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 32 岁的 Amanda Montell 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学者」。她已经出版了 3 本语言学和社会学专著，但行文没有学究气，相反，你能从中看到大量流行文化的痕迹 —— 这或许和 Montell 大学毕业后曾任职美妆编辑的经历有关。也是在那期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语言恶女》（Wordslut，2019），一个 28 岁洛杉矶女性眼中的重塑语言的方式。
《语言恶女》可以算作一本通俗易懂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科普，一本将晦涩的学术理论转换为日常实践的手册。它梳理了英语中用于贬损女性的词汇 —— 从 Slut、Bitch 到 Sissy、Pussy —— 这些中性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如何一步步转为贬义。相对应的，代表男性或具有男性色彩的词汇则往往会被赋予褒义。此外，对于充斥着生殖器的脏话、男性和女性常见的说话方式差异，以及酷儿群体的语言创造力，Montell 都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尽管《语言恶女》的分析对象主要是英文，但中文读者同样能从中获得共鸣，毕竟父权统治下，厌女文化早已是最普遍的社会病症之一。![]()
事实上，Montell 更愿意自称作家或记者。她真正想要探讨的是人类如何思考、如何产生联结，以及如何为生活中的一切赋予意义 —— 而语言学正是她最初学会认识这一切的工具。她在 Instagram 上有 7.1 万粉丝，以平均 3 年一本专著的速度，吸引了一批和她一样「充满活力与好奇心，有点书呆子但思想开放」的拥趸。为了打造一个完整的思维宇宙，她也会将书中的句子做成更易传播的帖子：「在坏人的手里，语言可以被当作一个武器。在好人手里，它可以改变世界。」Montell 擅长用具有趣味的书写「阐释」复杂的词汇演变历和学术理论，以便更多人了解女性主义语言学这一领域。出版《语言恶女》4 年后，Montell 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开始意识到各种生活细节中的性别不平等，急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才能改变它；而《语言恶女》正好能提供这样的帮助，正如它英文版的副标题：「一份收复英语的女性主义指南」。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女性主义正用自己的方式督促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辱女词」，甚至发起改造和反击：「爹」已经成为替代「男性说教」（mansplaining）的流行俚语。但与此同时，如何鉴定「辱女词」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国内，反思日常用语中的性别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野生的思潮，围绕语言与性别交叉性，尤其是脏话中的性别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充分。我们是否要对所有性别歧视词汇进行「收复再利用」？我们如何应对带有性别偏见的语言攻击？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品牌明室推出的《语言恶女》中文版，或许恰逢其时。![]()
女性主义语言学在西方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上世纪 60 年代学界提出 Sex（性）和 Gender（性别）的差异，到数轮女权主义浪潮，女性主义语言学家证明了，父权制渗透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同时，由于语言和我们的联系太过密切，因而其中的权力关系才更为隐秘。Montell 强调，语言本身并不厌女，只是人们用厌女的方式来使用它，但正如文化塑造了语言的使用方式，语言同样可以对文化产生影响 ——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摈除甚至改变语言中的厌女元素。个体的实践同样是一种日常政治，夺回语言的过程，也是在夺回女性的主体性。Montell 说，语言有巨大的力量，它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也强化着社会权力结构。语言对于女性和性多元群体来说，是重要的赋权手段，而她撰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工具，让读者能更有意识地选择自己使用的语言。年轻女性往往是语言的创新者，作为最便捷也最有效的武器，语言上的团结，尤其重要。《T》中文版与 Montell 进行了一次视频采访，以下是对话实录。![]()
你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还是美妆编辑，你又是一位没有太强学术圈背景的年轻女性，这种情况下，第一本书的写作遇到了哪些挑战？你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我想把女权主义语言学和流行文化结合起来。有很多语言学书籍是由学者和博士撰写的，但它们太难懂了，对吧？作为一个持有语言学文凭、了解这个领域，同时又在互联网写作的人，我能把那些非常重要和有趣的内容变得更有趣，让那些不读论文的人也开始阅读，这是一个优势。自从《语言恶女》出版以来，我接触过的每一个语言学家都认为，大家有自己的空间和不同的受众。比起投身学术界，我更愿意创作非虚构作品和新闻报道，只不过（这本书的）主题刚好算是社会科学。但我想，也因为我是个相对年轻的女人，所以吸引了更多批评。很多男记者也写关于物理、细菌学等领域的文章，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博士学位。书中提到了对辱女词进行「收复再利用」和去污名化。而在中国，一些女性主义者选择直接用对应的元素替代常见词语中的男性或女性部分，比如用「蒂」代替「屌」、用「老天奶」代替「老天爷」。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这种方式有可能传播开来吗？语言的变化是一种基层努力，更普遍的文化决定我们需要它，它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很难想象「蒂」这样的词能广泛流行。根据语言学的观点，俚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填补了词汇上的空缺，当我们没有现成的语言来表示时就会出现新的俚语。所以像 Fly、Lit 都昙花一现，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了，那就是 Cool。「蒂」必须有一个独特的意思，能与文化和文化的性别态度产生共鸣，才能真正流行起来。![]()
你在书中将边缘群体内部自然形成的暗语视为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当这些暗语通过互联网传播，并成为通用俚语时，会遇到文化挪用的问题吗？我从语言学家 Sonja Lanehart 那里了解到，（人们）无法阻止特权阶层使用边缘群体的俚语，但这也没关系，防止它们成为文化挪用的关键在于，支持和承认这些语言产品来源的社区。很多变装俚语曾经是非常小众的行话，现在经常被年轻人用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这是双刃剑，当变装文化被正常化时，显然能为酷儿社区带来更高的接受度，但也会面临文化挪用的问题，当人们使用变装俚语却投票支持不利于跨性别的政策时，这就是虚伪的。但我甚至不认为保守派父母知道这些俚语来自变装，孩子们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在 TikTok 上学到了这些词。拿走少数群体的语言，说声「谢谢」，然后继续让他们生活在困境里，类似的误用或流行，使得边缘的语言变得更加边缘。你反复强调了语言和性别的交叉点，那语言和「阶层」的交叉点又是如何体现的？实际上，在美国，最具语言创新性的社群历来是有色人种的酷儿群体。语言变化确实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更学术的语言创新方法反而不一定能被广泛接受。一些人会用迂腐、伪精英主义的说法来反对性别包容的语言变化，声称单数「They」违反了标准语法。事实是英语语法一直在变化。毕竟，第二人称代词「You」实际上以前是复数的 ——「Thou」才是单数。我认为语言变化根本不是高学历者的专属，而是恰恰相反。![]()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经验里，大多数事情的变化都是自上而下传递的。为什么语言有这种特别的影响？孩子们不是根据字典或者学校的教学来决定怎么说话的，对吧？他们在 TikTok 上学语言，他们发明语言、在现实生活中体验语言、在小团体中创新语言。词典编纂者的工作就反映了这一点。即使在校园学到了规范的语法，你仍旧会以自己的方式说话，或者根据环境切换语言风格。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是，语言的发展不是因为字典编纂者或语法学家规定「你必须这样说话」，而是因为说话者在草根层面推动了语言的前进。为什么女性经常成为情感劳动的承担者？情感劳动在女性的说话风格中如何体现？在对话中承担情感劳动对女性有什么影响？女性往往被认为更「自然」地富有同情心和情感 —— 她们从小就被磨炼她们的情感敏锐度，经过多年练习，这确实让她们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和养育之心。这种现象可能表现为，女性在对话中倾向于用填充词进行回应（在朋友的故事中穿插「嗯哼」「是的，妹子」「哦，我的天」「正是」等），而这是一种她们证明自己在积极聆听的迹象。![]()
在中国，很多女性主义者也反对说「我觉得」「好像」之类的填充词，因为这可能会让女性在工作中处于劣势，使她们显得不自信。你怎么看待？我自己在工作中，每天都会努力平衡如何真诚地说话，以及如何用父权文化能理解的权威性方式说话。当我在现实生活中说话，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你也会听到各种填充词，那是让我可信、真实的原因。我发现，在自然对话中，人们不会过分挑剔这些。但当我在录制播客时，我真的会尽量减少填充词的使用，因为我希望录音听起来更正式。但人们仍然会以性别歧视的方式批评我的讲话，比如我的观点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我笑得太多，我不应该在谈论严肃话题时显得那么轻浮。讽刺的是，我能够获得现在的成就绝非因为僵化的正式讲话风格，而是因为我真诚地说话。在美国，几年前有很多呼吁女性停止说「好像」、停止使用气泡音的文章。那是一种伪女性主义的建议，是 Sheryl Sandberg 的「Lean In」式的建议，它意味着努力适应男性标准的权威性，我认为这非常有问题。我也理解，如果你想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取得成功，你可能不得不去适应那种讲话方式，但那不是女性主义的实践，那是生存的实践。不说「好像」和「我觉得」，并非一种来自女性主义的建议，而是如何在父权制下生存的建议。在全球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你对女性在「让语言成为她们的武器」方面有什么具体建议吗？我们不能低估语言的力量，语言是自由的，并且具有塑造世界的实质力量。个人来说，我非常依赖语言学家的实证研究来表明，女性、酷儿和有色人种应该处于权力位置，应该领导和创新，而白人男性的权威之声需要在每个环节受到质疑。撰文 - 陈晃 编辑 - 郑若楠 插画创作 - Morain 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