与会的各国代表纷纷请周恩来签名留念。（照片来源：新华社网络）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之滨，早就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追溯历史，1798年，时年29岁的拿破仑率3万法国士兵、300多艘舰船组成的大军远征埃及，用大炮与滑膛枪攻击装备落后的埃及，消灭6000多名埃及的骑兵、步兵，占领了埃及。十九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鼓动埃及开挖苏伊士运河，十年间，埃及付出12万劳工生命的悲惨代价，建成一条长164公里、宽52米的水道，接通了红海与地中海，即为人们后来熟知的苏伊士运河。然而埃及因此而债台高筑，不仅没能靠运河改善经济困境，反被英国低价收购去40%的苏伊士运河的股权；1882年，英国干脆出兵占领埃及全境，埃及再次沦为外强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的重大利润始终掌控于英、法之手。二战后，民族独立风潮兴起，纳赛尔1952年率领军官发动革命，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1953年埃及共和国终于成立。随后，苏伊士运河的归属成为英、法特别警惕的一件事。富尔秘访中国两个月后，纳赛尔总统宣布正式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英法勾结埃及的死对头以色列，突然袭击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支持埃及，后无偿援助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此乃后话，暂且不表。富尔从1943至1944年出任阿尔及尔临时政府副秘书长，介绍法国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之间的“纠葛”时，条理颇为清晰，还拿摩洛哥、突尼斯两国的政体与阿尔及利亚作比较。周恩来听得很仔细，突然脸上露出某种担忧，并说：“这个问题我们无能为力。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应该自己解决，当心别让第三者插手。”富尔马上接口道：“当然，我不指望别的方式，只是你们代表世界上一种重要的舆论力量，让你们知情是有益的。”周恩来话虽那么说，仍然向富尔询问许多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至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已被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了一百二十多年，法国在那里拥有巨大的利益。马格里布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传统上就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公元七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占领并征服北非柏柏尔人居住的广袤地区，使之伊斯兰－阿拉伯化。与突、摩两邻居不同，阿尔及利亚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在漫长的一千多年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之前它只是以伊斯兰教为统冶灵魂的众多柏柏尔部落式的存在。这一地域的民众以宗教为旗帜，反占领反奴役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法国认为唯有大批移民的殖民主义方式才是巩固征服的唯一有效之法。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要求独立、争取摆脱殖民主义帝国的控制，似星火燎原，在世界各地燃起。阿尔及利亚到了1954年，反抗法国殖民当局的烈火越烧越猛。法国不断增兵予以镇压。双方尖锐的矛盾甚至影响到法国本土的政坛稳定。实际上，富尔与周恩来当年谁也没有意识到，中法之间要建交，竟还会与北非的这个国家发生某种牵扯。![]()
法国隔地中海与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相望。传统上马格里布地区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Tunisie, Algérie, Maroc）三国，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把利比亚西端和毛里塔尼亚的东端也加了进去。（照片取自网络）周恩来非常关注国际和平，对裁军的各种计划很感兴趣，但外表上，给富尔的感觉是，我中国完全不在有能力的组织之内。交谈中，双方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其他难题。两人都极顶聪灵，一待觉察到观点无法趋同，便马上转移话题。周恩来给富尔夫妇示范如何吃烤鸭，他拿起薄面饼，涂酱夹烤鸭，再放两根洋葱，然后卷起来，又给富尔面前的一个狭小的高脚杯斟上中国红酒，一边讲起自己从1920年秋到1924年秋四年间的法国生活点滴，说他在巴黎和鲁昂做过留学生也当过工人。富尔觉得他懂法语，不过只听他说了几个法语单词。周对富尔说：“在你们那里，我信仰了共产主义。”“我与当工人的同志们过同样条件的生活。我观察社会，得出结论，打工者不可能变成资本家，但把资本家改造成打工者是可能的。”富尔知道中国近几年正在这样干，但他表示异议道，“法国从1924年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今实现的巨大进步和所有的动因可以证明事情是可以反转的。”
周马上接口说：“每个国家的条件不一样，每国人民应该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
直到饭后甜点快品完，他们才进入正题，而且一谈又谈了很久，谈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富尔心中纳闷，似乎连他自己也道不出个所以然，为何法-中的悖论比别的国家关系更令人惊诧？瞧瞧，大约三年前，一位头顶着部长理事会主席临时代理之冠的人，居然带着他的部长们，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乘上赴伯尔尼的列车，前往法国驻瑞士的大使馆设午宴招待中国的总理，那个人正是他自己啊。他在巴黎履行代理政府首脑的职责，却闭眼不理会国际司法层面上的可不可为，兀自去第三国与没有外交关系、遭到西方封锁的一国总理会晤。这种事公开出来不好解释，还将造成相当大的政治被动！
确实，应该尽快使之关系正常化。可是，从伯尔尼的午宴到北京的午宴，时光流逝，事情依然没有进展呐。
富尔在昨天的欢迎宴会上隐约暗示，外交承认中国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不过迫不得已时法国可以孤立处理，但中国任何情况下似乎都做不到单独处置。今天，周恩来表达的观点印证了富尔的预料，而且听周之论，似也无法反驳。要承认人民中国，必然掺杂着联合国席位与台湾两个问题，事实上它们使法中建交变成了一揽子复杂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富尔越来越清楚，对于中国，主要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键之关键，就是台湾。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担忧，就是不允许出现“两个中国”。因此，中方必然会全力揭穿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理论谎言，努力击破任何企图造成”两个中国”（北京的中国和台北的中国）共存的阴谋运作。 会晤中，富尔想从法律层面让年长他十岁的周恩来，了解到法国认为合乎情理有可能采取的方式，虽然那样也并非没有一点风险：即建议法国派出一名大使赴北京，同时在台湾保留一名商务专员；讨论联合国问题，则可以采取过渡的形式......富尔自信在司法领域游刃有余，他19岁获法律学士文凭后进律师事务所实习，21岁进入巴黎律师团，成为全法国最年轻的律师。从政后被公认为熟稔司法的头脑灵敏人物。可他没想到，他认为法律层面讲得通的举措，中方在座者们的表情竟无一丝令其期待的回应。周恩来认为法方支的招，会导致一揽子系统上出现一个突破口，而且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法国派大使来北京，保留一名商务专员在台湾的设想无济于事，是不友好的一种姿态。
富尔已看出，中方不愿被突破，中国人自信能守住底线不让突破，自信总有一天他们能得到全部。谈到联合国问题，周恩来按照其政治学说，根本不让步，他拒绝把接受进入联合国组织，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两者之间分开，哪怕作最小的区分周都不予考虑。富尔在之前觉得周为人谦逊，但谈到此事，感到周颇为强硬，谦逊中没有一丝谦卑。富尔较清晰地意识到，一系列问题，都是一环扣一环，台湾问题，外交承认中国，回到联合国，进入安理会“五大国”，赢得国际威望，亚洲的领导地位，其中任何一环都可以带动其他。一环卡住，全链不转。他提醒自己得小心，别让一粒小沙子掉进链子，譬如过早的或笨拙的承认，即使出于好意也不行，尤其不能搞、不能谈“第二个中国”的事！不少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并不真正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重新找回在联合国的位置；认为中国不急于承担其责任；意味着中国乐于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对此，富尔完全不认同。他认为中国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与之紧紧捆绑。中国不着急，因为它不愿意冒险。周恩来多次说：“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懂得等待。”西方人认为，中华民族不像西方大多数民族，不乐意就要吼叫，中国人甘于等待。令彼等好奇的是，就像有些西方政界大佬在问，怎么搞的？这几年中国人的等待竟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吗？中国人懂得等待，他们更懂得要等待什么。中国人很精确地知道他们的目标，为之制定出实施的步骤与方式，他们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积极谋取，他们不让光阴白白流淌，他们让时间为其目标服务。富尔意识到了中国当权者们的这种谋事秉性，只是那时他并不知悉正在发生的某些大事。虽然五十年代初朝鲜半岛的战争使中国遭到西方的封锁，但是西方人并不清楚，斯大林去世后，1954-1955年中苏关系平稳发展，很快进入了蜜月时期。就在富尔秘访北京的前三个月，即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并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大清洗”制造无数冤假错案的问题。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在苏共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并无后来人们习惯认为的所谓“根本的分歧”和“严重的分裂”。
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56年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协议期满回国者还不计在内。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举一例，各基础工业部门和国防工业新增的产能中，有70%-80%，有的行业甚至100%是苏联援建的。
赫鲁晓夫接掌苏共时，资历不深，文化水平也不高，缺乏统筹全局的经验，要想战胜政治对手稳固他在苏共高层的地位，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经常面临巨大的压力，是毛泽东和中共雪中送炭，帮助他渡过难关，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以上相关史料源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主编－作者注）因此，在1956年前后，西方世界虽然继续封锁中国，但中国领导人的内心，并不着急。周恩来的“我们可以等待”绝非随便说说的。现在，富尔观察到，中国的观点是明确的，他也认为对方的观点是合理而精明的。周恩来的态度和回答，使富尔回到北京饭店下榻的套间后，含着烟斗，反复扪心自问：我们西方人懂得我们要等待什么吗？谁能说最近几年的时间对我们有利？现状是，西方政坛掌权的大佬们站在那里不动，只是一味观望，根本不想也不知如何去寻找其他的途径。富尔则完全不赞成这种态度。他对自己重新确定的立场更有信心了，他相信，目前法国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的隐衰只是暂时的，法国应该努力重新焕发创新精神，特别是将西方的博弈引向解决中国难题的方向。
北京之行刚进行到一半，富尔的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毫无疑问，不能向中国政府提出必然遭其断然拒绝的建议。他们怕的是形成第二个中国，我们西方人没有任何理由去鼓吹“两个中国”共存。没有什么可阻止我们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在台湾岛上留下按领事管理定义、低级别但又隶属之的一个部门。如果我们能够作出这个决定，在西方大合唱中只会提高法国的威望，有利于整体地解决这个难题。“如果法国能单独完成目标，谁都不能为此事对法国不满，中国人不会，因为我们仅仅着眼于合法的、明确的意图，并非为博取运作精妙的名声；英国人不会，美国人也不致于。
“不用多久，美国人还会感谢法国帮助他们走出死胡同呢；西方世界里谁都不能指控法国人割断友谊阵线。美国人讲实际、图现实功利的一贯做派给欧洲人的教训够多的了。我们并无奢望反过来教训他们，但也没有理由让美国人的教诲突然丧失其榜样效用啊。考虑国际问题应基于客观事实，世界整体形势或者地域性的局势都在不断演变，地球的远东完全不同于中东啊！”以上富尔的思考，人们能说他不是出于理性吗？政治博弈中的领头者若死抱僵化的观念，必定最终走进死胡同，纵观古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富尔此人非常有主意，冒出一个个主意的速度之快，让人跟不上趟，难怪有的法国人说他像风向标，其实是他比别人能更迅速洞窥到事物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出应对措举。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客，政客者，嘴巴功夫了得，但往往不善于将其观点或计划付诸行动。富尔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善于审时度势，而且擅长实施他的主意。 在华五周多期间，富尔多次遇见周恩来，也多次进出北京，去参观，与有关人士接触，通过第一次直面中国社会，获得了许多感性认识，他发现不少东西与西方媒体报道的大相径庭。他已经获悉，毛泽东主席也可能接见他，只是不知道何日何时。（待续）2024.05.25-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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