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town, my Chinatown,
Where the lights are low,
Hearts that know no other land,
Drifting to and fro,
Dreamy, dreamy Chinatown,
Almond eyes of brown,
Hearts seems light and life seems bright
——
Chinatown, My Chinatown
拉斯维加斯的一间酒店客房里，演出服、舞鞋整齐铺在床上，余金巧（Coby Yee）正和舞伴，也是她的丈夫，Stephen King 一起做上台前的准备。余金巧扶着墙，单脚站着，另一只腿悬在空中，有些颤巍。King 弯着腰，帮她拽着裙子，「再放低一点。」余金巧说。
裙子好不容易穿上，还要戴头饰，绑紧，拉上拉链，披一件白色薄纱。全身上下，都是余金巧设计的，融合中西方的审美 —— 也像她的表演，出场时是亚洲风格，一段华尔兹后，脱下罩衫，露出巴西样式的比基尼，再跳一段美式的舞蹈。既是舞蹈，又是一场时装秀。
今天身上这套，黑色为主色，搭配银色亮片和珍珠，薄纱外再套上一件带有水袖的罩衫，一块云肩披在身后。余金巧说：「这是我的天鹅之曲。」（This is my swan song.）King 在一旁解释：「传说中，天鹅会在死去前唱最后一首歌。」
这是电影《女人世界》（Chinatown Cha-Cha）开头的一幕。每场演出前，余金巧都要经历这样繁复的准备。有四五十年历史的演出服，穿在余金巧日渐衰老的身体上。当时的她 92 岁。曾是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唐人街夜总会里最受欢迎的华人风情舞女郎。
舞台上，余金巧呈现的是完美的舞者形象。主持人称她为「最大胆的华人舞蹈娃娃」「紫禁城俱乐部（Forbidden City）的经营者」。随着 King 的歌声，余金巧挥舞一把红色折扇，拂袖，转圈，把配饰一件件脱下，潇洒地把罩衫扔给 King，露出最里层的黑色短裙，掌声、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
杨圆圆第一次见到余金巧，也是在拉斯维加斯。在为美国风情舞大会彩排时，余金巧展现出的生命力征服了她。杨圆圆反复向旁人确认：「她真的 92 岁了吗？」
那是 2018 年。杨圆圆受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e Council）邀请，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前往旧金山完成一个半年的驻地项目。调研的过程中，通过一部名为《金门银光梦》（2013）的纪录片，杨圆圆了解到了「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伍锦霞的故事 —— 她拍摄过 11 部电影，包括世界上第一部全女性出演的电影《女人世界》（1939）。这些成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关于伍锦霞的档案最初是从仓库无人认领的废纸堆里淘来的 —— 这激发了她探索的欲望。
在伦敦艺术大学学摄影时，杨圆圆就喜欢逛跳蚤市场。在那里，她看到成箱的、拍摄陌生脸孔的照片。这些照片像一个个机关（trigger），召唤她和档案后的历史建立关系。她想知道，不被讲述的「历史」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她同样关注移民题材，尤其是离散华人群体。在英国读书时，她发现很多海外中餐厅，从装潢到播放的流行歌曲，都停留在了华人老板和工作人员移民时的中国时间。餐厅像个「时间胶囊」，而这些移民，处在两种文化间摇摆、流动，她称之为带有「中间性的人」。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故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都不曾受到重视。
伍锦霞的《女人世界》成了这场「探险」的起点，杨圆圆开始对在上世纪 30 年代从事演艺工作的华裔女性产生兴趣。她读到了一本有关唐人街夜总会的口述史，得知在旧金山有一个由 4 位退休的华人夜总会舞者组建的舞团，名叫「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成员的年龄在 70 至 90 岁左右。舞团日常会到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做慈善义演，也为退役老兵做表演，既为鼓励老人们「站起来，跳跳舞」（Get Up and Dance），也为追寻旧金山华人夜总会的黄金时代。
作为特邀舞者，余金巧是这些老人中尤其亮眼的一个。「一个 92 岁的老人穿着翠绿色的华服，头顶自己手工制作的独特头饰，像一只翠绿色的蝴蝶一样一圈圈旋转，翩翩起舞。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一见钟情，被她的生命力深深吸引。」杨圆圆曾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余金巧时的场景。
余金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表演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吗？杨圆圆想知道关于余金巧的一切。她对唐人街做了充分调研，以至于余金巧时常以「你还记不记得 ……」作为对话起始，向她发问，仿佛忘却了两人的年龄差足有 60 余年。
拉斯维加斯的初见后，她就此进入余金巧的生活。在杨圆圆眼中，余金巧是个活在当下的人。她的家里没有一张像样的餐桌，日常会吃方便面，喜欢吃薯条和虾饺。当余金巧专注于做衣服时，她会忘记吃饭和睡觉。余金巧，包括舞团里其他老人，身上都有很强的能量。一天拍摄下来，杨圆圆有时会觉得体力不如他们。古巴的演出结束后，92 岁的余金巧和 74 岁的 King 还想去蹦迪。直到余金巧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她还在跳舞。
在余金巧身上，杨圆圆看到一种逞强的快乐。但又因为活在当下，这样的逞强，不会转化成焦虑。杨圆圆的母亲曾在广告行业打拼，属于职场「女强人」。退休后，母亲闲不下来，有些焦虑，导致睡眠不好，偶尔钻牛角尖。创作这部影片时，杨圆圆也想将舞团的能量带给像母亲一样的人，让他们找到生活的锚点。
舞团成立的初衷，也是这样朴素的缘由。曾经的夜总会舞者 Pat 丧偶后，郁郁寡欢，每天什么也不干。好友方美仙（Cynthia Fong Yee）希望可以改变她的状态，就唤她出来跳舞。
后续加入的很多人，都因丧偶，和成员们形成了家人一般的联结。还有一些人，实现了年轻人未完成的梦。舞团里，好几个人曾是教师，热爱跳舞，却因为原生家庭的阻碍放弃。一位叫黄应英（Emily Chin）的老人，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家里要求她穿得严实，「胳膊都不能露，更何况跳舞。」
舞团给了许多老人以新的身份和生活面貌，这其中也包括余金巧。
在夜总会跳风情舞，对年轻的余金巧来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1926 年，她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父母是广东台山人，通过「买纸」—— 即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导致美国移民局发生火灾后，谎称生在旧金山，就能获得「新身份」，来到这里投奔兄弟。
余金巧 6 岁就爱上了跳舞，跟着邻居学踢踏舞，彼时，舞台只有家里的洗衣房和家门前的人行道。16 岁那年，她去华盛顿，在叔叔经营的华人戏院餐厅第一次看到了大规模的舞台 —— 专业的乐队、耀眼的灯光和华服。这个来自小地方的女孩着了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她也开始登台表演。
两三年后，一位经纪人告诉余金巧，如果她能穿得更性感，每周的收入能高达 1000 美元。余金巧家以经营洗衣店为生，并不富裕。为了填补家用，她开始在夜总会里跳风情舞。后来，余金巧的姐姐也成了一名风情舞者。对这段经历，余金巧一度是回避提及的。她厌恶酒精和醉汉，再多的话，她也不再说了。
上世纪 60 年代末，脱衣舞在北滩兴起，这踏出了华人的底线。况且，《排华法案》在 1943 年废除后，越来越多的华人走出唐人街。曾因旅游业而繁荣的中国城走向没落，「紫禁城俱乐部」也难免受到影响。
在接受杨圆圆的拍摄前，余金巧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在「紫禁城俱乐部」倒闭前夕，有人谣传那里也要开始尝试脱衣舞。余金巧感到被冒犯。在上世纪 80 年代，她拒绝了一部有关夜总会华裔历史的纪录片拍摄请求。保持沉默是余金巧表态的方式。
20 世纪 70 年代，关掉夜总会后，余金巧以缝纫和设计为生。她是热爱跳舞的，但还没能和过去的自己、和夜总会和解。更何况，本身走上这条路，就是一个无奈之举，「时代没有给她选择。」杨圆圆说。
是「都板街舞团」改变了余金巧的观念。舞团创始人之一方美仙比余金巧小十多岁，两代人对夜总会看法不同。方美仙加入的夜总会已是热闹的尾声，而夜总会提供的舞团巡演机会吸引着她。在十八九岁的她眼中，去跳舞，是对传统华人出路的反叛。
创建舞团，有着复兴黄金时代的初衷。她们主动邀请余金巧参加表演。余金巧征服了很多年轻人。或许是新世代的反馈，一点点稀释了余金巧心里的包袱。「Coby 的人生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她突然之间觉得：我老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计较这个事情，也许我的历史可以被讲述，我可以去面对自己的过去。」杨圆圆这样理解余金巧的变化。况且，现在起舞，不再是为了取悦在唐人街带着刻奇眼光的白人观众，而是为了自己。
女性力量在代际间流动。幼时，是余金巧的母亲支持她去学跳舞。她人生中第一套表演服装也是母亲做的，余金巧很爱反复提起这件事，语调里流露出幸福。那是一身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裙。陪在母亲身旁，余金巧学会了缝纫，形成了最早的审美品味和生存本领。
舞团创始人之一方美仙也在杨圆圆拍摄的中给了她很大帮助。方美仙是舞团的核心，行动力强，爱张罗事儿，是个热心肠，经常开车送杨圆圆到舞团排练或表演的现场。一天结束后，她会把杨圆圆拉到家里，一起喝梅酒，聊聊天。杨圆圆回忆起和方美仙在一起时，总有很多大笑的时刻，方美仙则觉得杨圆圆跟她一样，很有活力，比亲生女儿还要像自己。「那我认你当干妈。」杨圆圆说。
不过，这并不是一部以女性主义为起点拍摄的影片。杨圆圆觉得：「主不主义的，留给观众去评判。」她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她的理解里，余金巧是一位女性楷模，但余金巧不会将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者，「她生在一个女性主义一词尚未诞生的年代，然而她坚韧、乐观、充满想象力，将服装作为自己柔软的铠甲，在多元文化尚未普及的年代，用自己的美学创造了多元文化。她真正地践行了女性主义，尽管她绝不会这么命名自己。」
拍摄从 2018 年开始，疫情打断了杨圆圆的计划。她一度压力很大，觉得拖了太长时间。但奶奶们很有耐心，安慰她不要有压力。相较电影，她们更关心杨圆圆的生活，常用 Zoom 打视频电话，保持联系。在杨圆圆女儿出生时，奶奶们为新生命做了线上洗礼。奶奶们爱用 Facebook，她每次会把 Instagram 上发布的内容，同步到 Facebook，只是为了给奶奶们看。她们给杨圆圆的每个动态点赞，在她女儿的照片下评论：「我的小甜心。」（My little cutie pie.）
整部影片从创作到上映，没有一步走在意料之内。她形容整个过程像《绿野仙踪》一样，「叽里咕噜就上路了」。最开始，她根本没想拍一部纪录片，只打算做一个艺术项目。但和舞团接触时间久了，她觉得纪录片会是呈现这个故事的最好载体。
但她没有导演经验。2018 年 8 月，她在申请了纽约一个名为 Uniondocs 的纪录片机构的工作坊，学习如何制片、申请资金。在工作坊里，她结识了影片的摄影师 Carlo Nasisse。抱着对这个故事的兴趣，Carlo 在没有报酬的前提下，加入了舞团前往哈瓦那的行程。
在哈瓦那的拍摄，是影片正式开机的第一个镜头。但实际上，这趟旅程也是意外。和舞团的奶奶们聊起曾调研过的地方时，杨圆圆提到了古巴。奶奶们听了之后很兴奋，她们对那片土地感到好奇。因为在 2016 年，美国政府才允许公民申请签证，到古巴旅游。
杨圆圆问：「你们是真的想去吗？」奶奶们点点头。那一瞬间，杨圆圆脑海里浮现了两地华人同台演出的画面，全然忽略她实际上是要去「给 16 个老人当导游」这个事实。「如果能拍到，可太厉害了。」
预设困难，不是杨圆圆惯有的思维方式。对她来说，远方的目标，就是行进的方向，如果中途遇到关卡，那就「顺便去解决一下好了」。这样的念头，从 17 岁就已经形成，到 35 岁也没有太大改变。甚至连目标都没变过，就是要做艺术 —— 从这里，她能获得意义，「我的人生都是在围绕着这件事情」。
在摄影机后，杨圆圆常有身体「过电」，或是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相比起镜头前的亲历者，镜头外的她在沉浸当下的同时，仍保持抽离。在古巴，两地的华人在一个已经闲置 60 余年的老戏院里同台表演，杨圆圆意识到：「我们的摄像机在那里，我知道我们的记录有多么了不起。」
在那条出圈的视频的评论里，很多人感慨这些老年人的活力，还有人很惊讶，说没想过老了后还能这样。这些评论并非完全没有预兆。在哈瓦那时，杨圆圆和 Carlo 给余金巧和 King 拍了一部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2019），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后来，这部短片参与了上海外滩美术馆的群展《百物曲》。美术馆里的保安告诉杨圆圆，你这个区域，总是最多人的。她还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播客上讨论这部短片。这对以往作品都只活跃在艺术圈层里的杨圆圆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在接触这群老人前，杨圆圆对老年生活的想象也是有限的。而这群老人让她意识到，人生可以有很多阶段：人在年轻时，或许会像舞团里很多人一样，承受时代性、社会性的无奈，走向妥协。但老了之后，反倒更有余地。片中有一幕，方美仙对着镜子说，你看看这些皱纹，我要好好处理一下。偶尔的，他们也会围坐在一起，谈论起某个已经离世的朋友。衰老和死亡当然也存在在他们的世界，只不过，这些没有阻碍他们拥抱每一天。
去年，她因为经常感到胸闷、喘不上气，到医院检查，最终发现有一颗瘤长在胸口 —— 淋巴瘤确诊。拿到结果后，杨圆圆的母亲几乎是天天都在抹眼泪。杨圆圆想的是：应该没那么糟。得知是一期后，她的想法也很干脆：那就化疗，就治。半年下来，头发掉光了，胖了 20 多斤。但熬过来后，如今过的每一天，「都像赚来的」。也是在抗癌的那半年里，《女人世界》拿到了龙标。
她也没有因为当了母亲，而放下创作者的身份。甚至在生产前一天，她还在家里接受媒体的采访，她淡定地跟记者说：「我随时可能会阵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可能一会儿就要去医院。」年轻的女记者则有些担惊受怕。
「以前的生活里只有我，现在的生活里是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她很高兴有机会和女儿再重新成长一次，但创作仍是排在第一位的。她在家里贴了一张印有余金巧的海报。三岁半的女儿安安经常指着，说那是余金巧奶奶。遗憾的是，安安没有办法见到余金巧奶奶了。2020 年 8 月中旬，余金巧因病突然离世。就在前一周，她还给杨圆圆发了她和 King 跳舞的视频。那之后没过多久，杨圆圆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余金巧的女儿，对方哭了，感慨说，这就是「生命的循环」（cycle of life）。
余金巧去世后，杨圆圆花了很久去思考，究竟要做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才对得起余金巧的生命。她本来想在影片中致敬伍锦霞，也想加入舞团中其他人的故事。但发现纪录片的创作还是得符合「一句话」原则 —— 故事的梗概得用一句话说明白。
后期剪辑是一个不断「扔东西」的过程。最后，杨圆圆把余金巧放在了主角的位置，「我觉得我还是太爱 Coby 了，好多东西没有办法和她的生命相提并论。」她和 King 通电话，得知他和余金巧曾经塞得满满的小屋变得空荡 —— 余金巧的很多衣服义卖了、捐了、给朋友了，也给杨圆圆寄来了几件；各种相簿和照片也都收起来了。杨圆圆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不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一想到这个，她就很难过。
2018 年到 2019 年的两年里，杨圆圆的生活和余金巧密切交织在一起。余金巧离开四年后，她还在做这部片子，活在余金巧仍在世的时间里。当她坐到剪辑台前，端详影像里一个人的表情和动作，反而有了更多解读。
「这是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虽然我们（那时）已经共处了这么久，但在未来我还是可以从我们有限的相处中学到关于她的更多东西，哪怕她早已经不在了。这个时刻是很美妙的，它是绵延的。这超越有限的时间与有限人类生命体验，是纪录电影带给我的。」
2024 年 10 月初，《女人世界》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放映。杨圆圆邀请了舞团里的成员、King 还有余金巧的女儿一起来到夏威夷观看这部电影。此前，他们都还没有看过成片。在杨圆圆看来，这是一件分量很重的事情，她希望所有人坐在一起，在电影院里，一同观看。
杨圆圆和大家 4 年没见了。但舞团的奶奶们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时间没有在她们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她们依然很有活力，很美丽。「我感觉我老了很多岁，又生了病，当了妈。但是在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还是和她们继续在一起。」接下来，杨圆圆也邀请了奶奶们来中国路演，给长达 6 年的「探险」变得完整。
余金巧的侄女看完电影后，告诉杨圆圆，触动她的是一种「气息」。片子里有一幕记录的是余金巧在厨房泡拉面。安静，没有戏剧性的一场过场戏里，她听到了一个老人有些沉重的呼吸声。
「这可能就是纪录片最宝贵的地方。只有纪录片可以留下一个完整的时空胶囊，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时刻，连空气中一些很微妙的东西也可以被留下来。而我们在拍摄的是一个已故之人，但她会永远的活在电影里，带着她的气息。呼吸太细小了，但是呼吸就是生命本身。」
美国女演员 Amy Hill 也在电影节看完了《女人世界》。曾经在旧金山生活过的她坦言，过去从不知晓这段关于旧金山唐人街的往事。而对于今年 71 岁的她来说，舞团「奶奶们」的生活态度也给了她很多启发。
如何面对衰老，在生命的后半程抓住时间，这是一个普世的问题，也是观众可以从《女人世界》得到的灵感 —— 不分国界。在平遥国际电影节上，一位 57 岁的女性跟着女儿来到《女人世界》的放映现场。映后，她分享了自己故事 —— 身体变差后，她失去了对人生的盼头。但电影里奶奶们的美触动了她。观众席上，年轻的观众告诉她，奶奶们很美，你也很美。
还有一个年轻的男观众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杨圆圆，想要一个签名。一见到杨圆圆，他就哭了。他告诉杨圆圆，自己 27 岁前的 5 年时间都在迷茫中度过，不知道究竟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做自己。但余金巧给了他勇气。
这是杨圆圆期待的，真实人生和真实人生的碰撞。
2020 年，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她希望在《女人世界》里体现一种跨越时空和距离的关联。「如今的世界，一切都变得越发断裂。美国华裔现在看来似乎和中国大陆人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如果我们去追溯 20 世纪历史，我们的关联曾是无比紧密的，这中间有很多很值得去深思的东西。」
4 年后，影片得以触达观众，桥梁搭成了，一切都值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