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座奥林匹斯山是西方众神的居住之所，而在我们东方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有这样一座山，被称为中国“龙脉之祖”和“万山之祖”，那就是中华第一神山的昆仑山。在我们伟大中国，哪怕一个字不认识的人，如果你说起昆仑山，对方也能滔滔不绝聊很多话题。因为在华夏这片土地之上，昆仑山是万山之祖，是山中之山。古人更是将昆仑山看作是中国所有山脉的起源即万山之祖。围绕昆仑山，几千年来更是有着西王母、后羿、共工、夸父、嫦娥、女娲等各种神话传说，著名的不周山也是昆仑山的一部分。哪怕到了近现代，昆仑山的神秘感也丝毫没有消失。死亡谷、地狱之门、异形人等，都让人们想要去探寻它的神秘。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昆仑山是一座神圣不可亵渎的神山。在古代地理学中，昆仑也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大山。关于这座山的真实性和具体位置，古代学术界争论了两千多年。按照清代万斯年的研究，当时已经有十几种关于昆仑地理位置的说法了。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顾颉刚《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说，昆仑在西北，青海、甘肃、新疆都很像；但是又都不能完全像。他的学生谭其骧说，昆仑就是祁连山主峰。其他学者还有说昆仑山原本可能是山东泰山的。这使人有些莫衷一是。因此，吕微认为从地理学来研究昆仑的位置，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的确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想象的神话与真实的地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神话描述的昆仑完全是一种想象的神山，充满了超自然事物，与地理学的真实昆仑之间存在严重矛盾。按照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真实观念，神话中的昆仑山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是汉武帝指定昆仑为新疆于阗（即现在的和田）的南山，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张骞出使西域，走访了西域各国，他认为于阗（新疆和田）流出的河流就是黄河的源头。由于当时人们根据《山海经》等神话记载，认为黄河源出昆仑山。于是乎，汉武帝就指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
昆仑山的位置，现代人已清楚地知道，从新疆的西部和南部，一直向东延伸到了青海境内。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把藏北高原、青南高原、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之间的山脉，统称为昆仑山。然而如今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在争论自己辖区内的才是最正宗的昆仑山。青海人把柴达木盆地的第二大河流格尔木河及其西支流(又叫奈金河或奈齐河)叫昆仑河，把纳赤台景区、西大滩景区、瑶池景区合称为昆仑山国家地质公园，认为明末道教混元派（又称昆仑派）就在青海省。
但是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青海省境内的阿尼玛卿山、可可西里山以及巴颜喀拉山等被青海人认为昆仑山的山脉，在形成的年代和构造作用上与昆仑山不同，因此不被归入昆仑山脉。真正的昆仑山就是大部分位于新疆、与西藏交界的山脉，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支持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的观点。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昆仑山是兼有“万山之宗”和“文化之源”双重意象的特殊符号。古往今来，昆仑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张力，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图腾。位于新疆的昆仑山和昆仑山下发掘出来的“五星出东方”，以及在中华古书中常见的“中华文明，河出昆仑”，都证明了“新疆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源”。
因此，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昆仑二字完全可以作为行政区划专名即城市名称，这样更加证明昆仑山下的新疆就是中华文化之源。但是很可惜，因为根据《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不得以著名的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作行政区划名称。要不然青海省早就把昆仑河旁的格尔木市或茫崖市更名为“昆仑市”了。然而根据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的研究发现，昆仑山与昆仑文化不能划等号，因为“昆仑”更多代表“昆仑文化”，而不是指昆仑山，所以“昆仑”二字并不是著名的山脉昆仑山这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其作为城市名称也是可行的。“昆仑”与“天山”不同，“天山”明显就是著名山脉和自然地理实体，只能用于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更名（天山国际机场），而“昆仑”代表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昆仑文化”。今天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就来专题研究昆仑山、昆仑文化，并论证“新疆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源”，以及“昆仑”二字作为城市名称的可行性研究。（本文备注：本文是论述昆仑文化的学术性论文，本文所有资料均来自于网络上的信息）
一、昆仑山的基本情况
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曾是一座非常著名的神山。比如《山海经》《禹贡》《水经注》对它都不只一次提到，其中描述往往带有极为神奇的色彩。它是“天帝的下都”，诸神的乐园；它方圆数百里，高插云表，雄峻巍峨。这里有西王母的瑶池，有结有珍珠和美玉的神树。它既是中国的神话之山，是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端。古人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是“神圣”之境，编织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因此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与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华的古书中常常可以见到“中华文明，河出昆仑”这样的句子。这一说法意味着中华文明是沿着一条河流，从昆仑山这片神秘的土地走出来的，最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夏商周等历史时期的文明。按照这一推测，中华文明在大约4100年前出现在昆仑山脚下，之后才迁徙到黄河流域。这一发现让人们充满了期待，仿佛只要找到昆仑山，就能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于是，真的就有人踏上了寻找昆仑山的旅程。
大约2150年前，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皇帝交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寻找昆仑山。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险，张骞终于返回并向汉武帝报告，他找到了黄河的源头，发现了一座高耸入云、荒寒无人的山峰。汉武帝听闻后，相信这就是祖先所说的“河出昆仑”，便将这座山命名为昆仑山。
就如同史书《史记》中司马迁所指出的：“历史的东西太深奥，我不敢妄加评论”。他的言辞显示出他并不完全认同皇帝的说法，但又因敬畏历史而不敢直接反对。因此，昆仑山的命名并没有得到绝对的确认，成为历史故事中的一段佳话。
无论如何，中华文明的起源依然是一个引人遐想的话题。昆仑山是否真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仍需要更多的历史证据和学者们的研究来引导我们向真相的方向迈进。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和独特的贡献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无论昆仑山的身份如何，它都是我们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观察点。让我们怀着好奇心和求知欲，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源起，揭开昆仑山的神秘面纱，共同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昆仑文化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昆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重要象征，昆仑文化的发展流变展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格局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铸就历程，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昆仑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传承流变、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
（一）昆仑文化的主要内涵
昆仑是华夏文化记忆中最核心的象征之一，具有古老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大致来说，昆仑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以昆仑神话为重要文化源头和精神内核。昆仑文化以昆仑神话为文化源头，昆仑神话生成于早期的华夏民族，发源于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是中国古代两大重要的神话系统之一。昆仑神话散见于《山海经》《诗经》《楚辞》《尚书·禹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史记》等典籍中，主要指以昆仑山、黄帝、西王母等为主题的神话，以及与这些神话人物相关的传说，包括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追日、女娲炼石补天、黄帝化生阴阳、西王母不死药、女娲伏羲成婚、伏羲始创八卦、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周穆王西巡等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中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以及和谐大爱、勇于担当、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公而忘私、牺牲自我、锐意探索的伟大精神，包含着东方式的牺牲精神、斗争精神和人性之美。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雏形，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中，还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了积淀原型的作用，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形成传承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是以昆仑意象为重要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昆仑神话是围绕昆仑山而想象演绎出来的，昆仑山是昆仑文化的重要物化标志，由昆仑山演化出的昆仑观念和意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流变，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昆仑山有地理昆仑和神话昆仑之分。现实地理意义上的昆仑山在中国境内横跨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自古就被视为群山之祖、众水之源，在传统地理学中具有显赫地位。神话昆仑中的昆仑名称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中称其为“帝之下都”，是众神所居，是华夏民族崇拜的仙山圣境，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称周穆王在昆仑之山拜谒黄帝的宫殿；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称昆仑为大禹治水时堆积而成可上达天界的神山。在中华文明史中，神话昆仑山一直被视为万山之宗、龙脉之源，被历朝历代的各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祖居地，可以说文化意义上的昆仑意象植根于古老的华夏文化，广泛弥散流布于从古至今的各民族口头叙事、典籍文献、诗文书画、宗教信仰、民风习俗及当代的影视动漫创作之中，形成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传承形式多样的昆仑文化，而河源圣山、玄圃瑶池、昆岗宝玉，伏羲女娲、黄帝尧舜、西王母等与昆仑山有关的“昆仑”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神圣精神家园。
三是以天下大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为思想根基。河源是昆仑山的标志性地理位置，“河源昆仑”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的精神情结，有着极为重要和深远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的政治文化意义。关于“河源昆仑”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北山经》：“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之后在各种文献中都屡屡有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记述，如“河出昆仑”“河出昆仑墟”“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等。中国历史上“河源昆仑”“探寻昆仑”“追溯河源”等文献记载，都证明昆仑山不仅是昆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追寻中华文化之脉的寻根之旅。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今新疆和田市南面的慕士山）为昆仑山，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确定现实地理中的昆仑山位置。唐代将青藏交界处的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定为昆仑。元代、清代都曾派遣专使至青海寻找河源，元人进一步证明了河源青海，将今阿尼玛卿山定为昆仑山，清代虽然再次证明河源青海，但清代朝廷和学者都坚持认为汉武帝指定的新疆昆仑山才是古书中记载的昆仑。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河源探寻所体现的天下大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钦定昆仑”的国家行为所体现的维护国家主权和疆域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昆仑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深层思想根基和内在动力。
四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重要文化载体。昆仑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古至今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中华文化多元合流的文化渊源看，昆仑文化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羌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神话人物原型来说，昆仑神话中的炎帝是古羌人部落首领，是炎黄民族的始祖之一；大禹是生于西羌、兴于西羌、导河积石、治理水患的民族英雄；西王母的原型则是青藏高原羌人部落大首领兼大巫师等。从各民族的历史文献和口传资料看，西南地区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景颇族、普米族等近20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青海高原昆仑山下，至今仍流传着含有昆仑文化元素的创世神话、盘瓠神话、伏羲兄妹结婚神话、始祖诞生神话等，以及关于昆仑山的族源记忆；而青海高原的藏族、土族等民族的神话故事、风物传说中都有与昆仑文化相关的元素。因此，昆仑文化中蕴含着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不仅是中原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同源的典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而以昆仑神话为代表的昆仑文化在少数民族族群中广为流传，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昆仑文化的基本特征
源远流长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不仅是中国历朝历代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文化符号，也是新时代赓续中华文化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抓手。昆仑文化传承千年，绵延不绝，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创造和精神品格的形成，不仅在长期的发展传承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性，还在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昆仑文化的神圣性。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和昆仑文化有着重要关系。昆仑文化以中国古典神话中具有创世纪意义的源头主体文化——昆仑神话体系为核心，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懈追寻的万山之宗——昆仑山和众水之源——母亲河黄河为地理标志，反映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而从昆仑文化中衍生的昆仑意象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原始、最核心、最久远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坐标。因此，昆仑文化具有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神圣性。
二是昆仑文化的包容性。昆仑文化深厚博大、丰富灿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它以宏阔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断融汇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它既吸收了青藏高原逐水草而居、豪迈奔放的游牧文化，又吸引了中原地区男耕女织、温柔敦厚的农耕文化；既吸收了在中华大地上流传数千年的儒释道文化，又吸收了开放包容、勇于探索的海洋文化；即使在当代，昆仑文化仍在不断地吸收和影响着其他文化。因此，昆仑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
三是昆仑文化的连续性。正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昆仑文化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朦胧到清晰、从朴野到文明、从单一神话到文化综合体的发展过程，它是中华文化中至今仍在鲜活传承的活态文化事象之一。昆仑文化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在长期的传承中对中原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昆仑文化仍在不断地传承发展。因此，昆仑文化具有连续性。
四是昆仑文化的创新性。昆仑文化不是绝对孤立的文化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各民族文化乃至与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并持续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和改造。21世纪以来，昆仑文化不仅通过网络写作、影视拍摄、动漫制作等形式得到了内容方面的继承与创新，还通过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区地方政府的昆仑文化品牌系列打造活动，得到了弘扬与重构。
（三）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文化发展更为多样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作为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建构和共有共享的文化事象，昆仑文化以其突出的文化特性、强劲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一是昆仑文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巍巍昆仑”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是“国脉所系”，中国历史上的“钦定昆仑”和“河源探寻”既涉及历代中原王朝对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域及其文化的重视，同时又关系到华夏国家文化认同与大中华地理版图的形成。因此，昆仑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古代疆域形成息息相关，从古至今一直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二是昆仑神话彰显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昆仑神话中体现出的伟大精神特质和思想品格，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与和、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充分阐发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等特性，是新时代进一步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文化基因库，是联结中华民族牢固的精神纽带和文化纽带。弘扬昆仑文化的深厚意蕴，能够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充沛的思想源泉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三是昆仑文化展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昆仑文化的发展演变从侧面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不断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昆仑文化在历史和当下均是连接东部和西部各民族地区最牢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国各民族和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象征。
四是昆仑文化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和中国形象。昆仑文化自产生以来，就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华人的流移向外传播，辐射到周边国家，对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昆仑文化不仅在古代代表着中国的文化和国家形象，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也发挥着沟通民心、加强交流的功能。在当前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立足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挖掘昆仑文化中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抓手。
三、昆仑神话的超自然性和信仰真实性是一致的
关于昆仑山这座神山的最早、最系统的记录出现在《山海经》中。按照《西次三经》、《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的说法（其他篇目中的昆仑空有其名，但无其实。《山海经》中名为“昆仑”的山丘很多。但除了《山海经》《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之外的其他所谓“昆仑”都不是神话中那座真正的圣山昆仑），昆仑山位于遥远的西方，它是天帝在人间的都城。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山上有各种奇珍异宝、木禾、沙棠、视肉、文玉树、不死树、凤凰、鸾鸟。山上还有吃人的四角怪羊土蝼，剧毒的怪鸟钦原。四面各有九座大门，各有九口井，井口用的都是玉石栏杆。各座大门都由开明兽把守，而总体负责看守的则是人面虎身的陆吾神。
这里是“百神之所在”，就是众神居住的宫殿。还有鹑鸟专门为天帝掌管各种衣服。山下还有任何事物都无法漂过的弱水河环绕，弱水河之外还有能够烧掉一切的炎火之山。真是壁垒森严，如果从昆仑北面的槐江之山向南眺望，整座昆仑山“其光熊熊，其气魂魂”，笼罩在一种浓重的神秘气氛中。
从上述描写的内容和叙述语气，这座昆仑山当然是上古时代人们崇拜的圣山。那时的人们，相信天帝和众神，期待神灵保佑自己。为此，他们必然把神灵居住的地方赋予超自然性质。那里的庄稼是木本的“木禾”，肉是所谓随吃随长、永远吃不完的，还有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的不死树等等。其他宝贝也都是人间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只有拥有这样的环境，才能证明神灵的力量，这些神灵才有能力来满足人们期待，才能賜福于人类。
从信仰角度，这种超自然性完全符合人类在神灵和人类自身之间所作出的区隔，它正是昆仑神话真实性的一部分。假如神话昆仑的内容是完全写实的，那么这个环境将丧失信仰真实性，并丧失自己。
站在确保信仰的角度看，只把昆仑塑造成超自然性质还不够，还要保证这种超自然性的牢不可破。在世界其他宗教体系中，伊甸园一般都安排在天上，即所谓的天堂。凡人当然无法接近，只有死后才可能进入。因此，现实的人是无法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的。但是，中国古人大概是为了使天神更加亲近而设想了昆仑山这样的“帝之下都”——天帝在人间的都城。神话的昆仑被设想在上古中国人难以到达的遥远的西方，可能就是防止信徒接近它，并进而接近住在这里的天帝和百神。正如《圣经》所说伊甸园位于天上一样。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无法完全阻止人类妄想接近它。这种宗教狂热对于宗教信仰本身构成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导致宗教信仰被证伪，从而丧失真实性。
我特别注意到《山海经》的昆仑神话中，这座“万物皆有”的圣山只属于神灵——《海内西经》说：“……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它是人类除了“仁羿”（即射日英雄羿）之外，绝对无法接近的禁地。“仁羿”虽然登上此山，可他是射杀了九个太阳才获得登山权利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具有神力的英雄。而按照《天问》的说法：“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说明羿原来就是天上的神灵，奉了帝俊的命令而下凡拯救百姓。这样看来，虽然羿登上了昆仑山，而普通人却仍然无法完成这样的伟大业绩。
所以，在讲述神话的古人心目中普通人类还是无法登上昆仑山的。昆仑山上的开明兽、陆吾神、弱水、炎火山所起的作用都是阻拦人类接近这座圣山。这些令人恐怖的事物都是昆仑神话的创造者们为了保证信仰的牢固而设想的。因为按照神话的描述，昆仑山这样的人间天堂，当然是人人向往。这就难免有信徒会前往圣山去验证，或者去祈求神灵赐福，而这种行动的直接结果恐怕只能是一场空。
于是，昆仑崇拜、连同天神崇拜都将面临幻灭的危险。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信仰被“证伪”的巨大风险，昆仑神话的创造者必须在描述昆仑山的天堂般的美妙景象同时，为它设立种种障碍，以阻止人类接近圣山的妄想。
此前，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如此美丽的昆仑山上却存在危害人类的四角怪羊土蝼和剧毒的怪鸟钦原。《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在陆吾掌管的天帝的园囿里，“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它们其实也是为了防止人类上山的具有恫吓作用的工具。通过这些拒绝人类接近的防护措施，昆仑山在信仰上可以保证绝对无法被证伪。
对于那些崇拜昆仑山、不断讲述相关神话的信徒们来说，昆仑山的神圣性和不可接近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接近丝毫不影响其真实性，它的存在至少也和现实一样真实。昆仑神话的超自然性和信仰真实性是一致的。
在今天的无神论者看来，这些内容当然都是超自然性质的，现实中的确不可能存在，因而属于虚构。但是，昆仑山是一座宗教神话的圣山，跟科学没有关系，因而也不能用科学对之加以评判。用无神论的科学眼光来判断宗教信仰的真假是科学的僭越——它超出了自然科学的合理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用科学事实来否定这座山在上古时代人类心目中的真实性。
尽管昆仑信仰的创造者设计了种种阻碍，防止信徒接近昆仑；但是，对于一般信仰者来说，昆仑既然是真实的，那么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去确定圣山的地理位置，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历史上不断有人追寻神话昆仑的地理位置，希望确定这座圣山。当然，这种寻找注定是要失败的，以至于在古代学术界出现了十几种说法，使现代人莫衷一是。
但是，对于古人的这种失败，我们应该尊重。古人在当时十分有限的科学条件下，为了寻找这座圣山花费了大量心血。我们可以从现代地理学立场批评古人确定的昆仑山的具体地理位置有错误；但是，仅仅从科学立场去下判断，无法理解古人追寻昆仑山位置的精神意义——古人不仅是为了求得关于昆仑山的地理知识，更是为了追求昆仑山的真实信仰。
四、汉武帝命名于阗南山为昆仑是基于信仰和当时的考察事实
中国西北地区，那里在古代不大适合发展我们祖先擅长的农业生产。上古时代那里是一个神秘的区域，一般人根本到不了。但是，在国力鼎盛时期，对昆仑的信仰总是引发人们不顾艰难险阻地追寻这座圣山地理位置的热情。周穆王、汉武帝寻找昆仑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人们追寻昆仑，跟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古人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即黄河）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黄河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河，上古时代，华夏民族主要生活在黄河两岸。所以，黄河本身具有十分神圣的地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其神灵河伯也成为中国所有河流之神中最著名的一个。从商朝开始一直有祭祀黄河的国家礼仪。既然黄河如此神圣，那么，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弄清楚黄河的源头，就是一件值得努力的事。但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很难确定黄河的真正源头。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说：“古人不知河水真源，推想河为中原第一大水，则其发源处必为西方最高大的山岳，河出昆仑之说由此而起。”假如此说可通，那么古人创造的位于大西北的神话昆仑就和推断黄河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昆仑是古人从黄河为第一大河推想出来的位于西部的第一高山。因此，当古人设想“帝之下都”的时候，自然也就归于这座推理出来的第一高山了。
有了这层关系，古人追寻昆仑的道路，常常是沿着身边的黄河向上游追溯。周穆王、汉武帝都是这么做的。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那种“昆仑山原来是东方的泰山”的说法。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华夏势力强大，疆域不断扩大，于是人们就把昆仑从泰山西移到现在的大西北地区。这种说法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因为假如原来的人们喜欢在家乡附近制造神话圣山，那么为什么后来一变而改在遥远的西方去寻找圣山了呢？退一步说，即使泰山曾经被称为“昆仑”，它也跟后世人们所设想的“天神在人间的都城”的昆仑不同，因为泰山距离我们太近，很容易被证明没有超自然属性。
作为黄河源头的昆仑山虽然是神话，但在古人眼里，它是具有地理学上的真实意义的。对于那时候的人类而言，地理性真实和信仰性真实是一致的。所以，人们在昆仑神话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寻找机会，接近这座圣山。战国时代成书的《穆天子传》说，周穆王西征途中，“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牛马豕羊。”河宗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珤（宝），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珤（宝），赐语晦。”
后来，穆王按照河宗传达的天帝旨意，“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于昆仑之丘。”
根据这段材料，穆王寻访昆仑山，是受到河宗的委托。因此，我认为，他寻访昆仑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寻黄河源头。这象征性地揭示了中国古人追寻昆仑和祭祀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照《穆天子传》的说法，周穆王登上了昆仑，拜谒了山上的黄帝之宫，为丰隆（雷神）的坟墓封了土，并举行了祭祀昆仑山的仪式。这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史学界一般把《穆天子传》看作真假参半的古史传说。这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上述内容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的问题。在这里，我提出一种假设推理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这段描述是史实，那么，穆王所登的这座昆仑绝对不是《山海经》所描述的作为“帝之下都”的神秘昆仑。可是，细读文本，作者显然还是把它当作了神秘圣山——昆仑，即“帝之下都”的一个神话异文。所以，我们只能假设《穆天子传》这段描述是一个变异了的昆仑神话。至于这个昆仑何以变得跟《山海经》的昆仑差异较大，神秘性质大大淡化，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宗教色彩已经大大降低。
那么，《穆天子传》这段神话为什么要假借周穆王这个历史人物，并采取历史事实的形态来描述呢？那是因为战国时代的昆仑山信仰者企图用周穆王这个历史人物再次证明此山的真实性。
如果说穆王登昆仑还是古史传说，那么汉武帝则正式把神圣的昆仑落实为真实的地理学意义的实际山峰了。汉武帝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后，就派了后续的使者，前去探寻黄河源头。但是，这些使者找错了，回来报告汉武帝：黄河源头在新疆于阗一座不大的南山；而且十分巧合，此山出产玉石，与《山海经》所言的神话昆仑多玉相互一致。《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武帝命名昆仑这件事情，遭到司马迁嘲笑。司马迁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后来的学者往往根据司马迁的话，嘲笑汉武帝好大喜功。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很不妥当的。根据神话在古人心目中是事实的神话学基本理论，从古人信仰的真实性出发，我觉得汉武帝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是根据当时“最可靠”的实地考察报告而确定的昆仑山。尽管南山不大，而且并不存在神话昆仑所有的各种神奇事物（即司马迁根据《禹本纪》所叙述的那座超自然的神话昆仑），但是按照使者们的实地考察报告，它的确是黄河源头。于是，汉武帝尊重这个基本“事实”，命名了于阗南山为昆仑。这表现了汉武帝对昆仑信仰的真诚。汉武帝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比后来学者只根据书本记载来推断昆仑山的位置要好得多。
昆仑山的第二次记载是前凉王张骏。崔鸿《十六国春秋》云：“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返，即为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又云：“删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命矣。”马岌认为：“宜立西王母祠，以家无尽之福。”但是马岌判断酒泉南山为昆仑山的根据只有两个，即西王母堂。这些分别和《山海经》昆仑、《穆天子传》昆仑有所一致。但是，西王母在《山海经》中三个住处分别是昆仑山、玉山和西王母山。所以，有西王母堂的山，不一定就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昆仑山。
《山海经》的弱水完全是想象的河流，丹西河虽有“弱水”之名，但恐怕不足以判断就是《山海经》的弱水，更不足以用来推论并判断昆仑。张骏定的这个昆仑影响了后来唐朝李泰作的《括地志》。但是，这个昆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并非黄河源头（相比之下，汉武帝时候汉使毕竟还是依据黄河源头来判断于阗南山为昆仑的，尽管他们弄错了）。所以，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就只承认酒泉南山是“小昆仑”，不认为它就是真正的昆仑。可见，昆仑必须跟黄河源头有关，否则就和古代神话中的昆仑不是一回事。
按照昆仑是黄河源头这个特征，它应该在中国西北部。现代地理学已经清楚指出黄河的真正源头在青海巴颜喀拉山，1948年顾颉刚也曾经非正式地说过：“真正的昆仑当定为青海的巴颜喀喇山主峰噶达素齐老。”这才是古人心目中那座作为黄河源头的神圣昆仑山的正确位置。但是很遗憾，现代已经不是神话时代了，我们的神话学也不是神学，不可能替古人完成这个确定的工作。
五、如何看待《山海经》中出现多个昆仑的问题
神话学界对于昆仑山神话的研究，存在很多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争论在于这座神话圣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汉武帝定在新疆于阗的南山，张骏定在酒泉的南山。现代有几位学者认定在泰山。这些都跟最早记录昆仑的《山海经》关于昆仑有很多彼此矛盾的说法有关。清朝毕沅在其《山海经新校正》中说：“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现代学者有不少人支持这种观点。有的学者还把这看作神话昆仑山不断移动的证据。
我相信古人对于神圣事物的态度一定是非常严肃的。由于地理学水平不够出现判断失误是一回事，而故意造假，则是另一回事。崇拜昆仑的古人恐怕不至于这样做。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出现位于不同地区的多个昆仑？真的如毕氏所说“高山皆得名之”吗？我觉得，《山海经》各篇作者不一，他们判断黄河源头或昆仑山的方法可能不尽一致。因此，多数作者认为应该在西方，所以《西山经》、《海内西经》和《大荒经》都判断昆仑在西部。但是，也有个别作者认为当在南方或者北方。《山海经》作者们对于神话昆仑的具体地理位置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的。
上古时代黄河和昆仑山的崇拜者们没有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昆仑山，让人很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一件好事。信徒没有找到黄河源头的昆仑，以及出现各种不同的昆仑，正好防止了人们随意接近这座圣山，从而保护了神话昆仑的神秘性和信仰真实性。
六、关于昆仑山属于新疆而不属于青海省论证
民国时期所指的昆仑山范围十分广大，如民国19年（1930）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的昆仑山词条称：“中国之千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海滨，长七千余里，为我国最长之山……”。它包括横断山、南岭、秦岭、阴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兴安岭及日本、台湾等地的主要山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对昆仑山的认识基本相同，但其范围特别是内部的划分不尽一致。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的昆仑山条目称：“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东延入青海省境内。长约2500公里。古老褶皱山。西段为塔里木盆地，藏北高原的界山，西北－－东南走向……东段成东西走向，分三支：北支为祁漫塔格山；中支为阿尔格山，东边到布尔汉达山（该《辞海》“布尔汉布达山”词条中又称：“属昆仑山北支”两处矛盾）及阿尼玛卿山（积石山）；南支为可可西里山，东延为巴颜喀拉山”。
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中说“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西昆仑山，走向北西，平均海拔6000米，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等高峰都在7500米以上。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和柴达木盆地南缘中昆仑山，走向东西，山势稍低，海拔5000米左右，为一系列平行山脉组成，北支为祁曼山，中支为阿尔格山，南支为可可西里山。东昆仑山也分为两支，北支为布尔汉布达山和积石山，南支为巴颜喀拉山。”
《辞海》和《中国自然地理》中昆仑山脉所包括的范围基本相同，但其内部划分却不同，前者把昆仑山脉分为东、西两段，后者把昆仑山脉分为西昆仑山、中昆仑山和东昆仑山。
1981年出版的《青海省地质图说明书》，把昆仑山东段近东西走向的山岭称东昆仑山脉。它在青海境内是：“近东西向横亘我省中部，东端始于兴海以西，在我省东西长约850公里，南北宽60－120公里。纳赤台以东名布尔汉布达山，以西在昆仑山主脊以北出现两条北西西相向平行的支脉，北支脉名祁漫塔格，南支脉名喀雅克登塔格。”《青海省地质图说明书》中的东昆仑山不包括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可可西里山。
目前出版的多数地理著作，对昆仑山西段或叫西昆仑山，也就是与汉武帝说的一样，但对东段或叫东昆仑山的范围认识很不一致。昆仑山内部的次一级山岭，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格山、祁漫塔格山和布尔汉布达山，山脊走向近东西，是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都很大的高峻山岭，是青南高原、藏北高原与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发等大地貌单元的分界线。主要是由前中生代地层所组成，由海西运动而形成的古老褶皱山脉。
可可西里山与上述山岭比较，虽然走向相同，但高峻程度和形成时代不同，阿尼玛卿山与上述山岭比较虽然高峻程度相似，但走向和形成时代不同。巴颜喀拉山的走向、高峻程度和形成时代与上述山岭都不同。殖民地根据地图出版社1974年编的“中国山脉资料图”中将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格山、祁漫塔格山、布尔汉布达山并列为全国的三级山脉；而把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并列为全国二级山脉（昆仑山为全国的一级山脉）。综上所述，将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格山、祁漫塔格山、布尔汉布达山合称为东昆仑山脉，并与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并列为青海省内的一级山脉。
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已经在前面论述了新疆境内的才是真正的昆仑山，而青海省境内的山脉原则上不是真正的昆仑山。因为享有“万山之祖”美誉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沿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南缘和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延伸，至青海湖西南的鄂拉山断层为止，全长2500余公里，由昆盖山、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塔西土鲁克山、阿尕孜山、康西瓦北山、喀拉塔格山、喀拉塔什山、乌斯腾塔格山、阿克塔格山、木孜塔格山、阿尔格山、马兰山、大雪峰、西沙松乌拉山、沙松乌拉山、博卡雷克塔格山、唐格乌拉山、布尔汗布达山、布青山等大小山脉绵延连接而成。
而邻近的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可可西里山和巴颜喀拉山则不能归入昆仑山脉的范畴，因为它们在形成年代和构造作用上与昆仑山有明显的差异。支持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观点的，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该书第二版中的范围，昆仑山脉不包含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而且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之说，即“昆仑”来自于阗语，是“南方”的意思，昆仑山又云“南山”，而这里就是新疆的和田（古称于阗、和阗）。所以新疆才是真正的昆仑山所在地，而不是青海省。
七、位于新疆的“万山之祖”昆仑山证明新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及应该有一座叫昆仑市的城市
位于新疆的昆仑山，其名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2000多年前汉武帝钦定西域南山为昆仑，既是国家确定昆仑与黄河源头的举措，更是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的方略，昆仑从此具有完全中华文化符号与国家主权象征含义，“昆仑核心词义，代表‘天’，蕴含着‘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天下一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山海经》中，西王母还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到了《穆天子传》，已化身为端庄女神。巫新华认为，《穆天子传》是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周穆王西巡昆仑，以天子（帝子）身份接见同宗同祖同一文化传统的西域地方首领（帝女）西王母等活动，“表明昆仑这个古代中国地理山脉与文化象征性神山连同西域与西王母都已经深深地烙印了中国权属。”
所以昆仑山的存在，证明了新疆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在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中华文化数千年延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化在悠悠古丝绸之路上精魂永存的烽燧戍堡之中，留在饱经风霜却历久弥新的古城之间，散入一代代新疆人的记忆之中，渗入生活在新疆土地上各族人民的思想言行之中。这里的各民族文化也在中华文化主干的滋养中，向上而生、枝繁叶茂。
1995年，在昆仑山下的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出土了一块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织锦护臂，是汉朝时期中央政权有效治理西域的实证，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推动下，北京新疆两地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舞剧《五星出东方》，讲述了一段西域文明与世界大同的传奇，男主角“奉”、女主角“春君”，来自尼雅汉文木简中一句话“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城镇规划君何方洪曾经在和田影剧院欣赏过这一场舞剧，更加坚定了“新疆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根源”。
因此，城镇规划君何方洪认为，新疆应该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昆仑市”。尽管根据《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不得以著名的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作行政区划名称。然而根据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的研究发现，昆仑山与昆仑文化不能划等号，因为“昆仑”更多代表“昆仑文化”，而不是指昆仑山。尽管昆仑山是昆仑文化的重要物化标志，而昆仑文化是由昆仑山演化出的昆仑观念和意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而且昆仑山还有地理昆仑和神话昆仑之分。所以“昆仑”二字并不能等同于著名的山脉昆仑山这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将“昆仑”作为城市名称也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