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后期，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是其一大特色。形成这一特色的缘由主要是到了“文革”中后期，尽管中心工作仍然以“阶段斗争为纲”，但是“稳定”已成为当时的主流。在又要抓“阶级斗争”又要抓“稳定”的前提下，办各种“学习班”成了“文革”中后期的显著特点。
在我的记忆中，“学习班”的出现大约在“批林批孔”前后，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达到高潮。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一大批老干部被重新起用，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也从崩溃的边缘缓慢恢复。“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是当时中国的两大口号。但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喜人的局面。被发配到各个偏远地区的人们虽然在精神压力上有所减轻，但针对他们的各式各样美其名曰的“学习班”又接踵而来。
我父母的境遇有了改善，其中一段时间，我父亲还进了“三结合”领导小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似乎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到处都有特务和反动派。当时，我父亲和当地的一些领导经常带着当地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地在夜晚去设伏或盘查可疑人员，有时候要忙碌整个通宵。由于武器库在比较远的公社所在地，有时候民兵们训练完毕之后就把枪械存放在我家隔壁的办公室里。于是，好奇的我就把从机枪、步枪到手枪全部玩了个遍，不管是“马克沁姆”式机枪、“捷克”式轻机枪，还是“五六”式半自动和“三八大盖”，以及“五四”式手枪和“左轮”，我都可以拆卸自如。
此外，这里还有从老百姓家里搜缴上来的日本军刺和指挥刀。我偶尔会学着电影里日本鬼子的样子，手拿日本军刀，腰里别着系着红绸的木头手枪，指挥着一群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理解父母心中的苦闷，本来课业也不重，每天除了玩就是玩，着实享受了一段快乐时光。
不过，我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一九七五年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始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学习班”生活又开始了。
“学习班”通常在夏冬两季举行，没有固定期限，根据情况有长有短，有时候半个月，有时候长达一两个月。据说在前几年，所谓“学习班”基本上就是拘禁场所，可以把“学习对象”关在里面长达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进入里面“学习”的人有专人看管，有时还会被殴打和体罚。
我记忆中的“学习班”都不是很长，基本上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学习班”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个相关单位抽调上来的，一般由上级临时指定“学习班”负责人。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要求“进步”或者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而参加学习的绝大部分人属于“基本群众”，属于可以信任的“革命力量”，我的父母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人，偶尔还会被临时指定为学习小组长，负责分发材料或者做会议记录以及发言记录等。“学习班”里有个别人是被批判的对象，这些人一般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也有人因“表现不好”被“革命群众”揭发，而“罪行”又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无产阶段专政”的地步，其结果就是交由人民群众揭发监督和批判。
参加“学习班”的人都吃住在一起，住的房子基本上是学校教室（后来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学习班”要选在夏冬季，可能是学校放假可以腾出教室），集体在食堂用餐。几年中，我父母参加了两三次这样的“学习班”。由于我年龄小又调皮，父母不敢将我放任自流，只好带在身边。于是，我就成了“学习班”里的“小学员”。
一般的“学习班”平淡无奇，就是学习文件，“斗私批修”，结合自身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写出体会和总结；最后，上级领导来讲话以及评点学习的得失。这样的程序走完之后，“学习班”的人就可以各自打道回府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夏天连电扇都没有，冬天更是只有煤炉取暖。我不喜欢冬季的“学习班”，而喜欢夏季的“学习班”。
“文革”中、后期，举办“学习班”的公社所在地各种条件依然很差，连澡堂子都不是每天营业，只有等到“逢集”时才会营业，而且洗澡的人特别多，像煮饺子一样。澡堂没有淋浴，许多人泡在一个大池子里，时间稍长，池中的水就变了颜色，让后来的人望而却步。
“学习班”通常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学习和开会，没有时间去澡堂，许多参加冬季“学习班”的人只能从锅炉房打来开水自己解决洗澡问题。夏天洗澡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学习班”驻地附近就有水塘，每天大家吃完晚饭就趁着夜色去水塘里洗澡，洗澡的人不分大人小孩，一律脱个精光下水。
从吃完晚饭到洗澡完毕回到住地，这一段时间是我心中最惬意的时光。一天的“学习”结束后，大家一下子放松下来。吃完晚饭后，太阳落山了，凉风习习。这时候，参加“学习班”的人大部分都会沿着马路去散步，散步时大家可以天南海北地聊天，偶尔开开玩笑，说说笑话，唠唠家事。我喜欢在这个时候缠着一两个叔叔或伯伯请他们讲故事。他们的故事都是我没有听过也没在书中看过的“新鲜故事”，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久而久之，我和他们成了“忘年交”。散步完毕之后，差不多是晚上八点多钟，大家就拿上换洗的衣物以及毛巾和肥皂去水塘里洗澡。洗澡的过程也是聊天的过程，因此，通常时间会长达一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喜欢游泳，还会先游一会儿再洗身体。我则完全是为了凑热闹，下水之后就游向长满荷叶的水塘中央。由于是“狗刨”式游泳，动静很大，河塘中被我惊起的鱼会跃出水面，甚至会撞在洗澡人的身体上，这都让我兴奋不已。正是因为有这些美好的“插曲”，我对“学习班”的生活相当留恋，每每“学习班”结束之后，我都会盼望下一次“学习班”的早点到来。
一九七五年末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形势越来越紧，调门也越唱越高，紧张的情绪又一次笼罩在刚刚轻松一些的人们身上。新一期“学习班”又在冬季开始了。同之前一样，我父母又一次把我带在身边。由于天气寒冷，我也只能和“学习班”的人一起“学习”，以打发无聊时光。这次来参加学习的学员中有一个年龄较长的人，名字叫梅步山（音）。据说，他在解放前是中央大学的高才生，“学习班”里有几个人还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尊称他“梅先生”。梅先生沉默寡言，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脸色也不好。听我父母说，他的家庭成分不好（可能是地主）。解放前，他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解放后回乡当了教师，“反右”时被划成“右派”。这一次，他是被批判的对象。梅先生思想压力很大，每天都神情严肃，唉声叹气，吃饭也不多。我父亲当时被指定担任“学习班”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主动和梅先生聊天谈心，休息的时候还一起散步。我父亲后来对我母亲说，梅先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根本无力为自己申辩。按照上级的要求，在“学习班”上，梅先生要交代自己为邓小平“翻案”以及其他未交代的罪行。梅先生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些人的大声呵斥下，只能胡编乱扯。我父亲非常同情他的遭遇，总在他磕磕巴巴检讨自己的“罪行”时，递给他一杯温开水让他慢慢说。每到这个时候，梅先生的眼睛里都会闪现出感激的神情，尽管这种神情转瞬即逝。由于梅先生交代不出“实质问题”，上级领导决定开大会批斗他。就在准备批斗的前一天深夜，人们听到梅先生在唱歌，唱的是当地的“泗州调”。凄凉的曲调在冬夜里传出很远，许多人在半夜里都听到了。
第二天的批斗会没有举行，原因是梅先生“疯了”。“疯了”的梅先生被当地革委会领导命令民兵带回原单位继续批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先生。再后来，极“左”势力倒台，“文革”结束了。
尽管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能想起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举行的各种美其名曰的“学习班”。我也会想起梅先生。几年前，在和父母聊天时，我忽然想起了梅先生，问父母知不知道他的情况。“早已去世了”，父亲说。由于受到惊吓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梅先生很早就去世了。梅先生有没有后人以及后人情况怎么样，已经没有人知晓了。
二〇一一年的夏天，我再次来到当年“公社”的所在地（现在是镇政府所在地）。我已经找不到过去的影子。当年“学习班”的地方早已被商业设施替代，我曾经游泳的水塘里已经没有了荷花，水面污浊不堪。由于公路长年未修，车辆过后飞扬起的尘土几乎要把人淹没。直至今日，曾经被我称为“乡下”的地方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乡村。更令人担忧的是，水污染却比我见过的许多地方都要严重和可怕。
“文革”远去了，我记忆中的许多好人也已经不在了，今天的人们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他们。我多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记得他们以及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因为，我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远离“文革”的阴影，同时，也要警惕披着各种华丽外衣和改头换面的“文革”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