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重要传统节日，也是全区各族人民会聚交流、共同欢庆的节日。“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期及活动形式，融入壮族的诗性思维、能歌善唱、以歌交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传统，使“三月三”成为融祭祖、对歌、赏歌、娱乐为一体的盛大节日。遍布壮乡的歌圩，人潮涌动，歌声飞扬，塑成了广西“歌海”的美誉，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关键词】壮族三月三；汉族上巳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范式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各民族形成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内涵丰富的节日文化大观。节日文化是以节日为载体，以精神信仰和文化心理为核心，以神话传说、民俗活动形式和内容为表征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信仰、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节日的节期、活动形式、文化内涵、信仰观念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各民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节日文化也相互影响，借鉴、吸收与交融，共生共荣。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各地的壮族男女青年穿着盛装，结伴聚集在特定地点，尽情对唱山歌、联谊娱乐。因聚集人数众多，形同圩场，并且以对唱山歌为特色，故称“歌圩”（各地壮语有不同称谓，有称“窝埠坡”“窝坡”“圩逢”或“圩欢”等，意为“坡地上会歌”）。又因歌圩遍布广西各地山村，人流涌动，歌声如潮，故广西有“歌海”之乡的美称。2014年，武鸣“壮族三月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广西一张独特、亮丽的文化品牌。“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节期还是活动形式，都与中原汉族民间流行的上巳节有着密切关系。壮族借鉴汉族上巳节的节期和活动形式，融入“三月三”歌圩节中，丰富了“三月三”歌圩节的形式和内容，实现壮族与汉族节日文化交融与创新。本文通过对“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活动形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信仰观念以及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借鉴和融入汉族文化元素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汉族节日文化对壮族节日文化的影响和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增进人们对“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了解，从理论和实践上印证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和“三个离不开”的密切关系。
一、“壮族三月三”歌圩节传统习俗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规模宏大、别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也是壮族及相邻民族男女青年联谊、娱乐的“欢乐节”。这一天，青年男女穿着盛装、怀揣精心制作的绣球或红蛋，结伴聚集在当地的特定的山坡、河畔、田垌或岩洞口等传统歌圩点，对唱山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联谊，倚歌择偶，互赠信物，歌圩活动通常持续三四天。参加歌圩活动的不仅有壮族还有相邻民族的群众，人们以对唱山歌、联谊交友、赛歌、抛绣球或碰红蛋为乐。据2023年统计，广西各地有640多处歌圩，集中分布在壮族聚居的河池、百色、崇左、南宁、来宾、柳州、桂林等市各县（区）。每处歌圩参与者有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其中百色市田阳区敢壮山歌圩多达数万人，是广西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歌圩。此外柳州市鱼峰山歌圩、南宁市武鸣区歌圩、百色市田东县歌圩、百色市靖西县城歌圩等也人潮涌动，久负盛名。节日里，除了祭祀、对唱山歌、山歌擂台赛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如歌舞、抢花炮、碰红蛋、抛绣球、斗鸡、斗牛等。而且摊贩云集，特色食品琳琅满目，相邻的兄弟民族纷至沓来，成为各民族同趁一处圩、同唱一台歌的欢乐盛会。1984年，广西首届“三月三”音乐舞蹈节在南宁举行。1993年改称为“广西国际民歌节”。1999年起改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该节现已成为海内外歌手汇集欢歌的盛会。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壮族歌圩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行，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民族传统节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据研究，“壮族三月三”歌圩节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祭祖祈神活动，至今桂西一带仍保留“三月三”扫墓祭祖传统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三月三”逐步由“娱神”演变为“娱人”活动，成为青年男女聚会对歌、联谊交友、展示歌才、倚歌择偶的节日。从人类文化艺术发生学维度审视，人类早期的歌舞艺术，源于原始人类举行的祭祀祈神活动。在原始社会时代，先民们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祭祀神灵、祈求庇护，成为先民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一项活动，主持祭祀仪式的巫师，被视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在祭祀仪式上，巫师们手舞足蹈诵唱祈语，表达人们的祈求与愿望，久之便演变为祭祀祈神唱跳之歌舞，并且由原来巫师单个人的手舞足蹈吟唱，逐步演变为众人随着节拍歌舞之，产生了早期歌舞的萌芽，故学界有“文坛源于祭坛”之说。由于祭祀祈神被视为关乎氏族或部落兴衰的盛事，因而时常成为氏族或部落集体聚会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活动的群体歌舞由原初的“娱神”逐渐向“娱人”方向演变，并且由“舞化”逐渐向“歌化”发展，形成集祭祀、聚会、酬唱、跳舞、联谊为一体的传统节日。“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规律也大致如此。也有学者认为歌圩节源于赛歌择婿、歌仙刘三姐传歌、纪念一对坚贞情侣等的说法，这应是后来衍生的。如今壮族各地历史悠久的大型传统歌圩，如百色田阳敢壮山、百色田东仰岩、来宾麒麟山、柳州鱼峰山、南宁市武鸣等歌圩，在对歌之前，都要先行举行祭祀仪式，祭拜始祖母“姆六甲”、始祖“布洛陀”、生育神“娅娃”（花婆神）或歌仙刘三姐，祈求庇护人丁兴旺、生产丰收、歌圩兴盛、姻缘美满。而田阳敢壮山歌圩开始前，人们携带香烛、冥衣、五色糯米饭、红蛋等祭品，结伴登上敢壮山上的祖公祠、姆六甲岩，祭拜始祖布洛陀、始祖母姆六甲，祈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人丁繁衍，歌圩兴旺、喜结良缘。来宾麒麟山歌圩开始前，亦先祭拜生育神娅娃（花婆神），祈求人丁繁衍，缔结姻缘。这些习俗，应是歌圩节源于古代祭祀仪式的遗风。关于歌圩的来历，各地壮族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一种传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某年天大旱，群众唱歌乐神，果然天下大雨，人们喜得丰收。从此之后便年年唱歌乐神，求得风调雨顺，发展成了歌圩。还有一种传说：远古时期，某家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上门求婚的人络绎不绝，但父母都看不上，拒不答应。后来父亲想了个点子——让求婚的小伙子当场唱歌，谁唱得最好，漂亮的女儿就嫁给谁。结果通过唱歌，三个女儿都找到了如意郎君。从此之后，唱歌成了一种男女缔结姻缘的形式，并发展成为歌圩。另一种传说：有一对恋人相好，但受到家人的反对和阻扰，最后双双殉情。寨子里的青年们知道后，纷纷前来唱歌凭吊，寄托哀思。后来习以相传，逐渐演变成歌圩。第四种传说：歌仙刘三姐从天上下凡，把歌声传到人间，大家都来学唱歌，学的人越来越多，便聚集成圩，从此就有了歌圩。
史籍中关于壮族及其先民喜爱唱歌、能歌善唱或歌圩的记载，始见于晋代。唐宋以后，各类史籍或地方志关于壮族歌圩、青年男女对唱山歌结缘之俗的记载增多，而且记述生动具体。晋刘欣期《交州记》云：交州人“俗好鼓琴，牧于野泽，乘牛唱辽辽之歌，僮隶于月下，抚掌发烈谣。”南朝梁吴运《安城志》中记载今广西宾阳有“乡落唱和成风”之俗，又云：僮人“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唐代诗人张籍《送严大夫之桂林》中有“听歌难辨曲，风俗自相谙”的诗句。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昭州（今广西昭平、平乐一带）僮（壮）人习俗时言：“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说明人们聚会对唱山歌时，先祭祀神灵，而后才对唱山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蛮俗门》载：“交址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砣。男女目成，则女受砣而男婚已定。”这是史籍中首次述及壮族青年男女对唱山歌、遇到知音后，姑娘将彩色绣球抛给小伙子，小伙子接住绣球，以示两两相悦而订情。又载：僮（壮）人“迭相歌和，含情凄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南宋朱辅《溪蛮丛笑》亦载：“土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彩新囊豆粟，往来抛接，名曰飞砣。”
明清时期，各类史籍或各地方志对“壮族三月三”歌圩活动形式的记载更为生动、具体，而且对男女青年如何在对歌中结缘亦有记述。如明代邝露《赤雅·浪花歌》记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竞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清代赵翼《檐曝杂记》卷三《边郡风俗》记云：“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作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婚时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邻妪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仍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也。大抵念四、五岁以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后，则嬉游之性已退，愿成家室，于是夫妻始同处。以故恩意多不笃，偶因反目，辄至离异，皆由于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清代陆次云《峒溪纤志·浪花歌》条亦载：“溪峒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从该记载可知，一年中有多场歌圩，除了三月三外，春节、中秋节期间亦有歌圩活动。武鸣廖江沿岸曾是“壮族三月三”歌圩的重要地点，当地壮族群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汇集此地对唱山歌，清代黄君钜《武缘县图经》有载：“答歌之习，武缘（今武鸣区）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年三月初一日到初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
从上述史籍或方志记载可知：（1）“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源于远古时代的祭祀活动，并且经历了“娱神”演变为“娱人”（娱乐）的发展过程。（2）自古以来，壮族及其先民能歌善唱，形成节日会聚对歌交友之俗，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刘向《说苑》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晋至南朝时期壮族先民喜唱山歌之俗已闻名中原，并载入史籍。（3）“壮族三月三”歌圩萌芽于先晋，形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遍布壮族各地的歌圩，活动形式和对歌机制日愈成熟，各地久负盛名、规模宏大的大型歌圩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成为壮族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重要传统节日；衰微于清末至民国时期（因被视为“陋俗”而遭禁止）；复兴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4）歌圩活动及对歌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倚歌择偶，此乃歌圩活动的核心。对歌形式通常由两男与两女合作对唱，对唱内容及程序依次为游歌（寻觅唱歌对象）、相见歌、求歌、初交歌、深交歌、盘答歌、离别歌等。经过男女双方对歌后，情投意合，依依难舍，相约下次歌圩再会。二是赛歌赏歌，举行山歌擂台赛。在大型歌圩上搭彩棚、摆歌台，举行山歌竞赛。通常以村为单位，每村各出一对男女歌手（通常有一资深歌师站在歌手身后指导；歌台上还有主持人和评委）。竞赛山歌的内容以盘歌为主，包括猜歌、对子（联）歌、故事歌、抢歌、斗歌等。因出场竞赛的歌手多是才思敏捷、知识面广、歌才出众、经验丰富，佳句纷呈，歌者投入，听者喝彩，持续昼夜亦难分出胜负。评委只能根据歌声、思辨、佳句等因素来评判。优胜者获得奖励，全村为之荣耀。三是结伴对歌。此类对歌多为中年男女相互对歌为乐，且以盘歌为主，也有情歌类。（5）壮族山歌有七字句和五字句两种，五字句主要流行于右江中下游的田东、平果两县民间；其他地区多为七字句，且皆为腰脚韵。桂林、柳州一带流行用桂柳话对唱；而其他地方则用当地壮语对唱。（6）长期受山歌文化熏陶、歌馆传习或歌圩上的耳闻目染，塑成了壮族显著的诗性思维特性，即使未进过或少进过校门的山村男女，也能出口成歌、琅琅上口，而且比喻生动，对答自如，押韵有致，佳句纷呈。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文娱活动的丰富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山歌对年青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许多年青人选择进城务工，能唱或爱唱山歌的青年人日趋减少，导致歌圩活动的衰微，歌圩点和参加歌圩活动的人逐年减少。歌圩和山歌的传承，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重视，将壮族歌圩及壮族山歌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地著名歌师也成为山歌技艺传承人。特别是从2014年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壮族三月三”定为法定节日，全区放假两天，“三月三”成为广西各民族共同的节日。从首府南宁市到各市、县（区）都组织举行“三月三”歌圩节活动，重现了人如海、歌如潮的盛况，标志着“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复兴。
二、“壮族三月三”歌圩节中的汉族文化元素
壮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稻作民族，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一方面水稻的种植，从耕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除虫到收割，田间工序管理细致而复杂，而且生产周期长，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调雨顺的气候，才能保证稻谷的收成，保障人们的生活需要。正是世代的稻作生产方式，塑成了壮族开放、包容、谦让、坚韧、勤劳的民族品格。另一方面，稻作农业通常要成片耕种才能保证收获。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的古代，如果是小面积耕种，易受鸟兽类啃吃或糟蹋，难有收获。正因为如此，自秦汉时代以来，大批中原民族相继迁居广西，壮族及其先民总是能同中原汉族和睦相处，共同耕种，发展稻作生产。壮族及其先民开放、包容和谦让的品格，不仅体现在与南迁的中原民族的和睦相处，共同生产，共生共荣，而且还表现在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兼容、借鉴、吸纳。“壮族三月三”歌圩节也是如此，无论是节期还是活动形式、山歌格律乃至用于诵唱的语言，都学习、借鉴和吸纳了中原汉族上巳节文化元素，在学习和借鉴中发展创新，使之既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又包含着诸多中原文化元素，堪称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中国的历法是古代华夏民族创造智慧的结晶。农历作为我国的传统历法，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产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据说夏朝时先民们在对于天象观察过程中，产生了历法的概念，继而制定了历法，称为“夏历”。继夏历之后，又产生了商历和周历。夏商周三种历法的不同主要在于每年开头的月建不同，即夏历以建寅之月为首，商历以建丑之月为首，周历则以建子之月为首。而秦朝历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又把闰月安置在一年中不包含中气的月份来作为前一个月的闰月，并且统一全国历法，使之成为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而“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观察和认识自然创造的一项成果，对我国以农耕为主，依据气节开展农业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一年内的位置变化以及所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变次序，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的天数分成二十四段，分列在十二个月中，以反映四季、气温、物候的变化特征。每月分为两段，月首叫“节气”，月中叫“中气”。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汉族还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与特点，创立了系列传统节日，包括农历正月的春节、元宵节，二月中和节、社日，三月清明节、上巳节，五月端午节、分龙节，六月天侃节，七月七夕节、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十月霜降节、寒衣节，十一月或十二月冬至节，十二月初八腊八节、廿三祭灶节、三十除夕等，其中以春节最为隆重。秦汉以来，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交往交流，中原华夏民族创立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逐渐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为各少数民族接受、遵循和应用。壮族也是如此，包括对三月三的认同、借鉴和采用。此外，各民族还根据其生产、信仰和生活习俗，创立了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节日。壮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稻作农业民族，对耕牛、雨水、稻谷有着深深的依赖与崇拜，并且喜爱和善唱山歌，故创立有鲜明稻作农业特色的传统节日，如农历正月的蚂节（敬蛙节）、三月三歌圩节、三月二十五陇峒节、四月八牛魂节（敬牛节）、六月二莫一大王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十四送祖节、八月歪囊节（月神节）、十月壮年节等。与此同时，壮族借用了汉族的历法和节期，但节日活动形式及内容，则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使之既有地方民族特色，又包含有汉族节日文化元素，让它成为壮汉节日文化的结合体。
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是中原汉族的传统节日，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已经形成。商周时以“干支”纪日，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谓之“上巳”。正如《宋书·乐志》记载：“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后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的记载。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汉代时，三月上巳节已广为流行，人们除了求子外，还用祭祀、斋戒、沐浴等方法消除邪祟，郊外踏青，河边娱乐。魏晋以后，上巳节的节期改为农历三月初三，故称“重三”或“三月三”。学者认为，上巳节源于兰汤（用蓝草煮水沐浴）辟邪的巫术活动。因而，上巳节是古代举行以“祓除畔浴”活动为中心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此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青年男女交友寻伴等内容。而“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既借用汉族的三月三节期，也包含有青年男女春游、交友寻伴的形式和内容，但则以对唱山歌、赛歌赏歌、交友娱乐为主，使之成为壮族化了的歌圩节，反映了壮族在借鉴汉族节期的基础上，实现了节日文化的发展创新。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受到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影响及其包含的汉族文化元素，还体现在山歌的句式、格律或韵律和汉族语言文字等方面。首先是壮族山歌的句式受汉族歌谣的影响，壮族歌圩上对唱的山歌，以七言四句式为主，也有五言四句式，即平果、田东一带的山歌，流行五言四句式。中原地区的歌谣或诗词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说，年代越早的歌谣，字数越少。据研究，歌谣起源于远古时代先民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口头创作形式。另一方面，原始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现象的运行或变化无法理解，于是归结于神灵支配的结果。出于神灵的敬畏，原始人类在举行祭祀仪式时，总是歌舞赞颂或祈求神灵，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期望——风调雨顺，生产丰收、要丁繁衍等等。这便是歌谣或诗的源头。正如《侍大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历史上，诗歌经过了四言（一句四个字）、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的发展演变历程。四言体诗，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中的《麦秀歌》，《左传》中的《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所以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四言诗是最流行的一种诗体。五言体诗，最早出现于汉代民间歌谣，至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此前的《诗经》中已有五言的句子。相对于四言诗体，虽然只增加一字，却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加灵活地抒情和叙事，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适应了汉代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故逐步取代了此前的四言诗体，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唐初产生的近体诗，其中就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因此，唐代以前的五言诗，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六言体诗，这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字句式。在《诗经》中也有出现，《楚辞》中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而完整、规范的六言诗出现于东汉末年汉灵帝建安年间。现存最早且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其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完整的六言诗。因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故后来较为少见。七言体诗，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于南朝齐国，成熟于盛唐时期。在《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荀子》的《成相篇》也是模仿汉族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从南朝齐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开始增多，至唐代才真正发展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唐代以前的古诗是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格律。唐代律诗兴起以后，才有了严密的格律。因此，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涌现出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著名诗人。因此，唐诗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留军戍守，徙民南迁“与越杂处”，今广西正式划入秦朝统一国家版图，隶属桂林郡管辖。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调集重兵，一举平定了南越国地方政权，岭南复归统一。今广西属苍梧、郁林、合浦郡管辖。此后，今广西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随着岭南的统一和中原汉族的南迁，中原文化不断传入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对壮族及其先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到了唐代，中央王朝重视广西民族民智的开启和文化教育，兴办了各类学校，使广西民族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教育。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掌握汉文化的壮族文人日益增多。唐代壮族文人仿造汉字的音、形、义结构来创造的古壮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随着中原汉族歌谣及格律对壮族影响的日益加深，壮族民间产生了五言体和七言体山歌，这与“壮族三月三”歌圩产生于唐代的人文背景相吻合。如前所述，壮族山歌流行七言四句式，五言四句式主要流行于右江河谷的平果、田东一带。五言句和七言句，都是腰脚韵，但格律或韵律并不很严格，但也不乏精妙佳句，这也是我国民间歌谣的共同特点。通过诗歌句式发展演变历史，可知五言体早于七言体。而右江河谷的平果、田东一带流行的五言体山歌，保留了古老山歌的遗韵。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五言体还是七言体的壮族山歌，都是受中原汉族歌谣句式和格律影响的结果。可贵的是，壮族在学习和借鉴汉族歌谣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娴熟自如地创作或编唱山歌，塑成了敏捷的诗性思维，可以出口成歌，以歌代言，以歌诉情，倚歌择偶，被誉为“能歌善唱”的民族；而遍布各地的歌圩，每到“三月三”歌圩节，山歌如潮，响彻八桂山乡，素有“歌海”之称。壮族山歌主要用两种语言诵唱，即壮语和汉族（桂柳方言）。百色、崇左、南宁市山歌流行用当地壮语诵唱，而桂林、柳州、河池、来宾市山歌主要用汉语桂柳方言诵唱。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壮族山歌都是用当地壮语诵唱，大约从明代以来，随着西南官话桂柳片方言的形成，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用汉语桂柳话进行对唱。桂柳话属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西南次方言）的一种，即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桂柳片，通行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柳州、河池，西部的百色、崇左及中部的来宾等地。明代时，为了防范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维护西南边疆安定，明王朝调集江淮和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的卫所兵，屯戍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地。这些卫所兵的母语就是当时的官话，于是，西南官话逐步流行起来。随着战事平息或明朝的衰微，屯戍的军队便就地遣散，自谋生路，有一大批分居广西北部和西北部，西南官话逐步在广西北部、中部和西北部流行，而后演变成桂柳话，与云、贵、川的西南官话大致相同，彼此可以交流。随着民族的接触与交往，广西北部、中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壮族因受桂柳话的影响，学会并且可以用桂柳话交流，用桂柳话对唱山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说，使用当地壮语对唱的山歌，应是原汁原味的壮族山歌，但所唱的山歌只有当地人能听懂，传播范围有限；而用桂柳话对唱的山歌，是以壮语思维为基础，以桂柳话诵唱的山歌，是壮汉语言和文化交融的结果。壮族歌手用桂柳话诵唱的山歌，其最大的特点是有利于山歌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电影《刘三姐》就是其经典的代表。海内外正是通过电影《刘三姐》，认知壮族山歌的精妙，领略壮族山歌的风采，了解壮族的歌圩与歌海盛况，极大提高了广西和壮族山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所以说，“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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