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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 Juergen Teller 的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Teller 一行 3 人，他与妻子、创意伙伴 Dovile Drizyte，以及摄影助理 Felipe Chaves 前来。10 月 11 日这天，我们计划前往山西路桥、淮海路上的两座天桥、浦东美术馆和世纪大道，为正式拍摄勘景。
勘景的行程紧凑，每个地点的逗留时间基本不会超过半小时。通常，Teller 会走走停停，不时拿起手机，试试拍摄角度，Drizyte 会在一旁给出建议，Chaves 负责注意光线和场景。Teller 以其摄影作品中的非常规场景闻名 —— 有别于影棚中的背景纸、人工置景或都市街景，Teller 镜头下的人物总是处于看似未经刻意安排或布置的环境。那天，他在天桥上拍下了纵横交错的走道和廊柱，在滨江大道记录了黄昏的落日和来往的轮渡，在世纪大道拍摄了高耸的建筑、上下的扶梯、五彩的霓虹、变换颜色的灯带，以及和繁华商业区格格不入的老式钟表维修店。就算事先对勘景状况了然于胸，要想获悉 Teller 的取景「规则」依然是徒劳的。Teller 对拍摄地点的选择似乎充满随机和偶然，但他表示，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第二天，他迷上了模特妆发影棚所在的社区，拍摄便从愚园里附近的镇宁路开始。在他的镜头下，小区内的巷弄、面包车、电线杆和晾晒的花床单，都可以是时尚摄影的背景。Teller 一路走一路看，然后突然叫住模特 —— 至于何时何处，你永远无法预知。
Teller 后来向我解释，无论是场景、模特，还是时装，每一个元素都至关重要。「对我来说，衣服必须看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的，我需要尽可能在最好的光线下拍出最好的效果。展现设计师和我眼中最美的时装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时尚摄影，人物得看起来投入、诱人，让你想置身环境中，好奇发生了什么；让你对你自己、对这个人及其穿着和周围的环境感兴趣。」他补充说，「当然，我也想体现当代中国让人兴奋之处。」这并非 Teller 第一次中国行。2015 年，他曾随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为「奥迪夏季足球巡回赛」（Audi Summer Tour China）来过这片土地（Teller 是个球迷）。近 10 年后，我们邀请他沿长江而行，前往上海、武汉和重庆，透过他的眼睛看一看当代的中国。![]()
10 月 13 日，我们乘坐高铁从上海前往武汉。相较于飞机，火车更能让 Teller 整理思绪，不至于陷入匆忙的节奏。坐在武汉过早的小摊边，他说，这座城市的摄像头似乎比上海少了很多。武汉确实充满烟火气，尤其是在大成路。早上 9 点，路边的早餐店和菜市场很是繁忙，小巷里的摊贩向驻足的路人热情招呼，鸡蛋、生鲜、蔬果和热食的摊档溢出巷子口，拎着食材的当地人来来往往。这天，Teller 换上了自己标志性的荧光粉色短裤，在拍摄间隙，拿热干面当早餐。Teller 此次全程用手机拍摄，除了反光板和补光灯外，器材极少。他发现手机尤其适合自己，是他目前工作和记录的绝佳方式，「而且效果非常好」，能做到一些普通相机做不到的事情 —— 至于具体是什么，他拒绝透露，但那是一种能让他「远离摄影，融入现实生活」的东西。
所谓的现实生活，是 Teller 作品中最突出的要素。歪斜的构图、自然的天光、室外不起眼的一隅、未经修饰的脸庞和身材，与风格化的时尚摄影截然不同。除了镜头语言上的表现形式之外，更具现实意味的是其摄影作品本身的整体氛围 —— 人物、时装与周遭环境在冲突又和谐的互动中传递出某种信号，为讲究唯美和精致的传统时尚摄影提供了另一视角。摄影向来被认为是重现现实的手段，而这种再现是否可被视作真实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对于时尚摄影而言，出现在画面里的「真实」常常被用来连接现实世界，以唤起欲望和诱惑为标的。但 Teller 并非有意构建这种真实，他更多是出于自己想讲述故事。他回忆道，「在我 17 或 19 岁时 —— 我记不太清了，我第一次接触到相机。我看着这个方形的东西，心想，天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了什么。」摄影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拍照设备无关紧要，无论那是相机还是手机。他在乎的是被拍摄的对象，以及图像的表达核心。![]()
Teller 毕业于巴伐利亚州立摄影学院（Bayerische Staatslehranstalt für Photographie），学习了如何使用相机、冲印胶片、以特定的方式拍摄建筑等技术型知识。（他看似业余的拍摄手法或许可以解释为，只有了解规则才能打破规则。）回看毕业两年后的作品，他认为自己那时的思维方式和摄影方式已与现在十分相似 —— 被问及如何快速地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时，他说，「当然，它还是有所发展，变得更加清晰，我也更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了。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十分坦诚，我无法解释 ……」「因为他有天赋。」Drizyte 在一旁补充道，「这个人活着就是两件事：摄影和足球。我和他在一起 7 年了。说真的，摄影是他的生活中心。」或者说，摄影就是 Teller 的生活。1986 年，Teller 来到伦敦，靠为音乐人拍摄录音室专辑封面和跟拍乐队巡演而入行。事业的转折点发生在 1996 年。当时，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刊物《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e）刊登了一张由 Teller 拍摄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中的 Kristen McMenamy 赤身裸体，胸前用口红画的心形框住了「Versace」字样。这张如今看来依旧大胆的照片使 McMenamy 的不羁态度一展无遗，也为 Teller 带来时尚媒体和品牌的关注。随后，Teller 和 Marc Jacobs 于 1997 年开启二十余年的合作，产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广告大片。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Victoria Beckham 双腿从品牌白色购物袋中伸出的一幕，幽默地讽刺了时尚行业被消费主义裹挟的一面。
在 Teller 看来，自己的第一个概念性项目是 1999 年的系列作品《Go-Sees》。Teller 花了 12 个月，用 462 张照片记录下发生在自己伦敦工作室的模特试镜过程。那些工作室门前的女孩在镜头前或露出青涩的微笑，或透出期待，或眼神坚毅；她们中有的人摆出了怪异姿势，进一步加强了这个主题下的戏剧感 —— 试镜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模特的职业生涯，是接受凝视的过程。在这一系列摄影集中，Shannan Peckham 写道：「《Go-Sees》中的模特不仅仅是审美价值的承载者。虽然摄影式的凝视塑造了试镜的惯例，也被这种惯例塑造，但 Teller 认为，即使在这一框架内，也依然有可能找到新的观看方式。」不仅如此。Teller 对我说，他那时也带着寻找个性并呈现个性的意图：「无论国籍，也无论发色、高矮和胖瘦，我想拍摄（她们）所有人。我并不想展示理想化的形象，我想发现个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超级名模的时代，虽然《Go-Sees》中有的女孩后来确实成了名模，比如 Mariacarla Boscono、Jen Dawson 和 Gisele Bündchen，但 Teller 的本意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反思。2012 年，雎晓雯成为首个为 Marc Jacobs 拍摄广告大片的中国模特。在绘满涂鸦的街道旁，她戴着头巾，身着饰有亮片流苏的直筒连衣裙或黑白格纹外套，姿势俏皮。整组广告大片颇具 Teller 的摄影美学风格。「据我所知，12 年前，没有一家西方的时尚品牌会启用中国模特。」 Teller 接着说道，「是 Marc Jacobs 和我共同促成了这件事。广告大片发布后，我们真的很激动。」
在「反时尚摄影」这件事上，Teller 的做法是激进的。他的创造力不仅体现在成功塑造出独特的视觉语系，破格采用取景地、拍摄手法和被摄对象，也表现为带有批判态度的强烈观点。他至今仍然拒绝修图，对所谓的瑕疵不做丝毫掩饰，如实暴露某种情境下的真实状态。但他并不认同将自己的时尚摄影作品形容为「原始纪实风格」（raw documentary style）。「我相信我让人们变得美丽动人。而且，这并不是纪实。我请化妆师改变了某个妆容，与造型师讨论适合某个拍摄背景的造型 —— 这当中有如此多的步骤。我们正在构建一个童话，一个故事。」他直言，「这是人们谈论我的作品时一种非常简单而肤浅的方式。」![]()
「Juergen 做的就是拍下了人们本来的样子，我认为这是我与 Juergen 合作时观察到的关键所在。」Drizyte 解释道，「有自信的人总是喜欢 Juergen 为他们拍的照片，不自信的人 ——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 都会担心 Juergen 给他们拍照。在我看来，这不是原始的或纪实性的，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只是一张真实的照片，是真实的生活。」当然，这种真实也是 Teller 看见的真实。更进一步说，并非每个人都乐于接受这种真实。「人们是多么虚荣，这个世界又是多么爱美，这真是一个悲剧。每个人都想要瘦，每个人都必须看起来是一个模样，丧失了个性。」他说。![]()
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最具影响力的时尚摄影师之一，Teller 无疑用自己标志性的成像风格和叙事主题一次次质询甚至颠覆了传统时尚摄影的评价体系，拓展了时尚摄影的定义。这反过来令他在业内收获了声誉和认可，也招致来自大众的不解和嘲笑，甚至背负骂名。最近的典型案例之一，是 2021 年美国版《W》杂志 2 月刊的「最佳表演」（Best Performance）特辑。美国疫情封城解除后，Teller 在洛杉矶为该特辑一共拍摄了 28 位演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人行道旁与汽车的合影。《W》杂志对拍摄效果赞不绝口 —— 明星看起来非常普通，时尚融入了生活，但网上的反应却褒贬不一。有网友评价这是一次绝佳的合作，Teller 希望展示的正是名人的另一面，与此同时，名人过去的狗仔照片开始被当作梗图在社交媒体上疯传，配文「如果你不理解 Juergen Teller，那是你的问题。」更有网友评论说，「Juergen Teller 将为此下地狱。」「Juergen Teller 是一个摄影恐怖分子。」
Teller 受到了网友的抵制，被「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放逐。「这种取消文化实际上是社交媒体的产物，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叫嚣着要『取消』别人的人是谁。」聊到这一点，Drizyte 激动地表示，「他们都是没有脸、不重要的无名小卒，他们是躲在假身份后面的懦夫。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世界的某些人竟然会跟风。」为了回应争议，Teller 将负面反馈的社交媒体页面截图，集结成册，取名「关于我作品的说明」（Notes About My Work），由史泰德（Steidl）出版。这是一个颇具智慧和幽默的回应，既直观地映射了当代社交媒体借助「匿名」这一特征滋生的潜在暴力，又给人以警醒：警惕虚假的世界中虚假的自由。如果说摄影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那么社交媒体就转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当我们被告知拥有穿着自由、言论自由和任何意义上的精神自由时，也在无意中追随一个既定的范式，以期塑造我们心中关于生活、关于自己，甚至关于创作的理想模样。当每个人都可以躲在面具后加以评判，社交媒体便放大了来自社会的教条，同时将每个人困在虚假的、「有序」的、「美」的神话中 —— 何况时尚摄影在极力构建并维护这种神话。![]()
当下的环境对时尚摄影师而言无疑极具挑战性，对年轻时尚摄影师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美」成为套在身上的枷锁，或者圈住领地的牢笼，点赞量成了诱饵，引发某种类似绩效机制的自我规训，进而如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言，「沉溺于讨喜的妄想」，对真正的美的感知日渐凋敝。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以及真实生活中泛滥的图像有吞噬创造力的风险，在不断被参考和转译的过程中，被称作「灵感来源」的影像作品经过二次乃至多次复制，最终毫无原创的意义。时尚摄影已然一台巨大的生产机器，需要不停地投入和产出，这在 Teller 看来也是一个问题。年轻的摄影新人有可能快速成名，获得丰厚的酬劳，也有可能非常平庸，一无是处。但无论如何，时间会验证一个人真正的天赋和能力。灵感绝非他人的摄影作品。
灵感应该来源于生活，来自对行人、苍穹、四季和生命的观察，来自内心的体悟和发想。「删掉 Instagram，上街去」是 Teller 和 Drizyte 对年轻摄影师的忠告。2014 年至 2019 年间，Teller 在德国纽伦堡艺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in Nuremberg）担任摄影系教授，「我对我的学生说，试着做自己、找到自己，对某件事感兴趣，不管你想做什么。」他告诉我，「你可以写作，可以拍电影，可以给我看一幅画，可以拍照，只要你有灵感，就去做吧，不一定非得是摄影。你应该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当生活能给你带来艺术创作的果实时，那就是灵感。你必须品尝美食，你必须看到夕阳，你必须闻见气味。当你的生活丰富多彩，你就能从中汲取灵感。当然，还有糟糕的经历，那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或者疯狂爱上一个人的经历。」「当你处于不同的精神状态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认为你必须看到田野里的花朵，看到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看到云的美丽，要喜欢风和雨，而不要只是把伞放进车里 —— 有时候淋雨也不错。」这是在 Teller 眼中，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最纯粹的方法。![]()
此次中国行是 Teller 夫妇第一次长时间和女儿 Iggy Teller 分离。路上，Drizyte 向我们分享了 Iggy 的可爱照片，以及她早上 6 点起床问好的视频。10 月 15 日，我们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上午，他们在解放碑地下商场里的地摊上，为 Iggy 买了一个饰有熊猫图案的蓝色编织小挎包。Iggy 非常喜欢熊猫。2023 年，Iggy 登上杂志《Document Journal》2023 秋季刊封面，Teller 在这组作品的前言中写道：「当《Document Journal》知道我们的女儿以 Iggy Pop 的名字命名时，他们说她必须上封面。这让我想到 …… 每个父母都有一张可爱的新生儿照片，但如果把它作为作品，就会显得很滑稽。考虑了很久之后，『Iggy Teller does Teller』这个概念应运而生。我们把 Iggy 打扮成主角，重现了我那些所谓的『标志性』作品。」
Teller 在拍摄时的主体性视角从来不会缺失，尽管他也常常成为被拍摄的对象。在他的自拍作品中，观看与被观看的对立关系似乎被消解了，只剩下强烈的作者性，某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从私人的视角来诉说、表达的创作特征。「观点」一词在我们的对话中被频繁提及，它意味着摄影师的拍摄意图、叙事逻辑和主观意念。个人生活是 Teller 的创作灵感之一。他邀请模特前往自己在德国的家乡，创作摄影作品；在英国萨福克郡的乡间住宅周围拍摄家人、朋友和明星，其中还夹杂了时尚摄影。近 6 年来，他记录下与 Drizyte 共度的二人时光，随后集结成册。2022 年出版的摄影集《Auguri》（意大利语意为「庆祝」），是一本关于 Teller 夫妇婚礼的影像日记，展现了他们在那不勒斯举办婚礼时的景象。婚礼请柬上写着「我们共创未来」（We are building our future together），而这也以幽默的双关方式展现为二人在建筑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穿着荧光安全服、摆出各种姿势的照片。
Teller 的作品处于生活、摄影与艺术这三个集合的交集区域，同时抹掉了三者间不平等的等级排序（如果有的话）。换言之，Teller 的作品是艺术生活化的绝佳例证，个人情绪和意念的传达超脱于技术标准。Susan Sontag 在著名的《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一书中提出的「摄影式观看」或许正好解释了 Teller 的所作所为：「这种新立场旨在把摄影像艺术那样从压制性的技术完美标准中解放出来；也把摄影从美中解放出来。它打开一种全球性口味的可能性，也即不管是什么被拍摄对象，也不管有没有被拍摄对象，不管是什么技术，也不管有没有技术，都不能被视作取消一张照片的资格。」把摄影从「美」中解放出来，与让时尚摄影从「悬浮」中挣脱，本质上可能是一件事。Teller 认为，一张好的时尚摄影作品除了能体现出摄影师的意图之外，还应该能给人灵感，能让人感受到生活，「对我而言，衣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形成自己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是耐人寻味的。我感兴趣的是某种个性和风格。」Teller 希望通过他的时尚摄影作品，启发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自己决定造型，「打开想象力，做你自己。」![]()
现年 60 岁的 Teller 看上去寡言少语，实际为人亲和，还会不时开玩笑活跃团队气氛。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在外滩观光隧道前的「寻龙探秘：沉浸探索馆」，Teller 一行人兴起参观。他配合场馆内的打卡装置留影，拍下卡通换脸屏幕前的 Drizyte，还买下了一副恐龙头套和爪子手套，后者因为长长的「指甲」被 Teller 用设计师 Marc Jacobs 打趣。拍摄时，难免有路人驻足观看，但相较于 Teller 或模特，他们对发生在这里的拍摄这件事更感兴趣。当然，也有对拍摄漠不关心的群众，比如社区的保安大叔、外卖骑手，以及游客。只专注于自己工作或生活的他们成了 Teller 本次作品中的一部分。这种时装与日常的冲突并不新鲜，但在冲突背后，是 Teller 对那些真实人物的兴趣，也是他对当地城市的印象。
重庆是他们二人表示自己会选择居住的那类城市，「摩纳哥和那不勒斯混合体的中国版。」Teller 笑道，「所有的一切都建在山上，我们看到这一点非常兴奋。那里充满活力，嘈杂又有魅力，现代和古老紧密交织。老人群坐在一起，男人和女人打着牌，喧闹广场的中央有人在打羽毛球，猫从他们身边走过，天上还有缆车 …… 这景象一片混乱，可并不令人感到有压力，反而让我感到某种秩序、和谐与平静。」Drizyte 补充说，「总地来说，能沿江而下游览 3 座城市也非常有趣。」这是 Drizyte 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们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愉快的、包容的、愿意参与其中的、愿意为我们付出的，有种积极和好奇的感觉。」
成片中，本土团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入了镜。在能眺望黄鹤楼的餐厅天台上用餐过后的狼藉桌面、重庆白象居附近餐厅里的椰树牌椰汁、重庆地下之城老火锅里的送餐机器人，不仅暗示了画面背后的在场者，也唤起了当事人的记忆。这确实是 Teller 的天赋：时尚摄影不仅仅是时尚摄影，它甚至成了某种纪念，带有一种极为个人的体验。褪去时尚滤镜，时装会因「突兀」而显得不合时宜吗？又或者，Teller 只是在发出邀请：请想象一下，如果以这种方式观看，真实将是怎样的。策划 - 李森 撰文 - 于竺 摄影 - Juergen Teller创意伙伴 - Dovile Drizyte 造型 - Jojo Qian发型 - Issac Yu at Salsa Studio（张丽娜）、化妆 - 鑫淼（张丽娜）、Yooyo Keong Mingat Andy Creation（雎晓雯 & 曾宝珍）制片经理 - 李可 at C Side Production制片统筹 - 李阳 & 陈思玮 at C Side Production后期 - Louwre Erasmus at Quickfix执行制片 - 刘东（上海），沈鑫、褚天缘（武汉），黄博、刘硕（重庆）第一摄影助理 - Felipe Chaves 第二摄影助理 - 金珍俊发型助理 - 刘坤芳（雎晓雯 & 曾宝珍） 器材 - 上德大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