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庚为何爱“南”？南名、南音、南方端午龙舟里的满满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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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4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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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00多年前，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等校时，就体现出了异常难得而又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本文将从陈嘉庚的“尚南情结”，亦即陈嘉庚喜爱的“南”字建筑楼群、南音和南方端午龙舟等元素入手，试析深藏陈嘉庚血脉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及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楼名路名中，“南”字的出现频率最高，且都是礼堂或地标等重要场所。比如集美学村的中轴线叫做“尚南路”，地标建筑名曰“南薰楼”和“道南楼”，集会场所称为“福南堂”；厦门大学的礼堂也叫“建南大礼堂”。还有另有指向的南安、南光、南侨等楼群。除了在名字中尚“南”之外，陈嘉庚还酷爱古老南音，1950年回国后创办了闻名遐迩的集美南音社；而且钟爱南方端午的扒龙船，建设了全球首个人工龙舟比赛专用池，亲拟了首个龙舟现代体育赛事规则等等。从“南”字路名、楼群，到南风、南音，直至南方端午扒龙船，陈嘉庚的这种“尚南”情结，固然与他生长于南方尤其是闽南有关；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嘉庚先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坚守。这在清末积贫积弱、备受世界列强凌辱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民初扫除中华传统文化、废掉汉字的一片呼吁声中；尤显难能可贵的独醒和卓越超群的远见。集美学村中轴线名为“尚南”，顾名思义，就是推崇、注重一个“南”字。这个“南”字，当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简单意思；而是源自于一个宋代的理学典故。答案就在尚南路两侧的南薰楼和道南楼。![]()
这个名字，表达了嘉庚先生兴学的目的，以及他对于家乡人民的拳拳仁爱之心；那就是祈望“南风”可以解除百姓的愁苦，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它出自宋代理学家程颐的“吾道南矣”，大致意思是理学南下，实现文教的南北均衡。在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上一直是北盛南弱的。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被传为千古美谈的“程门立雪”主角杨时，二度北上，到河南洛阳拜程颐为师。因学习勤奋，学业优异，深得老师赏识，得到“二程理学”的所有真传。学成回归之日，程颢对旁边的人说：“吾道南矣”。意思是他的理学成就从此南下了。后来果真如此，杨时传李侗，李侗传朱熹，朱熹立闽学，传出了闽南一带“海滨邹鲁”的美誉，有力促进了南方政治、经济、社会，尤其是文教方面的快速发展。这个就是陈嘉庚办学目的所在，也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文教之风南下，实现教育均衡，从而促进地方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无独有偶，由陈嘉庚等福建人创办的新加坡第一所学堂，也叫“道南”。1907年，陈嘉庚等110名闽侨在新加坡发起创办“道南学堂”，专供福建子弟读书。初创时的道南学堂，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中华儒家启蒙教材。1910年，陈嘉庚被选为道南学堂第三届总理，他率先认捐2000元，向闽侨募款四五万元，建起一栋三层楼的校舍，并从国内聘请校长、教员。1912年新校舍落成，道南学堂改称道南学校，为福建会馆属下第一所新式学校。这个道，就是中华文化之道；就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精神的，集美学村“温、良、恭、俭、让”等楼名文化；就是出自《易》《诗》《尚书》《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礼记》《左传》《荀子》《史记》《晋书》《春秋》等等传统经典，镌刻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建筑群中的闪亮名字。1950年陈嘉庚回集美定居后，得知一位造船师傅精通南音，立即聘请他组建南音社。在陈嘉庚的推动下，参加南音社的集美村民多达一百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集美南音蔚然成风，远近闻名。![]()
嘉庚之所以喜爱南音，除了个人兴趣以外，还有就是对于中华礼乐文明的推崇。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礼记·乐记》进一步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其后的战国思想家荀子在《乐论》也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对音乐教化的作用和速度给以系统的阐述，认为音乐流传而使人志趣清明，礼法修明而使人行为端正，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南音也称“弦管”“泉州南音”，是闽南最为雅正的曲艺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南音源自晋唐，它的历史发展经历了“自北向南”的空间传播，“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以及本地化和民间化的变迁和定型。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不同寻常的中原人南移记录。第一次为晋代“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第二次为唐天宝“安史之乱”；第三次为北宋靖康之变，皇室南迁。这长达800多年间的战乱，导致包括士族和皇族在内的大规模移民高潮发生。与此同时，文化南移，河洛语和中原音乐也随之南下。南音由“ 指、谱、曲” 三部分组成。现存三千余首古代曲谱中，内容主要涉及历代故事、古代诗词、风俗民情等，劝善意味深长，教化作用突出。因此，陈嘉庚建立南音社团的目的，休闲娱乐是一方面，更紧要的是借助声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熏陶，提升乡民整体素养，造就“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的优风良俗。很多人知道，陈嘉庚建造的集美龙舟池，是我国第一个人工龙舟赛池；就连具体的赛事规则，也是陈嘉庚直接参与拟订。![]()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让中国人最为厌恶的，无疑就是“东亚病夫”四个字。“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因此，他一直苦苦寻找治世良方。端午的龙舟竞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扫除病夫之讥、医治散沙之病。可谓一举两得。首先，古人设立端午节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祛病防疫，应对“毒五月”。后来演变成了纪念屈原和激励爱国之志。端午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系《易经·乾卦》第五爻“飞龙在天”的吉祥日；喻事物处于最鼎盛时期。是包括病菌在内的万物重要生长期。同安民谚云:“插榕插艾好身命”。意思是在端午采集榕树叶、艾草系于门上，可以驱邪避恶，保护全家大小身体健康。清道光版《厦门志》记载：五月五日，厦门人家悬蒲、艾、桃枝、榕枝于门；用五色纸或彩绢剪成小旗、燕、蝶、金钱等状，做粽子送人。妇女、小孩在手臂上系“续命缕”，用艾制成虎形饰物，也是为了避邪。然后还要饮雄黄酒，并以酒擦小儿头顶和鼻子、房壁、床下，以去五毒。有的还会用百草汤沐浴，称之为“兰汤”。更迷信的人家，还会以纸为人，写一家生辰，在水边烧掉，这个叫做“辟瘟”。其次，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龙的来历，就是中华各民族各部落团结凝聚的象征所在。龙的基本特点为“九似”，具体是哪九种动物尚有争议。但有一个共识就是：应为古代各大部落图腾的结合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谁消灭谁，谁吞并谁；而是兼收并蓄，集合凝聚成更强大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和骄傲；遗憾的是，亦为清末民初所遗失和欠缺的，也是导致近代中国备受凌辱的根源之一。第三，龙舟赛事既能强身健体，又最能弘扬爱国精神，体现团结和尚武精神。早在陈嘉庚之前，厦门就有端午竞渡活动。清道光年间《厦门志》、2000年版《同安县志》记载：龙舟竞渡原为古代江南水乡先民的娱神驱瘟习俗，各地时间不一，内容不同。至明太祖才下令全国统一于屈原投江日竞渡，以褒扬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1938年日寇入侵厦门后，当地端午龙舟竞渡活动随之废止。直到1950年后，陈嘉庚开始修建集美龙舟池，并着手复办龙舟赛事。关于为什么恢复龙舟赛事，陈嘉庚在1954年撰写的《集美龙舟竞赛小纪》就表达很清楚了：“因龙船竞赛，实为水上体育运动会，与迷信神权不同……故自去年提倡恢复”。1955年端午前夕，以集美学校名义发出的龙舟竞渡通知也说：“闽南沿海乡村每逢端阳节向有龙舟竞渡俗例，原为古代先贤屈原爱国捐驱，于是日投江的纪念。抗日战后，此例久废，今人民政府成立，注重文化，追念先贤，推崇屈子，中外表扬。次在政府提倡体育奖励各项竞赛号召下，龙舟竞渡恰好结合纪念与竞赛二重意义，于我沿海举行尤为适当。”虽然，龙舟竞渡俗例并非《通知》所说，是从纪念屈原投江开始的；其实古已有之，但并不影响在集美恢复端午竞渡的积极意义。对于扫除“东亚病夫”之讥、医治“一盘散沙”之病，绝非陈嘉庚一时兴起，而是一以贯之的心中执念。早在1917年，陈嘉庚在赈济天津水灾举办的游艺运动会上演讲是就说：“弟非学界，对于教育，茫然无知。惟运动一科，闻关系卫生为至大，故又称曰体育。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为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1920年5月8日，在集美学校第二次运动会开幕式上的说到：“抱定决心，以提倡体育，恢复国民健康为振兴教育之先决条件”。1921年10月10日，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双十节”运动会上更为直接高呼：“此次运动会，意在发扬精神，锻炼身体，扫除病夫之讥，并望能以学界少数而影响及于他界人士”。1942年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居爪哇三年，写成《住屋与卫生》和《南侨回忆录》。目的还是针对“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问题。其中，《住屋与卫生》一书的封面上特别加了引题：这说明，嘉庚先生不仅有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心，而且已经为胜利后的事情做了安排。关于龙舟竞渡的恢弘场面，唐代文学家符载在《上已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写道:“一号令：雷鼓而飞，千桡动，万夫呼。闪电流于目翼，羽聚生于时下，观者山立，阴助斗志……观其猛厉之气，腾陵之势，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这就是陈嘉庚想要的中华民族气势，亦即他建造龙舟池、恢复龙舟赛的目的所在！陈嘉庚出生在清末，成长于民初，这是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最为悲惨的时代；也是大多数国人对于中华文化最为不自信的年代。作为一位走遍世界的商人，陈嘉庚在办学当中既不崇洋又不排外；既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能吸收他国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保持着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独醒和卓越远见，令人惊叹与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