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成年之后，才知道能够在1960年出生倒有多么的幸运。距离1960年23年之后，也就是1983年的一次吃饭的场合，一个不算熟的人很感慨地说到这个事情。他比我年长10岁，他说他在的村子就没有60年能出生的人，要么饿死了，要么出生前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那年月连树皮、草根都难留下来。
他是个有些发福的中年人，说着这事的时候夹着块有些显得肥大的海参直接送进了嘴里，边咀嚼边说着1960年吃不上饭的事情。
1983年在淮北，鱿鱼、海参混着鸡汤烧是道硬菜，后来演变成老鳖烧鸡，再则富贵一时的“霸王别姬（鸡）”。他说这话和吃海参的动作给我印象很深。我回头一想还真是，我们单位一百多号人，其他年份重合的总有几个，1960年出生的唯我一人。
这段历史引发了我的注意。1960年一大半时间我都在娘胎里，查找这段轨迹我知道了一个叫曾希圣的人。这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或许他算是那次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推手。带着大跃进时代迸发出的创造政绩的强烈愿望，他瞒报了安徽的灾荒实情，仍旧大规模在农村进行粮食强制统购。交了粮的农民很多却饿死了。
历史从来都是喜欢开玩笑的。1960年代初，同样是这个曾希圣，他想出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的办法，并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试点，制定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责任田”很快在安徽得到推广。1961年,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猛增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仅仅相隔一两年， “责任田”被当作“单干风”，要复辟“资本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曾也被撤销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饿死了许多农民，曾毫发无损；“责任田”救活了许多家口，曾被免职，甚至导致他在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
十多年以后，因叫花子在外乞讨唱着花鼓灯而出名的安徽凤阳一个村庄里，几个管事的农民摁着手印复制了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成为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农村的一面旗帜。
那个年代的荒谬可从1960年9月号的这幅《天津画报》封面画里读出来。农村饿殍遍野，画面丰收在望。农民们在如同天堂的原野里享受着丰衣足食的喜悦。而就在这本画报被许多人捧在手里的时候，一个小生命在我至今不知哪家医院里诞生了。
我怀疑是蚌埠二院。它有个大门洞，进来是大庭院，大条石铺的石板地。我三四岁时高烧，父亲背着我来过；凉风一吹，那烧竟退了。
我为何能很幸运地在1960年出生，我听到过一种说法，爹娘找邻居借钱生的，数目模模糊糊可能是四十块钱，这个数是我母亲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猜测、推断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把借钱人按到隔壁胡校长头上。胡校长是小院工资最高的，河南人，解放军军官转业。他老婆胡妈没有工作，养了五个娃。胡校长口音很特别，打孩子不说揍或打，说“棒”。
我生在安徽第二大城市的中心区域，却不知自己是怎么落地的，甚至找不见了出生证明。这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的出生，因饥荒而显得有些不同。我猜那一年那一天医院的产房冷冷清清，人人饿得只想着吃的。我爹我娘甚至没有记住我生下时几斤几两。
一个生命幸运的诞生，伴随着一大批生命非正常死去；大饥荒就跟大瘟疫一模一样。
我费尽力气地想寻找一个著名的生命是否在1960年9月21日死去，但白费了力气。这个事实让我有点失望。没有一个著名的生命在那一天死去，就不可能有一个著名的生命会在那一天诞生。我自己预定的这个铁律，被用来摧垮自己的成名幻想。很多人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寻常人物，都要构建自己不平常的身世。我以为我在1960年出生，至少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征兆。今天才看清楚，它只是上天以我的出生，来记录那段历史的。
我一直在去追查自己能在1960年那个特殊年份出生的真相，发现它并不是个谜团，而只是再没人关注的小事情。小事情延伸出小人物，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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