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10 年，人们的工作场所及相关习惯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艺术从业者是最渴望面对面切磋之人，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远程创作困难重重。对于某些群体而言，即便是用餐时间也能联络感情、促进沟通，同事们共进午饭或晚饭时，可以聊聊工作或其他事。在餐厅工作，所谓的「家庭聚餐」，长久以来都是一项重要的传统：员工们在慌乱中相互投喂。但这种仪式并不仅存在于食品行业。
在此，《T》杂志分别体验了建筑事务所（墨西哥城）、剧院（伦敦西区）、专业主厨餐厅（伦敦）、艺术家工作室（新泽西州切斯特）、时尚品牌（纽约曼哈顿）和制片公司（洛杉矶）的员工餐，一探创意工作者在用餐期间吃了什么、说了什么以及想了什么。
（2004 年，）我在 31 岁时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设想建立一个扁平化工作架构：所有人，即便是怯于开口的实习生，全员围坐在同一张桌旁，参与每个项目的讨论。我们鼓励每个人发言：「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坐在桌旁。」
自事务所创办伊始，我们就一起吃饭。人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一些食物（譬如我会准备汤），我们还会在附近买一份沙拉做配餐。这家事务所目前最主要的（建筑）结构是位于 4 层的露台，它承担了很多功能，用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每天下午 1 至 2 点左右，会有约 25 人自带食物（来到这里）。我们是一家创意事务所，吃饭和创作都需要聚在一处。在墨西哥，午餐是一件要紧事，但（限制）午餐时间会让你有一个更弹性的下午：和大部分（墨西哥公司）不同，我们现在通常 5 点下班，每周五则是下午 3 点。
疫情前，我们几乎每周都举办晚间烧烤活动。2023 年，全员返回办公室后，开始自发组织野餐（即便次数有所减少），尤其在辞旧迎新（指员工）的日子里。有时是一个人（组织），有时是一群人，他们经常在办公室商量：「有谁会来？」我们烤过肉，做过不同种类的墨西哥馅饼。有时会有人提议：「我想做我们当地的特色菜。」譬如，阿根廷人会做西班牙香肠三明治（choripan）。
员工们偶尔开开派对，喝喝啤酒或龙舌兰，至深夜回家，这是非常典型的墨西哥人的生活方式。我丈夫是位美食家，他有时也会来参加聚会，点评道：「你可以做得更好！」但这其实无关食物。聚餐的提议本身就很重要。它关乎分享，以及获得来自他人关怀的可能。
我和哥哥自幼成长于一幢海滨警卫队小屋，那里俯瞰着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湾（Belfast Lough），日常生活围绕着餐桌展开。我们常在户外拿着木棍假扮骑士，再饥肠辘辘地回家奔赴美味佳肴 —— 香肠、肉汁，或汤汁浓郁的饺子和面条 —— 坐在餐桌旁，边吃边听大家聊天。这为我之后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去年，我来到伦敦西区，在《怪奇物语：第一道阴影》（Stranger Things: The First Shadow，2023）中饰演（主角）Henry Creel。我承认当时有些孤独，但作为讲述角色 Creel 起源的 Netflix 电视剧《怪奇物语》前传，这部剧极为宏大，所有角色的表演任务都很繁重。Creel 既是病态的杀手，也是一个试图逃离童年阴影的小男孩。（舞台上）也处处充盈着魔力，但每当我聊起这部剧时，谈论的都是剧中人物、我结交的终身好友，以及我们常常在同一间房里吃饭的事情。
每个周五和周六的双（表演）日都令人精疲力竭。第一场演出从下午 1 点到 4 点，演员们必须在 11 点 45 分赶到剧院。而在下午 4 点到 6 点 25 分之间（即 7 点演出前的集合时间），除了吃饭，你什么也做不了。这部剧一共有 35 名演员，年龄在 17 到 56 岁之间，我们（通常）会去后台简陋的休息室，各自找一处地方坐下来，休息、闲聊。无论在演出前吃了多少东西，我还是感到肚子空空如也。因此，我喜欢大吃一顿。附近的美食广场京利大院（Kingly Court）里有一家墨西哥卷饼店，炸鱼薯条也很不错。剧院场地不供餐，但我就喜欢这样：大家各吃各的，也能相互分享。
如果没有与人共处的空间和时间，我或许会整日玩手机、发呆。虽然我还只是西区的一个新人（这部剧是我的处女作），但我认为我们所拥有的都很特别 —— 餐桌上的对话是演员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东西：联结。
Quo Vadis 餐厅提供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囊括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各地风格。（这家私人会所兼餐厅）已有近百年历史，我们珍视其经久不衰的品质。我工作的厨房总是围着农产品转，这从员工餐食便可见一斑。
餐厅厨房内免不了剩菜，我们（雇员）的早餐基本就是这些剩菜。把前一晚的余剩放进大平底锅，打上鸡蛋 —— 做成北非蛋，再搭配正宗的黄油、美味的果酱和优质酸奶，不禁令人回忆起父母做的饭菜：越简单，越美味。
在厨房里工作的只有不到 20（人），但算上西区俱乐部的所有员工，包括厨师、帮厨、服务员、经理、侍酒师、管家、前台、酒吧团队和送货员（如果进厨房一起用餐），共约五六十人。送货员通常每天 7 点上班，厨师则在 8 点。尽管每日吃早饭的人数不同，但往往有 20 至 40 人在 11 点吃（员工）早餐；4 点左右餐厅会为晚班同事提供午餐。大家吃得都很快，只需 30 分钟左右，就在餐厅里吃。我希望真正的美味能让每个人得到温暖和滋养，让大家精力充沛。
每月初推出新菜单的那天，我们会将所有菜品端上来供所有员工品尝：描述再细致，都没有亲口尝尝来得直接，这有助于大家在桌边自信地交谈。此外，我们没有所谓的等级制度，所以（负责制作员工餐的人选安排）非常宽松；我们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当工作被公平分配时，就成了一桩乐趣，食物也更可口。我们做过意式烩饭、印度香饭和非洲辣椒炖肉饭。我记得，有一天，我走进厨房看到（团队）刚刚做好一份非常精致的沙拉，是尼斯沙拉的 20 倍之多 —— 几乎是中世纪时期一盘菜的规模，芦笋、甜菜等各种蔬菜应有尽有，每个人都为之疯狂。大家挤出时间一起吃饭的场景，总是这般其乐融融。
在我的家乡中国泉州，每当人们来这里做建筑工程或帮忙收割庄稼时，我的家人都会请他们吃饭。如今，我也养成了一样的习惯，总是请同事或合作者吃饭。我（1986 年）搬到东京不久后，便有一两个助理跟随左右。常随行的还有一名摄影师，记录我在厨房台面用产自日本的纸板制作火药画的过程，我们也常在这个台面上一起吃饭。我的妻子（吴）红虹会帮忙做饭。这是一种表示感谢的方式。
（1995 年）搬到纽约后，红虹还是会为我的团队做饭，彼时，团队只有三四个人。我们住在西村的韦斯特贝斯艺术家社区（Westbeth Artists Housing），那里既是工作室，也是我们的家。后来，团队不断壮大。（2003 年）女儿文浩出生了。于是，我另找了一处做工作室，不过，「家」依旧是工作室的核心理念。
如今，我们有两个工作室，一个在纽约东村，（由 Rem Koolhaas 建筑师事务所）2015 年翻新打造；另一个在新泽西州，由 Frank Gehry（2017 年设计修建）。我主要待在新泽西州的工作室，有两名广东厨师负责为全体员工做午饭（偶尔也会为加班的人做晚饭）。我们的平均用餐时间是 30 或 60 分钟，具体时长取决于我们当天的业务量。两处工作室基本上都设有专用餐桌，新泽西州工作室的餐桌由一扇旧马厩门改造而成。
餐桌是非常重要的场域，我们在这里提出问题，推进工作。厨师会做木瓜鱼汤和牡蛎煎饼（这是我妻子从福建老家带来的特色菜谱）。好友（主厨）David Bouley（近期刚刚去世）在到访工作室时就曾被这道菜惊艳，于是邀请我妻子去他的厨房露一手。后来，他还将这道菜加入了自家餐厅（纽约 Bouley at Home）的菜单，并将其命名为 Hong Hong（红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作火药画和烹饪非常相似。首先，你得整理工作室，打扫地板、布置画板，如同清理厨房。其次，需要摆放不同类型的火药、纸张和模板，类似于做饭时添加香料、胡椒和盐等调味品。点火前，将画盖上，就像盖上锅盖。引爆后，我有时会让助理不要立刻掀开盖子，让画布多烧一会儿，好比让菜煮得更久一点。其中一名厨师 Ahuan Zhou 已经为我们工作 20 年了，她甚至比助理更了解我的工作。有时，她会说：「蔡国强，请你现在立刻把画揭开，否则会烧坏的！」
在（2008 年）创立自己的品牌 Altuzarra 前，我曾（在几个时尚品牌）工作过。彼时，员工通常在自己的工位吃饭。自品牌创立初期起，于我而言，让大家有时间坐下来一起吃午饭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午餐桌的魅力在于没有等级之分，我们可以聊一聊孩子和家庭、聊聊真人秀《比佛利娇妻》（Real Housewives）或当今热点话题，但一定不会聊工作。
我在巴黎长大。在那里，吃饭是一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你可以抛下工作，前往餐厅，花整整 1 小时享用午餐。我来美国（上大学）后，第一次看到人们各自在工位前吃饭，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7 年前，刚搬进位于（曼哈顿金融区）伍尔沃斯大厦的办公室时，我告诉建筑师，团队有一起吃午饭的传统。我希望午餐区能让人感到温馨和亲切，而不是在厨房中随便解决。最终，我们设置了这个转角空间，一张大方桌，每边可坐三四个人：设计团队在此开会或讨论产品系列，（员工）也在这里聚餐，通常用时 30 至 45 分钟。就餐时间没有限定，只要听到有人拿起午餐袋或盘子碰到桌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家便纷纷聚集于此；这里欢迎每个人的到来。
我每天都吃得一样 —— 从 Lenwich（三明治和沙拉店）购买的火鸡三明治，用烤好的无麸质面包搭配牛油果、蛋黄酱和黄瓜 —— 我是个十足的习惯性动物。母亲（曾在巴黎摩根大通工作）也在展厅里组织午餐，同时给团队中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建议。她比我更时髦，会点意大利菜和墨西哥菜，有时还会做拿手的巧克力饼干。
虽然我认为创意总监大多倾向于独处，但我并不相信自己总能够有最好的想法。午餐时刻便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设计师组成的团体。每天来上班让我感到兴奋 —— 显然是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但同时也因能和我喜欢的这群人一起工作。
我常说，电影片场就像一个小镇。有医院，相当于诊所；有警察，相当于安保人员；有年轻人就读的学校和机械师 …… 还有一名镇长，也就是我。小镇上有两家餐厅。一家是小餐馆，提供后勤服务。在这里，你整天都可以吃到燕麦棒、薯片和水果。而在午餐时间，这里则化身高档餐厅：会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菜单，还有餐具。在部分剧组，你会在通告表上看到「黄包餐」（brown bag lunch），意思是「大家需要自带午饭」，我讨厌这种安排。工作日的聚会很有意义。
早些年，我和联合制片 Paul Garnes 制作电影的经费非常有限，但他自有一套策略。第一周，给片场工作人员供应好伙食：周三吃鲑鱼，周四吃牛排，周五吃龙虾。第二周呢？热狗、汉堡、一大锅意大利面。通过食物，激发人的耐心和想象力；还必须确保所有人吃饱喝足、吃得开心。如果午餐都令人厌恶，那漫长的下午就更难熬了。
在（我的公司）Array [我们称之为叙事变革集体（位于旧菲律宾城）] 的园区，如果我在（洛杉矶），所有部门几乎每个月都会聚一次餐。除团队的 19 人外，我们还邀请来访的朋友和同事一起加入。我们会使用不同的空间：有时在 Tavern（我们的厨房，设有一张约 6 米长的手工木桌）里聚餐；有时，会在外面一个名为女王宫（Queen's Court，里面有一幅我在 2019 年委托多米尼加艺术家 Evaristo Angurria 创作的壁画）的地方聚餐。
有一段时间，我们投票决定点哪家餐厅的外卖。其他时候，也会邀请厨师来公司做饭。我们支持有色人群开的店，因此现在经常从最受欢迎的当地餐馆点菜，譬如 Park's Finest、Fixins Soul Kitchen 和 Little Fish。在片场，吃饭只为维持日常所需营养，时间限制非常严格。但在公司园区，时间灵活得多，想吃多久就吃多久。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尽量不谈工作。我的原则就是：这是休息时间。
只有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舒服的，你才能做到最好。一起吃饭是培养群体意识的一种方式。坐下来，邀请人们坦诚相待、共享佳肴，是构建群体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