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这个名词进入我的脑海要追溯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那时我家刚刚搬到淮河左岸沿淮平原上的一个叫张店的小镇，和当地的百姓还没有多少交往。时间长了之后，一些学生家长和我父母逐渐熟悉，交往也多了起来。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渐渐知道了小镇上的一些“大事小情”。
一天，一个学生家长过来闲聊，偶尔聊到小镇北头中学的事情，称前几年中学里发配来几名城里来的“右派”。当时的我尚不知“右派”为何物，似乎对此也没有丝毫兴趣，只是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让我对所谓的“右派”有了几分好奇。学生家长说，这几个“右派”年纪差不多都在五十多岁上下，都戴着眼镜。他们举止文雅，语言和气，不像“坏人”。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右派”每天清早起床后，在学校操场上练一种奇怪的“功夫”。学生家长描述得不甚清楚，对此，我父母也没有深问。
一个周末的早晨，父亲带着我小跑着穿过小镇去见识村民所言“右派”的“功夫”。快到中学操场的时候，隔着晨雾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操场上做“热身”运动。“热身”完毕之后，这个身影就开始“表演”“功夫”。“功夫”刚开始，父亲就告诉我，这个人练的是“太极拳”。由于当时的小镇非常闭塞和落后，没有见识过太极拳，就把太极拳形容成奇怪的“功夫”。我们在不远处认真观看着这个人打太极拳，其一招一式都相当精道和娴熟。父亲悄悄告诉我，这个人的太极拳功底相当深厚，练习时间应该超过二十年。等这个人收式后，我父亲走上前去打招呼。这个人可能看出我们不是当地百姓，一边打招呼，一边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我们没有推辞，边走边聊走进他的家。
所谓的家就是一间宿舍，只有一张床和一些简单的行李，睡觉和做饭都在这一间房间。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小板凳，我们只好坐在床沿上。经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姓葛，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地人都叫他老葛或者葛老师，不过喊他老葛的比较多，可能因为他是“右派”，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
老葛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省城一所大学当教师。老葛颇有才华，年轻时就已经著书立说。在大学，老葛才华横溢，知识渊博，颇受师生尊敬。可能也正源于这一点，久而久之让他目中无人，口无遮拦。一九五八年“反右”时，他的一个学生向上级反映老葛发表“反动”言论，具体内容就是他在一次喝酒微醺后说的话。大意是，他翻阅了自秦皇汉武以来的历史，几乎所有的帝王都被称为“万岁”，而这些帝王也希望能够“万岁”。事实上，绝大多数帝王连八十岁都没有活到。由此可见，“万岁”不是祝福之语，而是“催命”之咒。这个学生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和忠诚，将他的言论汇报给工宣队和上级领导，最终，一顶“右派”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老葛尽管没有被送去劳教，各种批判会自然不可缺少。“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们自然不会放过他，除了批斗，还免不了受皮肉之苦。一九七一年，他又被发配到这个最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好在老葛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只是一个人在小镇，他也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除了坚持每天打太极拳外，给学生上课也十分认真。尽管戴着“右派”的帽子，他仍然改不了口无遮拦的毛病。在课堂上，他经常口若悬河，评古论今。由于他的课非常精彩，课堂上几乎没有学生瞌睡，也基本上没有迟到和早退的现象。对于他的某些“出格”言论，学校的师生和领导基本上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他自一九七一年来到这所学校，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离开，生活得很平静，基本上没有受到“文革”后期运动的冲击。
从第一次见面之后，我父亲和老葛渐渐熟悉起来，交往也日益频繁，每次相聚，泡上一杯清茶就开始海阔天空。有时候，老葛也会把另外几个“老右”叫来一起聊天，偶尔也会在一起喝点酒。喝酒后，特别是微醺状态下的老葛更加健谈，谈自己的先辈，谈自己的家庭，谈自己的抱负，也谈自己的悲哀和不幸。谈到自己“春风得意”的过去时，老葛情绪激动，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话语，将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在回忆着什么，直到有人提醒他，他才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然不知所言。在谈到自己的不幸时，他的情绪会变得低落；说到伤心之处，泪水会不自觉地盈满眼眶。不过每及此时，他又会自我解嘲，“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他又恢复了平时的神态。每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沉默不语，待他说话告一段落后都默默地端起酒杯，陪着老葛一饮而尽。
老葛在小镇中学里不仅受到师生的好评和尊重，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认可。老葛写得一手好书法，逢年过节，当地百姓的春联几乎都由老葛承包。百姓家中有人患了重病需要到城里大医院治疗，老葛也是热心相助，甚至有的人到省城办事还投宿在他的家中。正是因为老葛的为人，他的宿舍里经常有客人来访，也不时有人请他小酌。我在小镇的街道上经常看见微醺的老葛蹒跚走过，嘴里哼着“我本是卧龙岗一散淡之人”的京剧唱词。
“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之弦不再紧绷，政治氛围也稍稍宽松了一些。一九七六年春，老葛终于可以奉调回城。回城的前几天，老葛的宿舍里客人不断，兴奋的老葛和前来送别的人喝得昏天黑地。就在老葛离开小镇的前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准备睡觉，忽然听到敲门声，进来的是老葛。他明显已经喝了酒，脸上泛着红光，但他的手上仍然拎着一瓶酒。他和我父亲寒暄了几句后，就打开酒瓶盖子，和我父亲对饮起来，他们就这样一直聊着喝着，我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睡去了。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晨，恰巧看见父亲从门外进来。父亲告诉我，他刚刚把老葛送到公社汽车站，老葛还要到县里换乘汽车，如果顺利的话，晚上就能够回到他省城的家。
老葛离开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初期的时候，他和我父母还偶有通信。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的时候，不小心把老葛的地址弄丢了，有关老葛的信息就从此断了。
不知道为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不时想起“右派”老葛。在那个暗哑的年代，老葛仅是众多的受难者之一。如果说老葛个人的命运是一个悲剧的话，实际上，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和民族的悲剧。在那个年代，老葛的境遇是不幸的，但相对于众多的不幸者，被发配至偏僻小镇的老葛又是一个幸运者。
老葛离开小镇时年纪大约五十岁，如果老葛还健在的话，他如今应该九十多岁了。如今的他应该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了吧！
好人一生平安！祝愿老葛平安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