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其洪 兰璐：“前台”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论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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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的创始人、批判理论真正的奠基人”，^[１]霍克海默曾对“批判”一词进行了规定。他指出：“这里的‘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指纯粹理性的唯心主义批判，不如说是指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它表明了社会辩证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２]由此可见，批判理论并不是排斥政治经济学的纯文化批判，而是以恰当的方式融合“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变化”^[３]的跨学科研究。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分子的大量涌现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政治伦理转向，越来越多批判理论家开始从事独立的道德、政治或法律理论的研究，放弃了传统批判理论“跨学科的准马克思主义研究”^[４]的初衷，批判理论“在整体上呈现出放弃超越性维度、迷恋重置规范结构的倾向”。^[５]针对当今社会理论和现实的状况，弗雷泽试图回到被大多数批判理论家所抛弃的宏大叙事中去，重提系统性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意图揭露“政治经济学的健忘症”，^[６]进而发展一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判范式的总体性危机批判理论。

一、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社会秩序

鉴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多维性，弗雷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结合卡尔·波兰尼的市场危机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分析，旨在揭露多重危机倾向的结构性根源，即“经济前台”（economic foregrounds）与“非经济背景”（non-economic backgrounds）间的制度性分离，这种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形成了资本主义围绕阶级、性别、生态和种族建立起的统治秩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进行无限积累的取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对利润率施加向下的压力，加剧竞争，鼓励投机，这种循环会定期导致经济危机。但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倾向与市场通过“虚构的商品化”动摇其可能性的背景条件有关。^[７]他认为，市场经济有赖于三个非市场化的社会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它们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伴随着资本主义从商业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发展，18世纪末被规制的市场也向着自发调节的市场转变，于是所有与社会生产相关的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被囊括进了市场机制中，成为商品。显然，这些非市场要素并不是为了交换而被生产出来的，因而它们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它们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被虚构的，这一过程被波兰尼称为“虚构的商品化”（fictitious commodification）。但这些非市场要素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属性，一旦将其变成商品，使其屈从于市场的法则，并有计划地消耗这些先决条件，势必会造成市场和社会的混乱，最终危及自身的运行，“无异于老虎吃掉自己的尾巴”。^[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波兰尼将视角引向了对非经济的社会条件的关注，但是他却将一切非经济的条件混为一谈。其社会范畴像一个黑匣子，其中的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等要素间的区别全都模糊不清，因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复杂性。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缺陷，弗雷泽试图突破波兰尼理论中的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划分，深入考察社会范畴的多重环节，挖掘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四重分离，即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以及剥削与征用的分离，这些分离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整体地形，并成为周期性的再生产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和殖民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首先是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分离。弗雷泽指出，她所谓的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是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文化、主体间性的创造与重塑，是使人同时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得以生存和交往的社会伦理材料。^[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并没有被严格区分开来，从事生产活动的男性和承担再生产活动的女性平等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压迫。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统一，生产性的有偿劳动与再生产的无偿劳动被分割开来，再生产被限定在独立的、私人的家庭领域，其社会重要性被严重掩盖，从事再生产劳动的人（妇女）也在地位上从属于赚取现金的男性工人。因此，在生产与再生产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内在隐藏着一组矛盾：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积累的驱动力又促使它吞噬自己所依赖的再生产的生存空间，“消耗照顾家庭、维持家庭、维持社区、滋养友谊、建立政治网络和建立团结所需的能量”，^[１０]使得生产的逻辑凌驾于再生产的逻辑之上，造成了诸如性别歧视、男性中心主义等诸多社会再生产问题。

其次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节奏在总体上与自然节奏相适应，虽然存在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但在结构上二者并未对立。但资本主义的出现却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粗暴地将后者纳入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工业制造业和以化肥为基础的利益驱动型农业领域之中。因此，从结构上来看，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开创了自然与经济的截然区分，因为资本的积累逻辑天然就激励所有者将自然视为一个无限开采的、自我再生而无需补充或修复的原材料供应场所。换言之，资本依赖于自然而又倾向于摧毁自然，自然既作为“水龙头”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投入，又充当着吸收生产活动产生的废物的“水槽”，因此“自然的价值既被预设又被否定”，^[１１]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已经准备好产生反复的环境危机”。^[１２]

再者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劳动力、土地和商业的控制权归属于领主国家或地方政权，经济与政治（公共权力）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相比之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逐步分割开来，各自被赋予了独特的运作方式。^[１３]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依赖公共权力来建立和实施其规范，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其保障财产权、执行合同并解决纠纷，国家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但是，随着资本在领土国家及地缘政治层面上的扩张，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逐渐在制度上被区分开来，组织生产的权力被私有化并被移交给资本，而管理非经济秩序的任务则落到了公共权力上，后者起作用的范围也逐步被系统力量所压缩，因为资本随时准备通过逃税、削弱监管、离岸业务或俘获公共机构来破坏这种权力。一个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有效融合的世界正在瓦解，这不仅造成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民主危机，也引发世界政治格局的持续动荡。

最后是剥削与征用的分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了资本的完整生产过程，指出在不断加深的雇佣劳动的剥削背后，隐藏着公开的暴力和赤裸的掠夺，其中征服、奴役、劫掠等暴力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１４]如果说剥削是在契约的幌子下对白人男性公民剩余价值的榨取，那么征用就是以粗暴的没收方式对种族化的臣民的财产和人身的掠夺。由于资本主义致力于无限扩张和私人占有的天然逻辑，所有者对种族人群的征用抱有持续的兴趣，因为这不仅降低了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还降低了自由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可以说，被征用的人群的种族化臣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剥削人群获得自由的“隐性条件”，^[１５]成为资本主义前台经济得以稳定开展的背景因素。但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并不承认被征用人群的社会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与剥削和征用相关的社会等级的分化：被剥削的白人工人被赋予一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享有国家的保护；而被征用的对象则是不自由的、依附性的存在，成为资本增值过程中的牺牲品。因此，这就引发了剥削与征用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征用是剥削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被征用的种族化人群的价值却被生产过程所否认，“种族成为区分自由剥削主体与依附性征用主体的标志”。^[１６]

总之，在弗雷泽看来，资本主义远非是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多维危机也不能被简单还原为经济危机或其内部矛盾引发的次生危机。资本无限扩张和价值增值的天然逻辑，势必导致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在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私人与公共以及剥削与征用等领域的分裂，形成一种被制度化的统治秩序，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该被扩大地理解为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之间的分离危机。这种矛盾和危机深植于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中，可以被概括为依赖（dependence）—分离（division）—否认（disavowl）—动摇（destabilization）的4D模型，也即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遵循这样一条逻辑：它既依赖于非经济的背景条件，同时又在本体论上使自己与这些“他者”相分离，不断侵占和压缩这些非经济要素的生存空间，并且坚决否认非经济要素的价值，最后引发各种非经济要素的动摇，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遭受周期性的破坏，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的矩阵。

二、危机透视：“前台”与“背景”分离关系的历史演进

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还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秩序。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都会造成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的分离，并且不断蚕食再生产劳动、自然、公共权力、种族化人群的生存空间。但资本主义并不会坐以待毙，它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对前一阶段出现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进行调整，对经济前台和非经济背景间的冲突进行协调，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代表了处理前一发展阶段中固有的紧张关系的临时方式。

受到乔万尼·阿里吉的《漫长的20世纪》一书和法国调节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的影响，弗雷泽认同他们根据积累体制的不同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四个阶段。^[１７]阿里吉指出，“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重组的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１８]但弗雷泽认为，这种观点主要关注的是国家与市场具体关联的方式，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变迁不仅改变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改变了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自然、剥削与征用的关系。因此，她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前台—背景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变体中的演进，力图阐明系统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历史过渡中的作用，以此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进行历史的考察。

首先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演进。在资本主义最初的商业主义阶段，经济活动虽拥有一定独立性，但仍受到政权的管辖和限制：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其领土内的商业进行管理，商品的交换与流通受到专制权力的规范。随着远距离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市场的价值逻辑开始向欧洲国家内部渗透。^[１９]商业市场环境逐步寻求突破统治权力的束缚，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到18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全面取代了重商主义。在这一阶段，市场的扩张逻辑使得经济与政治逐步分离，欧洲主要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完全通过纯经济的市场规律完成供需配置，公共权力被进一步弱化，仅起到保护市场运作的作用。自由资本主义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制度化，一方面导致了周期性的萧条和恐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反殖民斗争，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向高潮。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和国家管理的混合体，其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重塑，核心国家开始更积极地使用公共权力，并授权私人企业的短期利益服从于持续积累的长期目标。虽然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其经济在战后迅速复苏，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生产力危机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使得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为解决“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构性危机”^[２０]的主要方式。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超国家的金融机构取代国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仲裁者，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逐渐将国家权力驱赶至边缘，主权国家失去了控制本国货币和通过赤字融资引导本国经济的能力。

其次是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演进。在商业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地区的再生产活动集中发生在家庭、村庄和扩大的亲属关系中，由习俗加以控制或教会加以管理，相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与生产性活动的联系较为紧密。伴随着自由市场对扩大生产的需求，工业制造业和雇佣劳动发展使得传统的再生产活动遭到了破坏，资本家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工业生产体系中，使其被迫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从事艰苦、低薪的工作。资本这种无视支撑其生产力的社会关系的做法，使得生产与再生产的和谐被打破，性别的区分和统治被强化，直接造成了生产的经济要求与再生产的社会要求之间的正面冲突，引发了为争取更少工作时间和更好工作条件的再生产斗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承担起了在核心地区补充劳动力和维持家庭生活的部分责任，试图通过将国家权力置于再生产的一端来化解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养老金、家庭津贴等福利政策有限地对抗了剥削和大规模失业对社会再生产的侵蚀。与此同时，对再生产的公共投入也易强化男性养家、女性持家的两性分工模式，进一步巩固男性中心主义。由于公共支出的大幅增加、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等原因，国家资本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渐解体，开始迈向全球化和金融化的金融主义阶段。债务在这一时期成为全球金融机构向国家施压的工具，社会开支被强制执行紧缩政策，使得社会再生产的空间被挤压到极限。核心地区的护理危机（care crisis）使得再生产活动被商品化或转移到外围地区，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在地缘层面被加剧了。

再者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还停留在“体内”（somatic）层面，^[２１]主要是对自然原材料的直接开采和通过兼并土地、征用劳动力补充能源消耗，商业资本在这一阶段从自然中积累了生物质。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对自然的攫取已经远超出了直接利用的范围。在自由主义时期，对化石能源的利用开启了在生物体之外转化机械能的“体外”（exosomatic）^[２２]机制。化石能源为资本家提供了对其有利的重塑生产关系的手段，^[２３]自然为机械化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过度开采、环境污染、生态殖民等问题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繁荣日益凸显。随着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公共权力的增强，对石油和化工等行业的强制征税使得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政权的监管下得到了缓和。但这一变化同样建立在对全球南方的“肉体榨取”和环境负荷转移的基础上，国家对自然的监管是以不被承认的成本转移为基础的，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非核心地区的自然危机。这一趋势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更是成倍地增长着，制造业以更大规模被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全球北方营造出一种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表象。事实上，北方的后物质主义是建立在南方物质主义（采矿业、农业、制造业）基础上的更加隐蔽的“新圈地运动”，^[２４]甚至是以科技创新的方式开始“制造新的自然现象”，开启了所谓的“人类世”阶段，即“一个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和大气环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全新地质时代”。^[２５]

最后是剥削与征用关系的演进。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无论是被剥削的工厂工人，还是被征用的种族化人口，都缺乏政治保护，几乎所有无产者都不享有政治权利，因此这一时期的剥削和征用所造成的地位等级区分并不十分明显。但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殖民国家巩固统治的需要，自由人种和臣民人种的对比变得愈发鲜明，剥削与征用的区分也愈加明显。在自由主义时期，大都市民主化的斗争使得被剥削的白人男性工人拥有了符合制度的公民身份，而对反殖民斗争的残酷镇压则造成了种族人群的持续臣服，使其在社会地位上从属于被剥削人口。^[２６]到了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殖民地国家迎来了政治独立，这使得部分种族化人群提升了政治和经济地位，一部分人流入工业发达地区，成为种族化的雇佣工人（如非裔美国人），“进入了雇佣劳动的内部构成”。^[２７]但他们作为二等工人从事着肮脏卑贱的工作，仍不是享有绝对权利的独立个体，而是作为一种既被剥削又被征用的混合体，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都从属于自由人口。伴随着债务成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积累财富的新方式，这种剥削/征用的混合体也开始成为常态：一方面是征用在中心地区的普遍化，它不仅涉及传统的种族化人群，还以贷款、债务等新方式蚕食原本被剥削的公民—工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金砖国家的大范围转移，也使得原本仅被种族化征用的人群遭受了残酷的剥削，可以说金融资本主义在原本被剥削和被征用的主体之间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剥削/征用的混合体，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是经济与政治关系演进的历史，也是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剥削与征用矛盾关系发展的历史。各种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间分离的历史代表着资本主义结构的分裂和断层。无论资本主义的特定积累方式如何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缓和或者转移了这些矛盾，它终究无法完全根除这些矛盾，因为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间的制度化的、历史性的分离，体现了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非正义，只有彻底破除这一结构才能超越危机。

三、超越危机：反资本主义的“边界斗争”构想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在制度上将生产与再生产分离，形成性别的统治；将经济与政治分离，形成市场逻辑的统治；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形成对自然的统治；将剥削与征用分离，形成种族的统治。弗雷泽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阶级以外，还存在着以性别、生态、种族等为轴心的统治逻辑。因此，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对阶级统治的反抗，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斗争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回应，都应被纳入扩展版本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图景中。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最具解放意义的冲突形式，斗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就是要彻底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阶级差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驳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着重凸显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呈现出一种“将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以文化和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总体性革命的趋向”。^[２８]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视角，都不符合弗雷泽的扩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设想。一是随着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非生产性劳动、数字劳动等分散性、弹性化的劳动正在取代传统的集中性、组织化的工业劳动成为主流，用传统的无产阶级概念来笼统地概括一切受压迫阶级，无法体现出其中的身份、性别、种族等差异，而阶级斗争的概念则无法完整表述当代社会运动在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政治、人类与自然、剥削与征用等分裂点的争论与诉求。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革命的模式局限于意识形态和道德批判的狭窄领域中，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性问题，而没有“将规范性问题与社会趋势分析和时代诊断联系起来”，^[２９]遗忘了产生不平等的结构性机制和制度性安排。因此，弗雷泽认为，在当代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既不能片面强调阶级而忽视资本主义的其他统治性的轴心，又不能仅在规范上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而忽视政治经济学基础，为此，她提出了“边界斗争”的概念。

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将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之间的分离制度化在自己的发展谱系之中，因此，边界斗争就是指发生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交汇点上的冲突。这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具有相似性，即当一个领域试图入侵另一个领域，另一个领域为了保护原有的界限而展开反击时，边界间的冲突就发生了。但与哈贝马斯强调为保护原有界限不受破坏而产生的斗争不同的是，弗雷泽认为边界斗争有着类别之分：防御性/肯定性的边界斗争“旨在击退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干预、入侵或跨越边界的滑动”，^[３０]意图是把边界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隐含了对现有边界划分的肯定；而进攻性/变革性的边界斗争则是对现有边界的存在本身、边界的特征或边界的制定过程的彻底否定，意图是改变这种边界划分的深层结构，甚至更激进地完全废除边界。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边界问题上集中爆发的冲突和危机，弗雷泽在扩大化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同时，还提出了扩展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中，边界的划分问题居于中心位置。针对资本主义在使其经济前台和非经济背景分离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弗雷泽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构想出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它不仅要克服阶级统治，还要克服性别不平等和种族/民族/帝国压迫以及全面的政治统治，重新思考前台与背景之间的关系。

首先，面对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性别、生态、种族等轴线建立起的对其非经济背景条件的全面否定和压制，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扭转目前这些领域中的优先次序”。^[３１]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取消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边界，而是应该以一种新的、民主的方式来划分边界。关于社会主义的重新划界，弗雷泽提出了三个规范性评估标准：非统治、功能的可持续性和民主。非统治标准指的是，如果修改这些制度性边界的提议会强化或加剧资本主义的支配关系，那么从规范上讲，都是不可接受的；功能上的可持续性要求关于边界的提议必须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被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可持续的稳定；民主要求使参与者能够对其进行反思、质疑，并且在必要时做出修改，将边界的划分问题提升到集体自决的层面上来。^[３２]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对社会剩余的控制民主化。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剩余的市场化分配，通过“配置性”（allocatively）^[３３]地利用市场，引导其积累的财富和集体的能量向资本家倾斜，这既不公正，又动摇了其非经济背景的根基。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改变由市场配置社会剩余的方式，通过集体决策而非市场规律来决定如何处理现有的剩余能力和资源。此外，弗雷泽还建议突破马克思的计算剩余价值的方式，将资本通过掠夺和征用所占用的免费的再生产工作、生态逻辑的修复和补偿、种族化人口的财富、公共产品的投入等计算在生产的成本之内，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社会剩余的问题。^[３４]

最后，社会主义还需重新定位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关于这个方面，弗雷泽的主张可以概括为：“顶层没有市场，底层没有市场，但中间可能有一些市场”。^[３５]具体说来，弗雷泽认为，在顶层的社会剩余必须被作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富来进行分配，任何私人、公司甚至国家都无权拥有和处置，而是应该通过集体决策和规划进行分配。在底层的基本需求层面也是如此，诸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等同样不能通过市场根据支付能力的高低进行分配，应该使其成为公共产品而非商品。而介于顶层与底层的中间地带，是一个“混合各种可能性的实验空间”，^[３６]在其中，市场的运作，既不会被推动资本积累的机制和对社会剩余的私人占有所助长，也不会被其扭曲，市场社会主义可以与合作社、公社、自我组织的协会和自我管理的项目共同存在。

四、结语：费雷泽资本主义危机批判新论的理论得失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结构性阐释、对前台—背景制度性分离的历史性分析，以及对以争夺边界、消除统治为目的的边界斗争的理解，体现了她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复兴。拉埃尔·耶吉曾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将批判理论建立在大规模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最后一次尝试”，^[３７]从那以后，批判理论似乎不再将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理解上，不再努力确定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和驱动机制以及其决定性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年轻的学者已经变成话语分析、修辞学和语言学的实践者。在这个层面上，弗雷泽通过复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发展对作为制度化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３８]建构起了一种以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她兼顾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双重叙事”^[３９]理论，为在当代推进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虽然弗雷泽的批判模式给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但是她在批判的前提、内部环节的阐释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方面还存在着不足。

一是弗雷泽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存在片面化。以马克思本人为例，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分析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出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四重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和他人关系的异化；^[４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过程的分析，也体现了他对隐藏在经济前台背后的自然背景的关注。此外，在马克思之后，卢森堡面对帝国主义时期资本扩张的新形式，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依赖和同化中，揭露出了资本主义如何利用非资本主义环境来解决自身矛盾。^[４１]这说明资本与他者的矛盾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弗雷泽在转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阐述时，只关注到了与经济和市场相关的规定，存在着简单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缺陷。

二是弗雷泽虽然提出了理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多重视角，但是其理论内部也存在着论证不严谨的缺陷。她在搭建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的结构性关联时，并没有解释为何会选取再生产、政治、自然和种族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前台的非经济背景条件。换言之，为什么是这四组要素的分离造成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必然性危机，而不是其他维度？而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弗雷泽并没有做出清晰的阐释，而是将其作为既定的原则加以利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阐释逻辑是“反向溯源”，即从当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中提炼出资本主义依赖的非资本主义背景条件。^[４２]我们认为，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确实存在着“反向溯源”的经验主义错误。

三是弗雷泽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构想明显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如前所述，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将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了，那么后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打破这种制度化，重新思考前台与背景的关系。但是，弗雷泽对于这种构想实施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该领域的实践成就和制度优势缺乏关注。事实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中心与外围等领域的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予思考后资本主义模式必要的借鉴。弗雷泽对此置若罔闻，这就导致其批判理论的实践潜能受到明显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