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生命政治时代的“活劳动”与艺术
——基于对奈格里赛博格问题的考察》
主持人：付洪泉 《求是学刊》编辑（线上）
发言人：陈 琦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评论人：马乔恩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主持人：付洪泉
下面有请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陈琦发言，题目是《生命政治时代的“活劳动”与艺术——基于对奈格里赛博格问题的考察》。
发言人：陈 琦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文学专业的陈琦，其实数字资本主义这个主题我接触得也比较晚，我本身是做美学这一块的，所以很多东西做得比较粗浅，还希望老师多多批评指正。关于马克思、艺术和活劳动的这个主题是我所关注的，我拿它做了一个大的题目，想要到咱们这边来交流。我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整个工作过程进行得比较封闭和独立，就没有很好的机会能够面对面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导，所以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我关注这个主题一方面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活劳动”贯穿了马克思从《大纲》以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的意思非常简单、直接：活劳动，活着的工人、活着的有用的肉体所做的劳动。现代工厂以前是农耕、手工业这种初级形式，进入工厂它以雇佣制的形式呈现，在雇佣制下活劳动和活劳动力与资本、机器发生整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纲》《资本论》论述的就是这种整合形式及其对整个西方社会带来的变革，所以活劳动是一个理论抓手。但是当代的激进左翼在另一个层面使用了这个词，最具代表性的奈格里、维尔诺、斯蒂格勒，以及专门写文章去评述从马克思的活劳动概念到当代活劳动概念发展脉络的米格尔·瓦特（Miguel Vatter）。包括上午马老师提到的福柯的定义，现代的权力型是培育有用且顺服的肉体，老师也用到了活劳动这个概念做注解，这对活劳动的定位非常精准。我们可以看到，福柯虽然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处处都有马克思的影子。说回来，激进左翼他们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生命政治以及艺术市场这几个范畴之间去交叉使用的。真正引起我注意的，不只是活劳动在西方被炒得很热，他们投射的目光本身就极具症候性，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时代和今天时代的经济形态是有很大区别的，活劳动在当时之所以一定要加上“活”这个字眼，是为了和机器区分开，机器是死的，它在不断耗费能量、资源，但人是活的，人以他的生命本身、以他求生存求发展的实践意志，不断去填补死劳动的空缺，去盘活整个生产过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生产机制早就溢出了工厂和雇佣劳动的边界，资本和机器已经通过非常成熟的自动化生产、消费激励手段，不断模糊生产、劳动和闲暇的界限，劳动时间是一个空前膨胀、无限量化乃至无法计量的绵延体，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度扁平的绝对生产空间以内，他的活劳动已经不能和机器的死劳动区分了，人和机器高度整合，所以诞生了“赛博格”这一新的生命形式和问题域，这也是本文题目的由来。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为什么左翼还在讲活劳动，他们单独拎出这个概念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结果？
首先，第一个答案昭然若揭了，就是赛博格或者生命政治问题对马克思的发展和补充，都不算是当代的独创发明，马克思本人早就预见到人的机器化和他生命的激进政治化。现代资本发展的其中一条主线是，资本如何建立起实现自我价值增殖的自动化经济应用体系，马克思指出它基于对活劳动及其运作逻辑和机制的褫夺与重建。活劳动的作用有减少固定资本的损耗、克服熵增，而更关键的是资本借助活劳动把自己构造成一台活的自动机，这台自动机凝结着活劳动力、指导人如何科学生产和科学工作的一般智力，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会新陈代谢，自我运动、自我增殖和自我规定，而且能指引并代替人自主思考。因此，人类劳动进入工厂，从事活劳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资本机器。从前人通过活劳动、通过肢体运动与自然发生简单交换，将自然改造成自己身体的器官，现在它成为资本身体的器官，人的改造能力在机器生产的环节得到普遍实现，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的内在自然或者人类物种被改造。我们看到，马克思从中已经拉出了生命政治的基本图式。福柯的生命政治谈的是古今权力实践的底层是一种基于人身体和生命活动的生产实践，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型，某方面是为了改造弗洛伊德所谈的欲望压抑机制，它的主题是如何培植和使用欲望，所以社会治理的过程往往从个人对个人的治理，也就是从自我技术开始。而现代工人这一特殊物种的诞生，来自自动机对这一特殊生命形式的生产，生产过程不是机器施加的单方面的输入或压制，其中存在一条主线，即人自己对自己有意识的、内在的规范化，资本的生产机器为他提供了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形式的样本，受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驱使着，他自发去做这台活体机器和大型活劳动机器的零件器官，并使自己成为动物化的人造人，这带来身体和机器在生物学和心理学解释层面彼此的相互交叉。机器很明显不单纯是工厂内由金属或非金属组建的大型生产装置，而是一种以机器活动和机器化为主导的、围绕人身体及其欲求展开的现代社会实践实体。与之相对应，身体也不是纯粹的生物身体，它是人机杂交的赛博格的雏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呈现了这段被抽象掉的这段活劳动历史，预告了今天的发展趋势。以上组成了我文章第一部分的内容。
而在第二部分，我想说明，西方左翼对马克思的活劳动概念的重提和重构，不只是基于不同时代情境下活劳动现实结构所发生的重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后现代资本对社会要素的实质吸纳，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学界重点关注的现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批学者其实是反思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代表，社会批判的中心经历再黑格尔化和新康德主义的潮流以后，它由生产劳动转向道德文化范畴，人造人的生命政治问题和价值论的经济学问题被抛弃。而活劳动概念旨在完成对这一系列问题和这一系列问题角度的复苏。因此他们对大众文化和当代艺术的思考，首先是思考这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经济组织形式，劳动及劳动关系的中介角色重新浮出水面。只不过他们认识到，今天更多的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的分区调用，而是对人认知、交往、沟通、道德、伦理等一切主体性能力的全面的生产性动员，就像维尔诺提到的那样，我们应该把一般智力视作活劳动的属性。所以奈格里频繁使用的是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这些新兴术语，它们是“生命政治劳动”的呈现形式。
生命政治劳动意味着对人身体普遍要素的全面调用，其中“非物质”描述的是劳动产品的性质，劳动过程并非是非物质或脱离人肉身的，相反，它锚定于人体，除身体以外别无他物被生产出来，因此彻底打开了人身体和器官的边界。社会工人是这情境下的新兴群体，社会工人是一个不断穿越人机边界、游离在固定资本之外的赛博格。这听起来好像一场唯生产主义的资本大殖民，但奈格里认为，它意味着更广泛的权力斗争平台的联合组建，在广义的政治行动和艺术行动的意义上，为今天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出新的无产者形象，这个形象一定是赛博格式的，赛博格的人类肉身——自诞生之初就充斥着人类对于自身起源和伦理秩序的怀疑和恐慌——借此期待人与技术自主联合、自主规定的新的集体性法则的到来。奈格里则在今天女性主义运动、艾滋病运动、社区援助的案例中，找到这个赛博格的新身体和新集体。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赛博格的内涵对于奈格里而言，不只是人机的“杂交”，而且是人基于身体活动自我规定和自我再生的意志载体。奈格里和很多狂热的科学家一样，对赛博格投射了过多的乌托邦愿景和自相矛盾的唯意志论空想，因此在第三部分种，我重新审查了奈格里的活劳动的理论逻辑及其赛博格的解放方案，罗列了奈格里所处的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赛博格构想的诞生背景被学界普遍忽略了，大家只看到赛博格如何拆解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的传统，但忽略了赛博格其实是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冷战环境的催逼下，人类自我意志空前膨胀的结果，强健且免疫的人造人铭刻着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痕迹。其次，奈格里代表的一批激进左翼学者并不具备马克思那样的实力，无法做出更加具体且专业化的经济学诊断，他们更多遵循的是布尔迪厄、吉登斯、阿尔都塞等实践理论的批判脉络，包括活劳动在内的人的整个生命实践活动，默认是对整体社会规约和社会霸权的例行化操演，这一情境下的赛博格如何逃脱受驯化的命运也是一个难题。最后，奈格里整个思想版图的思想史来源非常庞杂，狄尔泰代表的生命哲学和20世纪现象学占了大头。而这批思想潮流的来源又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奈格里把活劳动当作是保存着人类自主规定性和自主创造力的火种，他直接说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里面有一个最先验的东西，就是活劳动。活劳动是人类创造性的母体，承载着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与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相对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constituent power”也被翻译成“构成性力量”或“创构性力量”。活劳动是创构法律共产主义图式中的力，一看这些表达就知道，在谈论活劳动的意志问题时，奈格里切入的路径是斯宾诺莎的动力学视角。活劳动的“power”其实就是对斯宾诺莎的“努力”（conatus）学说的转引和改造，“conatus”是人生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保力和身体冲动，需要在和无限者和集体的触发过程中产生，意味着一种受动的、公共的、为他的意向性。这就是奈格里在今天活劳动的新构型中试图抓取的东西，一种依靠集体共存和集体触发所得的情感、力量、意志和欲望，能够创造新的增殖点的集体生产力。只是他没意识到，这种活劳动定义彻底背离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目标，而且在复杂且多变的社会生产网络面前，它是抽象且无力的，意志一旦被认定为发自人的生存本能，意志论很容易沦为是自由主义国家论、生命政治策略乃至生机论的同语反复。所以我们需要更换战场去看活劳动和赛博格问题的实践应用，回到他们最初的理论目标上来，即活劳动是复苏马克思视角、思考当代艺术和艺术生产现状的新路径。
所以在第四部分中，我回到我所在专业的老本行，在奈格里基础上，我联合格罗伊斯等艺术批评学者和一些艺术实践案例，分析了当代艺术话语中的活劳动形象。艺术面临的也是生命政治生产的情境，有很多诊断这个病症的术语，如生产主义、文化工业、机械可复制时代、AIGC（AI-Generated Content）时代、感性的无产阶级化、感性的机械化等等，它们交代的现实问题是，艺术也在活劳动化。不是说艺术回到原始的活劳动，人做着最简单的手工艺活儿，而是说艺术生产机制的成熟，使艺术活劳动被转移到一个总体的平台上，平台和市场把一件艺术作品、一次艺术展览分解、外包了。所以，作品的灵韵，以及人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中寄寓的天才理想都被取消，他走在美术馆里面很难有审美价值判断和审美静观，这种准自然、无利害、无意识的审美话语在生命政治的时代下已经濒临失效，他的审美活动是生产要素，也是活劳动。
所以，奈格里说，并不允许一种与美的生产行动相分离的审美话语持续，这其实是在说当代艺术发生的话语转向，从审美时代到艺术诗学时代的转向，或者格罗伊斯所说的“从审美到自动诗学到自主公共展示的转向”，其实都是在说艺术主流问题变成了怎么被公共性、联合性地建构出来的问题。于是当代的艺术家往往是最不艺术和最不诗意的存在，艺术家的身体成为始终在劳动和交换中的身体，他自主接受并召唤未知观众对自己的拆解和言说，因为他悬置所有对自己身体机器化或工具化力量的确定掌控。免疫、可控和可增强的身体不再作为延展身体的目标，公众及其身体裹挟的不可知性、不可见性与不稳定性，成为新的赛博格和活劳动关键词。对于这种艺术活劳动，奈格里征引李格尔、沃林格的“艺术意志”概念，将其解读为一种反自然的活动，活劳动反对受制于机械运动规律的原子自然，包括既定的艺术生产装置、艺术交换市场以及限定的生命经验和历史经验框架，艺术的使命就是建构自己的语言、时间、空间，召唤独属于自己的公众和剧场。
博伊斯和塞拉等艺术家对素朴艺术材料的组合实践提供了相关范例，文献展则将艺术的剧场性效果推向极致。通过展现艺术不可被缩减的劳动过程，展现生命如何被人造物取代、如何与人造物相杂交混同的生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艺术生产的过程，文献展没有让不同的作品受统一主题的驱使，反而使作品与作品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本不可见的绝对差异和绝对独一性浮出水面。艺术与活劳动问题的碰撞展现出更多跨界开展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新世纪西方左翼及其社会批判工作所更换的表征视角，以及对自身接受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的反思。
以上是我发言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还请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主持人：付洪泉
感谢陈博士的报告。下面请乔恩教授做一下点评。
评论人：马乔恩
谢谢陈博士的精彩分享，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论坛当中最美的一篇分享了，因为整个主题都是围绕艺术、美学和生命政治这三个事关人类重大生存现状的重要维度。我听了陈博士的这个分享之后感到很有启发，首先就是活劳动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旧概念，但是陈博士这个解读则是一种新的解读。这个概念在今天——通过您的分享，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实际上表现为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甚至包括数字劳动等等，一种概念上的、范畴上的新的表达。
同时陈博士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从艺术、美学、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去理解活劳动这样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然后再推进对生命政治的理解，所以说，为对我们将来再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更多地加入像陈博士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文学、艺术、美学这些视角，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生命，因为这个概念本身的核心是生命，而生命本身不光是一种劳动主体，它还是每个主体创作的主体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新解读、新视角，还有就是新学科，非常具有启发性。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想到了很多，结合你的分享，咱们再讨论几分钟。
一个是关于活劳动概念的思考。在今天，它为什么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刚才陈老师也谈到了，就是它首先牵扯到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何以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呢？因为资本本身就是要获得在这个人的活劳动过程当中所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如果没有生命的存在，也就没有活劳动的存在，也就没有后面我们所说的资本增殖，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资本论》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了。
我记得大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210页——正好在参会之前，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就讨论到这句话——中写道：“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编者注）这句话当时对我们的触动就特别大，因为这一节主要讨论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如何决定，然后就讨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等等。这句话影射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资本循环等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所有者这样一种生命的存在，其实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它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它能够体现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价值也是有限的，而资本就是要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的秘密就是在市场上发现了活劳动这样一种商品，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剥削的一个逻辑。
那么在赛博格的空间这样一个语境当中，为什么还要再次提起活劳动这个概念，通过其他的表述——如非物质劳动等概念——进行评价不行吗？比如说，包括情感劳动、数字劳动等等，其实它们的本质就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消耗，实际上您刚才也谈到了，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是不可能绝对地割裂的，就是说有些劳动它可能更多的是参与了脑力劳动，但绝对不可能完全没有体力参与，而有些劳动它可能更多的是体力劳动的消耗，但其中也掺杂着脑力劳动，所以这二者之间其实只能存在比例上的一种差异，它本身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消耗，任何劳动都应该是有体力和脑力这两种消耗的。那么从劳动的作用对象来看，我觉得所有劳动，不管是数字情感，还是具体的体力劳动等等，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即劳动就是人的活动作用于对象客体、让它发生变化的过程。比如说情感活动，其实就是通过劳动者的某种劳动，让对方主观的感受等发生变化，那他的这个劳动就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它对它作用的对象产生影响。比如说刚才陈博士的这个分享，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劳动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通过他的分享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而这个影响的过程就是你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自主性，就是人本身的自主性、规定性、创造性等等，就是人解放了一种劳动，解放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在哪一种情况下，他的创造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激发呢？我觉得就是你们所讲的在艺术创作当中、在美学的这种追求当中的艺术体现，可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和展现。
但是这里也存在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有关第四部分的思考。难道今天的美和艺术真的就是为了美而美，为了艺术而艺术吗？是不是其实艺术家、美学家还有文学家也在迎合这个市场？如果不迎合这个市场，他们的生存空间还有没有？如果他们为了迎合而去创作，那他们的主体性、自主性又如何去体现呢？这两个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悖论，所以说，有可能其实艺术和美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服务于资本。韩炳哲在其《美的救赎》中就谈到，最开始的艺术和美学，其实是服务于上帝，就是为了赞颂上帝、为了这种神圣性，才创作美，美就是人通往上帝、通往更高层的这样一种超越人性的东西。但是后来慢慢就演变为美是服务于人的感官的愉悦性的。那么今天可能它在服务于人的感官的同时、愉悦人心的同时，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宗旨，所以人本身也不是目的了。从一开始，美学、艺术是服务上帝的，上帝是目的；后来就世俗化了，在世俗化的这个过程中，人是目的；再后来人也不是目的了，资本就是目的。可能在今天它则体现为数字就是目的，比如说电影的票房更高，它的点击量更高，它的价值好像就更大，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把注意力投入进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创作者他本人的自主性、创作性到底有没有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体现，从而把美和艺术作为我们解放活动中的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就是咱们所讨论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分享特别有意思，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宏阔的视野，谢谢陈博士的分享。
主持人：付洪泉
感谢马老师做的点评，现在咱们会场有没有人要参与讨论的？没有的话，让陈博士直接回应就行。
发言人：陈 琦
谢谢付老师，谢谢马老师的点评。作为研究艺术和美学的人，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会把艺术当作解放的唯一救赎，然后可能会投入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是我在做艺术市场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结合当下现实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上海艺术市场的活动特别多，可以看到一些普通街区贩卖一些艺术商品，这些艺术商品只要冠上“艺术”这两个字，就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可以看到艺术完全变成一种商业的血统，它好像就是完全融入到消费市场中去一样。而我注意到当代学者特别是德国、法国的学者，他们并没有提到“艺术劳动”这个概念，因为当初我们把视角放在艺术消费、艺术鉴赏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被市场引导者的品位带着走。所以，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把艺术消费和艺术鉴赏的问题回归到艺术活动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劳动、艺术生产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比如说搭建场馆的普通工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搭建场馆的普通工人算作艺术家呢？当我们把艺术劳动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解构整个艺术内部层级的划分，让那些真正付出劳动的人浮出水面。就像上午张云贵老师讲到了鲍德里亚，讲到他专门提到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在一边生产东西，一边让这个东西尽快地死掉，然后加速这个循环。罗萨也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当代人越来越习惯把劳动者和消费者区分开，劳动者是一批人，消费者是另一批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劳动过程当中而不自知，大家只关注到我们的消费需求，但是却完全忽略满足我们消费需求的过程是有一批劳动者在支撑整个循环的。所以像罗萨等，包括当代的其他一些左翼学者，他们要重新强调劳动者这个概念，可能也是为了解决艺术市场一类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不太成熟。
主持人：付洪泉
好的，非常感谢陈博士和马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一组发言人。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总编辑 | 黄其洪
执行编辑 | 袁雄
编审 | 张金权
文字整理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文字校对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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