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理论是一个神奇的游戏场。没有Solid的工作，很难扬名立万。Solid的工作，按照Jim March的说法，首先玩艺儿本身（Craft）得地道。学问做得要精当。另外，是否Solid，题目也很重要，要有广泛的影响与共鸣。从Max Weber到Jim Thompson，从Philip Selznick到Jim March，都是聚焦重要命题的。

当然，这里头也有个如何能够把问题的影响本身做大的挑战。比如，你看制度理论，就是一个美艳的大坑，看上去很美，能驾驭的不多。跳进去就很难出来。出来的没几个。大多数人的endwoment，training，temperament，都使得他们不具备那些OT大家所特有的德国传统的硬核思辨力，美国式的职业化的和敬业务实的学术演练，以及浪漫的想象力外加超强的文字能力。

当然，还有圈子。Pfeffer（1994）当年评说Pop Ecology的精英化、集团化、范式化的研究阵营，为此还遭到Charles Perrow（1994）的讽刺揶揄。话糙理不糙，Pfeffer说得是实话，你想弄PE，你得问你自己到底是Stanford的还是Berkeley的，还是Cornell的？你能发ASQ吗？PE不是群众运动。制度理论也不是。

遥想当年，其实也就不到10年，我还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上英文管理文献课。讲到制度理论，必然要读Meyer & Rowan（1977）和 DiMaggio &Powell（1983）。什么Myth and Ceremony，什么Iron Cage。读的你神魂颠倒，荡气回肠。但实际上，你应该很清醒：我tmd不是维特根斯坦，光在文字水平上，我就输了。

清华出身、沃顿产品、密西根正教授，现任STR Division Chair，Brian Wu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学生，不要被制度理论冲昏了头脑。弄制度理论的很难做出来成就。说白了，连生存都难。最好，还是做你擅长的。这不，最近Brian的文章已经上AMR了，满纸的公式和推倒。还有Arkadiy Sakhartov， Liang Chen和Zhou Zhou他们的最新文章。俺不是清华的，根本看不懂。以后估计根本不敢再说自己能看懂AMR了。

群论事儿大事儿小，能够把事儿整成事儿，就是一种能力。学术圈亦是如此，也许更是如此。过去二十年，制度理论没跟踪。今天一看，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IL）这一只文献，夸嚓已然成百上千的文章了。好像战略那帮人弄的Managerial Dynamic Capability一样红红火火。煞有介事。

当年Bettis & Prahalad （1986）讲公司层面的Dominant Logic时还能听懂，现在发现人家这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都已经成了街谈巷议的高级术语了。俺们还是没听懂。

Heather Haveman在某篇Review文章中说，IL就是a system of cultural elements。如此，直接说文化不就得了？Hofstede不是比较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么？ 当然，你今可以说IL必然有各种好处。如此。这般。那个。

在这么凶险的环境下，华人学者能够成就卓然，就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了。我们CCER走出的Lori Yue和OT重镇Alberta毕业的Eric Zhao无疑是OT领域的佼佼者。ILs啥的根本不在话下。有功夫我们专门欣赏评介他们的工作和贡献。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实打实的现象。AMR上最新的OT文章，暂时还没有一篇引用。Institutional Parasites。制度寄生虫，寄生在某个体制内的某种势力。

比如，有正规学校要求写论文，就有论文工厂代写论文。没有学校，论文工厂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了学校，就会有这种非法需求。因为有的学生没能力自己写，有的学生不想自己写。有了代写，完成任务，学生毕业，皆大欢喜。

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寄生于正规学校体制的论文工厂违规运行，与教育本身的目标反道而行，但在具体结果上反倒是帮助正规学校完成了它的任务，也满足了其受众的需求。

首先，这文章题目选得好。现象真实，存在广泛，影响巨大，兴趣有加。是个悖论，很复杂。一旦掰扯清楚，就会有很大的启发。AMR还是应该主要发这类文章。

文章立论是要跟制度变化和保持的文献对话。

结论：有时，为了保持某种制度，恰恰是要去改变它。

制度寄生者，是一种常见的遍布广泛的非法存在者，他们挖他们赖以生存之制度的墙角。

短期内，他们利用制度并帮助维持制度。

长期而言，他们损害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精英需要制度本身的稳定。寄生者也需要其稳定。

虽然二者都渴望稳定，其互动最终导致变革。

寄生者的出现和生存取决于三个要素：

1. 复杂的环境使其不易被察觉。

2. 制度内对寄生者有需求。

3. 有熟悉情况和具备专长者愿意充当寄生者。

顺便说一句，10年前我写了篇小文章叫做墙外创业和骑墙创新（内外勾结），与此相似。后来没有展开。于是搁置起来。

最终，寄生者的非法行为会引起制度内精英守护者“institutional functionaries”的注意。

精英的反应有三种：

1.Drift。漂移。组织精英漠视寄生者的存在，导致组织“漂移”，制度恶化。

2. Layering。加层化和中空（Hollow）。组织精英隔靴搔痒，不断变换制度安排，导致层上加层，制度上面加制度，规则上面摞规则。形式大于内容。

3. Reform。采取实质性的改革。直接涉及导致和保持寄生者生存的那些主要因素。

文章的三种贡献：

First, we contribute to discussion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oles actors play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We do this by conceptualizing the institutional parasite as a new, distinct, and widespread class of institutional actor. 

Second, we contribute to discussions of how unintended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be brought about through mundane interactions of individual actors. We argue that parasites themselves generally do not cause changes to the institution, but they motivate institutional functionaries to exact changes. Thus, unintended change can be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actors who tend to prefer stability. 

Third, we contribute to debates on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We point out that deviant actors may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a constellation of actors that partake in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In addition, we build on existing work that highlights how institutional maintenance and change can be co-constitutive. We do this by pointing to how actors might seek to change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maintain institutional integrity—the purpose or character of the institution.

https://doi.org/10.5465/amr.2021.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