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10 月，行为艺术家、独立导演张维离开常居地上海，前往拉丁美洲开启长达近半年的旅居。12 月，她在古巴旅行了 21 天。从哈瓦那（Havana），特立尼达（Trinidad）到圣克拉拉（Santa Clara），她边旅行、边创作，结合影像记录与即兴写作，整理了例如「我拍了 50 栋带躺椅的古巴房子」「我在古巴拍的 30 杯咖啡」「古巴街头家庭『小卖部』」「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等趣味观察。
她的古巴梦始于音乐。1988 年，导演 Wim Wenders 跟随音乐伙伴 Ry Cooder 来到古巴拍摄乐队 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远景俱乐部）。这是一群早已被遗忘的民间艺人，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有嗓音独特的歌者，也有技艺精湛的钢琴师。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寂寂无闻，为谋生而焦虑，但从未放弃音乐。随着同名电影《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 1999）上映，乐队及古巴音乐逐渐被世界看见。
「古巴的音乐贯穿在大街小巷，在卖菜的手推车上，在兜售廉价面包的自行车上，在破烂不堪的门洞里。」音乐把张维引向了古巴，但由此展开的，已不仅仅是音乐。「我爱它，也恨它」是张维对古巴旅居体验的总结。在她眼中，「21 世纪的古巴仿若加勒比海中的一叶扁舟，它似乎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人们都去古巴寻欢作乐，但又纷纷想要逃离。 」
自 1492 年被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发现后，古巴经历了 400 多年的殖民史。1902 年，古巴正式独立。1953 年，Fidel Castro 发起古巴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古巴走向 21 世纪。尽管具有相似的社会制度，人们对其印象依旧充满想象。抛开想象，张维的写作打开了一个认识古巴的视角，她称之为「始于音乐，止于食物」。以下是她的写作。
「我通常让客人带一些食物来分享，像干水果，杏仁，开心果之类，既然你从墨西哥来，可以带点玉米饼吗？」看到 Patti 昨天晚上发的信息时，我已在墨西哥坎昆机场，准备飞往古巴。「机场没有玉米饼，」，我很抱歉地回复她，「但我会找到一些其它的食物带过去。」
Patti 是我在古巴哈瓦那的「沙发主」。出发前 3 天，我打算先预订哈瓦那的第一晚住宿，但打开 Booking（国际旅行住宿网站），输入「古巴」，结果一片空白。于是我打开了沙发客 APP，在其中看到了大量的古巴房东。
沙发客是一个为全世界旅行者提供住宿的软件，任何人都可以作为沙发主或沙发客，为他人免费提供或申请住宿，女性沙发主数量通常不到男性的十分之一。Patti 是哈瓦那较活跃的沙发主，头像中阳光漂亮的她仰面躺着哺乳孩子。她强调，优先接待独自旅行的女性。我毫不犹豫地发出申请，她很快回复了我。她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但房间没有门和窗户，她发来视频，让我考虑一下，「你在这里很安全。」
2023 年 12 月，我从墨西哥抵达古巴哈瓦那。从哈瓦那机场到市区，只有一辆公交，需要走约一个小时到车站，再等一两个小时挤上公交。那时已晚上 10 点，我决定搭出租车，费用从 30 美金还价到 25 美金。一路上既没有路灯，也没有别的车灯，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半小时后，它在市中心横纵交叉的小街道里绕绕转转，停在一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前。昏暗的街灯亮着，街道两边的人兴奋地起哄，一种亲切感生起，就像你在深夜抵达中国的某个村庄，还未睡着的人们都会从窗前张望，是谁来了？
一个棕色皮肤的矮壮男人在门口接待了我。他热情地接过我的背包，迎我进屋，从里面将大门关上。那是一扇老旧的深色木门，上面挂着一把旧锁。门顶部四分之一处破了个洞，被用一块木板堵住。客厅只有一张破旧的圆木桌和三四把椅子，墙皮脱落，露出底部的灰土。古巴男人兴奋地招呼我坐下，告诉我他的祖先有中国血统。他的妻子和八九岁的女儿也出来看我，前者有一种病态的瘦，表情平淡，总是坐在 2 楼的走廊对着天井发呆。我后来知道，他们在这里等待时间。
Patti 来了。25 岁的她瘦瘦高高，眼睛深邃，笑起来一口白牙。她的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Patti 带我去了 2 层房间，地上有一张用旧海绵块拼成的床，一个电风扇，一个旧衣柜，这便是我将入住的房间。迎接我的古巴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我隔壁。我们的房间都没有门窗，只用一块布遮挡着。Patti 和家人住在 3 层的小屋，屋内设施也很简陋，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地上的床同样是用旧海绵拼成的。小屋外有一个宽阔的天台，墙上布满着彩色的人体墙绘。
在古巴，门前有蓝色标记的房子可以出租，一晚 10 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近几年，古巴人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放在 Airbnb 上，但游客只能在古巴之外的国家进行预订支付，且租金将先进入政府账户，之后由政府分发给每个房东。当然，古巴也有针对游客的酒店，可以在境外预定，只是价格昂贵，100 美元一晚很常见。因此，很多古巴房东在沙发客平台租房赚钱。但 Patti 的房子太简陋，又没钱修缮，难以出租，所以她想通过免费接待沙发客，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并且交换一些在古巴买不到的食物。
除了我，Tony 也是这里的沙发客，睡在 3 层小屋的地板上。他刚结束 3 周的古巴旅行，从西边回到哈瓦那，计划前往阿根廷。我把带来的食物都给了 Patti，她马上拆开零食，和大家分享。她为我做了晚餐，给我热了一根中午剩下的羊排和一点米饭。她端着这份稀有的食物对我说，古巴的羊排很好吃。
第二天早上，我在街头的叫卖声中醒来，和 Tony 一起出门。清晨的哈瓦那很热闹。街上林立着一排排上世纪殖民时期的建筑，多已褪色，颓圮破败。在破损的古建筑上，斑驳墙绘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张力。有动物，女人，也有政治明星 Raúl Castro 和 Che Guevara。尽管在漫长的殖民史中，900 多幢巴洛克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大多保留原状。但直到 20 世纪初，独立后的古巴仍受独裁统治和美国干预，经济持续疲软，导致这些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Tony 像个向导，他指着一栋只剩下黑框架的老建筑，对我说：「很可惜。」
但古巴于我仍是新鲜的，我开始配备古巴货币和电话卡。先是换汇。官方汇率显示美元对古巴比索（CUP）是 1:24，但当地黑市的汇率比是 1:270 或 1:260。哈瓦那街头到处都有人喊着「换钱、换钱」，但安全起见，我决定跟 Patti 的朋友以 1:260 的汇率换 100 美金。我们坐在客厅的桌子边交易，她从包里掏出一堆零钱，5、10，最大面值是 100，Patti 数了半小时。这些钱握在手上足有砖头厚，根本无法塞进我的小旅行包。换好钱，我去国营电话公司买了一张本地电话卡。保安极其礼貌地领我到柜台，一个女职员帮我安装了电话卡，却无法使用，她耐心地将我的手机重启调试，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调试出微弱的 3G 信号，她无奈地耸耸肩。
重新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看着路边极小的家庭杂货店，马路中间高高堆起的垃圾，门洞里坐着的古巴老人。有几个瞬间，这里让我想到中国上世纪的农村或县城，又或是广州的城中村，亲切，可接近。但转念一想，哈瓦那多了点什么。一辆载着音乐的三轮自行车小贩经过，年轻的黑皮肤男孩对我举起剪刀手，露出白牙齿 —— 多出来的，是我渴望的音乐。
音乐是古巴人的魂。到古巴的第 2 晚，Juanma 和 Patti 把房间清空，策划了一个黑人艺术家的展览和乐队演出。演出过半，突然下起大雨，人们搬到室内继续，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身体挨着身体，忘我地扭动。有天早餐，Juanma 放起音乐。吃着吃着，一首「远景俱乐部」的歌响起，快活、开阔的嗓音让我兴奋不已，Patti 情不自禁跟着唱起来，她举着面包，站起来跳舞，Juanma 抱住她，两人随着音乐摇曳。
又一天，我被楼下一种非洲的祭祀音乐吸引。进去一看，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很小的临街客厅里，墙边祭台上，粉色的布折成了坐佛模样，两根红色的粗蜡烛摆在两边，4 个乐手即兴演奏，乐器有非洲鼓，和一些我说不上名字的。询问后得知，他们每周六都会有这样的祭祀活动。一个买菜路过的女人、一个提包的男人也被吸引进来，他们站在狭小的空间里扭动身体，臂上还挎着包，跳了很久后，又默默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古巴音乐被世界忽视。18 世纪，为了补充劳动力，西非黑奴被贩卖到古巴，他们结合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信仰，创造类一种名叫 Santeria 的新兴宗教，随之出现了各种舞蹈和音乐。现在的古巴音乐正是西班牙殖民音乐和黑人歌舞文化结合的产物。古巴革命后，政府对音乐的支持有限，古巴传统音乐日趋势微，直到 1996 年的英国独立唱片公司 World Circuit 到古巴录制专辑「远景俱乐部」，它的成功使得古巴音乐重回世界乐坛。
在古巴，每个人都是歌唱家，每个人都是舞者。「远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很长时间都默默无闻，歌手 Ibrahim Ferrer 生于圣地亚哥的一个小镇 San Luis，父亲早逝，12 岁时母亲去世，成为孤儿。他一生贫穷，以卖唱、擦鞋、捡破烂为生。Wenders 的镜头跟随音乐家 Cooder 在街头寻找那些珍贵的古巴艺人，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可能还在，但无人知晓，Cooder 说，「我们要继续找，他们可能就在街上，在某个角落。」
音乐把我引向了古巴，但来到古巴后，由着音乐展开的已不仅仅是音乐。一天凌晨两点，我被古巴邻居外放的音乐声惊醒，但却不忍让他们关掉音乐。男人曾是电工，刚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住在 Patti 家，等待当月 23 日的航班去洪都拉斯，再偷渡到美国。我在深夜听到他们在隔壁大声讨论如何离开。
在所有充满血与泪的革命史中，古巴革命被形容为「诗意的」。法国导演 Agnès Varda 受「古巴电影学院」之邀前往古巴访问，制作了电影《向古巴人致意》（Salut les Cabuins, 1963），她在影片开头便提到，古巴革命太诗意了，因为他们在跳伦巴。
生于阿根廷富人家庭的 Guevara 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经受长久殖民和贫穷的拉丁美洲，他从阿根廷一路北上革命。1958 年，Guevara 和 Castro 等 82 个人带着理想主义的愿景，从墨西哥登上一艘小船，在加勒比海漂泊了 8 天，登陆沼泽，解放古巴。抵达时只存活了 12 个人。故事在被 Varda 重新叙述时，披上了浪漫主义色彩。Castro 成为古巴领导人，深受古巴人民崇拜。Guevara 则从古巴革命走向世界，成为了传奇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的肖像出现在建筑和年轻人的纹身上。
理想主义过后，古巴人面临的是具体的生活。古巴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经济，自 1962 年实行配给制至今。类似的配给制度曾在中国、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过，但目前仅在古巴和朝鲜保留。政府发给每个古巴家庭一本类似上世纪中国粮票的配给小册子，人们可以到国营配给店领取食物和日用品，为了领到配给品，需要排队至少半小时。一家如中国公社模样的小店，橱窗里摆着稀疏的食品日化，人们在门口排着长队，这样的队伍在古巴处处可见。每个月的配给通常只够吃一周，不够的要自己购买。古巴人的平均工资在 20 美元左右，最受尊重的职业医生月薪 50 美元左右，工资相对比较高的是旅游业。幸运地是，古巴较早便实现了全民教育和医疗，人们念书看病不花钱，几乎 90% 的古巴人都识字。
古巴物资匮乏，街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超市，大型超市更是想也不敢想。反之，家家都是「小卖部」。一只牙膏，一根蜡烛，一个马桶，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摆在门口，或是窗台，标上价格。古巴的商品种类极其有限，除了没有坚果这样的零食外，卫生巾、尿不湿、止痛药等日常必需品也很难买到。
完全依赖旅游经济的古巴，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完全停摆。如今在哈瓦那，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他们成天坐在破败的房子门口发呆，刷手机。老人住在一堆垃圾里看路人。每当我出去或回来，古巴邻居都会带着笑脸来给我开门。我不清楚他的快乐是不是真的，但毋庸置疑，笑容背后，是他离开古巴的决心。他努力工作，存了一笔钱，卖掉房子，买到一家人飞去洪都拉斯的往返机票。每天晚上如果没有音乐，他们该如何打发那些漫长的夜。
「他疯了。」50 岁左右的 Juanma 这样评论古巴邻居。Juanma 是墨西哥城人，已在古巴生活了 8 年。他从 6 岁开始和叔叔一起旅行，住过英国、捷克、波兰和葡萄牙等 6 个国家。我问他为什么最终留在古巴？他说，20 年前他第一次来古巴就很喜欢，但如果那时让他在古巴定居，他做不到，现在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太多物质，只想看看电影和书，古巴很适合他。最近，他跟一个意大利导演，在哈瓦那郊区拍一个关于非洲宗教的电影。3 岁的 Marco 赤着脚跑来跑去，大部分时候，他捧着手机躺在地上看动画片。我问 Juanma：「他们也想留在古巴吗？」他思考了一下说：「Patti 年轻，她还想旅行。等 Marco 再长大一点，他们也许会一起出去旅行。」
加勒比海岸的建筑断壁残垣，海堤上有人在钓鱼，几米高的海浪浇在那人身上，而他纹丝不动。哈瓦那是分裂的、复杂的、矛盾的，不管是「理想主义的天堂」，还是「极权制度的地狱」，都能在这里看到。
从哈瓦那最东边到西边，从繁华的旅游区逐渐过渡到贫民区、中产区，再到郊区的富人区。我整日走路，一步步丈量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冲击。距 Patti 家两条街之外是著名的普拉多大道，1920 年修建的铜狮子塑像和大理石长凳依然存留。跨过大道，就来到哈瓦那古城旅游区。这里给游客提供了「自由古巴」的浪漫想象：复古老爷车、风情音乐、200 美金一晚的酒店和 100 美金一顿的餐厅。一家海明威去过的酒吧，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挤满了人。游客们到此打卡，尝 5 美元一杯的莫吉托。
在经济下行的古巴，TikTok 变得流行。人们晚上不睡觉，在阳台上刷手机。网络让古巴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自己的欲望。那是 2023 年 12 月，我走在街上，常常感到自己像一只行走的钱包。很多人跟我聊天，接着跟我要钱、衣物、药品，但我只有一些仅够维持我日常生活的衣物。
在哈瓦那夜晚的步行街上，一个女孩陪着我并肩走了几个街口，我为认识新朋友感到喜悦，但她突然问我，要买雪茄吗？我说，我不抽。她马上转身离开，留我在街头。在特尼李达，几个男孩在爬一棵树，征求同意后，我给他们拍了照，他们追着我喊「钱，钱」。一个妇女在巷子尾热情得跟我聊了很久以后，问我有没有药和衣服。
作为当地罕见的亚洲人面孔，我频频受到路人的注视。他们隔着马路对我喊：「Japan？Korea？China？」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总要问我很多问题，其中最直接且频繁被问到的是：中国人很有钱吗？我不知如何回答。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人对中国人感到亲近。曾经，哈瓦那的中国城是整个南美洲最大的华人城，最多时有 5 万中国人，但现在只有 50 人不到。中国城里，依然保留着一些仿华建筑、武馆和孔子学院，年轻的古巴人在那学习中文，期待来中国工作。
作为甘蔗殖民地大量产糖，中国的糖也曾从古巴进口。自 1840 年起，便有大量沿海一带的中国人远渡重洋来到古巴，从事甘蔗种植，与此同时，他们也带去了美食和文化。导演魏时煜拍摄的纪录电影《古巴花旦》（2018）呈现了一群从小在哈瓦那唱粤剧的古巴女孩，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侨方标收养了古巴女孩何秋兰，并教她唱粤剧以解思乡之情。在方标组建的剧团里，15 岁的何秋兰当上花旦，巡演古巴，与来访古巴的小燕飞等伶人同台演出。但 Castro 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这些在时代中沉沉没没的古巴女孩，用嗓子消弥国界。
旅行时，我喜欢去本地餐馆体验本地人的生活。在特立尼达时，我发现一家从外面看不错的本地餐厅，但走进去时，店员告诉我，没有食物招待。第 2 天，我再去，店开着，也依然没有食物。直到第 3 天晚上，店里才愿意接待客人，我是唯一一个。许久不营业的年轻厨师匆忙地一边系皮带，一边准备。服务员拿菜单给我选，但只有一个菜有食材。我边等待边观察这家位于街角的餐厅，两扇大门面向街道，空间宽敞，墙绘缤纷，这本该是家吸引人的餐厅，但现在，铺着的红桌布看起来像很久没有清洗。独自坐在那等待时，我感到自己和这个餐厅一起被遗忘了。
在我到达的头两天，一个从加拿大过来的中国人，跟我说了整整两小时，在古巴待了十天的他，说再也不会来古巴了。游客走在路上，常常被要钱，被兜售雪茄，也常常被骗。我遇到一个比利时人，被骗以 1:32.5 的汇率换了 200 美金。一个正在墨西哥的朋友让我给他一个来古巴的理由，我不知道。来寻找快乐的我，前半个月还乐在其中，但之后，我也开始厌倦于被要这要那。我渴望食物，在街头餐厅门口问：「有没有 tortilla（一种两片面包夹一只煎蛋的食物）？」如果能吃上，我便感到满足。
古巴的吃住行基本都得用现金。在圣克拉拉，我盘点自己剩下的美金，发现很难撑到第 4 周。我又查询了通往古巴东边的汽车，接连几天都没有车票，时值圣诞节，很多欧美人来古巴度假。想了想，我决定 12 月 31 日晚离开古巴。
我要先返回哈瓦那。房东的儿子用电动车送我到汽车站。电动车在古巴是罕有的交通工具，人民币 8000 元左右，极少家庭才买得起。到达汽车站后，我拿出准备好的钱付给他作为感谢，但他拒绝了。这让我产生一种意外的欣喜和轻快，但同时也让我感到惭愧。很多旅行者在古巴很紧张，因为任何一次热情都有可能转变为潜在的消费，虽然不多，但常常让人感到不舒服。
当我再次回到 Patti 家，古巴邻居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已离开，我想象着，他们可能已经北上跨过河流、走过森林、爬过高山，作为难民去了墨西哥南部城市，正在等待获允去往美国，而在那之前，他们不能移动去往墨西哥其它地区。但在墨西哥，他们有丰富的食物和商品。我和 Patti 一起用发黄的旧海绵铺床。Patti 很快乐地告诉我，她很喜欢把海绵拼成床的过程。我们一起参加了哈瓦那沙发客聚会，认识了其他在古巴的沙发主，一个女沙发主在学校工作，她去过中国深圳。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来到华人街吃晚饭。餐厅里，一个中国男孩一直在骂脏话。我点了一碗番茄鸡蛋面，吃到一半，餐厅停电了，我在黑暗中吃完面，又在黑暗中返回沙发主家里。深夜独自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地上到处都是污水，黑暗中有人在说话，我小心地走路，心里生出对这黑夜的熟悉感。
离开前，我把一些衣服、止痛药和创口贴等送给了 Patti 夫妇，他们很开心，他们需要这些。第 2 天上午，他们邀请我一起吃早饭告别，Juanma 说需要一些面包和鸡蛋，我出门去买鸡蛋，他去买面包，但是我在街上走了快一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鸡蛋，等我回来时，感到很沮丧，这时他们已经做好了早餐，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他们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但网络太差，我都没接到。
当我离开古巴后，依然有人问我，古巴怎么样？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复杂性让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总是回答：「爱恨交织。」有的旅行者会在游玩一圈后否定它，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有的旅行者则盲目地热爱它，但如果你问他最长想在古巴住多久，他们会说：「不超过一个月。」
在我离开古巴两个月后，由于粮食短缺和停电，古巴圣地亚哥等省发生了抗议运动。我问候 Patti 一切可好，她说一些地区发生了动乱，但她那里还很安全。4 个多月后，我离开拉美回到中国，途径迈阿密机场，在那里遇到一位在传教的美国老太太，聊天发现她是古巴人，40 多年前来到美国，再也没回去过。
同拉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古巴是难得的被描述为「安全」的国家。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我总是抱着相机，遇到想拍的人，就问「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当我重新回看相机里的那些照片时，被镜头前那些毫无顾忌对我举起剪刀手的普通人打动。从老人到小孩，他们站在那，看着镜头，自信且自然。有时她正在收衣服，就停下来让我拍，一点也不紧张、不装饰、不着急。
在回到中国后，我在上海重新看《乐士浮生录》这部纪录片，情绪更加复杂。在影片最后，这些老乐士破例获邀进入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演唱完毕，Ferrer 第一次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仰望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高楼大厦和物欲横流的都市，发现世界另一面是这样的，他一边走一边感慨地说，希望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看看这些美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