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日三省吾身：我还能保持喜悦吗？
文化
2024-11-13 15:39
北京
持续至11月17日，报喜鸟在南京云章公所举办的新锐人物展，以线下展览的方式，集中承载了四位艺术家与报喜鸟品牌的能量空间。在这里，他们回归“悦进”状态，创作出新的意识和叙事，并在真实的互动中实现喜文化的铺陈。导语：今时今日，我们的喜悦感还真实存在吗？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倦怠——正在让很多人的生活失去喜悦的肌理。身处“随时随地工作”的劳动营，人们难以拥有放松时刻，更有可能面临想象力丧失的危机。报喜鸟第13届新锐人物盛典及新锐艺术人物展，呈现了一种对抗倦怠的可行之道——从艺术中汲取放松状态，继而心怀喜悦，悦纳万物，向上进取。心悦而后前进，将“悦进”作为盛典主题，是报喜鸟融汇品牌文化内核，对倦怠社会情绪的回应。报喜鸟新锐活动主理人吴培培相信：“心怀喜悦、自得其乐的状态，是面对任何困难、压力时，能够反转局面的底层力量。”
四位报喜鸟新锐艺术人物，也让我们看到了报喜鸟定义“新锐”的一个剖面：在主体之外，创作者可以开辟出更多他者的审美空间，并通过“他者之美”解放自我意识，打开新的可能性。具体到个人，艺术家会如何感知喜悦？我们邀请四位艺术家描绘出了自己的悦进空间。在他们的笔触和讲述中，悦进带来的喜悦感不仅真实存在，且可以被真实感知。跃进｜逃出时代的裹卷
在“跃进”展区，雷磊希望传递出一种轻盈和轻松。于是，报喜鸟和雷磊一致选择了“刺猬头”这个IP形象，让其走进五光十色的霓虹镜面空间中。而在室外，还有一个风格明亮、有着童真气质的“刺猬头”充气艺术装置，名为“精神堡垒”。“刺猬头”来自雷磊的动画影像作品《这个念头是爱》，讲述了一个动画角色满怀憧憬飞往法国，与素未谋面的恋人相会的有趣故事。和大多数人一样，动画导演雷磊同样被困在数字时代的加速生活中。“Deadline让我们无所适从”，雷磊的感受是，日常的各个切面都被数字化了，包括每天的步数、听音乐的时间、使用微信的时间……如果人很难逃离数字，就很难放松。最近，雷磊在大学教书，每天早上8点要准时到达课堂，这事使他有些焦虑。有时他从工作室出来，人都要走到地铁了，突然会怀疑门没有锁，就转身回去再次确认。而电影院这个空间，能让他跟这种日常紧张保持距离，“重新拥有一种松弛感”。这种松弛感对他的创作来说至关重要。一直以来，松弛自如的创意就是他的创作风格。生于1985年，毕业于清华美院，雷磊的身份多元且跨界，擅长动画又不拘泥于此，创作从电影、绘画跨越至装置艺术和舞台设计。回想起来，无论在哪个阶段，电影院都属于能让他保持一定自由感的重要空间。他始终保持一定的观影频率，一有空就去北京电影资料馆看经典电影。遇到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或者平遥电影节，他一天能看上三四部。今年，他去了纽约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在那里，他从一个影院流动到另一个影院，从一个故事漂到另一个故事，“像开盲盒，很有意思”。九月，他在纽约电影节看了一部电影《四月》。在他的描述中，那个电影院很古典，分楼上楼下，屏幕高大，他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电影。由于雷磊的座位偏后，他眼前总是黑压压的人群和“高得像竖起来”的屏幕， “像个装置，不太像电影”。《四月》导演Dea Kulumbegashvili的镜头缓慢，雷磊体验到一种很少有过的观影体验，“花很长时间去凝视一个静态画面，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时，他想起杨德昌导演说过的一句话 —— 因为有了电影，每个人的生命都延长了三倍。他还很喜欢一些电影节的露天电影院，感受特别好。“观众可以随时进入，也可以随时离开”。多数时候，雷磊把电影院当成“比较大的影像装置”。据他观察，当前的观影环境跟十年前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电影的崇高性被消解了，电影的神性或话语权已经被短视频所分解”。现在的很多电影导演更在乎跟个体平等交流，这种体验影响了他的创作观，“要更开放，更有可能性”。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刻，雷磊喜欢看叙事性强的港片，比如《神探》《暗战》等。他会买袋爆米花，找个人少的影厅，把自己交给电影，“安静又解压”。而在人多的电影院，雷磊能感受到一个“临时广场（群体）”。虽然彼此不说话，电影院里人跟人之间仍然在交流，用诸如小声咳嗽、喘息声表达共同的情感。“我们的生活很麻木，这个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安慰”。以前，雷磊在影院会忍不住拿出手机。直到他发现自己“常常被束缚在小屏幕后面”。为了自由，他学会了放下手机，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寄托于电影。“对当下被短视频裹卷的日常，电影能起到对抗的反作用力”，这正是他眼中电影在当下的意义。阅进｜造一个庇护堡垒
以文学主题的“阅进”空间设置在云章公所的二楼，选取张玲玲作品中的文字，用吊曼形式直观展现。观众可以在吊曼上看到“他对自己说，不会的，他的人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告终，而是会越过这些黑暗和困厄，走到昼光的所在”等来自张玲玲作品的语句，她希望人们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提供一种更柔和的力量”。如果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庇护所，那对写作者而言，最初和最重要的庇护所，必然是书，以及有书环伺的空间。出生于1986年的张玲玲，在2020年左右遇到了一次创作瓶颈。她发现，每一篇短篇作品都会消耗大量素材，“写了一篇又一篇，会发现自己特别缺乏经验”。于是，她下定决心到一所南方小镇重新生活，从上海搬去广西，带了53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书。纸质书有成千上万种好处，唯一的麻烦是不适合移动。起初，这53箱书都寄放在朋友位于22楼的仓库中。到了广西，张玲玲傻眼了。图书因为最重，被工人放在了最下，成了临时的地基，上头全是杂物和衣物，张玲玲在迷宫般的仓库内转悠、寻找，根本找不到也拿不出任何一本想要的。后来是仓库内的老鼠帮了她忙，它们先啃掉了部分纸箱的外壳，然后啃掉了放在上层的衣物与塑料，书的一角泄漏了出来。经此，张玲玲识别出了她的书。于是她釜底抽薪般，一本一本将书抽出，像在玩叠垒乐游戏。起先她还有所选择，后来纸箱全塌，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一概全收。直到它们缓缓占据张玲玲出租屋里的电视柜、斗柜、床头柜、椅子甚至厨房。当时，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相当陌生的城市，“缺乏和他人的联结，缺乏安全感”。她顿悟，让这些书躺在身边，其实是在造一个堡垒。“寻求庇护的，多半因为怀揣恐慌；诉求陪伴，因为孤独；缔结链接，因为隔绝。”张玲玲回忆道。这个空间里，摆着她随身携带的一只黑色台灯，散发着温暖的橘光，“光线很舒服，一开灯就开心”。写作工具则是一台旧的台式电脑，她不习惯用笔记本电脑，“没有空间感”。对她来说，其它方面就不太重要了，比如窗子、植物或阳光。书、台灯和电脑构成了一个可迁徙的空间，之后几年又随着她漂泊到了其它地方。在对书的选择上，张玲玲形容自己“有了些长进”。她不太需要再囤积数十箱的书了，更倾向于读完就好，读不完也不强求。有几本旧书当然还在，读了好多年还在读，不读时安置在身边，比如来自门罗、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对张玲玲而言，这些作家存在的意义“更像老友”。他们的陪伴是一种永恒动力，她总想贴近，“去写出我自己想写出来的好，正因为觉得自己永远写不好，所以才去写”。开始写作那几年，张玲玲遇到一位刚写完长篇的老师，对方常常携带着一本书。因为这一画面，张玲玲想写作自己的长篇。她希求在这个世界的空白之处看得见另一个世界的投照，“好奇人如何勾连起想象的行星与大陆，有什么在我们以为的铸铁的现实里划开了一道缝，奇异正蠢蠢欲动。那时候你不会寻求什么庇护，一丝念头也不会有，你只是想成为那样而已”。乐进｜接受涨潮与落潮
“乐进”空间直接还原了安雨最喜欢的工作室，呈现了安雨作品《风平浪静》音频互动装置线下首展。观众走进其中后，不仅能听到《风平浪静》传来的韵律，还能与黑胶触感装置互动。“大海一定会涨潮和落潮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受它，而不是特别抗拒。”安雨说，“愿你在混沌中寻得片刻安宁。”
于音乐家而言，一个隔离于外界社会的空间，首先是物理意义上的。2021年，中国青年爵士鼓演奏家、音乐人Mandarin安雨在上海租了一个半地下室，将其装修成了一个工作室。这是第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工作室。从灯光、地板上的踢脚线再到摆放套鼓的工作台，每一个音乐设备他几乎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为了乐器和话筒之间的连接线，他可以花半天时间研究。经过反复调整，他终于将空间变成了自己呆着最舒适的地方。工作室的空间分为植物区、电脑区和创作区。半地下室的中间立着一座天井，天晴的时候会有明亮的阳光照进来，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小园景，种了许多喜欢的蕨类植物，还有一棵竹子。白天他起床刷个牙，穿着睡衣就去工作室了。他先会用喷壶给一排空气凤梨浇水，然后开启在工作室漫无目地晃荡或是创作的一天。有时他在电脑前听音乐、看视频、搜信息；有时他去工作台创作，或在钢琴前即兴弹奏，或者打鼓，担心灵感被遗漏，会提前开录音键，将即兴收录其中。累了的时候，他会回到植物区，在里面的单人沙发躺着晒太阳、看书。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听氛围音乐，尤其热爱Brian Eno和Ólafur Arnalds，沉浸在其“抓人的旋律”中。顺着被激发的灵感，他也写了一些简单的旋律，只是迄今还没发表出来。一年多以前，房子被房东收回了，安雨一直没再找到类似的空间。回想起来，工作室像一个跟外界隔离的“美好泡泡”， 这个泡泡除了他别人都看不见。在这里，他把自己养成了一盆金丝猴蕨，“不需要太依赖外界的阳光，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喜欢这个工作室带给自己带来的平静的活力。一直以来，人群中的安雨属于情绪稳定的类型，他秉持的观念是“开心过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不如开心。”
这种积极的能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别人。2023年3月起，安雨发起了“即兴合作社”。这个特殊场域的画面如下：身处在一个大型的排练房内，所有参与演出的人都站在你的身边，多达十几个人同时即兴演奏，并且不断有人加入。这个空间诞生于安雨的一个理念：“做音乐是需要交流的。”
这些年，他发现有件很遗憾的事是，大部分新认识的朋友都成了躺在微信列表里的人，“缺乏真实的互动”。通过“即兴合作社”这种线下社区，人们可以真正地聚合在一起，“进行一些能量交换，产生积极的感受，放松还好玩”。越进｜走不易迷路的路
“越进”空间中，吴鸣重新诠释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竹》。“竹”是一种具有东方美学神韵的植物，象征着向上而生，与本届盛典的主题分外契合。他利用品牌服装的剩余面料，选取不同色度的绿色面料，拼接排布，形成“竹林”。置身于此时，在城市中也能感受到竹林的自然与宁静。跟他之前的展览不同，这次《竹》被置于传统建筑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碰撞”。青年艺术家吴鸣从以自然为底色的艺术空间中获得能量。今年5月份，他去了米兰设计周的Alcova展。这次展览在位于郊外的两栋乡间别墅中举办，别墅周围有大片的绿色草地，聚集了各种艺术家前卫的设计。他一走进去，就感觉分外放松。另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来自丹麦艺术家Olafur Eliasson 2016年的作品《瀑布》和《雾气》，他将凡尔赛宫转化为一个大型的体验场地，巨大的瀑布装置耸立在花园中轴上的大运河内，草地之上的环形装置喷洒着水雾，让水拥有了被多重观看的视角，“水本身就是一种特别舒缓的自然元素”。吴鸣坦言，创作需要松弛感，且是一件非常自我的事。这些年，吴鸣的感受是，当自己处在紧密的社会关系中时，自我很容易被消解。但难以避免地，他的工作常常使他处于这样消解自我的时刻。他需要通过日常的户外空间找回自我感知，最好是半小时可以抵达的公共空间。“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都是我的生活场景”。这几年，吴鸣住在上海徐汇区和静安区交界处，对上海的各类公园了如指掌。最近，浦东新区新开了前滩世博公园，公园里有大片的绿色草坪和人工湖。有一天晚上，他深夜打车过去溜达，在黑暗中把手机收起来，带着朴素的好奇心，沿着小山坡走，也不拍照，任由自己被黑暗包裹。当他走到水边时，感受到一股舒缓的能量注入心底。当感到很有压力的时候，吴鸣很难彻底地离开当前的环境。倦怠时，他的一些朋友会逃到山里去，但这不是他的选项。最好的方案，是跟紧张的当下保持相对距离，但依然身处其中——在附近寻找到一个身心舒适的公共空间，哪怕是去家附近的街道散步。只要在深夜里走上一个小时，闻闻新鲜的空气，与路人擦肩而过，他就能重新找到自由呼吸的节奏。对吴鸣来说，平和的心态是进行自我表达的前提。在他心中，竹的首要气质是平静，“路径简单，你在里面不容易迷路”；听觉上，“风一吹竹子，会发出一阵舒缓的、婆娑的声音”；到了视觉层面，“竹子跟竹子之间有缝隙，不会太密，眼睛很舒适”。在这次展览中，他用面料作为竹林的载体，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柔软、亲近，以及韧性，自然元素也可以成为一种坚固的核心，“它会让人联想到一种硬朗、坚韧的武侠精神”。悦进｜让新锐继续生长
报喜鸟新锐活动主理人吴培培坦言，打造集结四位艺术家的展陈空间以及品牌空间，目的在于“让受众看到、听到和感受到我们习以为悦的创作作品”。在她看来，“悦进”这个词意指一个顿悟的瞬间，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创造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艺术的创作者，“只有当全身心投入在创造中，人才会感受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倦怠社会里，年轻人也在不断寻求解决方案。吴培培观察到：当代年轻人对松弛感和愉悦的强力追求，正是对紧绷社会的一种反抗。当二次元、AI冲击着现实世界时，年轻人的注意力转向了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产品和方式，譬如Jelly cat咖啡馆无实物表演的出圈、Labubu的爆火，被炒到上万元的演唱会门票等，“本质上都是年轻人精神世界在追求愉悦感”。于是，报喜鸟品牌核心价值的更迭也随之发生。吴培培说，最初报喜鸟的喜文化源于品牌名，喜文化主要聚焦在“婚庆”的场景，而如今“喜”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更多地指向当代年轻人追求的精神愉悦。从2009年开始举办的新锐艺术人物盛典，初心是如何把文化艺术融入在报喜鸟品牌之中，而随着与年轻一代的不断对话，报喜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代表未来的年轻艺术创作者身上，与其中的代表人物站在一起，为有梦想的创造者们搭建舞台，共同打造和呈现属于当下的创作语境。报喜鸟的品牌展览空间“悦进”试图传递的是生机与活力感。由于空间所在的云章公所是一所诞生于光绪年间的古建筑，所以为了跟古建筑实现融合，绿植成了展览空间造景的核心元素。展区内部设置了5扇门框，每一扇门代表一个场景，“在这个品牌空间内，我们想展示男士在人生不同重要时刻的着装变化”。这是一种新的年轻人穿着叙事——穿什么已然成了一种悦己的表达。这也是报喜鸟所传递的，一种更适合中国人情感需求的表达。在年轻一代身上，有初入职场的青涩，有邂逅爱情的甜蜜，也有奋斗时的拼搏和闲暇时的宁静，直至成家立业、添丁进口和子女成长。可以说，在每个喜悦涌动的时刻，报喜鸟都在以衣为媒，与人们一道悦纳万物。从心悦抵达心流之境，这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新锐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