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 ”走向 “世界 ” ——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传统的“天下观”在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便是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传入及其影响。当时从事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传入的主要是两种人:

一是西方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前，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一些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的传教士即以广州、马六甲、巴达维亚(今译为雅加达)、澳门、槟榔屿和新加坡为基地，开始向中国内地输入西方地理学和文化知识。比如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就先后刊登了40多篇有关地理学知识的文章。传教士郭实腊后来又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的这些文章汇编成《万国地理全集》一书正式出版。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建立，西方传教士们扩大了对中国内地的思想和文化传入，他们在通商口岸创办报刊，设立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包括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在内的西方著作，如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1853—1865年)、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1857—1858年)、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从谈》(1857—1858年)等。这些报刊除介绍宗教、商业等知识和活动外，也刊登一些介绍地理学知识和西方各国现状的文章。在翻译和出版的地理学著作方面，主要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于1838年)、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上篇出版于1853年，下篇出版于1854年)、韦理哲的《地球图说》(出版于1848年)以及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

二是以魏源、徐继畬为代表的一批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鸦片战争后，魏源、姚莹等人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中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于是，他们以西方传教士的著述为主要资料来源，发愤著书，介绍海外情事，成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其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初版于1842年，1847年从50卷扩编为60卷，1852又从60卷扩编为100卷)、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8年)堪称代表。这些著作的最主要内容，便是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和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的情况，其中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明。西方传教士和以魏源、徐继畬为代表的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于西方地理学知识以及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情况的介绍，使人们认识到:第一，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既然是圆的，就没有所谓的边缘和中心，世界上有四大洲、五大洋，有近百个国家，中国只是这近百个国家中的一国，位置不在地球的中央，而在亚细亚之东南，中国虽然版图广袤，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好几个，如美国;第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文明进步的国家，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沿用传统叫法称之“夷”或“蛮”的西方各国是那样的繁荣昌盛，城市“殿阙巍峨，规模闳钜”，交通十分便利，铁路、轮船四通八达，店铺林立，机器轰鸣，制造精美，重视教育，学校和藏书楼各地皆有，人民读书识字，生活非常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清明，如此等等，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些国家都不比中国落后，甚至还文明、开发、进步一些。上述这两个认识，无疑是对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之地理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当然，我们在肯定这种挑战和思想意义的同时，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挑战及其意义。因为当时能读到或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和魏源、徐继畬等人的书籍的人非常有限。据熊月之的研究，“道咸年前(亦即鸦片战争前后———引者注)所出西书，每种印刷数当在五六百册，每册书读者自不止一人，但也不会太多，姑以10人计算(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则每种西书可能传播和接受的人，当不超过5000人。道咸年前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道咸年间，接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一”。而在传教士所出的西书中，绝大多数是宗教书，地理学著作为数不多。熊月之曾对1843—1860年传教士在上海出版的中文书刊做过统计，在总数171种中文书刊中，宗教占了138种，地理只有1种(即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历史也只有1种(慕维廉的《大英国志》)。所以，当时中国士大夫接触、接受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人数肯定要比熊月之估计的人数要少得多，以熊先生的方法推算，不会超过总人数的万分之一或数万分之一。而且能看到这些书的人，也并不是都能得出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的，比如李慈铭在阅读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便认为作者“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就是以魏源、徐继畬为代表的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天下观”中完全解放出来，还或多或少地受其束缚和影响。魏源可以说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中思想最为开明者，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最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思想之先河，但也就是他在《海国图志》中介绍各国情况时，以中国为起点，先介绍亚洲，后非洲，再欧洲，最后是美洲;在介绍亚洲国家时，也是依据与中国之远近的顺序，按顺时针方向，先是东南洋海岸各国，再是东南洋海岛各国，再是西南洋各国，其暗含的是中国是天下之中心的思想。他虽然认为“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它处于地球的温带，“天时之适中”，而不是说它处于地球的中心位置。但他又认为，世界的五大洲中亚洲最重要，而亚洲的国家中又以中国最重要，他甚至比附佛典中赡部洲和四方宝主的说法，说中国是人主，其他各国分别是象主、马主、金主，而人为万物之主，所以四主之中，“自以人主为上”。这流露出的正是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总之，鸦片战争后对传统“天下观”的挑战还是初步，更没有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引起传统“天下观”的解体。

传统“天下观”的初步解体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引起传统“天下观”在洋务运动时期初步解体的原因，首先是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进一步的传入及其影响。和鸦片战争后一样，西方传教士对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进一步传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传入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渠道仍然是创办报刊和译书机构，翻译西书，但其规模与鸦片战争后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以报刊为例。据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份中文报刊和11份外文报刊。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以西方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200种左右，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创办的，影响较大的有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万国公报》、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和1876年创刊于上海的《格致汇编》。这些报刊都曾刊登或连载过大量的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文章或著作，“在晚清西方地理学东传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和文化方面，1877年和1887年分别年成立于上海的益智书会和广学会贡献最大，益智书会出版的西方地理学著作主要有卜舫济的《地理初恍》、慕维廉修订的《地理全志》及编绘的《平圆地球图》，广学会出版的西方地理学著作主要有《八星之一总论(地球养民关系)》《五洲各国统属图》《大地奇异志》《五大州风俗通考》等。除传教士和教会创办的译书机构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外交往的扩大，这一时期中国人也创办了自己的译书机构，如1862年设立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设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都曾翻译过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传入中国的另一渠道是中国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写的大量游记或日记。1860年后清廷开始向欧美一些国家派遣使节和留学生。这些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到国外后，把他们所见、所闻和所想写成游记或日记，或公开出版或私下流传。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记载，截止1895年甲午战争前，比较有影响的游记有50余种。另据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的研究，从1866年至1900年，“撰著外国记事之人有六十一位，而撰著记录达一百五十一种”。其中价值较高的有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数种、李圭的《环游地球所录》、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记》、王韬的《扶桑游记》以及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的传入，受其影响的还仅仅局限于极少数思想开明的士大夫，那么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进一步的大规模传入，受其影响的人则大大增加了，不仅有思想开明的士大夫，而且还有广大新式学校的学生，甚至一些封疆大吏和王公贵族。以新式学校的学生为例。当时的新式学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教会学校。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所以容闳称他“实为中国创办西塾之第一人”。到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的总数大约是800来所，学生达20000人左右。二是洋务学堂。据统计，从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京师同文馆起，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立天津俄文学堂止，全国相继设立了33所洋务学堂。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洋务学堂，“各国地图”和“各国史略”都是必修的课程之一。通过对西方地理和历史课程的学习，成千上万的新式学校的学生不仅知道了世界有五大洲、四大洋，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一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还知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导致了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之地理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的瓦解，而具有了新的世界意识。

在西方地理学知识和文化进一步大规模地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的国际法也开始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第一部国际法是《万国公法》。《万国公法》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自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Wheaton，1785—1848)于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1864年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该书不仅第一次将近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介绍到了中国，而且还将近代西方的一些观念介绍到了中国，尤其是它所介绍的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的观念，对于中国认识世界、摆脱传统的“天下观”的思想束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万国公法》正文的卷首，画有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张地图。据研究者核对惠顿原著，“发现原著中并无这两张地图，它们是译者丁韪良创作添入的。作为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比惠顿要更了解中国国情。他在翻译时感觉到，添入这两张地图，一方面可以使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对西方国际法知识和观念的理解”。丁韪良在地图的旁边撰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丁韪良撰写这段文字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向我们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虽然这种知识对一直奉行天圆地方之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而是通过对世界地理的概括说明，阐述了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观，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世界的中心;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观念，对改变中国固有的以‘华夷’为基础的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是极有影响的，它迫使中国面对现实，并使一部分有远见之中国人进一步放眼世界，励精图治，争取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万国公法》出版后，对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运用《万国公法》所介绍的一些国际法原理来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尤其是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外交纠纷;另一方面，《万国公法》不是一般的普通译著，它涉及到国家主权、遵守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等问题，因而出版后引起了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其中也包括它所阐释的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的观念。该书初印300本，此后，又多次重印，成了清朝大小官员的必备书。继《万国公法》之后，其他一些西方的国际法著作，如英国人费利摩罗巴德著、传教士傅兰雅口译、中国人俞世爵笔译的《各国交涉公法论》和《各国交涉便法论》，英国人罗伯村和传教士傅兰雅著、中国人汪振声译的《万国公法总论》等也先后得到出版。

随着传统“天下观”受到挑战和初步解体，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开始形成起来。最早具有这种世界意识或世界观的人应是冯桂芬。他完稿于1860年的《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就表达出了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中国只是这百国中的一国的意思。此后，具有这种世界意识或世界观的人逐渐增多起来，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以及洋务派中比较开明的李鸿章等人都已具有这种新的世界意识，即认为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一百多个国家的一个国家，不在地球的中心。郑观应就批评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希望中国人能放弃“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自视为万国之一”。

我们说传统的“天下观”受到挑战和初步解体，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开始形成起来，但在甲午战争之前，解体的主要是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地理的中心的“天下观”，而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残存着。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其意义之一，就是传统“天下观”的彻底解体，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的最终形成。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惨败给了自隋唐以来就学习中国的日本，而且由于中国的惨败，不仅已有千年之久的宗藩国朝鲜被日本占领、中国失去了宗主国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台湾也割让给了日本。所以甲午战争的惨败在中国朝野引起了巨大反响，有兄弟俩抱头痛哭的，有上奏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的，有赋诗作词表达自己痛苦心情的，有自发组织民间武装准备与日本拼命的……这是以前的历次对外战争，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所从来没有过的。于是，此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残存着的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天下观”被彻底瓦解了，惨败给日本的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呢?用康有为的话说:“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严复在《法意》按语中也沉痛地指出:“日本与中国，同时被创于西人者也，顾三十年之顷，日本勃然以兴，而中国痿然若不可救。”文化的中心早已不是中国了，日本已取代中国成了世界至少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一个看来十分矛盾、不可理解的现象:日本打败了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马关条约》，并从此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和掠夺者，按理中国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要痛恨日本人，然而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国人从原来瞧不起日本开始变为敬仰日本，羡慕日本，学习日本，中国人纷纷“负笈东渡”，去日本留学，日本迅速取代英国和美国成了中国人的第一留学目的国，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罪魁祸首伊藤博文不当日本首相后，还被清政府聘请为顾问，康有为也有心向伊藤博文问计如何变法，究其原因，就于日本的地位和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已从学习中国的小跟班，变成了中国的学习对象。日本既然已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成了世界至少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的观念也就彻底解体了，被人们抛弃了，从此再没有人说中国是天下的文化之中心了。

伴随着传统的以为中国是天下之文化的中心这一观念的彻底解体，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德国人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先后传入，国家、民族、主权、领土等观念开始生成并流行开来，中国人的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最终得以形成。金观涛、刘青峰依据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数据库”中“世界”词条的检索结果分析，认为“1895年后，‘世界’一词的使用次数急骤增加”起来，到了1903年，已经超过“天下”的使用次数了。它说明“世界”已取代“天下”成了人们的共识和常用语。比如，“在黄遵宪的文章里，现代意义上‘世界＇的使用已较普遍”，尤其是他“与梁启超的多封通信中‘世界＇的使用更加频繁，而且己经能很明显的看出这里的‘世界＇是现代意义上容纳民族国家的全球世界了”。梁启超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问题:“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摒而不录)亦无异议焉。……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谈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问题，这在甲午战争之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在那时，中国等同于天下或世界，中国史也就是天下史或世界史。自1902年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开展对中国以及世界的地理与文化关系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不同于以往如《史记·货殖列传》的自我疆域检阅，也不同于《海国图志》一类对纯地理意义上的异域空间的发掘，而是创造性地从地理分割角度，把对异域空间的认知纳入到世界体系中，阐释‘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空间的组合”。孙中山在投身革命之初，就自称“余为世界之一平民”。后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历经世界各地，吸取世界知识，形成深湛的世界理念。他的世界理念成为他倡导共和革命‘建设新中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柱”。实际上，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或立宪的思想之一，就是这种新的世界意识。因为正是这种新的世界意识，使革命派和立宪派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国与英、美、日本这些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或立宪活动，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天下观”之否定的基础上的，认为中国既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也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其位置在东亚，而且与欧美日本等一些国家比较，中国处于落后地位，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则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应该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国家”，并为这个世界的发展，做出中国自己应有的贡献。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向青年提出的六条要求中的第四条，即“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那段文字，表达的就是上述思想。因此，他号召中国青年要有世界知识，要认识到:“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辙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经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知，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梁启超早在民国初建之时，就提出了“世界的国家”这一概念。1912年，他在《庸言》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世界的国家”。根据学者的研究，这可能是“世界的国家”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后来，在1919年完稿的《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这一概念。什么是“世界主义的国家”?据他的解释，作为国民，当然是要爱自己的国家的，但“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在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如此”。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尤其强调中国要主动地融入世界，要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新的世界意识的发展，还体现在时人对国际联盟成立的关注和讨论上。国际联盟成立于1920年，先后有63个国家参加，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成立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忱，他们积极为它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建议，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当时有一份刊物叫《太平洋》杂志，从第1卷第10号至第4卷第8号，其大部分版面刊发的都是有关讨论国际联盟的文章，第2卷第2号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万国同盟号”，刊发有(周)鲠生的《万国联盟问题之历史的观察》、雪艇(王世杰)的《万国联盟约法评注》、陶履恭(孟和)的《万国联盟及其当存在之理由》、汪精卫的《中国对于万国联盟之希望》、高一涵的《万国联盟与主权》、(周)鲠生的《万国联盟与强制中裁》、皓白的《经济上万国联盟观》、杨瑞六的《国际劳动问题》、赣父的《万国联盟与中国农工商业之前途》、(彭)一湖的《国际联盟与社会主义》等文章。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国际联盟的热忱，实际上是他们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的反映，即作为一个公民，要关心世界大事，参与世界大事，要为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智慧，并使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这正如梁启超在《国际联盟论序》中说的:“我国民之在今日，不必问国际联盟之近效如何，不必问我之能否侧其列以求自庇，但当求使我国堂堂立于天地间不愧为组织此‘国家以上团体＇之一健全分子，但当求以我国之力促进此‘国家以上团体＇之发荣滋长而率于正轨，夫如是，则研究此初诞初育之国际联盟，察其性禀而觇其祈向，岂非全国民所当有事耶?”

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国与国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共同关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共同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尽管中国距离欧洲十万八千里，但还是被迫卷入其中，成了参战国，这就使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这种紧密关系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中国作为参战国，虽然只是派了十几万劳工去欧洲前线帮协约国军队修筑工事和运送军资，但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世界大事。战争结束后，中国又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虽然收回山东主权的努力失败了，并由此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与重建世界秩序的讨论，这在客观上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有好处的，也使国人增强了关心世界大事、参与世界大事的信心。凡此种种，是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青年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呼吁中国青年要有世界知识，具备世界观念，其价值取向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并开辟“国外大事记”和“世界说苑”等栏目，介绍国外发生的大事和西方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对于新的世界意识或世界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天下”走向“世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告别了自我封闭而成了世界思想文化一部分。（节选自郑大华：《从“天下 ”走向 “世界 ” ——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原文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