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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照护的矛盾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作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Fraser, Nancy (2016).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99-117.
“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是当前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问题常常和“时间贫困”、“家庭与工作平衡”、“社会耗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多方面的压力正在挤压一些关键的社会能力，比如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亲友、维持家庭和社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历史上，这些“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过程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尽管男性也一直参与其中。这些劳动包括情感和物质劳动，通常是无偿的，却对社会至关重要。没有这些劳动，就没有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任何系统性破坏社会再生产的社会都难以长久存续。然而，今天，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正在破坏这些关键的社会能力，导致的不仅是照护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危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总体危机”（general crisis）的一个方面，而总体危机还包括经济、生态和政治等维度，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并彼此加剧。在这场总体危机中，社会再生产是一个重要维度，但在当前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人们更关注经济或生态方面的风险。这种“危机分离论”（critical separatism）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维度在整体危机中至关重要，脱离它就无法真正理解其他维度。不过，反过来说也一样，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并不孤立存在，无法脱离其他维度单独分析。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它？我认为，“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的一种较为剧烈的表现形式。这种表述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当前照护领域的种种压力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秩序的结构中，这种秩序可以称为金融化资本主义（financialized capitalism）。第二，当前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金融化形式的问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每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包含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倾向”或矛盾。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追求往往会破坏赖以维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社会再生产矛盾正是所谓“照护危机”的根源。虽然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组成部分，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比如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战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我们现在面临着“照护赤字”，就是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了展开这个论点，我首先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的一般形式。其次，我概述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早期两个发展阶段中的具体表现。最后我提出，今天的“照护赤字”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当前金融化阶段的体现。大多数当代危机的分析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包含一种内在的自我不稳定倾向，这种倾向会周期性地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观点有些道理，但并未全面揭示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受经济决定论视角的限制，这种分析过分狭隘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系统。但我认为，应该以一种更广义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将既定经济体系及其“非经济”背景条件都纳入考量。这种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概念化并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倾向，包括围绕社会再生产的危机。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经济子系统的背景条件之一。其他背景条件还包括公共权力履行的治理功能，也包括自然作为“生产性投入”来源和生产废弃物“排放地”的角色。但在这里，我将重点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依赖（可以说是“搭便车”）一系列提供资源、照护和互动的活动，这些活动维系了社会纽带，却未被赋予货币化的价值，仿佛它们是免费的。这些活动有时被称为“照护”、“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或“附属化”，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将人们维系在一起，成为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属性，形成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他们所处文化环境的伦理氛围。在这个过程中，生育和社会化居于核心地位，此外还包括照顾老年人、维持家庭、建设社区、维系社会合作所需的共同意义、情感倾向和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尽管并非全部）此类活动发生在市场之外，比如家庭、社区、民间组织、非正式网络和学校等公共机构中。其中，只有极少部分以工资劳动的形式存在。这些非工资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工资劳动、剩余价值积累和资本主义运作的必要前提。没有家务劳动、子女养育、教育、情感照护及其他一系列活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需的新一代劳动力就无法形成，现有劳动力也无法得以补充，社会纽带和共同的理解亦无法维系。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然而，至少从工业时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分离开来。前者通常与女性相关，后者则多与男性相关。社会再生产被冠以“爱”和“美德”的名义，经济生产则以金钱作为回报。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一种新的、现代的女性从属形式奠定了制度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将再生产劳动从以往女性劳动占据重要地位的广阔社会活动中分割出来，并新建一个“家庭领域”，掩盖了这些劳动的社会意义。在这个以金钱为主要权力媒介的新世界中，再生产劳动的无偿性质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根深蒂固。从事这类工作的女性在结构上从属于赚取工资的男性——即便她们的工作是工资劳动不可或缺的前提，并且承载了新的、理想化的家庭女性角色的光环。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分离，把前者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掩盖它的意义和价值。但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却严重依赖这些被否定了价值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分离—依赖—否认”的奇特关系是内在不稳定性的来源。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无法自我维系，必须依赖社会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追求却威胁到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和过程，而这些正是资本及社会其他部分赖以生存的基础。长期来看，这种状况可能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社会条件。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中的一种固有“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经济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同样孕育着危机。不过，这种矛盾并不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而是出现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时分离又连接的边界上。它既非经济内部矛盾，也非家庭内部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矛盾。诚然，这种矛盾通常看不见，危机也常常被掩盖。但当资本对扩张性积累的追求脱离社会基础并转向破坏时，这种矛盾就会显现并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产的逻辑凌驾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之上，导致那些维系资本长期积累所需的社会能力（包括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能力）受到破坏。通过摧毁自身的生存条件，资本的积累逻辑最终变成了自我吞噬的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社会危机的基本结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以特定的历史形式或积累体制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历经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源于政治斗争。尤其在危机时期，当社会行动者围绕“经济”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展开斗争时，他们有时能够重新定义这些边界。我称之为“边界斗争”（boundary struggles）。这种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阶级斗争中同样重要，并且，由此带来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转型。从这种强调“变迁”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区分出至少三种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体制。第一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欧洲核心地区的工业剥削与外围殖民地的掠夺结合在一起，却让工人在货币化价值体系之外“自主”完成再生产，国家对此几乎不加干预。同时，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家庭观，将社会再生产定位为女性在私人家庭中的职责。该体制提出了“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但大多数人缺乏实现它的条件。第二种是20世纪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体制。这个体制以核心地区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家庭消费主义为基础，同时依靠外围地区持续的殖民和后殖民掠夺作为支撑。它通过国家和企业提供的社会福利，将社会再生产“内部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修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分离领域”模式，推广了一种看似更现代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理想，但实际上仍然只有少数家庭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第三种是当代的全球化金融化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制造业迁移到低工资地区，同时大规模吸纳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并推动国家和企业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它将照护工作转嫁给家庭和社区，却又削弱了这些主体承担相关职责的能力。结果，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社会再生产呈现出二元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支付得起的人，照护工作被商品化；对于支付不起的人，照护工作被私有化。这一切被“双收入家庭”（two-earner family）这一看似更现代的理想掩盖。因此，在每一种体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都体现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并反映了不同的规范秩序——先是“分离领域”，然后是“家庭工资”，如今则是“双收入家庭”。同样，在每一种体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通过不同的危机现象表现出来。此外，每一种体制中的社会矛盾都引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边界斗争，而这些斗争又与其他解放斗争交织在一起，比如女性解放、奴隶解放和被殖民人民的解放斗争。先来看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之间有直接矛盾。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早期制造业中心，工业资本家将妇女和儿童拉进工厂和矿井，贪图他们廉价且“听话”的劳动力。这些工人薪酬微薄，工作时间长，条件恶劣，象征着资本无视生产力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结果，两个层面引发了危机。一方面，贫困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濒临崩溃，维持和恢复能力被压榨到极限；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掀起了道德恐慌，他们对所谓“家庭瓦解”和无产阶级女性的“去性别化”深感不安。情况严重到连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批评者都误以为这种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他们认为，随着工人阶级家庭被摧毁，资本主义也在消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然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它创造出现代意义上更狭隘的“家庭”，重新强化性别差异的意义，并将男性统治现代化。为了进行调整，欧洲核心地区开始“保护性立法”，目的是通过限制对妇女和儿童的工厂劳动剥削来稳定社会再生产。这项“解决方案”由中产阶级改革者与新一代工人组织推动，体现了多种动机的交织。一方面，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它试图捍卫“社会”免受“经济”侵害；另一方面，也希望缓解对“性别平等”的担忧。然而，这些动机还夹杂着另一目标——维护男性对女性和儿童的权威，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因此，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必然与维护男性统治的诉求纠缠在一起。政策有了效果，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社会矛盾（尽管奴隶制和殖民掠夺让这一矛盾在欧洲外围地区更加激化）。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认为，“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是殖民化的另一面。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出一种新的性别观念，强调“分离领域”，将女性塑造成“家中的天使”，为动荡的经济创造稳定的支撑。家庭是“避风港”，环绕着“冷酷世界”生产领域的残酷竞争。只要两者各守其职，相辅相成，潜在的冲突就能被掩盖。但这种“解决方案”并不稳固。当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拥挤的贫民窟剥夺隐私并危害健康、就业机会因破产、市场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剧烈波动时，保护性立法根本无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们也对现状不满，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甚至加入工人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日益激化且广泛的阶级冲突中，资本主义的未来显得前景黯淡。分离领域的模式也充满问题。贫困、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的女性难以符合维多利亚式的家庭观。保护性立法减少了直接剥削，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或补偿。即使是那些符合维多利亚理想的中产女性，也往往对自身处境不满。她们虽然享有物质上的舒适与道德上的声望，但也不得不面对法律上的从属地位和制度化的依附关系。无论是贫困女性还是中产女性，这一“解决方案”都以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并导致女性之间的对立。例如，谈到19世纪的卖淫时，中产女性的慈善关怀常常与贫困女性的生计需求相冲突。在欧洲的外围地区，情况更加糟糕。殖民主义对被征服人口的掠夺性破坏，使得分离领域和社会保护毫无立足之地。宗主国不仅没有保护原住民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反而积极瓦解。农民社区被掠夺殆尽。为了提供廉价的食品、纺织品、矿石和能源，这些资源成为宗主国工业工人剥削盈利的基础。同时，在美洲，奴隶女性的生育能力被种植园主直接用来服务于利润计算。奴隶家庭经常因成员被卖给不同主人而四分五裂。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离社区，送进传教学校，接受同化的强制教育。原住民的“落后、父权”的亲属关系正好为殖民者提供了借口。在此背景下，殖民地的白人女性也找到了一席之地，呼吁“白人男性拯救有色女性免受有色男性的压迫”。在欧洲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不同情境中，女性主义运动都面临艰难抉择。她们反对夫权制和分离领域，要求选举权、拒绝性行为的权利、拥有财产、签订合同、从事职业、掌控自己的工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似乎更看重“男性化”的自治追求，而非“女性化”的照护理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认为女性涉足工资劳动是解放的途径，因此也偏向与“生产”相关的“男性”价值，而非“再生产”相关的“女性”价值。尽管这些性别化的观念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也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直觉——尽管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亲属关系，带来了新的压迫形式，但其中也蕴含着解放的契机。这种两难处境让女性主义者很难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中找到出路，既不能完全认同附着于男性统治的社会保护，也无法完全接受忽视社会再生产的市场化。因此，她们寻求一种“解放”的第三种选择。通过努力实践这一理念，女性主义者打破了波兰尼的二元对立模式，转而提出一种“第三种运动”。在这种三方冲突中，社会保护和市场化的支持者不仅彼此对抗，还与解放派（包括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这些解放派试图利用波兰尼的两种力量互相制衡，同时在内部保持分歧。理论上，这种策略充满希望，但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只要“保护社会免受经济侵害”的努力与维护性别等级的观念挂钩，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统治的立场就容易被误读为支持那些摧毁工人阶级和外围社区的经济力量。这种误解持续存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因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大萧条”和国际金融混乱的多重矛盾而崩溃，最终在20世纪中叶被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取代。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缓解了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让国家力量介入支持再生产。这一时期的国家承担起部分“社会福利”的公共责任，以应对不仅来自剥削，还包括大规模失业对社会再生产的破坏性影响。无论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民主福利国家，还是外围地区新独立的发展型国家，它们都接受了这一目标，尽管两者在实现能力上差距悬殊。与以往一样，这种调整的动机很复杂。一部分开明的精英意识到，资本追求短期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必须服从于长期维持积累的需要。建立国家管理体制的目的是挽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免于自我破坏的影响，也免于群众动员时代革命幽灵的威胁。生产力和盈利能力需要通过“生命政治”培育健康、受过教育、对体系有认同感的劳动力，而不是任由贫困而愤怒的革命群众造成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深刻渗透社会生活，工人阶级已无法靠自身力量实现再生产，公共投资医疗、教育、儿童保育和养老，辅之以企业提供的福利，这些都被视为必要之举。社会再生产不得不被内部化，纳入资本主义秩序的正式管理范围。这种计划与经济“需求”的新问题相互契合。为了平抑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经济改革者让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工人兼任消费者的角色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政策制定者接受了工会化（带来更高的工资）和公共部门支出（创造就业机会），并重新定义了家庭（作为消费大批量生产的日用商品的私人空间）。福特主义模式将流水线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消费联系起来，同时也与国家支持的再生产挂钩，从而创造了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新结合——这与波兰尼认为二者对立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力量还是工人阶级，包括女性和男性。他们基于自己的诉求，为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做斗争。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物质需求的问题，更关乎民主公民的社会全面参与，包括尊严、权利、体面和物质福祉，这些离不开稳定的家庭生活。因此，工人阶级拥抱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在帮助社会再生产对抗经济生产的侵蚀性力量。他们支援家庭、国家和生活世界，而非工厂、系统和机器。与自由主义体制的保护性立法不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安排是阶级妥协的结果，也代表了一种民主进步。这种新的安排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主流族裔工人起到了稳定社会再生产的作用，缓解了家庭生活的物质压力，促进了政治融入。然而，在赞美“黄金时代”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支撑这些成就的排他性机制。与以往一样，核心地区对社会再生产的保护与（新）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福特主义体制持续剥削外围地区（包括核心内部的“外围”），来为社会福利提供资金。这种剥削延续到去殖民化之后。与此同时，被“冷战”裹挟的后殖民国家将本已因殖民掠夺而枯竭的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发展项目，这往往伴随着对“本土”原住民的剥夺。在外围地区，大多数人的社会再生产依然被外部化，农村人口不得不自力更生。这一体制同样伴随着种族等级制。在美国，社会保险排除了家庭和农业工人，实际上剥夺了许多非裔美国人获得社会福利的资格。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殖民时代开始的再生产劳动种族分工以新形式延续下来。有色人种女性往往从事低薪的、“白人”家庭的家务和育儿工作，却以牺牲自身家庭为代价。性别等级制也并未从该体制中消失。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女性主义运动还没被公众注意到。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工人阶级的体面生活离不开“家庭工资”，也离不开家里的男性权威和明确界定的性别差异。因此，在核心地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推崇异性恋规范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家庭模式。对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投资强化了这些规范。在美国，福利制度采取二元分化形式，一方面是针对缺乏男性收入的“白人”女性和儿童的贫困救济，另一方面是针对被视为“工人”的体面的社会保险。相比之下，欧洲通过养老金和相关福利，进一步巩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等级制，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间竞争中鼓励生育政策的驱动。两种模式都承认、假设并鼓励家庭工资的理念。通过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和工作观念制度化，人们将异性恋规范和性别等级自然化，并移出政治争议领域。然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始解体。首先是政治上的解体，20世纪60年代，全球新左翼运动爆发，挑战帝国主义、性别和种族排他性，挑战官僚式家长主义，高呼解放的口号。随后是经济上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滞胀、“生产力危机”和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促使新自由主义努力解放市场化。一旦市场化和社会保护联手，代价将是社会保护的瓦解。和自由主义体制一样，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秩序最终也在漫长的危机中瓦解。到20世纪80年代，敏锐的观察者已经能看出新体制的轮廓，也就是今天的金融化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一方面促使国家和企业从社会福利中撤资，另一方面吸纳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市场，把照护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却又削弱了它们的承担能力。结果是社会再生产被重新划分为两种模式。对于能够支付的人，这一领域被商品化；对于支付不起的人，则被私有化。为了维持生计，后者通过低薪的护理工作为前一群体提供服务。推动这些变化的核心动力，是债务在金融化资本主义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债务成了全球金融机构施压国家的主要工具，迫使各国削减社会开支、实施紧缩政策，与投资者合谋剥削无力反抗的人群。在全球南方，债务通过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资源被用来垄断能源、水资源、可耕地和“碳补偿”（carbon offsets）。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债务已成为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随着低薪、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作取代工会化的工业劳动，工资水平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这种“零工经济”中，消费者不得不依赖不断扩大的信贷来维持支出，导致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换言之，现在的资本通过债务来榨取劳动，压制国家，掠夺家庭、社区和自然资源，并在全球财富转移中进一步加剧不平等。这种变化加剧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加剧了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中，国家可以将私人企业的短期利益置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之下，部分通过公共服务来稳定社会再生产。现在的体制则赋予金融资本更大的权力，直接以私人投资者的即时利益为导向，迫使国家退出对社会再生产的支持。更严重的是，这种体制结合了解放与市场化，将社会保护边缘化，形成了一种更加矛盾的局面。这一体制的出现是两种社会斗争交织的结果。一边是崛起的自由市场派与日益衰落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较量。工人运动曾是社会民主的支柱，但如今已全面退守甚至几近瓦解。另一边是进步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它们挑战传统社会等级，与维护既有生活方式和特权的群体之间展开对抗。两者交汇，并意外催生了一种“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它一边倡导“多样性”、“精英主义”和“解放”，一边却削弱社会保护，将社会再生产的负担重新推回家庭和个体身上。在这个过程中，解放运动本身也发挥了作用。无论是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LGBT解放还是生态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然而，女性主义的作用尤其显著，因为性别与社会再生产一直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议题。与以往的体制类似，金融化资本主义也在性别上强化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披上了自由主义和性别平等的外衣——女性被视为在各个领域都与男性平等，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在生产领域。与此同时，再生产却被看作一种阻碍发展的落后负担，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摆脱，以实现所谓的“解放”。然而，正因“性别平等”的表象，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在吸纳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减少公共服务的同时，金融化资本主义还压低了实际工资，迫使家庭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维持生计，并催生出对外包护理工作的强烈需求。为了填补“护理缺口”，这一体制从贫穷国家引入移民工人，通常是来自农村的女性，她们接过了过去由更特权女性承担的护理职责。然而，为了在国外工作，这些女性不得不将自己的家庭责任转移给更贫穷的护理人员，形成了“全球护理链”。这种方式并未真正解决护理问题，而是将问题从富裕家庭转移到贫困家庭，从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美国的两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冻卵”手术的普及，原本需要花费1万美元，如今一些科技公司将其作为员工福利，免费提供给高技能女性员工。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在对员工说：“把你的青春献给工作，等到四五十岁甚至六十岁再考虑生孩子。”二是高科技机械吸奶器的普及。母乳喂养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标配，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母乳喂养不再是将孩子抱在怀里喂奶，而是用机器挤出乳汁储存起来，供保姆之后用奶瓶喂养。在工作时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吸奶器最受青睐，因为它们能让女性一边开车上班，一边同时从两侧乳房挤奶。在这些压力之下，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的斗争爆发，又有何奇怪之处？北方的女性主义者往往关注“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但社会再生产的斗争远不止于此，它涵盖了在住房、医疗保健、粮食安全和无条件基本收入上的运动，涵盖了移民、家政工人和公共部门雇员的权利斗争，也包括为营利性养老院、医院和托儿所的服务业工人争取工会化的活动，以及为日托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缩短工时、提供慷慨的带薪产假和育儿假而进行的斗争。综合来看，这些诉求无异于要求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进行大规模重组，建立一种能够让所有阶级、性别、性取向和肤色的人都可以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与安全、有趣且报酬丰厚的工作之间取得平衡的社会安排。围绕社会再生产的边界斗争，如同围绕经济生产的阶级斗争，是当前局势的核心所在。这些斗争，首要回应着一种根植于金融资本主义结构性动态的“照护危机”。这种全球化、由债务推动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地剥夺了维持社会联结所需的能力。它一边宣扬“双收入家庭”的新理想，一边利用解放运动，与市场化的支持者联手，共同反对越来越愤懑且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社会保护派。这场危机会催生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重塑自身。尤其在“总体危机”的时刻，当政治、经济、生态和社会再生产的多重矛盾交织并相互激化时，边界斗争便会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分野处爆发。斗争爆发在经济与政治的交汇点、社会与自然的交汇点，也爆发在生产与再生产的交汇点。在这些边界上，社会行动者不断动员，试图重新绘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版图。他们的努力推动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自由竞争阶段，向20世纪的国家管理阶段，再到当代金融化阶段的转变。同样，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在这些危机中也始终是重要的一环，因为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边界成为了主要的斗争场域和焦点。每一次，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秩序都受到质疑，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在市场化、社会保护和解放这三者之间达成的联盟。这些动态推动了从“分离领域”到“家庭工资”，再到“双收入家庭”的变迁。对于当前局势，这又意味着什么？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否足够严重，能被称为一次“总体危机”？我们是否可以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场变革？当前的危机能否激发足够广泛且具有远见的斗争，从而改变现有体制？某种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能否成功瓦解主流运动对市场化的迷恋，同时促成解放与社会保护之间的新联盟——如果可以，那么这种联盟的目标会是什么？我们今天如何重新定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分野，又能用什么取代“双收入家庭”？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通过铺垫这些问题，我试图为当前局势提供一些启示。我特别指出，今天“照护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这种矛盾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呈现的尖锐形式。假若如此，这场危机无法通过调整社会政策来解决。它的解决之道只能通过对这种社会秩序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最需要的是克服金融资本主义对再生产向生产的掠夺性从属，但这一次，必须在不牺牲解放或社会保护的前提下完成。这要求我们重新定义“生产–再生产”的区分，并重新想象性别秩序，而至于结果是否仍与资本主义相容，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