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时者~今日留言：请教一下，德鲁克在管理学界是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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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有谁真正读过
原创 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 马浩on战略管理 2021年11月24日 12:00
有年头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了。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跟《经济观察报》的两位记者对谈。主要是看他们发过来的问题比较靠谱，于是聊聊。十几年前，曾经给《经济观察报》写过两年的专栏。斗转星移。恍若隔世。
话说双十一过去一阵子了。也许没人在意，那一天其实是德鲁克的祭日。2005年，德鲁克以95岁高龄辞世。《经济观察报》次日等了两篇纪念文章。一篇来自著名财经记者吴晓波先生。一篇来自非著名管理学者马浩教授。
我对德鲁克的判断很简单：一个智者、思考者和先知先觉者。他的著作乃是其智慧的体现和思考的结晶。
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其崇拜者认为他没有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做过评论：
学说，理论，个人意见，都可能是对的或者错的。科学社区的垃圾很多，但可以判别。个人智慧，无论如何超卓，都可能是尚未开化的混沌及难以证伪的谬误。
我自己就是直觉感悟型的，写的东西小聪明成分远多于科学的成分。但我深知自己的局限性。德鲁克的东西读来都觉得有道理。但除了让你自己觉得愚蠢外，不解决任何问题。
然而，对于科学社区的人而言，战略管理研究是一个职业，是一个专业，需要规范的方法论。否则，谁都可以感悟和智慧。中国的业余科学家全球第一多。
你可以觉得大师们（不只限于德鲁克先生这一个）对你有启发，你认同，你欣赏，你喜欢，你信奉，但你如何知道他们是对的？他们的通常是基于独特的个案之一孔之见怎么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呢？
科学社区，至少还在假装是证伪，至少要有一定的due diligence。而这帮大师看了仨俩企业直接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人生真谛和管理秘诀，而且都是唯一的正确方法。
德鲁克是见识过学术的。他爹与熊皮特是好友。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学者。他学过法律，当过记者，曾与GM做过咨询，在NYU当过讲师，后来就是以大师身份行事。究其一生，他的主要角色是出身世家的精英，见多识广的记者和独具匠心的智者与思考者。
虽然美国管理学会曾将其选为院士（AOM Fellow），但没有学者把他当成同行。也没人在学术文献中引用他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在教MBA时让学生们偶尔接触一下德鲁克。他所说的所有东西听起来都没错，都有道理。但智慧大多解释的是理想状态，最缺乏的是解决问题的机制。
就像你去看一本美容杂志，上上下下都是美，不同风格的美。你看完之后，只能觉得自己不美，怎么按照大师说的去打扮还是不美。这边还没弄美，又发现自己另外一种不美。你永远在对别人勾勒的美的崇拜中，而自己就是不美。
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一定能帮助你解决自己不美的问题，但对不同情境下的问题解决方案及其成功的概率而言，科学研究的系统考察与实证结果要比大师们个人的智慧和渲染强得多。
从任何东西都能学到东西，包括“斜脚”，如果你心态足够开放的话。何况是向智者学习呢？
关键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同一个问题，哪一种视角和方案是最有用的？有无更好的替代？
对与实践者而言，兼容并包是扯淡。学者们都做不到。你哪里有那么多闲功夫一天到晚跟风学界和大师们的各类鼓噪。徒增烦恼。
学徒的时候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持续学习的习惯，提升对学问的良好品鉴能力与欣赏品味乃是至关重要。之后，就看自己的造化了。你必须有自己的专长！
有些企业家，喜好自己创造理论。恨不能隔三差五就写感悟，创理论，恨不得每周一篇文章。最好全体员工都去读。结果只能是搞得大家疲于奔命，无所适从，直至把你的说辞当耳边风。
大学教授都没那么勤奋。他们的任务是把简单问题装神弄鬼搞复杂。企业家的任务是把复杂问题去伪存真搞简单，而不是把自己装扮成作家，学者，思想家，大师。退休后再弄不迟。
转瞬间，大师德鲁克已然辞世16年了。这是当年在下发在《经济观察报》的纪念文字。
大师不是一个职业
马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树管理学讲席教授
BiMBA学术主任
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鲁克以95岁高龄谢世。一个令人敬重的老派伸士，一个敏锐犀利的资深社会经济观察家，一个富于洞见的商业评论神圣，一个影响广泛的管理论著作者，一个倍受企业精英信赖和尊仰的导师，20世纪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代言人，驾鹤西去，流下一个难以填补的精神空缺，一个不再拥有大师的时代。
蛟龙过后，只见一片汪洋。
德鲁克，生于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受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和英国伦敦，法学博士，在德国作过财经记者，在英国银行当过经济学家，在美国为英国报纸当过特约记者，被通用汽车公司邀请做过名噪一时的调研，在纽约大学当过讲师和管理实践教授，再到加州克莱蒙研究院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讲授管理学。将近75年的职业生涯，凡39部论著。
20世纪40年代，推崇分权化管理，强调社区与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50年代推断计算机在未来商业中的广泛应用，提倡“目标管理”的有效性，60年代预测日本和亚洲企业的崛起，暗示知识型工作者的诞生，1987年股市大跌后自称早就预料到这种下场（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美学和道德原因），并在80年代积极主张企业家精神和创新，90年代警示社会“经理报酬超限”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等等。
德鲁克相信管理是人文艺术，他的著作旁征博引，涉及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信手拈来，字字珠玑。俯拾即是，精彩语句。生动案例，形象比拟。鉴古喻金，透彻明晰。他永远在最前沿，为管理者指点迷津。他的洞见经常能帮助你证实你的直觉，为你打气撑腰，为你壮胆鼓劲。
他的信息处理容量大，涉猎广泛而判断通常很准，你所能想到的，他都已经想到了，你还没有弄清楚的，他已经想明白了，并给出了相应的预测，对策，建议，和可能的教训。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系统全面的写出来，不仅所讨论的主题关键，基础，而且解释得极其透彻可信，文风令人惊叹地简单和清新。
德鲁克的文字，如此基本和关键，以至于往往使人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却；如此实在，以至于读来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地自然，不易察觉地滋润。但是，正是由于呼吸空气是如此自然的本能，这个事实被指出以后，我们反倒觉得没有那么震撼人心。
很多事情，一但被别人指明以后，反倒没有什么新鲜感，觉得老生常谈，平淡无奇，比如德鲁克之强调要善待员工，关注社区，目标明确，勇于创新等话题。我需要空气这个事实还要你来提醒？！当然。当空气过于污浊的时候或者呼吸功能不畅而当事人又无所察觉的情况下，谈谈呼吸空气，很可能就是治病救人。
德鲁克近年来在中国的名声，丝毫不亚于他在全球任何其他地方的盛名，很可能更为强大。因为他作为先知先觉者的发现和写作很对中国人的胃口，也因为全世界媒体对他的不可抑制的好感，比如许多善于绘声绘色地报道事情的媒体毫不吝啬地给德鲁克冠以 “现代管理之父”的头衔。这也很对国人胃口。
很像中国的很多大师经常称自己是XX之父，YY之娘，ZZ第一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说，“我首先提出采用某某制”。首先提出什么，当这种提出，需要比别人聪明伶俐，需要比别人更睿智敏感，需要顶着很大压力时，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既不代表理论上的建树，也不就必然给某某戴上什么之父的桂冠。
说德鲁克创造了现代管理学领域，等于抹杀美国管理学会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实，等于无视法约儿、泰勒、巴纳德、现代工业心理学界先驱们，以及包括西蒙等组织理论学者，对管理学奠基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咨询业的缔造者，等于说麦肯锡创始人马文∙包尔自1933年的努力都是白搭工夫。如果说众多的咨询公司，靠包装改造并趸贩德鲁克的各种先见之明而获暴利，倒还算比较合理公允。毫无疑问，德鲁克的工作帮助促进“管理咨询”成为一个行业，并促进大众对管理研究和探讨的理解和尊重。
遍查所有西方媒体这几天的报道，盖棺定论，没有一家将德鲁克称为学者（Scholar），偶尔有称其为管理思想家（Thinker），更多的则是大师（Guru）或者先见之明者（Visionary）。
也许，学者是德鲁克最为不耻甚至憎恨的头衔。他和学院派格格不入：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做学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另一位声明远扬的咨询宿匠汤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博士的时候，没有听到一位教授提到过德鲁克的名字。
笔者在德克萨斯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的时候，也没有从课堂上读过德鲁克一纸半字。当然，私下里，不少学者也赞叹德鲁克的见识。最近，尤其是在教学上，如果还不是在研究上的话，德鲁克也会被教授们介绍或者提及。
出了学术圈儿，景象完全不同。在咨询界，只有德鲁克才是真金白银。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有人信。《华儿街日报》曾经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指出，德鲁克在1987年的一系列演讲文稿中某些道听途说的事例是错误的，比如日本某公司的所有员工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德鲁克则说，我用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观点，并不是记录历史。
学者也好，记者也罢，咨询顾问也行，这根本不耽误哈佛大学商学院（据称）四次邀请他加盟。哈佛做事自然可以特立独行。但术学界的管理学人，也并不把《哈佛商业评论》（德鲁克很多文章发表之地）的东西看得有什么学术价值。笔者在德克萨斯的博导曾经和一位同事在1986年某期的《哈佛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并购过程管理的文章，遭到院长的严厉批评，理由是不务正业，没有帮助年青的同事做更有价值的真正学术研究。
即使是学术界我行我素的哈佛邀请，德鲁克也不为所动。道不同，不与谋。德鲁克在加州那个小学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一呆就是34年。阳光明媚灿烂。讲课著述咨询。功德圆满。寿种正寝。
有的媒体也很愿意将德鲁克打扮成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在搞管理的人中，他可能思想比较多，而在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当中，他又显得过于务实。思想家往往是述而不作的。一般来说，思想家是不关心企业怎么挣钱的。而管理则主要是术和艺。管理领域不是重量级思想家玩弄智力、浪耗时光的主要战场。
弄管理学的人可以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就事论事儿，但很难成就一流的思想家，因为管理甚少真正涉及多少思想深度，不过是摸索实践规律而已。做哲学家状，整出来些高深的所谓管理哲学，恐怕没有多大实践意义。
也许，这是笔者的偏见，研究管理的，尤其是学术界，大多数都是某个细小专门领域内的一个匠人，每隔好大一阵子，再加上外部时机凑巧，能出那么个把理论家，提出某种还比较有意思的假说，给大家提供个系统思考的平台和借口也就非常不错了。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德鲁克，算不上真正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正规的理论家。比起他所熟识和受其影响至深的一代宗师熊彼特而言，尤其如此。当然，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有影响，受崇拜，像需求精神分析的人士崇拜弗洛伊德一样地被崇拜着。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当年的匡世奇才辜鸿铭先生描述人类文明和人的特点时用的几个重要指标，来衡量德鲁克毕生之成就。博大（Broad），深厚(Deep)，淳朴(Simple)，精致(Delicate)。德鲁克之主要特点在于广博，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包罗万象，繁杂多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恐怕也是他受人推崇的原因之一。他简单淳朴，直白清澈。通俗易读，不兜圈子，不啰唢。这也是他能在畅销流行的管理文献中立于常胜之地的公开的秘密。应该说，德鲁克博大、淳朴有加，而深厚、精致不足。
但是，如果仅仅单就“博大”存在这个事实，就妄然断定“深厚”肯定欠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许与管理实践本身的特点有关，人们不可能沉溺于哲学性的思辩，因此深厚和精致的可能性本来就小，并不只限于德鲁克一人。给定如此，如果再不像学者那样去做实证研究，去系统严谨地发现和验证规律，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依靠敏锐的洞察力了，要快，要准，要有说道，要让人迅速理解。
这时的见地，无论如何的深刻，也只是“感悟”和“直觉”而已。如果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必须有更精深的钻研和思考，而不是停留在“洞见”阶段。当然，学者们过分喜欢精致和漂亮，可能又失去了广博和与实践的相关性。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不管是博大，淳朴，还是深厚，精致，都不可能完全解决管理者的问题。四样俱全，连上帝恐怕都不可能。所以，研究管理的人还是擅长什么干什么，卖什么幺喝什么；实践管理的人，最好还是兼听则明，需要什么买什么。
德鲁克曾经声称历史上最有效的美国总统是杜鲁门，因为手下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力。第二名当属里跟，恰恰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是因为里根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个原则，也可以用来比拟德鲁克本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而70年间干得极其精彩，有声有色。
勿庸讳言，德鲁克是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从来不关注未来的事情。我不相信未来，我向窗外看。我关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过，但还未来得及产生后果，还没有被大家感知和认识的事情。”
在最终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角色来描述和记忆德鲁克：嗅觉敏锐的前线记者，富于洞见的可靠观察家，文笔流畅的多产作者，令人信赖的高级咨询顾问，一个生命鲜活的商业百科全书，一个智力超凡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说，德鲁克，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20实际最令人信服的和尊重的管理者的代言人，甚至其精神领袖。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不是细致严谨的理论家，亦不是发人深省的思想家，德鲁克本人对此并不在乎。而人们称其为大师，德鲁克也无奈半推半就，更愿意相信人们所标榜的大师主要是导师（Mentor）的含义，虽然起初在他的字典里大师一词意味着巫师、庸医、卖大力丸的江湖骗子（Charlatan）。
大师德鲁克，大师中的大师，大师中的常青树，那些人们拥戴的抑或自封的各类管理大师们发自内心地崇拜和景仰的大师。管理实践者的总教头，管理咨询界出类拔萃，技高一筹的巨人。
大师德鲁克，单枪匹马，自成一体的巨人。著作等身，名扬身后。卓而不群，天成人就。特立独行。绝无仅有。大师没有学生和传人，没有组织和运动，据说甚至没有秘书和帮工。
正是天马行空。可谓空前绝后。
大师不是一个职业。
这是2005年的纪念文章。
现在回望，满世界都是大师。
因为有需求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