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忆苦思甜”中“吃忆苦饭”
荒唐的年代总会出现荒唐的事情。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忆苦思甜”与“吃忆苦饭”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像大山一样压抑着人们，我父母和众多善良的人们一样饱受着“运动”的折磨。尽管已是“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串联”和“武斗”已经绝迹，但是，由“九一三”事件而引发的“批林批孔”以及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接踵而来。
儿时的我还不知道“运动”为何物，只能从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言语和表情中看出他们内心的痛楚和无奈。在小镇的小学里，除了每天的功课外，还有其他“业余活动”。这些业余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批林批孔”等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以及“反修防修”“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号几乎成了小学生们的口头禅。
或许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孩子是“长在红旗下，生在蜜罐里”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罪”，长此以往就会忘记旧社会的苦，也记不得新社会的甜。为了防止革命的下一代被“和平演变”，必须开展教育活动。在我的记忆中，学校每一学年，特别是逢年过节前都要请一些在旧社会过来的贫苦农民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
刚开始举办此项活动时，大家还能够认真听讲。由于请来作报告的“苦大仇深”的农民大都没有什么文化，除了骂地主恶霸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时间长了，学生们就失去了兴趣。后来，学校再有类似“忆苦思甜”报告时，尽管有老师们的监督，在台下听讲的学生要么交头接耳，要么瞌睡一片。看到此种场景，作报告的人也没了兴趣，报告会一般都是草草收场了事。后来，发生了一起“事故”之后，学校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才戛然而止。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学校照例请苦大仇深的农民积极分子来作“忆苦思甜”报告。在前半场报告中，一切都很正常，老贫农诉说自己的苦难经历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知怎么回事，在讲到自己受冻挨饿的悲惨经历时，他突然冒出一句：“再苦也苦不过六〇年啊！如果不是偷了生产队一口袋粮种，我这条命就没了。”此言一出，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坐在下面的老师和学生更是惊得目瞪口呆。幸亏校长及时上台阻止，把老贫农“请”下讲台，说不准会闹出什么政治事件。
虽然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活动停止了，但是“忆苦思甜”的活动却没有完全终止。不知道什么人发明的“吃忆苦饭”的活动又开始了。所谓的“吃忆苦饭”，就是在逢年过节之前，让人们通过“吃忆苦饭”达到“思甜”的目的。
在学校里，由于教材中有一些描述老百姓在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的课文，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也经常会举老百姓在解放前吃发霉剩饭的案例。作为小学生的我们在长期接受这种教育之后，肯定会对“万恶的旧社会”恨之入骨，也必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以免过上“牛马不如”的生活。尽管有这样的“洗脑”，毕竟没有亲历过这种生活。可能正是缘于同样的想法，在当时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吃忆苦饭”活动。
我在小学有过几次“吃忆苦饭”的经历。记得一年快放寒假准备过春节前，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要在放假之前举行一次“吃忆苦饭”活动。为了搞好这次活动，学校进行了认真地准备。首先买了一口大铁锅，临时在学校院落里砌了一个露天炉灶，还准备了烧火的柴草。当“万事俱备，只缺米粮”时，学校领导犯难了。如果真的要达到“忆苦思甜”的效果，就要像贫下中农说的那样，用最劣质的米或者发霉的米下锅。但是，如果学生们吃了“忆苦饭”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学校领导在权衡利弊之后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吃忆苦饭”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大家意见统一了之后，就开始分头去准备做“忆苦饭”的原料。“忆苦饭”主要是稀粥，也配以“窝窝头”。做稀粥的大米就用平常做饭用的大米，青菜用的是老百姓“自留地”里栽种的青菜，“窝窝头”里也没有掺糠，只是在玉米面里掺了些干菜。“吃忆苦饭”的当天中午，开吃之前，校长阐述了“吃忆苦饭”的重大意义，希望同学们能够“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准备接好革命的班”。讲话完毕之后，“吃忆苦饭”正式开始。可能是大家期待已久，又怀着极强的好奇心，在盛粥时，甚至出现了争抢，有的同学很快喝完第一碗粥又来盛第二碗，现场出现了“一碗难求”的场面。许多同学吃完“忆苦饭”之后还连声夸“忆苦饭”好吃，学校领导看到这样的场面简直哭笑不得。
类似“吃忆苦饭”的活动我还经历了几次，其结果也大同小异，没有达到上级希望看到的教育效果，反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许多年之后，回想起这段往事我也只有无言的苦笑。
“文革”年代，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有些事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荒唐而可笑，但这些事又真实地发生过。这只能说是在荒唐的年代发生的荒唐的事情。
我有时候会问：是什么推动人们去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又是什么导致荒唐年代的产生？少数人为何能够推动如此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似乎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一切又促使我去思考中国的文化，思考中国的历史，思考中国的国民性，却没有得出确切的答案。时至今日，我仍然在思索这个问题。
“文革”似乎远去了，但是中国“左”的土壤依然肥沃，善良的人们不能期望极“左”从此在中国灭迹。
中国必须走发展的道路，要继续提高全民素质，中国必须走向法治。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的高层以及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倡导和着手建立法治中国，这一切都是遏制荒唐闹剧再次发生的最有效办法和途径。中国还要倡导优秀的文化，并促使人们接受和传承优秀文化。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