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舞房的夏天不似想象中轻快明亮。白炽灯常常关着，即便是阴沉的雨天。
我下横叉贴着镜子拉韧带，汗水从额头沁出，浸湿刘海。基本功的训练，乏味地让人昏昏欲睡。镜子里，能看到穿着淡粉色连衣裙的女生们优雅地踮起脚尖，那是我还不够格练习的舞步。我始终是班上唯一的男生。
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悬挂在镜子上方的墙面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是2004年，我小学二年级的暑假。这句当时流行的标语，两年前刚出现在央视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拍摄的形象广告片中，一位女舞者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角落旋转，把每一个舞步踩进了彼时中国逐渐与世界交融的节拍里。
学芭蕾并非我的初衷。我只希望通过练芭蕾获得更好的身型和仪态，打好基本功，从而能更好地学习拉丁舞。我爱的是拉丁，爱那种跟随音乐肆意的舒展，自由律动的肢体让我想到河流，被风吹过的草原，还有拨动羽翼掠过湖面的飞燕。
我从小喜欢跳舞，听到音乐会下意识地舞动，还会跟着音乐创造动作。我妈是幼儿园老师，总要教孩子跳舞。我的外公则是一名舞蹈家。有一回，妈妈在帮一群小学生排练舞蹈。有一组连贯动作，无论妈妈做多少次，那些学生始终没学会。才5岁的我在一旁着急起来，径直走到人前示范，动作无比到位。大人把这归结于天赋：你是遗传了外公和妈妈的艺术基因。
不久后，学校里举办主持人大赛。主持完节目后，每人需要表演一个才艺。我选择了尚未学成的拉丁舞。接着，我又报名了学校的舞蹈比赛。家庭会议后，我们选曲腾格尔的《天堂》，决定跳一支民族舞，妈妈负责编舞，然后传授我舞步。我们在外婆家排练，在专业的服装店租演出服，请好几位舞蹈老师提意见，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家的相册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我穿着白色的民族服饰、红色的舞鞋，头上绑着彩色头圈，头圈右侧垂荡下红黄色丝绺，脚踝和手腕上都绑着金带；我的右腿向后伸展，脚尖碰地，双臂一只高举，一只悬在半空。那是我在外婆家排练舞蹈时留下的照片。相机没对好焦，我的脸庞有点模糊，但能看得见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学校多功能厅跳那一支《天堂》时，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蒙古包，看到奔驰的骏马，丰美的草原，蓝天里飘着朵朵白云，人们举杯共饮奶茶。
很快，这段表演在学校里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二（1）班有一个会跳舞、爱跳舞的男生。
如果一个男孩喜欢跳舞，他的童年会遭遇什么？
舞蹈比赛后不久的一天，我有了一个新的绰号，“汤女人”。
无论在方言还是普通话中，如果快速连读“禹成”，听着就像是“女人”。在孩子们的眼里，跳舞的都是女人，这个绰号再适合不过了。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一段持续数年的噩梦的开始。
起初，叫这个绰号的人知道我会因此愤怒，于是在叫完后往往会露出一个坏笑。起初，我总有想伸出手捂住他们嘴的冲动，有几次我也真的这么做了，手指沾到他们嘴唇的口水。但逐渐，这个绰号成了一个指代我的符号，无论是普通同学，还是和我要好的朋友，都开始用它称呼我。
这个名字从离我很远的地方向我甩来，“女人，等等我！”“女人，早啊。”
在我耳边向我低语，“女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女人，这周日我生日，你来我家一起玩啊。”
或是在QQ的聊天窗口上浮现，“女人，生日快乐。”“女人，玩梦幻西游吗？”
我似乎没有留下太多小学同学呼唤我本名的记忆。哪怕是我要好的朋友们，他们也习惯了叫那个绰号。我的内心一定曾有过呐喊：你们是我的朋友，难道不知道我有多讨厌这个名字吗？我也语气激动地质问过一个叫我绰号的男生：如果你爸妈知道你在学校被叫女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不会伤心吗？
但我后来得出答案：他们真的不知道，不觉得。这种感同身受已经超出了十岁孩子的认知，而那时的我也没有能力勾连、表述这些痛苦。
如今在屏幕上打下这三个字的绰号并直视它，我的心还是会不自觉收紧，再往下一沉，坠入童年无边的阴影里。
我不敢和父母诉说，羞耻感在阻挡我的倾诉欲。我不断问自己，这些痛苦是不是只是对我有一个错误爱好的惩罚？我捡拾起我原来不爱做的事，比如打篮球，比如玩梦幻西游——那是几乎所有男生都玩的网游，为了融入他们，我必须参与其中，要买点卡，并且不断升级。这个游戏的主场景是繁华的长安城，游戏角色需要在长安拥挤的街道里走来走去，买装备，做任务，和人交易，为去往更大的世界斩妖除魔做好准备。那几年里，我就看着那个虚拟小人在那儿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但我终究不擅长玩游戏，级数始终不高，能进入的其他场景也始终有限，没能看到游戏中更丰富的世界。
如今的我当然知道，这些经历、选择和感受都来自于一种结构性的霸权，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在教我男孩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做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男孩。男生做女生做的事，女生做男生做的事，都是对传统性别认知的挑战。
那时的我，只能感受到一种比我更庞大的东西，一种我无力对抗，以及“告诉爸妈也没用”的东西。这些声音逐渐变成浪潮的呼啸，我只有被淹没。后来，当别人叫我绰号，我会开始回应，甚至露出微笑，像是缓解尴尬的防御机制。但这不代表我真的接受了它，更不代表我喜欢它。
2005年，当一头短发的李宇春在电视屏幕里横空出现，有那么多人喜欢她，也有那么多人诋毁她、嘲讽她。可能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处境，我天然把自己当成“玉米”（李宇春粉丝的称呼）的一员，给她投了无数的短信票。
为了更好的教育，父母希望我去另一座城市读初中。我不情愿离开，因为我所有的同学都留在了原地，但最终让我动心的也是因为如此。前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意味着逃离过往。我不用再面对自己关于跳舞的过去，不用再听到别人呼唤我的绰号。我是我，崭新的我，不再是“汤女人”，不再是那个喜欢跳舞的男孩。
来到初中后，我闭口不提自己会跳舞的过去。我再一次参加了主持人比赛，这一次才艺表演我只是很稳重、很酷地唱了周杰伦的《青花瓷》。
后来，我的脸上冒出越来越多青春痘，痘坑坑坑洼洼地留在我的额头。一个初中同学曾在课间对我说，你的额头就像是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我无比苦恼，有阵子在路上走路总低着头，但我却想到了值得庆幸的一面：变差的皮肤似乎代表一种粗粝，是女性化特征的反面，是秀气、清秀这些词的背面。胡子越来越多地长出。头发经常是鸡窝头。我越来越少参与文艺活动，花更多时间读书。
那三年，我摆脱过去的努力还算成功。没人给我起类似的绰号，没人知道我会跳舞。班上有另外一个男同学成为了靶子，因为他皮肤白，长得秀气，说话声音温柔而尖细。大家给他起女性化的绰号，抚摸他的胸部，叫他姐姐，我没参与过这些，也不忍参与这些。
我知道，好多班级里，都会有“女人”，有“姐姐”，有“男人婆”，有“哥”，他们会和曾经的我一样，总是一边笑一边生气，闹着玩似地翻脸，被伤害还要假装若无其事，害怕被集体孤立，只能去改变，去迁就，去适应。我知道有男生朋友会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的姿势，防止自己的屁股有一丁点的扭动。我知道有人会独自偷偷练习自己说话的语调，控制自己的表情。他们都像是一面面镜子，我照到了童年不忍卒读的一面。
初三快结束时，即将毕业的我们在校园里参加体育中考。我在教学楼拐角处突然见到了一位小学同学。他沉默木讷地站在教学楼的拐角处。因为想考我所在城市的高中，他必须也来到这里参加中考。他是我小学时期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几年过去了，我再一次见到他，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也没有想要叙旧的迫切心情，而是恐惧。我怕他的嘴里再一次脱口而出那三个字。我犹豫要不要让身旁的同学挡住我，绕过他，装作没看见他，但在我作出决定前，他已经看到了我。
我笑着和他打招呼，一边说话，一边揉着衣角祈祷，“千万、千万不要蹦出那三个字。”
幸好，可能由于多年未见的生疏，那一天，他没有提起那个绰号。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跳过舞。直到2017年春天，我和朋友们去柬埔寨旅行。在暹粒的酒吧街上，我们走进一家夜店。夜店里男男女女，跟随音乐疯狂地摇摆，变幻莫测的灯光时不时照亮他们神采奕奕的脸庞。我紧张不安，似乎忘记了身体是可以随音乐流动的，于是四肢僵硬地站在舞池中发呆。某个时刻，身旁的几位陌生人和我眼神交汇，发现了我的尴尬，便开始用手势鼓舞我，让我跟着他们一起跳。我先摆动起了双手，然后是腰和胯，最后挪动了双脚，开始踏步，开始蹦，开始跳。我逐渐找到节拍，也开始自己变换动作，会随着音乐的起伏升降身体。
昏暗的灯光里，哄闹的音乐下，那是小学毕业后，我第一次跳舞。
后来几年，那条生机勃勃又有些混乱的暹粒酒吧街时常在我脑海浮现，以至于朋友们问我最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在哪时，我总会想到暹粒。在那条街上，我不仅吃到了好吃的芒果冰沙，也感受到了遗失多年的随心舞动的自由。
回国后，忙着毕业，然后工作，我走回一个更约定俗成的现实。那个现实里没有夜店，没有蹦迪，没有舞蹈。暹粒的舞动更像是多年遗忘里的昙花一现。
2023年深秋的一天，我穿越大半个纽约，到皇后区参加一个艺术工作坊。工作坊的议题与“仪式”有关，参与者大多是纽约的艺术家、电影导演。我报名参加本是为当时正在操作的一个故事做调研，那个故事关于用人工智能复活逝者，从而让生者可以和逝者对话。这种跨越生死的对话，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仪式，帮助人们处理悲伤和失去，帮助人们平衡遗忘和铭记。
工作坊的第一天，我们每人要分享一个自己带来的物件，以及其背后的故事。
一位电影导演带来一双红色的芭蕾舞鞋。她平静地说，她小时候很喜欢跳芭蕾舞，但她的母亲总是说她跳得不够好，不让她继续跳舞。她很遗憾地放弃跳舞。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这个来自母亲的否定还是她内心的隐痛，偶尔戳中她一下。她总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梦想在童年的时候被母亲扼杀了。
听着她的讲述，那段小学时期关于舞蹈的记忆扑面而来，那几天的工作坊期间，这个久未谋面的故事重新占据了我的脑海。
工作坊的最后一日，我们每个人要阐述自己的项目，分享我们是如何希望通过仪式来思考一个问题，解决一个心病，或是得到某种启发。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想法，一个依然是关于AI复活逝者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关于我那段因为舞蹈被嘲笑、被言语霸凌的童年往事。
轮到我发言了。我下意识选择分享的，是第二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和小学以外的人讲过这段经历，那是我第一次把这些细节用言语表述出来。
幸好是用英语说的。我躲在陌生的词汇和不太完美的句法结构里，像是躲在一顶有缺漏的雨伞下。虽然依然能感受雨水浸湿的凉意，但也能感觉到一种因为疏离和陌生而产生的安全感，足够安全到我愿意开口讲述这个故事。
我告诉他们我过去对舞蹈的热爱，告诉他们当时参加比赛的那支《天堂》有怎样的舞步，在舞台上我有多自由洒脱，我也告诉他们随之而来的言语霸凌，我的躲避，以及如何隔绝过去。我还让爸妈从家中旧相册翻出那张我在外婆家排练的照片，在工作坊里分享。
最后我说，我想设计的仪式是，和母亲共同回忆这支舞蹈的舞步，然后穿着照片里类似的衣服，再重新跟着《天堂》跳一次那支舞。对我来说，这是给过去的我的一个拥抱，我想告诉他：“你因为那样的热爱，遭受过那样的委屈，你辛苦了。”
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跨性别艺术家说，“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一个哀悼的过程。你可以在跳舞的时候，在周边摆上花，或者其他的纪念物品，这是你在纪念那个被你自己亲手杀死的自己。”
她的话打到了我的心上，让我眼眶湿润。我回应道，“这的确是一次‘告别’，在进入初中的那一刻，我就杀死了过去的自己，那个爱跳舞的自己，被叫那个绰号的自己。但这也是一种‘复活’和‘链接’，通过这个仪式，初中后的那个世界和初中以前的世界，后来的我和从前的我，又一次相遇了。我在拥抱一个完整的、我的世界。”
让这两个世界相连的，还有纽约这座城市本身。来纽约的第二天，我乘地铁时，就看到一个男生在车厢里跳起街舞，甚至爬到了车厢的横杆上，看到另一个男生穿着画满卡通图案的长裙，看到两个女生在座位上亲吻。我愿意大胆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笃信参加工作坊的每一个人，不会给我一场审判。我知道他们会给我投来慰藉，知道这座城市的包容，以及生活其中的五彩斑斓的人。
那位童年有个跳舞梦的导演兴致勃勃地和我说，你一定要看《比利·埃略特》。片子的中文的译名是《跳出我天地》。这部电影里，一个热爱跳芭蕾的男孩，偷偷学习芭蕾，最终打动成见很深的父亲，离开家乡，成为闪耀的芭蕾明星。
工作坊结束的第二晚，我就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当男孩被父亲发现自己在偷跳芭蕾舞，面对愠怒的父亲，他突然起舞，先是铿锵有力的踢踏步，然后跳跃，奔跑，翻跟头，不断旋转，献上了一支震撼人心的舞蹈。父亲看呆了，蓝色的瞳孔里是一种对美、对天赋的难以置信。那天夜里的那支舞改变了父亲的想法，他决定支持比利跳舞，甚至背叛正在组织罢工的工会，重回矿场上班，只为给孩子赚去伦敦学舞蹈的费用。
当比利·艾略特在父亲这个唯一的观众面前，跳跃，旋转，专注在舞蹈世界里时，我已泪水涟涟。他在用坚定有力的舞步向父亲，向这个世界，表达年少的他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愤怒、不甘、希冀和热爱。
前不久，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派对上，我听一个中国导演讲起她曾创作的电影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喜欢跳舞的聋人男孩。男孩总被认为不该跳舞的，聋人更是被认为无法跳舞。但导演想表达的就是，男孩也可以跳舞，聋人也可以跳舞。音乐不止可以被“听”到，也可以被“触摸”到，可能是一种规律的震动，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韵律。
在这部名叫《夏青》的电影的豆瓣评论区里，有人说，“无声的世界也可以情绪饱满。”有人说，“跳舞无关性别。”
如果小学的我就看到了这些电影，该多好啊，应该会是一种安慰和鼓舞吧。
从那场工作坊回来后，我还没来得及执行我所设想的仪式。但我想，当我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打开心扉向那些刚认识不久的艺术家们讲述这段故事，讲述我想如何完成这个仪式时，仪式想要达成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我拥抱了那个曾经的我，那个在舞台上幻想草原的我。那个被言语伤害、但又懦弱选择隔断过去、丢下自己的我。
关于小学的那场舞蹈比赛，有个细节其实在我心中盘旋了多年。
当年，母亲总带着我在外公外婆家排练这支舞。作为一名舞蹈家，外公没有给我提出任何建议。他似乎不太想让我参加那次比赛。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男孩子，跳舞有什么好跳的？以前我在歌舞团，我知道跳舞的男生有很多是不‘正常’的。”
但这只是我对外公语焉不详的话语模糊的记忆。外婆的印象里，他从没对我跳舞发表过什么评论，没说过不，也没表达过支持，“可能是觉得既然你读书好，就不要走跳舞这条路”。
2018年春节，我们全家去海南旅游。在蜈支洲岛的碧蓝大海旁，外公提议每个人拍张照。那时外公已经七十多岁，但轮到他拍照时，他突然蹦得特别高，双手向上举起，做展翅状。他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个动作叫双飞燕，是他年轻时经常跳的动作。
跳跃腾空的时候，阳光照得他的笑容闪闪发光，海风吹起他的刘海。外公向来行动敏捷，身姿挺拔，大家总说他，即便七十岁了，也有着四十岁的背影。
退休后的那些年，他和外婆四处旅游，在夏威夷的海滩间，在马来西亚的游轮上，他都留下了随兴起舞的影像。有一次，他在数百人的围观下，跳了一曲江南style，活力四射，充满青春的光泽，身后来自各国的游客无不为他鼓掌。
跳舞是外公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印象中的他，很受人尊重，培养了很多学生，拿过很多荣誉。
假设，关于外公对男孩跳舞的评价，我的记忆是准确的——喜欢舞蹈、以舞蹈为一辈子事业的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呢？我想问他儿时的我没有提出的问题：跳舞的男生为什么很多不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你也不正常吗？
我试图向家人寻找答案。
我问妈妈，外公有没有和她说起过对于男孩跳舞的看法？外公以前是否遭过霸凌？是否受过过言语的中伤？母亲说，她从未和外公聊过这些。她印象里的父亲，总以舞蹈事业为傲，也为跳舞而自豪。
我不太确信妈妈的答案，于是打电话给外婆。外婆说，外公一直热爱跳舞。他们相识于大学，都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谈恋爱时，他们会一起分享文艺，欣赏演出，评论节目。这是属于他们的共同语言。他后来到省城的歌舞团工作，但文革期间，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样板戏，申请调回家乡的医院，做行政工作。可即便在那晦暗单调的岁月里，他依然帮医院组织了许多文艺活动，还曾在台上独舞。“一旦是搞跳舞的事情，他很积极的。”
“那外公有没有和你分享过他作为一个男性舞者，遇到的攻击、歧视或创伤呢？”
外婆给出的答案，和妈妈差不多。“应该没有的，他从没提起过。”
我接着追问。
“真的没有吗？”
“从来没聊过吗？”
外婆想起了一个细节。
外婆当时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浙江大学的高材生、当地的年轻干部。相隔12个时区，她隔着电话告诉我，当时她身边的所有好朋友，都会觉得她脑子出问题了，为什么不选一个浙大有知识的学生，不选一个有政治前途的干部，要和一个跳舞的男的在一起？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也没告诉自己的父母这件事。
男性一旦和跳舞联系在一起，就似乎天然地带上了一种贬低、奇怪和异样。天然地，引来侧目。
但除此以外，她不记得任何别人负面的评价或外公负面的情绪了。不过，这依然不足以让我信服——这些年里，我也从没和父母、和外婆聊起过这些。为了写这篇文章给外婆打电话，是外婆第一次听说我小学的遭遇，但我也只是寥寥数语概括，不知如何细讲。那外公或许也只是从未向人，甚至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打开心扉呢？
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意义朴素而简单，他希望我像商汤夏禹一样有所为、有所成。但他从来不知道，他给我取的名字，因为我和他共同的爱好，曾给我造成这样的困扰。
和我打完电话后，外婆发来了一张外公小学时期跳舞的照片。那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外公长长的刘海向上扎成了一束，露出了光滑的额头，笑容灿烂。他双手抱肩，一只腿蹲着，一只腿向前伸得笔直。那是他在舞台上刚表演结束，舞蹈的名字叫抢板凳。
“他从小就爱跳舞的。”外婆说。
从照片里的那个小男孩，到后来的舞蹈家，外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我的脑海里有许许多多的疑惑。或许他很幸运，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些诋毁、嘲笑和讽刺。或许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有比嘲笑一个男孩更值得操心的事？也或许，外公比我更勇敢，更坚定，更热爱？
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青春的活力日渐衰微，挺拔的身姿不再，起身走路都需要搀扶。我原以为我会找到丰满的细节填补我的疑问，以为外公的故事会和我的经历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呼应，但现实是，永远没有人可以解答那些我的困惑了，它们的答案在外公逝去的盛夏随风飘散了。我知道的只有，外公曾和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跳舞的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