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 | 从独占幻想到全球共享: 奇点生产力加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与中国希望

当前世界政治进入复杂动荡变革期，并出现了两个显著现象。一是科技政治化。科技本身是非政治化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一直在强调一种非政治化理念，即科学技术产生的成果要变成人类的共同成果，这样才能够为人类共同的进步提供支撑。不过，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科技政治化的现象。例如，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科技发展被美国看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当苏联的太空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后，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然而，这样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少数国家在竞争较为被动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便存在一种内在的基本逻辑，即要避免科技的政治化。然而，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科技政治化事件与美国的自由主义逻辑存在严重的冲突与撕裂。这背后体现了美国所宣传的自由主义和其实际运行中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将科技看成生产力革命的最重要要素，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并在极大程度上改造了社会生活过程。这样，科技导致的生产力革命，最终会使人类进入世界历史，并最终使人类走向解放。然而，在实际的发展当中，由于垄断资本的出现，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就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的出现。帝国主义政策会倾向于将科技作为其政治工具。或者说，其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控制较高的科技，从而控制对先进生产力的主导，而对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新的延伸。但马克思希望人类走向世界历史，因此对科技异化展开了强烈批判，这也是马克思科技审度的又一焦点问题。然而，在实际的发展中却出现了帝国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科技政治化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试图控制先进生产力的一次尝试。

当前的科技政治化出现了一系列表现。例如，美国动用行政权力直接把一些他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的科技公司列入负面清单或列为打击对象，并运用行政手段制定一系列打击他国先进科技公司的措施。再如，美国限制本国与他国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科技政治化的高潮之一是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出台。美国政府对这一法案的延伸解读，要求美国公民不能为他国的芯片企业工作。而这一点与美国在立国之初建立的 《权利法案》是完全冲突的。公民有自由的工作权，其可以自由选择为哪国工作，这是《权利法案》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美国却动用行政权力来限制美国公民的工作权，这是与美国长期的立国基础完全冲突的。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极为重视机器是否屈服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以及是否达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然而，美国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造成就业的不断萎缩和收入的不断下降。当人们感知到科技对自身劳动的剥削逐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之后，就会爆发尖锐的反抗。换言之，科技政治化自开始服务于资本之时起，就将 “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性趋势。尽管在历史上也曾出现经济全球化的退潮，但是整体来看，人类社会不断从较小的共同体单元向更大的共同体单元集中。例如，人类社会在最早期往往以部落的形式运作，之后在部落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早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之后，便形成了现在的主权国家。到目前为止，主权国家仍然是人类活动以及福祉依托的主要共同体形式。与此同时，人类一直在试图向更大的共同体形态 (如全球共同体) 去扩展。因此，自主权国家诞生以来的现代化历史，就可以被看成一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应该说，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社会缺乏全球层面的权威协调。国际协调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在联合国成立之后，这种全球的权威形式就已经出现，尽管这样的权威形式还是一种相对较弱的存在。而人类历史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逐步加强全球政府的构建。因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改革仍然是大势所趋。

同时，由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同样是人类社会近几百年来的重要客观趋势。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便出现了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即先发国家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与销售市场，便使那些传统意义的国家卷入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化进程之中。这是资本对利润无限追逐的表现，为了获得更大的世界市场，资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的催生下出现的，即“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因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殖民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蒸汽革命的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例如，众多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文献都会谈及在20世纪初期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程度，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其经济全球化的联系也在加强。关于这种内在联系的规律，恩格斯较早地判断出这种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因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帝国主义特征。但是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世界体系在殖民化和反殖民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和冲突，并在20世纪中期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这一新体系是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产物。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可以被看成前两次工业革命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内部不均衡引发的矛盾冲撞。换言之，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出现了德国后来者居上的情形。因此，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爆发了围绕先进生产力的争夺性战争。这实际上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进一步促使世界人民对战争进行反思，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当然，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在其建立之初，还带有明显的美国操纵的特征。例如，美国早期对联合国的操纵，以及像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服务于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美国霸权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可以被分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而今天，世界处在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末端。美国在信息革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尽管苏联和日本分别在不同时期对美国的信息革命主导权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但都并没有完全地撼动美国霸权地位。因此，在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中，美国是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美国自由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同时这种扩张帮助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打败了苏联。例如，美国推动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在中间地带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动改革的重要诱发因素。

简言之，在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美国与经济全球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其跨国公司的力量向全世界兜售其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之后达到高潮。典型的表现便是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表述。美国在成长为世界霸权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秉持的是孤立主义，其典型便是门罗主义。不过，美国在其整个历史中，能够不断吸收外来移民，这实际上使其价值观内在地具有一种开放性。而孤立主义则体现在其不太愿意卷入国际事务。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才更多地进入国际舞台，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然而，这样的历史趋势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里的重要历史关节点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复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即减少对国外事务的参与)。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却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某种收缩策略。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特朗普政府主张完全收缩到国内，而拜登政府则主张要收缩到美国的盟友体系。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小院高墙”战略。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即美国将核心技术放入“封闭院”中，从而采取更严密的对华封锁，而“小院”外的其他非核心技术美国则放松对华管制。无论战略划定的封锁范围有多大，战略本身的封闭取向实际上是与美国长期主张的自由主义理念完全相反的。拜登政府的政策可以用“半球化”来概括，即美国在其亲密的盟友体系中形成一个封闭性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对外部的成员完全不开放。这种 半球化”其实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美国超越一国本身所建立的盟友体系，将特殊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相分离，并将其特殊利益伪装为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同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以美国为首的“半球化”俱乐部才会采取这种与全体利益相脱离的虚幻共同体的形式。

科技政治化是西方帝国主义实施其政治霸权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希望人类走向开放的世界历史，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都达成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最终使得民族的产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希望通过半球化的政策来锁闭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点也可以结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思考。沃勒斯坦认为，在传统的世界体系之中会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划分。同时，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处在一种相对联通的结构。而西方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这种先进生产力的锁闭，力图实现一个发达的半球与不发达半球的隔离，这一点恰恰是通过对奇点生产力的控制来实现的。

开放曾经是美国的典型标识，其内含在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结构之中。然而，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的破灭。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曾经的美国是典型的开放社会。在反对归纳的基础之上，波普尔强调开放社会的意义。在波普尔看来，归纳法是一种典型的机械方法。他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批判道，以杜克海姆为代表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以实在的社会集团为根据的观点是机械的教条主义。因此，真正的科学理论无法通过归纳来产生，而需要一种猜想。因此，在笔者看来，只有通过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才能够得到那些更具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在这里，猜想其实蕴含了一种概率性的、反常规的潜能。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归纳逻辑。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来得出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这便是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波普尔总结了几类历史主义，包括神学的历史主义、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波普尔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那么就会对未来的跃迁可能性产生限制和遏阻。因此，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就是要不断用猜想、可能性设计和社会创新来为整个社会找到一种新的动力。对于波普尔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结合非平衡态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来加以理解。

耗散结构所描述的是一种通过与周围不断交换熵物质和能量，来使得内部结构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与外部世界的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对奇点生产力进行独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与外围环境发生了切割。其在锁闭奇点生产力的同时，也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按照耗散结构的解释，这种隔离就使得外界不再能够供给一些新鲜的能量和材料，内部也无法将结构内的一些废品和残留物排除出去。这样的废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熵的载体。只有把熵排到外部世界，才能够形成内部的秩序。在耗散结构的讨论中，一个关键点是非平衡态。要使得耗散结构出现，就要让这样的结构远离平衡态，或者至少是让它可以越过非平衡的线性区。例如，耗散结构中存在“贝纳德效应”，其内涵是，如果上下温差很小，那么就不会出现六角形的花纹。这意味着系统仍然处在较为接近平衡态的状态。只有在温差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够出现“贝纳德对流”。

换言之，耗散结构的关键是要出现一种非平衡态。在热力学的讨论中，其中的核心是温度。如果将这一讨论放到奇点生产力的框架之中，则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把奇点生产力锁闭在其俱乐部的框架之下，就是一种平衡态。在这里，只有出现奇点生产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时，才会出现贝纳德对流。这种对流意味着，整个耗散结构会出现更多更充分的关于能量和熵的交流。中心可以从外部获得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从外界不断引入负熵流，同时内部产生的熵要不断地被排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世界分工就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由于存在生产力水平的较大差异，这就使得这样的结构具备非平衡态，之后才会出现贝纳德对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贝纳德对流就体现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会涌入中心区域。中心区域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心区域还会把大量的熵增内容排除出去，包括大量的生活垃圾、社会矛盾以及知识性垃圾。因此，传统世界分工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其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不断从外部不发达区域获得新的能量并酝酿新的变化。

与耗散结构相对应的是稳态结构。稳态结构是一种死亡结构，其不依赖于与外界的交换。“小院高墙”式的奇点生产力锁闭就是典型的稳态结构。尽管在这样的俱乐部之内，发达国家都处在一个相对高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其不存在生产力的差距，这就使得其处在一种稳态结构中，也就无法出现贝纳德对流。这也使其失去了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的新的可能性。美国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封闭行为和独占心理，根本原因是其害怕竞争。

美国出现的从开放社会到封闭社会的堕落，在本质上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危机。大卫·哈维曾经讨论过资本主义的三块危机。在哈维看来，由于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三块危机。第一块危机是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其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丧失和过度积累。为应对第一块危机，资本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是时间修复方案，即通过大规模投资固定资本以及消费基金，使得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时间修复方案使得危机以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方式得以延迟。然而，延迟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最终仍然会出现第二块危机，即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仍然会以危机的方式呈现。这时，资本则不得不通过空间修复来缓解危机。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都是资本的全球空间修复方案，即通过资本向不发达区域的流动，从而减缓危机。然而，这样的危机也并不是可以最终避免的。资本的全球性地域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不均衡的趋势，最终在实际上又加重了世界性的系统危机。尽管出现了空间修复方案，但是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流动过程当中，最终又使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从不发达区域流回到发达区域。这便是资本的第三块危机。

哈维的三块危机和时间、空间修复方案，较为宏阔地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哈维实际上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在下降，使得资本进一步金融化。只有金融化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润，然而某些国家最终却丧失了制造业。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思考过这个问题，“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同时，在空间修复方案中，世界的其他地区被进一步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哈维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危机的延后。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出时间和空间的修复方案，但这些方案并不能完全解决危机，而只能延缓危机。延缓的危机最终往往又以更大程度的危机形式爆发出来。在时间修复方案中，更大的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这一点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里集中地表现出来。

从哈维的观点来看，奇点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拯救危机。尽管奇点生产力是一种更高维的生产力，其更具备先进性，然而，这种高维生产力的内在张力在于其放弃了人的生产。这其中就存在一种科技幻想，即用科技的生产来代替人的生产，但是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而这可能会导致如下两大问题。第一，本末倒置。奇点生产力作为高维生产力的本质应该是解放人，而不是替代人。解放人的意义在于，给予个体更多的时间。这样，原先被大量用来从事重复劳动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劳动者，就可以变成哈维意义上的“建筑师”，其可以更多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活动。甚至，这样的 “建筑师”可以成为一种“反叛的建筑师”，其能够运用某种反思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创新。而替代人背后的基本逻辑却是精英主义或是超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少数“超人”可以改变世界，而其他人都是尼采意义上的“末等人”。这种替代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末等人的集体反抗和社会撕裂。实际上，赫拉利就将这类被剥削的群体看成是改变未来的重要主体，其中便蕴含了这样的一层含义。

第二，加速挤兑。科技生产更加明显的特征是加速。这是西方一系列加速主义讨论的基本出发点。例如，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加速主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因此，人们不仅无需抵制所有的新兴技术，反而应当加速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建立一个超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加速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应对问题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体有充足的时间，其往往可以拿出较为缓和性的方案。然而，在加速的背景之下，许多矛盾会集中地爆发，这实际上会加速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一些加速主义思想家之所以强调这样一种加速，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内涵。

在这里，需要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论述。二者处于辩证的运动之中。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当生产关系严重不符合生产力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剧烈的危机。因此，对于这样的奇点生产力，其本身就要求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进一步讲，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制度经济学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其认为外部制度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换言之，在新的奇点生产力背景之下，如何形成新型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生产关系，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奇点生产力而言，匹配的生产关系的核心，应该体现在自由人的生产与合作之上。

奇点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人，即这会让人们有更多的充足时间。另外，生产关系需要为之匹配。先进的生产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这需要社会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调节来加以应对。然而，当西方更多地投入到“小院高墙”的俱乐部体制之中，其便丧失了与外界进行大量资源交换的机会。这使得其从外界获取能量的能力也会下降。换言之，之前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全世界人民产生的剩余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分配和交换方式，大量地存留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美国可以通过这样的再分配，使得本国人民更加满意。换言之，世界各国人民的辛勤劳作保障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福利。然而，一旦进入这样的半封闭体系，美国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和剩余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其分配给本国人民的资源总量也会下降，再加上由先进生产力所导致的替代效应，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矛盾。在原先的耗散结构下，这样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与外部的交换向外转移。然而，在“小院高墙”的封闭体系之内，这样的矛盾只能内部消化，这势必会加剧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张。

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关键要打破西方力图独占奇点生产力的幻想。这使得中国具有重要的创新责任，也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掌握奇点生产力，不断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而创新的前提是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中国则需要在此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正如习近平曾多次在讲话中明确表示的，“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人工智能是奇点生产力的核心。例如，就近期形成奇点创新效应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而言，其实质是一种通用大模型。而在这一技术上，其典型的特征是美国处于技术的超级状态。一方面，美国的超强优势体现在其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超级定义权上。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处在第三波的阶段，而在这第三波中，出现了两次奇点创新: 一是2016年谷歌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 的重大突破，二是2022年底由“开放人工智能”(OpenAI) 发布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另一方面，美国的超强优势体现在其可以通过灵活的机制，不断走到世界的最前沿。例如，在“阿尔法围棋”的重大突破中，体现出一种兼并式创新。开发 “阿尔法围棋”的“深度思维”(DeepMind) 公司最初是一家英国公司。谷歌在对这一公司进行兼并之后，将其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突破力量加以培养，并且“阿尔法围棋”近年来在一系列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创新。“开放人工智能”所反映的则是体制外创新。“开放人工智能”本身是一家由山姆·阿特曼和埃隆·马斯克等人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其不需要考虑盈利的问题，而需要更多专注在源头式的原始创新上。通过与微软的合作，近年来“开放人工智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例如，其产品“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应该说代表的是一种体制外创新成果。换言之，这样的创新并不是由超级企业做出的。但同时，创新组织与超级企业又保持了某种合作关系，其出现是为了帮助超级企业微软打败另一超级企业谷歌。

换言之，在奇点生产力方面，美国仍然拥有极强的技术实力和机制创造力。通过科技和机制创新，其不断地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这一点在马斯克近年来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这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的科技创新更多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创新。其中，中国往往在某一领域确定一家代表性的企业，由这家企业来组织相关的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该企业的创新性活动，往往给予一定程度的外部支持。这种做法既符合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这种法团主义创新也避免了不同的企业把重复的资源投到相同的领域中，即避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盲目性，而更多体现为一种组织性。

然而，其中的困难在于，这种组织性似乎也在降低科技创新的潜能，因为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并不是在有组织的环境下诞生的。真正的创造性想法往往是少数。例如，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其核心观点与当时主流学术界是完全相反的。然而，科学的发展证明了爱因斯坦是正确的。正是基于此，波普尔才提出了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发展规律。因此，有组织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原始创新的产生。另外，那些被确定为具有引领性功能的组织，有可能会逐渐演变为寡头性组织。换言之，由于其可以固定地从国家得到专属性的利益，因此其可能对市场的变化丧失敏感性。质言之，由于外部奖励性租金的存在，重要头部企业减弱了在市场活动中寻求更多租金的动机。

“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的出现可以被看成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奇点时刻。在“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系列产品的辅助之下，人类的生产力会获得极大的提高。正因为如此，美国产生了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认为通过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的努力，就可以将这样的先进生产力锁闭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这种锁闭意味着美国不再希望通过传统的世界性分工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更加希望用一种价值观联盟的俱乐部体制来控制这样的先进生产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一种堕落，也背离了美国一直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在很大程度上从波普尔所强调的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尽管奇点生产力的维系似乎确实可以通过机器自身的生产和少数精英来完成，然而这种封闭最终导致了一种死的平衡结构，即其由于不依赖于外部世界，也无法从外部引入负熵流，同时其内部不断增加的熵也无法排除出去，最后这样一个缺乏贝纳德对流的超稳态结构必然导致自身的失败。

用哈维的观点来看，美国一直在通过世界性的分工中的时间和空间修复来不断调节危机。尽管这些危机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时间和空间修复确实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韧性和对危机应对的能力。然而，这种对奇点生产力的封闭幻想实际上是在放弃时空修复策略，并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新危机。美国模式下的奇点生产力的本质不是解放人而是替代人，其最终目标是希望通过机器的生产来代替人的生产。并且，在加速主义的推动之下，新危机可能以一种快速且剧烈的方式较快到来。换言之，这种科技超级领先与社会极端撕裂之间会形成巨大的张力。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最终可能会将资本主义社会撕为碎片。中国在奇点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创新责任。我们同样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这样的奇点生产力，走到世界科技创新的最前沿。中国可以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形成开放性的耗散结构，并通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进一步实现奇点生产力的全球共享，使得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收益为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民众所拥有，从而引导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更加自由、开放和繁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