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的“业余”并不涉及专业能力的判断,而是基于“主业”和“副业”的区分。以斯诺克为例,大家都知道“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拳击手,此外还有“机长”阿里卡特、“土豆哥”吉尔伯特、出租车司机加里威尔逊以及酒吧服务员尼尔罗伯逊。他们都是顶尖的斯诺克选手,但并不耽误在某些时间段,斯诺克职业比赛只是他们赚外快的“副业”。
在基金第三方销售牌照发放之前,业界存在一个有趣的观点(hua shu):之所以需要第三方销售机构,因为当时最大的基金销售机构商业银行,只是“顺便”卖点基金。翻开头部银行的历年年报,也能印证这个说法——首先,商业银行早年主要收入来自于存贷利差,中间业务占比很低;其次,即便在中间业务中,代销基金的收入占比也不算高,甚至还不如卖保险。
回到当年的语境,以上观点多出自于某些试图进入基金代销赛道的玩家,多少有点类似于走夜路唱歌——为自己壮胆。那么问题来了,在基金代销的大变局之后,“专业”选手出现了吗?
截止2023年末,保有基金最多的十家机构如上。撇开商业银行不谈,头部券商的主营业务有经纪、资管、自营、投行,卖基金自然不在其列。在过去十年中,基金渠道最大变数为第三方销售。第三方销售机构俗称独立销售机构,代销总该是“主业”了吧?
如之前《东方财富卖了10万亿基金》一文所述,基金代销在2023年为东方财富贡献的利润,远远不如证券业务。去年东财证券赚了54.57亿元,而天天基金仅赚了2.08亿元。
那么,目前保有1.27万亿非货,领先第二名接近5000亿的蚂蚁基金,究竟赚了多少钱?
如上图所示,蚂蚁基金2023年营收倒是干到了创纪录的126.27亿元,净利却只有区区3.5亿元,净利润率只有2.77%。要知道,蚂蚁金服2019年1206.18亿元,净利润169.57亿元,净利润率14%;2020年上半年725.28亿元,净利润212.34亿元,净利润率29%。
如果回顾过去8年蚂蚁基金的利润数据,总共也就赚了16个亿左右。这还是头部公司的利润数据,对于除寡头以外的销售机构来说,如果没有其他业务来“赚钱养家”,大概率是亏损的。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一个现实:部分市占率不高的第三方销售正在离场,并且牌照的“壳”价值也不高。基金代销真不是普通人玩得起的,头部基本不是传统金融巨头,就是互联网寡头,本来都有海量线上或线下流量。基金销售对于他们而言,无非是多了一个流量变现的渠道。
你能想象一家几十万员工的头部银行,靠卖基金赚钱养家么?那画面真是不敢想象。有朋友估算了一下,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从业人员与配套产业人员加总,也不过大几万。
有一个在基民中很流行的逻辑: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都是旱涝保收的,因此过去几年的亏损都是被这些机构“坑”了。在这个“抓坏人”的游戏里,路人甲无意为基金公司和销售机构的专业能力背书,但如果纯粹从经营角度来看,公募基金以及销售机构都是死多头,他们是最期盼牛市到来的群体。如果把账算得精细一点,可以发现他们赚到的钱与基民过去三年亏掉的钱不成正比。那么问题来了,导致基民没赚到钱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基金代销业务竞争的惨烈程度,已经到了靠卖基金吃饭就会出局的程度了。当然,蚂蚁基金和天天基金这类寡头,终究还是赢到了市占率。
此外,蚂蚁基金的代销收入,未必是其基金收入的全部。我们知道,余额宝采用了“基金直销”的运营方式,这块收入大概率不在蚂蚁基金。
这并不是路人甲拍脑袋,而是可以管中窥豹。以2017年为例,天弘余额宝的管理费收入为40.56亿元,销售服务费为33.80亿元。从名义上来说,这两块收入都归天弘基金所有,但天弘基金肯定要向蚂蚁集团付服务费。虽然我们看不到具体比例,但从天弘基金的营收利润数据可以猜到一些。这一年,天弘基金实现营收95.26亿元,实现净利26.5亿元。就基金公司的业务模式来说,成本的大头在渠道和人力成本,可以在此合理推算作为事实渠道的支付宝的渠道收入。与此同时,蚂蚁基金营收总量才7.46亿元。
或许又有人会问,蚂蚁集团是天弘基金的大股东么,老爸给儿子导流还要付钱?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天弘基金还有其他股东,当然要分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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