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翔安区现辖范围内，除了位于新圩的东溪上游外，那就是九溪流域了。2007版《厦门水利志》记载：
“九溪(又称西林溪)，为厦门市第三大河，由内田溪、美山溪、马池溪、店头溪、新安溪、沙溪、莲溪、内头溪、后房溪等九条干支流组成一树状水系，故称‘九溪’。主河道长20.55公里，流域面积101平方公里”。
所谓“九溪”，应为近年来才有的叫法；在光绪版《马巷厅志》卷二《川》的篇幅极短，只有寥寥数行，至于溪流，只记有一条：
“莲溪在厅东十里，发源鸿渐山，自民安里萧外村，经蔡塘；又一发源东大帽山，经长兴、同禾二里，合于林溪、宝溪，经崐岭、登连，与蔡塘会流，至董水村，过通济桥，东入于海”。
在乾隆版马巷厅舆图中，中部有一条溪流，自西北向东南，从七里保到蓬莱保，在此分流环抱后由董水入海；这个就是厅志记载的莲溪，也就是现在的西林溪或称之为九溪了。
从地图看，七里保位居上游顶端，顺流而下，莲溪横跨马巷厅三大主道，辐射大半个厅治范围，形成完整齐备的水陆交通网络。在汽船汽车尚未问世，畜力车乃至公路短缺的古代翔安，这无疑是一条十分宝贵的黄金水道。
七里，现为新圩镇桂林村下辖自然村。所谓七里，指的是此地与官道距离七里路，故名。
为何特别强调与官道距离？必然是有着某种关联的。
桂林村清属同禾里六都七里保；1943年属民石乡桂林保；1950年为桂林乡；1984年为新圩桂林村委会。辖七里、后寮、园下、草埔宫、前边、桂林等6个自然村。
所谓“桂林”，那是美化后的地名，本来是叫“鬼林”的。
当地古代民谚云：
“沙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
指的是从沙溪到七里这一带处于风口，种植松林不易长大，俗称“鬼林”。
又一说为：当地村民常到松林里扫落叶，随身背的柴篮就挂在路旁树上，人称“挂篮”。在当地方言中，“鬼林”“挂篮”“桂林”三词基本同音，后面就雅化为“桂林”了。
在七里东边，就是当地著名寺庙“出米岩”。据光绪版《马巷厅志》卷二所载：
“出米岩，在民安里八都，山顶上有岩。宋幼主驻跸于此，有石穴出米，以赡军士。乾隆四十年间，鸠金重建，庙宇巍峨。山后有五议洞，相传为五臣议事之所。前有宝盖峰、御罗石、圣泉水、饮马池诸胜”。
所谓出米岩，就是传说可以出米的岩石缝，类似荒诞的神迹并不鲜见。厦门岛上、莆田仙游，还有桂林等地，也有类似翔安出米岩的所在和故事。之所以代代有人热衷于编造和抄袭如此离奇的秘境，目的不外乎是博取眼球和流量。当然，也有一定教化作用，比如仙游和翔安的出米岩，都以贪心和尚的故事，圆上为何现在看不到出米的传说。
几个地方的故事都是如此这般的。话说：本来是这里来多少人，岩里流出多少米，刚好够吃，肯定管饱的；不料来了一个贪心和尚，嫌石穴出的米太少，想把石穴弄得更大点，流出更多的米换钱。没想到被和尚这么一捅，米洞反而堵死了，再也别想流出一粒米。
这就是当地歇后语所说：
出米岩和尚——想要多，连少无。
用以奉劝世人，必须克制贪欲，否则啥也得不到。
在出米岩东侧有个乌营寨，原有东西两寨，体量庞大，现存西寨遗址占地就达30万平方米。
关于乌营寨，据说创建于宋仁宗时期，当地民间还流传着杨文广攻打乌营寨的故事。寨址位居群山的制高点，据说当年追随宋幼主赵昺的军队，也曾在此设置瞭望哨，并埋下伏兵。
在桂林，还有一处比较小的，始建于明代的金排山寨，又写作金牌寨，与乌营寨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当地人传说，两寨寨主为姐妹。以开山寨主论，当然在时间上是对不上的，但是否存在于某个时间段里，真有姐妹俩各自控制一寨的，那就不好说了。若以建寨时间顺序和空间大小，称之为“姐妹寨”也未尝不可。
至于驻扎寨里边的历代兵将，恐怕是官匪皆有，善恶难分了。
在乌营寨的北侧，就是革命老区锄山村了。
早在1931年，这里就建立了锄山地下党支部，贯通了中共晋（江）南（安）同（安）地下交通线。1937年成立锄山抗日民族先锋队，队伍一度达到400多人。1938年还专门设立缉私队，在同安沿海一带捉拿、查扣与日寇勾结的走私船只。革命者们以锄山为据点，奔走于晋江、南安、同安三地之间，与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同安解放。
说了这么多，关于七里一带的千百年往事，就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七里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翔安九溪，主流是内田和莲溪。
2007版《厦门水利志》记载：
内田溪经后辽、桂林、新厝后，与店头溪、美山溪合流，至朱坑与莲溪汇合，河道总长12.9公里。支流店头溪发源于新圩白云飞，自北向南流经琼坑、店头至莲塘转向东南，至内厝与马池溪汇合，至赵岗与美山溪汇合，最后汇入内田溪。
莲溪上游为上沙溪，发源于鸿渐山，自南向北流经后垵转向东南，再经洋坂、巷东农场后于内田溪汇合；至后田有下沙溪汇合，始称莲溪；至上塘有上塘溪汇合，至后房有后房溪汇合，经霞美、蔡塘、溪边等村，河道长10.2公里。下沙溪则发源于乌营寨山，流经下沙、小路边至官塘与新安溪汇合，在官塘下汇入上沙溪。
内田溪与莲溪于朱坑汇入九溪干流，再经西林、溪尾、吕塘、董水前等村，至蔡厝码头出海。
所有这些涓涓细流，就像密布翔安古老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一方的水土和人民。她们不仅承担着人类赖于生存的水源补给，而且为交通不便的古老先民，提供了成本最为低廉的交通水道。这些天然的水道，与后期开辟的官道、乡道，以及人畜长期踩踏形成的小道，构成了连接山海、城乡，通往远近、内外的道路交通网络，推动着当地各项事业发展。
尤其是古代陶瓷业，对于水道最为依赖。
要么紧靠溪岸，要么濒临江边。运输安全又便宜。
比如，九溪之一的后房溪，发源于黄厝村东烧尾的两头山，流经黄厝、许厝，至后房与沙溪汇合后，又称蔡塘溪，最后在董水入海。
在这附近，就有厦门史上最为古老的窑址。
据《同安县志》记载，早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位于黄厝村的东烧尾窑，就已大量烧制青瓷。1974年，在此考古发现了古窑，经1999年、2005年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认为唐代窑址，是厦门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窑址之一。已发现遗物散布面积约100平方米，未见堆积层。此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器形有碗、盏、碟、盆、壶、罐等品类，使用环形垫圈、锯齿形垫圈、三叉支钉及喇叭形垫柱等窑具。
晚唐以来直至宋元两代，是中国陶瓷的高光时刻；外销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目前发现的外销瓷窑址，大多位于南部沿海地区。唐末以来，北方战乱纷纷，大量人口南迁，经济发展缓慢，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在翔安目前已经发掘的八个古窑中，就有五座就分布于黄厝村后房溪沿岸。其他如下宋厝窑、金柄方田窑等也大多离溪流不远。黄厝古窑产品以青瓷和粗陶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瓷。据专家比对，其中同类型系罐具器，曾在澎湖列岛及东南亚发现过。
黄厝的黄氏家族，来自金柄，源于唐代就已开埠的刺桐古港。
黄厝的唐宋陶瓷，就是通过家门口的九溪水道，运达海岸，销往海外。
以今天的眼光和现在地理条件看，说起这些历史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这里的溪水肯定要比目前深阔得多，海岸线也近得多；而且那时候的船只，要比现在小得多了。
纵横交错的古老九溪水道，不但是保障海路物资的集散便道，也是促进海路发展的学习门道；先民们在这里得以练习驾驭舟楫和商贾贸易之道，进而奔向远洋，冲进航海时代的赛道！
敬请关注，接下来的《翔安古道》之海路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