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浩 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 2016-10-05 11:31
曾几何时，在中国，经济学是显学，管理学是雕虫小技。当然，对外人而言，经济与管理似乎是一伙的，就是讲怎么骗钱的。很多经济学家对企业管理指手画脚。一些管理学人也往往不在乎别人认为他是搞经济的。当然，著名的都是经济学家。管理学人都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有啥资本显摆？你是中国德鲁克吗？至少，如今的管院，也算是铺天盖地了。
那是火红的1980年代。北京工业学院，英文名字简称BIT（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号称要对标麻省理工（MIT）。之后又嫌名头太小，遂改为大学。
八三级的我，专业是所谓的管理工程。基本没管理，主要是工程。入校后发现，工程不是我的菜。图书馆英文原版管理藏书以及社科阅览室是我在BIT的避风港、防空洞，压缩饼干儿、氧气泵。
英文原版的管理学教材与论著，使我独自接触到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最新管理学研究成果。社科阅览室使我拓展了工科院校以外的世界，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世界，文史哲、政经社。
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乃是主旋律。最时髦的术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最终，我的学士毕业论文，也是试图要探讨所谓的运行机制云云。无非是对当时的以厉老师为代表的一些观点的文献总结。
在BIT的后两年，主要是流窜到文科门类齐全的人大去听讲座，偶尔也去北大。因为当时没有正牌的企业管理系科存在，阅读英文管理学原著只是自己的私房菜。
而与时俱进的，便是关注以经济学为名头的各种时髦话题。人大的经济学门类最为齐全。经济（政经与西方）、工经、农经、劳经、商经、财政、金融都各自独立成系，还有外经所。
宋涛、卫兴华、吴树青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高鸿业等的西方经济学和吴大琨的世界经济研究都是当时的顶尖阵容。农经周诚、劳经赵履宽、财经黄达、工经的塞风、方甲等都也是名噪一时的人物。
人大工经系企业管理教研室（解培才等教授），以及社科院工经所的企管研究（孙耀君等学者），应该说是当时中国所有高校最为接近现代管理学主流的。邓荣霖的公司理论和解培才的企业管理论著乃是当时的经典代表。外径所的黄孟藩与何伟老师也有很多与企业管理相关的论述。
北大的诱惑主要在于早期胡代光与厉以宁对经济学学说史的工作。最早对经济学感兴趣，也是因为对经济学的学说史和思想史（主要是西方的也包括中传统国的）感兴趣。
在研读学说史的过程中，也逐渐知道了一些当时相关的（包括研究西方经济和所谓的世界经济的）著名教授（大部分是有留学背景的），如北大老一辈的陈岱孙、樊洪、陈振汉、罗志如、华工的张培刚、武大的谭崇台、吴纪先，复旦的陈观烈、华东师大的陈彪如、南开的滕维藻、社科院的巫宝三、黄范章等。
学说史中通常会提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我1990年在德克萨斯读书期间，还专门到LBJ政府学院采访过罗斯托教授。当时还录了音，现在找不到了。说的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印度教育体系的推崇。
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厉老师以及身边平新乔、刘伟、朱善利等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论断开始声名鹊起。到了所有制改革与价格体系改革之争时，曹凤歧成为厉老师的主要盟友，大力鼓吹股份制。
没有游泳池，我怎么游泳，怎么学游泳？你不会游泳，要游泳池有啥用？先在岸上练吧！没有市场，企业如何正常运营？没有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市场如何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哪个重要？哪个先行？大家莫衷一是。当时厉老师是首当其冲的所有制改革的倡导者。价格改革阵营庞大复杂，印象中似乎以吴敬琏为主要代表。
在价格改革阵营中，一直就有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之争。操作中，介乎之间的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关于这一概念的首创权之争，从莫干山会议至今36年一直就没有断过。
最近，维迎拿出了早于莫干山会议数月之前刊印的关于价格改革设想和实施方案的论文。就文献本身而言，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人在此文之前全面系统地论述过“价格双轨制”的观点与方案。
20多岁的年轻学者，在当时参考资料匮乏和学界眼界狭窄的情境下，提出了极为清晰的价格改革思路以及详实具体的实施方案与步骤。即使今日再读，也不禁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
八十年代过来的人，貌似对改革有天然的好感。其实，维迎内心是“放”派的，而且关注点不仅在放，主要是在“活”。但他却非常耐心具体地提出了渐进的双轨制的（六个？）实施步骤，而不是臆想一步到位硬闯关。
至少在当时，这种务实精神更是尤其难能可贵。即使是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建议也许是他这四十年来所有观点和说辞中最为关注execution与fesibility的。
如今。维迎对市场以及哈耶克和米塞斯们的信奉不改初衷，甚至过尤不及。从道德哲学层面而言，“无知和无耻”之说，倒是切中要害。只是越发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殊不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知乃常态；知耻通常是要在事后而不是在风光之时。
窃以为，国中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业余经济学家，票友经济学家，骗子经济学家）群体中，茅和薛二人是（基本上）在任何场合都企图并力求用经济学逻辑解释问题的人。
你可以认为他们不懂经济学，甚至认为他们的经济学常识或逻辑是错的，但他们至少不会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批评他们的人往往对其观点和结论从价值判断层面开骂，很少会去或者能够从事实判断本身找茬儿。
很多著名经济学家，讲起经济学道理本身，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而一遇到生活中和工作上的具体的问题，便将经济学逻辑果断而不眨眼地抛到脑后，开始给你讲情怀、牺牲和奉献。瞧，扯远了。
当然，话说回来，改革的初衷是所谓的共同富裕，至少也要帕累托最优，增进整个系统的效率和福祉。但是，每个人对帕累托最优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能够被系统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信服地接受。
微观层面，改革就是有的人有了更新更大的饭碗，有些人被砸了饭碗，有些人还是端着原来的饭碗。有些人虽然自己的饭碗也改善了，却愤愤地发现别人的饭碗更大得多了。
无论是谁发明了双轨制的说法，双轨制的实践就是一种自然涌现的改革实践，并不一定就是听了谁创造的理论才开始推行的，也许理论或可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
也许有些人立马就会联想，要是没有所谓的双轨制，哪儿来的官倒以及后来的猖狂腐败？说来也巧，最早在国内谈论寻租理论的好像恰恰也是鼓吹价格改革的吴老师。两边的话，都让他说了。
反正，当时很多西方的理论与理论家被推崇，包括西方机构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弗里德曼来过，某某某来过，谁谁谁来过。而书本上，Kornai的短缺经济学，Lange的计划模拟市场理论等，奥肯的均等与效率等，都广受青睐。在哈佛访学过的樊纲后来好像还趸贩过所谓的“灰市场理论”（Grey Market），倒是有些意思。
无论如何，那时国中的经济学，按照如今的范式而言，非常业余。虽然业余，但有意思。你也不能说那时的学者不专业、不敬业。在当时的情景下，仍然有大师。头脑清楚，逻辑缜密，文笔洗练，游刃有余。
顾准、孙冶方时代的东西，其仁他们那一代人读过。我们无从知晓。资本论等马列原著，我辈也没有真正读过。人人必修的政治经济学，当时全国通行的是复旦蒋学模的代表性读本。
一旦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色新老经济学家跃跃欲试、闪亮登场，很多人从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立刻倾情华丽转身，满嘴的“为主为辅”，”运行机制“，“自主自负”，“放开搞活”。
社科院的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工经所的马洪、周叔莲、蒋一苇、张卓元，复旦苏东水，南开谷书堂，西北何炼成、体改委高尚全等等，都是风云人物。除了厉老师，其实，当时在下最为欣赏的是社科院和武大的董辅礽教授，文思温和而实在，如沐春风。
那时候常读《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新华文摘》，订过《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经常看到的都是新一代的星星们，尤其是上过莫干山的那伙，那叫火！
记得起的当时的著名青年学者们包括朱嘉明、陈元、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马建堂、张二震、洪银兴、魏杰、樊纲、田源、华生、张少杰、陈一咨、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王小强、王小鲁、巫继学、史正富、史晋川、李维森等。
显然，这些当年的年轻学者，后来很多入仕，有的依然在学界游走，也有的出走或者下海。在学界的至今还不忘呐喊，要深化改革。在仕途的人心态各异。
就连那些下海发了财的，也念念不忘自己当年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的辉煌经历。某企业家曾信誓旦旦地声称，如果我要是当初选择一直做学问，成就肯定不在维迎、其仁之下。巨商富贾也忘不了当年的学者梦。
那时，我的中文阅读世界，可以说基本上是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而我的英文原版阅读可以说主要是管理学，西方的管理学。大三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鼓吹管理学的正宗独立，并致函钱学森先生讨教。
钱先生回复很像小平同志的“不争论”。他说同意我的看法，但没必要太关注名份和正宗，只要有需要，就去研究。这时他正在做交叉科学和系统工程。
然而，当时国内没有真正的国际接轨的管理学的研究生项目，所以几乎没什么选择。还是经济学风光。于是，想去追随厉老师读经济学研究生。未遂。
转身进入中美合办的黄河大学读研究生班，专业是“经济管理”。某次一位美国来的经济学教授问我们，你们到底是经济还是管理？大家说，我们就叫经济管理（Economic Management）。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告别经济学，专注于管理学。在主流的国际学术社区，经济学和管理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悖论在于，直到今天，国内很多经济学家自称管理学家，很多管理学人被认为是搞经济的而且自己也梦棱两可、不置可否。
“经济管理”，或者类似的“经济与管理”“管理与经济”就这么一直似是而非地流行着。好像没多少人在乎，包括当事人们自己。当然，维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家，他要说自己是个管理学家，也没问题。但他坚持自称是经济学家。
过眼烟云。我所曾经熟悉和貌似喜爱的经济学已成历史。到了美国留学，才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应用数学。我学战略管理时，想到经济系旁听产业组织经济学（IO），听了一次课就不去了，全是博弈论（Game Theory）。
Theorem，Lemma，Proof，听不懂。Preston McAfee用的是Tirole和Fudenberg的课本。他早年在普渡学数学，偶尔被Andrew Whinston劝说去学经济学。后来从德克萨斯转任加州理工。前几年他还专注于研究亚马逊网站在同一天的不同时段采用波动定价歧视的现象。
虽然是经济学的教授，他内心里也许自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数学家，应用数学家。一次在美国数学学会之类的全国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Proceeding）后，他简直欣喜若狂，觉得比他发个经济学顶刊《美国经济评论》（AER）之类的还值钱。是的，他当过AER的主编。AER不算事儿。
从那以后，我便决计与经济学分道扬镳。曾经的伪经济学人，现在也不过就是个伪管理学人。其实，现代管理学，就研究而言，也越来越偏离思想和实践，日渐成为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和对各种貌似高深精准的方法论的轮番轰炸。
经济学，业余与否，在改开初期，甚或当今，至少还呼风唤雨，引来各类人等围观和褒贬。就连现在铺天盖地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很多时候还是顶着个“经管学院”的帽子，经济在管理前面。好像只有俺们北理工的把管理放在了经济前边，叫做“管理与经济学院”。风光的，貌似还是弄管理科学和工程的。
中国的管理学，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根本就没整出过啥动静。也是，有德鲁克大师一个大神就足够说事儿了。其他的就都歇了吧。信的神不能太多。否则，招呼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