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原意为水边地，指江海边凹进去的地方，后引申为港湾。
在翔安区金海街道澳头村，有一个怀远湖，水域面积将近三万平方米。其实，这就是澳头的“澳”了。百年之前，这里停泊的是大大小小帆船，这个凹陷处，就是澳头古渡避风港了。
澳头渡口早在宋代就已形成。明朝初年，堂号“芦山”的苏姓和堂号“乐安”的蒋姓先后在此耕耘落户。脚下是贫瘠的土地，眼前是浩淼的海洋，恶劣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澳头人坚韧的性格。当农耕所产不足于维持温饱，滩涂所出不足于累积财富的时候，澳头先民就将幸福生活寄望于海洋捕捞和航海贸易，同时也萌发出海洋商业意识，衍生与海洋有关的习俗。
澳头渡口临近刘五店航道，获得许多商机，从而迅速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贸易业。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解除“迁界令”开始，澳头先民竞相出海贸易，纵横异国他疆，他们建造的南船向北可航行到天津、秦皇岛和锦州；向东可抵台湾和琉球，向南可达广东、越南。一百多年前，澳头工匠就已经制造出能够远涉重洋，载重数百吨的双桅大帆船。
道光元年（1821年），一艘大型木帆船从澳头渡口出发，经厦门岛，穿越波涛汹涌的南海，直达新加坡，成为我国第一艘直航新加坡的货船，也是新加坡开埠之后承接的第一艘商船，开启了从澳头渡口直航南洋各埠的先河。
此后，澳头村民不断驾驭着双桅帆船，运载货物和乡亲前仆后继下南洋，使这个濒海渔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侨乡，许多村民通过涉洋交易，家道逐渐殷实。据粗略统计，澳头村现有侨胞超过两万人，遍布实际各地。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厦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在道光癸卯年，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9月正式开埠通商。一方面，西方廉价的工业商品通过厦门港，倾销到闽南地区，导致内地许多手工业工匠失业或破产；另一方面，当地所生产的瓷器和茶叶源源不断通过澳头渡口，转运到厦门港，再经厦门远销海外。
就在厦门开埠的这一年，历任松江知府、山东按察使、四川按察使、四川总督的苏廷玉回到故里澳头。他兴致勃勃地伫立家乡的海滩，远眺海平面的桅帆，欣然在两块花岗巨岩上，分别题写了“鳌石”和“超旷”。
苏廷玉字韫山，号鳌石。刻有“鳌石”的摩崖石刻立在苏氏祠堂旁边，体现了澳头村民如磐石般的性格；刻有“超旷”的摩崖石刻立在澳头海边一座小山丘上，展现出澳头渡口海天一色，寥廓舒展的场景，抒发出澳头船工开拓的视野。
苏廷玉从政期间，秉持“为人清白，为官清正”的宗旨，因而赢得了“双清”名臣的美誉，这也是今天横跨怀远湖的“双清桥”的命名由来。
2015年，工作人员在清理怀远湖的时候，挖掘出不少宋代瓷器，数量最多的是“同安窑”代表瓷品——珠光青瓷。这种瓷器主要产于汀溪镇的许坑窑和新民镇的新民窑，釉色以淡褐黄釉为主，其次为青釉、青白或灰白釉。有碗、碟、瓶、罐、洗、钵等多种器形，使用刻、划、印等装饰技艺。
澳头所承运的物资，不仅在日本、朝鲜、吕宋、苏禄、安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畅销，而且还跨越印度洋远销到东非沿岸，甚至还转运到地中海沿岸。
民国时期，澳头成为福厦公路的终点站，这里商店林立，商旅摩肩，街道交错，赢得了“澳头镇”这一别称。
临近澳头古渡口的东南角有一座奉祀天后妈祖的广应宫。该庙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四百年来，这座妈祖庙守护着海内外澳头人对故乡的深厚情感。
2017年4月，由海内外澳头乡亲集资，总造价70多万元，高达七米多的妈祖石雕像在广应宫左前方落成。整尊妈祖雕像宏伟壮观，庄严肃穆，面朝大海，成为澳头社区新地标。
澳头人开发了锦州港
文/蒋永泰
1740年，澳头南北船蒋氏船队，开发锦州市西海囗码头，这就是我国北方大港锦州港的前身。
据辽宁锦州西海口真武庙碑文记载：
清朝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福建同安澳头蒋家驾船到北方通商，九月九日遇大风，船被刮至锦州天桥厂附近海岸(今锦州港西海口工业园区)，登岸后发现该处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是一片未被开发过的盐碱地带。当即请天桥厂一位姓才的人作向导，去锦州城勘查地理。得知锦州是一个较大的古城，是辽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理想的物资集散地。船队靠岸处距锦州约六十华里，物资运往锦州销售甚为方便，同时还可以将北方的土特产品载回南方销售。
在这个地方开辟一个通商口岸较为合适。
因此，船队回澳头后就在蒋氏家庙中议事，商定每房出五条船，五房共出船二十五条。再次载货到锦州天桥厂海域，船队登岸后，一方面销售货物，一方面采用抓阄的方式划分地段，每房建一条街，同时着手修建码头。因东面有个东海口(又称马蹄沟海口)，蒋家就把这个无名之地定名为西海口。
西海口码头经过蒋家人的开发建设，很快就成为辽宁西部一个很繁荣的帆船商港。进口船只来自全国沿海各地，来自福建、广东的船叫雕船、乌船或红头；来自江苏、浙江的船叫杉船；来自天津的船叫卫船;来自山东的船叫登邮；这些船每年都来一千艘以上，运来上述各地的物产、药类和外国洋货。出口货物主要是粮食和油料作物。
清朝在西海口码头设立巡检实行管理。当地由驻防守御协领派员设卡，征收进口船规，作为捐税，每船收规银二十两，咸丰十年开始加倍征收，每船收规银四十两。
据史书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爱新觉罗·敦敏曾在西海口当过税官。由此可见，西海口建码头不到二十年就迅速繁荣起来，吞吐量逐年增多，当时还把闯关东来的河北省沧州地区穷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十八帮，专门负责装卸货物。当地老百姓流传这样一句话:“卸不完的西海口,填不满的锦州城”。
西海口的极盛时期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同治初年此地又准运杂粮出口，遂使东海口进出船只云集而来，那时桅杆林立，商旅接踵，一派富庶繁华的景象。至清代光绪初年，由于牛庄、营口商埠相继开通，到西海口的船只日渐减少。后来京奉铁路修通，海运一落千丈。西海口成了渔港。
当年，蒋家船队(北方统称南船)使用的船只一律为木帆船，载重量大约在四、五百吨左右。南船一年走两个往返，每年的农历正月由南方载货来，秋天装货往南方而去，十一月中旬(小雪)南船第二次到西海口。澳头到西海口，船只需在海上航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西海口极盛时期，共有蒋氏族人二百多户一千四百多人。他们除了以“乐安”为堂号外，每房还各有自己的商号，分别是锦头，振发、元兴、元昌、元盛。
西海口衰落后，振发号部分人远赴新加坡发展；元兴号多数人固守西海口；元昌号有的回南方，有的去了新加坡，也有人去了山东省烟台、龙口地区。现今留在东北的澳头蒋氏后裔，主要是振发号和元兴号的人，主要聚居在锦州港的西海口、朱家口、孩窝铺社区。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建西海口码头，定名为“锦州港”。到2019 年，锦州港口岸吞吐量连续 3 年突破亿吨大关，位于全国沿海港口第 23 位，成为辽宁省重点发展的北方区域性港口，是中国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战略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