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0 月初，我们与 Dana Thomas 约在渡船路（Rue du Bac）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她一头金发，身材高挑，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熟络地与侍应打招呼。她是这里的常客，坐下后点了一杯热茶。
Thomas 在巴黎生活了 30 年，平日忙于撰写媒体专栏，时常出差参加与时尚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论坛及讲座。2007 年，《奢侈的：奢侈品何以失去光泽》（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出版，她在这本著作中以翔实、生动的报道和犀利的笔触道出奢侈品行业的另一面；时隔 12 年出版的《时尚都市：快时尚的代价与服装业的未来》（Fashionopolis: The Price of Fast Fashion and the Future of Clothes, 2019），某种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在她笔下，奢侈品牌（或自称为奢侈品牌的时尚品牌）的血汗工厂令人触目惊心。
《奢侈的》成书至今几近 20 年，无疑，奢侈品行业也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繁多且迅疾的变化：时尚集团的高层人员和创意总监变动频繁，明星设计师的策略已不再奏效；品牌与品牌、品牌与供应商之间的兼并和收购频发，时尚集团不断寻求扩张、扩大规模；几乎每个奢侈品牌都将可持续发展视为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目标，与此同时，研发新型材料的初创公司却在经营上难以为继 …… Thomas 曾尖锐地指出奢侈品行业如何一门心思地追逐利润 —— 如今似乎也依然如此。
她把自己视作时尚行业的监督者，而非时尚记者。或许「时尚新闻」（Fashion Journalism）是一个伪概念，但 Thomas 的观察和记录恰恰反映了一名记者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引发大众思考，又将如何发挥媒体本应有的作用和权利。
她对今天的奢侈品行业有何观察？又该如何定义今天的奢侈？以下是她的自述。
小时候，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政治记者。但在中学时，父亲给我安排了模特工作 —— 我的父母没有教育储蓄，他们认为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积攒大学学费。所以，我放学后常去费城当地的百货商店做青少年服装模特，为报纸的周末特刊摆拍。再后来，父亲带我去纽约面试 Elite 模特经纪公司，16 岁的我被签下，成了一名新人模特。18 岁那年，公司打电话来问：「欧洲的经纪公司正在找可以去欧洲的新人，你愿意来吗？」父亲当即应了下来。
我就这样来到了巴黎，原本以为只会在那儿工作两三个月，结果在欧洲待了 3 年。我四处奔波，参加各种型录和时装拍摄，也会预留时间回美国，按学季完成大学学业。在时装周秀场后台的化妆室里，其他女孩通常用钩针编织、聊八卦和抽烟打发时间，我则在读报纸、《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和《勇者侧影》（Profiles in Courage, 1955）。21 岁时，我决定不再做模特，去华盛顿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安心读书。我选择的专业是新闻学，也在修习政治和历史课程。毕业前，我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实习的机会。
我起初在新闻部工作，担任新闻编辑助理，这是一个主要接电话、跑腿送文件的初级职位。有时，白宫记者会带我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这很酷。Ronald Reagan 是当时的美国总统。适逢时尚编辑 Nina Hyde 的助理暂离职位，她听说美国国家台（The National Desk）有个曾经做过时装模特、会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女孩，便找我去为她工作。她教导我从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报道时尚，而不是仅仅关注鞋跟高矮、裙边长短和当季流行色。
有揭露「水门事件」的历史在先，调查报道是《华盛顿邮报》的看家本领。美国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应各司其职，互相制衡，以防滥用职权。但若三权分立的机制失效，我们还有来自第四权（fourth estate）的监督，即独立且免于审查的新闻媒体。而我所尝试的，就是成为时尚行业的监督者，探寻真相，做尽可能准确、公正的报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然，也有其他调查记者和行业期刊在追踪相关领域的问题，但做这类内容的时尚媒体还是太少了。
若想坐在秀场头排、参加派对活动，时尚杂志的编辑大多得变着花样唱赞歌。我关心的则是大牌以低廉工资雇佣劳动力生产高价手袋、法国施行《反浪费及循环经济法》（Prevention of Waste and Circular Economy Law）、环保组织推动纽约《时尚可持续与社会责任法案》（The Fashion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Accountability Act）立法之类的议题。有些品牌曾因负面报道把我列入时装秀的黑名单，但我并不在乎。说真的，秀场不能反映行业本质 —— 何况秀场上的设计未必会进入实体零售。
1992 年结婚后，我随丈夫移居法国巴黎，继续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政治、活动、艺术、时尚类稿件。也是在 1989 年前后，数家本为家族运营的欧洲时装屋开始由上市公司接管。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我还在《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室工作时，我报道过 Bernard Arnault 抢走 Christian Lacroix 及其在 Patou 的创意团队，从而加速 Patou 倒闭的故事；搬至巴黎后，我也写过他尝试吞并 Gucci 未果、成功收购 Fendi 的故事；我追踪了 John Galliano 掌舵 Dior、Alexander McQueen 接任 Givenchy 创意总监，乃至 Martin Margiela 和 Jean Paul Gaultier 先后入主 Hermès 的过程 …… 在一篇篇报道的积累中，我见证了一系列变化。
「奢侈品产业」（Luxury Industry）一词是矛盾的 —— 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怎么可能诞生于工业化量产体系？在这种说法诞生之前，美国有 Ralph Lauren、Calvin Klein 和 Donna Karen 的「运动装」（当时的美国休闲成衣的称呼），意大利有 Giorgio Armani、Gianfranco Ferré 和 Gianni Versace 的高级成衣，法国有 Chanel、Givenchy、Christian Dior 的高级定制时装屋，还有 Hermès、Louis Vuitton 这类皮具坊。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多数奢侈品企业仍由创始人或家族继承人掌管，规模尚小，营收有限，只为一小群人服务。同时，与奢侈品、时尚品牌毫无关联的商人开始从这些年迈的创始人或他们的继承人手中买下公司，再将公司组合为集团，称其为「奢侈品部落」（Luxury Group）。
不论是价格设置，还是实体运营，这些商人始终致力于让产品变得触手可及：他们推出款式时髦、价格偏低的入门级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铺设成百上千家门店，通过奥莱以折扣价处理滞销货，设法扩大在免税零售市场的份额，最终成为巨头。以前，奢侈品企业的所有者为富人服务；及至 20 世纪 90 年代，奢侈品企业的所有者成为富人。这些高管宣称，让产品面向大众就是让「奢侈品民主化」。就在那经济腾飞的时代，中产阶级成了奢侈品全新的目标受众。
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大部分奢侈品牌丧失了「慢成长」的可能。在我的第二本书《诸神与国王：约翰 · 加利亚诺和亚历山大 · 麦昆的沉浮录》（Gods and Ki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Alexander McQueen and John Galliano, 2015）里，读者可以看到两位设计师负担日渐沉重的职业轨迹：从每年做 2 个系列到做 4 个、6 个、8 个甚至更多系列，乃至兼管增设的品类和复线。当然，创作压力是时尚设计师一直以来的烦恼，Yves Saint Laurent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曾哀叹：「是我亲手编织了束缚自己的绳索。我希望自在随心地做时尚，却成了商业帝国的囚徒。」
与当初不同的是，Saint Laurent 是品牌的所有者，如今的设计师和创意总监只是雇员 —— 与雇佣兵无异。品牌价值高于一切，明星设计师的时代早已落幕，时尚终究成了一门生意。设计师按部就班地工作，从品牌档案中找出某件经典设计加以解读，他们享受高薪与福利，不再为一条缝线而彻夜难眠、赶去工作室改设计（就像 Alexander McQueen 那样）。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份工作罢了。曾几何时，老牌时装屋的发布会长达 2 小时之久；在我刚开始做时尚报道的年代里，走秀通常持续 30 至 40 分钟；而今，时装秀的平均时长在 7 分钟左右。即便身处现场，看客也还是在手机屏幕上看秀，他们忙着拍社交媒体内容素材，然后赶往下一场秀。奢侈时尚已然变得更多、更即时、更快餐。
依靠代工量产、通过贴标获取高额利润、追求店铺扩张，这无疑与传统奢侈品制作模式背道而驰。它或许是一种精明的商业手段，但绝非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运营方式。
奢侈品的生产制作必须秉持行业操守，它们应当是热爱、投入与专业经验的结晶，其价值来自倾注其中的大量时间、精力、知识与工艺。品牌在历史悠久的工坊手工制作的定制时装与高级珠宝确实是奢侈品，但它们仅为富人存在。或许，「民主的」奢侈应该像《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 1961）里所描绘的那样一视同仁 —— 即便顾客只有 10 美金的预算，柜员也会为他们掏出的好家伙玉米花（Cracker Jack）零食赠品戒指提供篆刻服务。从更现实的视角看，The RealReal 等二手奢侈品转售平台和 Rent the Runway 之类的时尚租赁平台也可以被理解为「奢侈时尚的民主化实践」，其目的不在于生产更多商品，而在于让更多人得以触及奢侈时尚。
在我看来，那些切实关心可持续发展、不依循涓滴效应的新一代时尚设计探索才是真正的「新奢侈品」。我的第三本出版书籍《时尚都市》就聚焦了相关案例，他们或再造废旧材料和库存面料，或使用天然染料和有机织物，或研究生物材料的可能性。以倡导慢时尚的 Alabama Chanin 为例，品牌为消费者提供全透明的供应链信息，一方面选用本土纺织面料、与当地工厂合作生产环保染料，另一方面摈弃量产获利的思路，坚持按订单量精益生产，技能匹配的裁缝根据个人时间灵活接单，可在家中工作，按项目计费，酬劳为成品售价的 33% 到 50%，与行业水平相比相当可观。
令人扼腕的是，书中提及的一些项目近来遭受了挫折，曾与 Patagonia 和 Levi's 合作的 Stony Creek Color 就是其一。由于合成靛蓝生产依赖有害化学物质，而靛蓝植物对土壤养分需求较低，且可以自然固氮、改善土壤健康，这家企业致力于重振天然靛蓝染料生产，在推广过程中改变了部分田纳西农民单一种植烟草作物的观念。但由于经济环境下行，风险投资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投资者变得更为谨慎保守，高利率抬高了融资成本，对维系公司运营造成了挑战。
那些探索菌丝体和海藻基生物材料、用细菌培育染料、坚持天然染制的初创公司已经整装待发，在技术层面做好了大规模制造的准备，东风却还没有吹来。看似创新、实则守旧的时尚行业不愿作出改变，品牌会提议「做一个限量 100 件的胶囊系列」，可这既不能革新既有模式，也不能给初创公司带来足以维持生计的营收。风险投资人有限的耐心往往无法持续到项目产生回报的时刻，看到那些极有才华、开发了优秀项目的年轻人颗粒无收，实在是令人痛心。
在材料生产、供应链采购、产品制作、销售模式上着眼未来，投资、支持并实现变革，这些应当被纳为奢侈品的新标准 —— 我说的可不是在环保会议上装腔作势、其实安于上世纪生产方式的空谈。今时今日，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上都主动承担起责任显然已成为一种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