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TCE和CAR-T为代表的新型治疗方法在AID领域的应用似乎刚刚起步，但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且快速引爆。
在临床研究中，研究者们已经在AID的治疗中使用CAR-T进行IIT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虽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还不多，但实际应用的案例已经相当丰富，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TCE在AID治疗中的应用也迅速崛起。
尤其是国外的制药公司在TCE方面进行了深入布局，有些甚至更改了公司名称（例如，Cullinan Oncology更名为Cullinan Therapeutics），而大型制药公司在中国也积极寻求相关产品。
这一现象背后引发了怎样的思考呢？
结论是，无论是CAR-T还是TCE，未来5到10年内都将显著改变AID的治疗格局。
最理想的结果是实现颠覆式创新，或是突破性创新，而非仅仅是渐进式创新。
所有创新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里的需求必须是真实存在的。
AID患者需要一种安全、费用合理、经过一次或短期治疗后能够获得长期缓解，甚至部分患者能够彻底治愈的治疗方式。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些药物将成为颠覆式创新，彻底改变AID的治疗模式，但要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并不容易，主要是由于疾病的复杂性。
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为例，其发病机制涉及复杂的免疫紊乱，包括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补体系统和细胞毒性T细胞等多种因素。
传统治疗方法主要是非特异性地抑制炎症反应或进行免疫调节，而新模式的治疗假设是通过深度清除记忆性B细胞来实现免疫重置，从而使免疫系统恢复正常。
针对这一假设，CAR-T治疗难治性SLE的研究已有最长约3年的无病缓解数据，表明部分患者确实可以通过一次治疗获得长期缓解，而无需任何药物治疗。
然而，自体CAR-T仍需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如高费用、长制备周期、如何避免混入自身反应性T细胞、需要化疗作为清淋、长期毒性反应以及患者治疗反应的异质性等。
其中，治疗费用、清淋化疗和患者异质性是最关键的问题。
通用型CAR-T产品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另一方面，尽管TCE在AID治疗中备受关注，但实际上公布的临床数据并不多，只有部分已上市的产品可以进行IIT研究。
但是，与CAR-T治疗AID的机制相对明确相比，TCE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我们可以假设，TCE通过连接CD3和靶抗原，招募T细胞来杀伤目标细胞。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例如：
1）如何设计TCE的亲和性，以便既能发挥杀伤作用，又不引发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2）亲和性设计在AID和肿瘤中是否存在差异？
3）循环中的T细胞是否会消耗TCE分子，TCE对循环中的T细胞又有何影响？
4）如果结合了B细胞而周围没有T细胞，会发生什么？
5）TCE如何进入淋巴组织和器官？
6）TCE能否穿透血脑屏障？
7）B细胞表面靶抗原的平均荧光强度（MFI）对TCE的作用有影响吗？
从TCE在淋巴瘤中的毒性反应来看，直接用于AID的治疗是胆怯的。
TCE的主要毒性反应包括严重感染，其次是对骨髓抑制，而CRS并不一定是临床上最棘手的问题。
在有限的报道中，这些问题并未显现，主要与给药剂量较低有关，也可能也与AID患者中靶抗原密度较低有关。
目前关于TCE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获批产品：Blinatumomab和Teclistamab，这些产品在类风湿关节炎、SLE等多种AID中均显示出良好的临床效果。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总结：
1） TCE能够进入淋巴组织，实现暂时性的免疫重置。
2）治疗AID所需的给药剂量远低于肿瘤治疗。
3）未来需要优化的不仅是给药剂量、患者富集和CRS预防，可能还需优化分子本身。
4） TCE在肌炎、硬皮病、SLE、RA和干燥综合征中有效，但在神经系统AID中可能存在障碍。
5）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毒性反应远低于肿瘤。
6）目前的随访时间尚不够长，样本量也远低于C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