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当晚，22 岁的 Jenny Erpenbeck 正和一群朋友聚会。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谈及此事，Erpenbeck 才姗姗来迟地意识到，墙是真的倒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一种身份到另一种身份，一夕之间，一个时代落下帷幕，原本以为的恒久在极短时间内荡然无存。
原本对政治毫不关心，也无意投身写作的人，由于历史的一次骤然转弯，开始用文字处理时代巨变带给个体和家族的创伤。于是，Erpenbeck 熟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成为她大部分小说作品的背景。
Erpenbeck 荣获 2024 国际布克奖的小说《凯罗斯》（Kairos），故事发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柏林。看起来是写一个年轻学生与一位年长教师之间复杂曲折的恋情，背后却暗含了历史重要时刻对一代人命运轨迹的改写，欧洲当代史竟成为一段亲密关系终结的注脚。
这当然不是 Erpenbeck 第一次碰触世事变迁的主题。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 2008 年的《客乡》（Heimsuchung）围绕马克勃兰登堡湖畔的一栋房子和它所在的土地展开，一代又一代房主如同舞台上的一个个角色，轮番登场。近百年的时间浓缩在 200 多页的小说中，从两次世界大战一路写到两德的分裂与合并。可以说，这个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就是时间本身 —— 坚实而超然的时间，无影无形，却贯穿于每段人生，悄然塑造着另一重现实：「永恒的生命，已存在于人类个体的一生中。」
2012 年，Erpenbeck 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白日尽头》（Aller Tage Abend）出版。她再一次借由文字，挑战了线性的时间和有限的生命：「她」在每一卷的末尾死亡，又在之后的每一卷复活，如此度过了看似截然不同的五段人生，却又是同一段人生的假想。小说复调般的语言，好似一声声事关「必然与偶然」的诘问：所有这些「假如」的总和究竟是什么？
「历史事件与个人意志的交汇点是她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文学评论家、《与父亲的奥德赛》（An Odyssey: A Father, A Son, and An Epic）的作者 Daniel Mendelsohn 如此评价。历史与政治，在 Erpenbeck 的文学书写中从来都不只充当人物行动的背景板，而是切实影响个人生活，且关乎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之物。
这一点在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于 2015 年的《时世逝》（Gehen, ging, gegangen）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成长于东德的语言学教授理查德，无意间卷入了一群非洲难民的生活，自此，他秩序井然的生活屡屡经受良心的责难。严格意义上讲，《时世逝》甚至不是一本由人物行动和情节推动的小说，而更像是一部叙述难民群像的启示录、政治哲学的私人札记。它选择直面欧洲难民危机这个饱受热议的全球性政治议题，将矛头指向制度、法律、虚无之下的时代寓言。
文学评论家 James Wood 在《纽约客》撰文称，《时世逝》这部作品「挑战我们，要我们不要再做穿梭于文本间的漫游者，而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周围人的生活。这些书与经文、寓言近在咫尺，因为它们宣告：阅读就是理解，理解就是行动。」
这恰恰是 Erpenbeck 笔下文字的情怀所在。从《客乡》到《凯罗斯》，她的作品似乎都在表达某种不合时宜的反抗：她逐渐意识到年轻一代面对深重的历史，早已不再质疑、不再铭记，而她所经历与感知的一切，以及那个国家存在过的印记，即将湮没于时间之海。
于是她诉诸文学，只因这是除了自身的经验外，她唯一能够从情感上理解他人的方式，或者说她思考不理解之事的路径。写作，在她看来，很大程度上关乎强烈的生命体验，也关乎捕捉一个不再留存的时代和无数匆匆而逝的人。
Erpenbeck 相信，写作关乎真相。当我在采访中问她：「假如不同的视角或话语可以赋予一个事件或人不同的意义，那么真相如何抵达？」
她答道：「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认知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决定问题。我们只需努力做到：不故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支持那些出生在不那么幸运的境况中的人，竭尽所能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一而再，再而三，一代做不到，就再努力一代。」
想到那些她写下的明知不可而为的人、事、物，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你将第 6 部小说《白日尽头》的主题描述为「一个女人所有可能性的人生故事」。你最初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你的生死观或历史观有什么关联？
Erpenbeck：差不多 15 年前，我的母亲突然离世。失去母亲后，我有了创作这个故事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会发生变化。当某个人去世了，还活着的人会想方设法为逝去之人的一生赋予某种意义。他们会去找寻那些重要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但什么才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会被记住或是被遗忘？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死亡到来之际，秘密或许会被揭开。或是后人可能会和承载自己童年回忆的某个纪念之物不期而遇 —— 于是，不同的时代突然间交汇了。这一切都让我很感兴趣，也让我萌生了去尝试讲述不同版本的人生的想法。
你曾在 2015 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东德作家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变革，因而具有经验上的优势」。在将这种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时，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在德国的文学传统中，哪些文本或处理方式对你启发最大？
Erpenbeck：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找到一种方法，既能拓宽视角，和我笔下的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又能维系我们之间的亲近感。在相同的素材之上，探索不同的视角，这让我非常着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非常接近德国作家 Walter Kempowski（1929~2007）。他相信，只有聆听多种不同声音的合唱，才能看到并理解历史。另外，我也非常欣赏 Uwe Johnson（1934~1984），他在书中对时间层次的处理非常出色。每个时刻都植根于时间的深处 —— 牢记这一点，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
《时世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理查德读到难民船在地中海倾覆的新闻，说意大利的海滩上几乎每天都有冲上来的尸体，他感到异常羞愧，因为「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过得太容易了」。在写作难民问题这一主题时，它是否会在情感或观念上对你产生影响？或者说，最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如此困难的一个主题去书写？
Erpenbeck：我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对欧洲和其他地区难民状况的关注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也不会开始写这本书。我是在人人平等的观念中成长的，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对不同肤色、不同出身的人区别对待。在 20 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我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曾因不同的原因逃离各自的家园。我是幸存者的后代。我们每个人，在这样或那样的时代，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在《时世逝》中，叙事者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人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应受种族、性别或外貌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然而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大概就是划定界线，比如国家、性别、文化或种族等。你认为文学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Erpenbeck：文学能让你游戏般地变成另外的人。因此，除了你自身的经验之外，这是你唯一能够从情感上理解所谓「他人」的一种方式；假如出生在不同的环境，这个「他人」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践行的切实的团结，没有一定的谦逊和资源的共享，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以血流成河结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与一座城市或故土的联结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和某地之间的联系为何如此重要？
Erpenbeck：在这本书更靠前的部分，有一段我写到一个女性人物得知了她未曾谋面的父亲有可能还活在人世。于是她想，市场上和她擦肩而过的某个人有可能就是她的父亲。她问自己：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此之前对她来说似乎非常陌生的一切，突然之间都会变成她自身的一部分？人类被困在了两种欲望之间：我们既渴望拥有一个家，又想去探索陌生的世界。
作为读者，我从你的作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无常，以及对人类的漠不关心。随着年纪增长，你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rpenbeck：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你有幸活得够久，你就会逐渐接受这样的想法：在你死后，世界还会继续存在。但要真正理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却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我并不相信我能通过自己的书继续活下去。假使一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书，那再好不过 —— 但那时我仍然不过是虫子的一顿美餐罢了。我相信生命的循环。这真是个美妙的想法。
你写作的内在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出于保存我们共同的记忆、不让它消逝的迫切感，还是通过文学作品揭示现实的某些面向？抑或还有其他原因？
Erpenbeck：我只是喜欢思考那些我不理解的事情。写作，至少对我来说，与强烈的生命体验有很大关系。写作是为了在一本书中捕捉任何一个时代。除此之外，还能够以此为生，是我莫大的荣幸。
假如不同的视角或话语可以赋予一个事件或人不同的意义，那么真相是可以抵达的吗？如何抵达？
Erpenbeck：真相存在于熟睡的猫的眼前。除此之外，我们只需努力做到：不故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支持那些出生在不那么幸运的境况中的人，竭尽所能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一而再，再而三，一代做不到，就再努力一代。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认知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决定。
在你看来，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改变大趋势，比如他所处的时代或环境？在这个问题上，你更倾向于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Erpenbeck：可以说是个悲观主义者。趋势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我们人类宇宙一大未解之谜。当然，总有人开拓新的领域，有人则选择紧随其后。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集体智慧或集体无知的行为。我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那句优美的诗行中找到了安慰：「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但愿他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眼下你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找到安稳恒定的内心秩序的？
Erpenbeck：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也很高兴能拥有几个既可靠又能带来启发的朋友，其中有些是早年就结识的朋友，有些是新交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能陪我一直到老。我还希望我们的儿子永远不用上战场。我希望他还有全世界他这一代的人都能生活安宁。我为每一位被迫杀戮的人感到痛苦。并且一想到那些被长年累月困在难民营里的难民，我就深感不安。在悲伤和忧虑的时刻，我唯一的安慰和希望就是大自然的美，以及永恒的生长与衰败的节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