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 1 日，在甘肃酒泉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一枚周身写满「天书」涂装的火箭呼啸着冲上云霄，腾起的巨大蘑菇云势在将中国当代艺术送向天际。
几分钟后，一子级箭体坠落，「徐冰天书号」火箭发射以失败告终。这是艺术家徐冰与民营航天公司极具先锋意义的一次大胆合作，同时也是全球第一枚以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命名的火箭。事实上，在这前后的几年，诸多国内艺术家都将创作投向了这一领域。刘昕在作品《脱离》（Living Distance）中，把自己的一颗智齿送上了太空，又见证了它坠回地球。王凝慧则在荒野上制作了一个巨型几何线条装置，尝试与宇宙进行对话。就在今年 2 月，徐冰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共享艺术卫星「SCA-1 号」。他向国内外艺术家发出邀请，参与「徐冰艺术卫星创作驻留项目」，分享这颗卫星的使用权益。
对地外空间的探索与想象，仅仅是当下时代诸多信号中的一个 —— 面对 AI 与算法的发展，技术的迭代革新，气候与环境问题的日渐严峻，以及局部战争的连绵不绝等，人们的承负早已超出了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业系统。
「说到底，把这个触角伸到外太空，解决的还是地球上的事，探究的还是人类的局限性，寻找的是有效的、新的哲学观。」这句徐冰为太空创作所作出的注解，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艺术的公共性所在：有意识地对社会现实进行观照。
曾经，艺术一度被认为距离现实世界太过遥远。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曾经写出《恶之花》的诗人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就对艺术的公共性深感怀疑，称艺术家「很少或根本不在道德和政治界中生活」。在现代主义（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到来之前，甚至是浪漫主义运动（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兴起之前，艺术家确实鲜少「画『低等』主题」，而是专心塑造王公贵族、历史英雄人物，抑或着迷于用充满诗意的风景画装点宫殿与教堂。大师们要求「在他们上好的房子和城市博物馆周围必须建有围墙」，刻意制造与现实之间的隔阂，将艺术捧上圣坛。
法国大革命后，以画出《自由引导人民》的 Eugène Delacroix 为代表，浪漫主义艺术家开始用创作揭露社会的不公与人类的暴行。而后的印象派则直接拆掉了艺术家工作室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壁垒，将琼楼玉宇中的绘画转向真实。直至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泉》诞生，杜尚彻底打碎了对「什么可以是艺术」和「什么应该被认为是艺术」的评判标准，摒弃对纯粹美感的追求，让艺术更深刻地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
来到 21 世纪，我们面对的是更加多元的艺术创作与更加复杂的现实。德国戏剧家与诗人 Bertolt Brecht 曾如此描述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不是一面对现实举起的镜子，而是一把用于塑造现实的锤子。」如今，这一说法是否依旧成立？艺术有义务时时回应世界，时时响应当下吗？而更本质的问题是，艺术与现实世界应该发生怎样的关系？
11 月 8 日，苏河皓司（SUHE HAUS）联合栩栩华生，发起第二届「苏河艺术季」，延续 2023 年首届苏河艺术季的概念，并围绕「信号在闪烁」的主题展开，旨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引导观众思考艺术给予的信号。
区别于艺博会的常规范式，「苏河艺术季」将策展性和公共性作为核心使命，为策展和实验项目提供了一个多元的展示和讨论平台。借此机会，我们邀请 7 位策展人、画廊主与艺术家，就「时代的信号」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谈。
在东画廊的画廊主程曦行看来，当代艺术天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脉动息息相关，艺术家通过创作，反映出他们对现实的独特思考和情感表达。艺术家张如怡用创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的作品持续探讨城市空间中个体的挣扎、脆弱与抵抗，引导观众思考自我在城市中的位置与意义。而对策展人龙星如来说，艺术系统产生的情境越发让人们不再停留于「艺术内部的问题」，而是开始反思整个内容行业的生产方式：「我会持续思考，在今天，到底什么样的知识生产可以连通每个具体个人在时代之下的感受。」
艺术表达不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被问题解决。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它？在当下，它又该何去何从？七位资深艺术从业者为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思考。
以下是对谈记录，内容已经过编辑与删节。
程曦行：当前的时代和艺术季，确实让我感到一种极强的竞争氛围。虽然说「卷」可能带有一丝调侃的意味，但这种现象并非消极的，我更愿意将其视作一种普遍的积极奋进。各个画廊和艺术机构都在全力以赴，每一家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然而，这种高强度的投入往往导致时间变得愈加碎片化，要求我们在快速变化的节奏中依然保持专注。只有始终聚焦于自身的核心价值才能避免在繁杂的日常中迷失。举例而言，在今年的筹展和博览会过程中，我们几次需要在密集的档期中迅速做出关键决策，这时专注于核心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韩笃一：我感觉比较强烈的其中一个变化，是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最近两年演变得很聪明灵敏。浏览收藏信息和视觉素材的过程中，算法就像一个很有用的助理，不断地把关联的、有用的内容推送给我。而且，可以在宏观上看到人们在我研究的某些和艺术设计有关的具体主题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感觉像人类群体知识产出汇总。
刘昕：疫情过后，世界就像一个非常平面的、抽象的空间，就像我们的屏幕一样。我会在同一时间接收到来自不同时区、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新闻，以及各种朋友的讯息，我思考的问题、我的感受与我身体的位置间好像有一些脱节。但同时，我又必须要以具体的生活来维系某种平衡。
这些影响可能对于很多有海外工作以及很多在不同时区工作的创作者来讲，是很有普遍性的一件事。但即使只在当下的某个空间里，做具体的事，我也感到信息的流动过于快速了。当我每天早上醒来，立刻知道了世界上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正被催促着去完成下一天，甚至下一个月的任务 —— 维持跟世界相互平衡、竞争的关系。
李石影：今天，由全球化带动的潮流正在消解，个体的差异逐渐显现，我开始更尊重这种差异性。我最近没有太努力去总结「时代的脉搏」，反而关注生活本身，这种「接地气」的心态好像赋予了我更多创作的自由。现在我想做更多展览和影像是兼具前沿思想、审美力、批判力的，不再追逐潮流，而把个性发挥出来。
龙星如：对我个人而言，这种时代变化或许是一种极底层处的、如地壳运动一般的摩擦与重组。它谈不上剧烈，但又会在很多交界处以剧烈的方式浮出地表 —— 近在迟尺的战争，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看不清楚的技术和经济走向。我自 3 年前开始往返于中国和英国，在两种时间里生活，也会频繁感受到对我们似乎在共同经历的事件的不同看法（比如 AI 和社会的关系），很多看似裂隙的地方，又会出现新的共性。
顾芷宁：这种信息爆炸与市场趋势的急速演变，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在流转变迁中，个人的成长轨迹需要紧紧跟随，深刻洞悉其中的脉络，把握未来趋向。
「共代谢」：当下的时代样态带来的影响应该是普遍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在这种变化中，大家可能在创作中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辨，不断以更灵活的方式介入想研究的领域。
顾芷宁：从苏河皓司成立至今，我们看到许多这种普遍性的应证。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顺应时代的方式，大家相聚在一起去推动讨论，推动实验，推动创新。譬如今年我们与三体宇宙合作举办了展览，期望通过这种跨领域合作，在文学、艺术和科技等方面拓展边界，在跨界交流、创造交融的过程中进步，进而引发观者的反思。
对于很多与苏河皓司志同道合的创作者来说，越是处于这种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就越要勇敢、突破，屏蔽外界诸多干扰声音，更加专注于当下以及自身所做的事。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予以支持，也看到了大家都在拥抱变化，积极面对。
身处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科技的飞跃进步、全球化文化的加速融合以及新媒体的崛起，正全面重塑着艺术创作的环境与条件。这样的时代既为创作者提供了多样的表达途径，也为他们带来在海量信息中寻找独特声音的压力。
龙星如：「信号」可能就是「我们无法再按照惯性行动」。它让我们更多地思考如何自处、如何和周遭相处，思考在「应接不暇」的感受之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创造联系和共情的可能。它的积极意义也在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应变的状态中去工作和思考。
刘昕：在疫情后，我们还是需要重新找回自己坐标，重新思考身体应当如何理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大脑能够理解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同。
程曦行：就从我们与艺术家们的互动来看，我们的艺术家大多依然专注于创作本身，较少受到这种外部竞争的直接干扰，这一点令我欣慰。这种专注的姿态和定力背后，是艺术家们对自己创作方向的明确认知和坚定信念。
在这个时候，艺术家和画廊的清晰自我定位显得尤为珍贵。也许保持自己的定力才能使得我们不被碎片化的趋势牵引，而能够持续深入创作和展览项目，这不仅是对创作质量的保障，更是对艺术行业长远发展的积极贡献。
韩笃一：我觉得有的人特别崇拜新科技，有的人特别喜欢古典文化传统。在我的创作里，我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时代崇拜新科技的一种「文明」的阶段，而是科技革命后的另一种阶段 —— 对于科技的理解和对于文化、美学、传统的理解，两者都得以进阶而又相互平衡的时刻。
李石影：我希望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推动更健康、更有趣也更放松的工作方式。如果这种好的能量能吸引到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伙伴，那我会为获得共鸣感到兴奋。不过，艺术终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按照适合自己的节奏就是最好的。而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信号，也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少一点迎合趋势，对自己更诚实一些，把精力放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李石影：在策展实践中，我发现很多陈旧的观点需要被打破。学习了很多行业规矩之后，我反而更希望突破这些条条框框，为的是释放艺术的潜力。这次展览，我和艺术家都没有拘泥于当代艺术的流行议题，或者把自己框定在某个地区的语境内。我们另辟蹊径做了更深入历史审美的研究，跟随直觉，把东方与西方具有普世性的美学瑰宝结合在一起，这种私人化的趣味反而让我们耳目一新。
程曦行：画廊的责任是为艺术家提供一个能充分展示其视角和思考的平台。我们在选择艺术家及策展主题时，优先考虑那些能有效回应当下重要议题的创作，让好的作品成为社会讨论的一部分。
龙星如：我自己一般会围绕科技进程和它的历史化过程进行工作，也在尽力促成艺术家 / 艺术创作者可以以驻地等形式在研究机构开始讨论（比如在清华大学天文系开设了驻地项目，或者带艺术家去西北寻找火箭残骸），去理解这个正在发生的技术世界，在这个包含感性认知和系统接触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思、批判或替代性思考，或许会更有意义。
作为一名策展人，我想从业者当然有观照时代的责任。很多时候，艺术介入（包括技术在内的）社会议题会被认为不能提供「实际」的帮助，但我会觉得，只要替代性的叙事能被提出，就会在心智和认知层面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哪怕这些影响在长期才会显现。
「共代谢」：没有人能脱离环境的影响。我们的回应方式就是回到日常生活，利用中国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代谢品进行创作。比如今年我们的研究计划《生产系列》，最近正在西岸艺博会展出的《信息残余》，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下实体或虚拟生产过程中生产结果和剩余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们对这两者的不同评判标准，我们所保护或珍视的事物⼜是否存在统一标准。
刘昕：这种信号会潜移默化地在我的很多工作中出现。譬如当我发现（在今天），很多时候我看到的雕塑并不是雕塑本身，而只是一张照片，我是否需要重新考量作品与人的关系？是坚守我自己跟作品之间的关系，即观众就是应该身处展览空间里，和作品对话？还是考虑当雕塑以平面的形式被呈现后，它该如何与观众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会处理的问题。
韩笃一：我觉得艺术家没有这样的必要和责任。因为首先，艺术家不是科研人员或政客，除非他们自己想要（回应时代）。但这其中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我的很多作品是从我自己想要做一个作品出发的，而创作出来的结果对广泛的群体和时代有一些回应，并且对推动艺术史的进程产生作用。如果是一开始就为了回应时代而想一个作品，我会想不出来，这对我个人来说不是我的方式。
顾芷宁：我觉得回应最好的方式是在一直的变化中保持自我和实现自己。我们可以一直产生新的观念、不同的作品、新的思考方式，苏河皓司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予以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