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群||数字文明的发生与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正在改变和重组全球要素资源与技术资源，日益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新经济成长的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所发生和将发生的全面性变革影响，其深刻性还表现在当下人们将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从而进入人类数字文明时代。与野蛮相对应的“文明”概念，是一个在涵盖范围上多层级的概念，“人类文明”是这一概念的最高级别的文明概念，而次一级的文明概念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文明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数字文明则从属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下的文明概念，体现着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同时，由于数字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文明有着超越具体政治边界而具有当代全球意义。我们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数字经济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数字经济；数字文明；人类文明；数字命运共同体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数字文明”的概念，提出的契机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这一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世界经济与当代科技的发展，正进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以及产业变革的时代，当代科技与产业革命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前景。数字化生活已经使得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方面发生深刻改变，足以一种“文明”来概括，它表明一个以数字为符号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数字文明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数字经济在当代科技革命背景下的蓬勃发展。何为“数字经济”？在2016年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是以数据和数据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运作工具则是现代电子数据技术，以数据化平台为依托，进行生产、交易等形式为主的经济活动及其活动方式。换言之，它是基于现代算法的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工具的新型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这一新型的经济形态可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样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与相关产业。这一领域不仅包括传统的信息技术领域，而且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以及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而诞生的人工智能领域，如OpenAI 4.0不仅是以大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而且可以直接利用互联网，从网上获取最新数据；而产业数字化，则指的是所有其他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化或数字化转型，如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以及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数字化，如智慧城市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领域里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在多年来的地方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很早就提出了“数字福建”的概念，而后又在浙江提出“数字浙江”的概念。同时，建设数字经济，长期以来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它体现在我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之中。十九大以来，提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中国。进入21世纪，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速发展，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二。近年来，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典型代表就是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ChatGPT 从3.0到4.0再到GPT-4o的发展表明，OpenAI的ChatGPT几乎可以替代所有它能做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事情，并且比人在任何领域里的能力更强。如用ChatGPT 进行问诊，与一般医院的某些医生相比较而言，我们会得到更好回答。以机器人为例：20 世纪中期，世界第一台特定作业领域的工业机器人出现，实现了特定危险工作的替代功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广泛应用于服务领域（如家政服务）、汽车驾驶、工业生产领域及其他特种领域。不仅是汽车，而且还有飞机，已经都由半个机器人或机器人控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算法的机器人融合了诸如控制理论、传感技术、信号处理、概率和统计等复杂技术。数字经济不仅是互联网的虚拟经济，而且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正在极大地提升国家经济的实力和地位。随着数字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全球经济产业布局、资源分配和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新经济成长的新质生产力。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生产的进步以多次工业革命为标志，当前我们正处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的人类社会经济和工业革命，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和全面渗透性，正如中科院院士梅宏说：数字经济“将远远超出我们从工业社会获得的常识和认知，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这也是我认为需要把数字经济当成一种颠覆性的全新形态去研究的原因”。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和智能机器的发展，正在改变并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从经济产业到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和家政服务的全面性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经济与治理的转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数字产业化仅仅指的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而产业数字化则不仅仅说的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工作流程；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将作为主导性的要素进入经济活动、社会治理以及服务领域，从而对生产模式、生产方式，以及服务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颠覆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所发生和将发生的全面性变革影响，其深刻性还表现在当下人们将是处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从而促使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自从人类进化到有文化以来，数字一直是人类文明的要素。人类早期的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数字符号。为了进行狩猎和食物分配，人类需要将打猎的收获物进行统计，随着人类劳动生产的发展，人类利用自己的十个手指头来进行计算，因此，人类的手指头，就是最早进行计算的工具。并且，人类以自己的手指数目，创造了自然数；还有的早期人类部落，将手指和脚趾加起来，创造了20进制。古巴比伦人则用60进制，目前全世界的计时一直采用的就是60进制。早期人类在进行生产劳动实践时所创造的计算符号和方法，提高了早期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自然辩证法》中，肯定了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数是基本本质”的观点，他引黑格尔（G.W.F.Hegel）对毕达哥拉斯的评价说：“‘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表象认为存在的或本质的（真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性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思维规定，虽然这个思维规定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的评价表达了一个真理，即数代表了事物的本质，虽然这个观点有点片面。恩格斯还说：“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宇宙也同样服从于一定的规律。这样就第一次表述了宇宙的规律性。”宇宙是万事万物所构成的一种自然存在，万事万物存在之间的关系从直观上看就是一种数量关系。通过数来把握宇宙万物的关系，是从纷纭复杂的事物表面现象来把握事物本质关系的一个方面。恩格斯还认为，数学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数学以及数学的发展内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因素。同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同样也推动了人类生产的发展，近代以来的牛顿力学与机械力学的发展，奠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数学基础。数学的进步与发展同样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就是力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写作，法国的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甚至以《人是机器》为名来写他的哲学著作，而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伦理学，就是以几何学的方法来进行建构。这都充分说明，数学与人类的生存与进步息息相关。然而，我们发现，尽管数学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但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没有以“数字”或数学的任何概念来标明，这表明虽然数学对于推动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但还是没有达到核心性的作用与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数字经济概念出现前的数字概念与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概念，虽然所用的是同一个数字，但却是具有完全不同于实质意义的数字符号，即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是指计算机语言中出现的数字：1和0。福柯尼耶（Gilles Fauconnier）和特纳（Mark Turner）说：数字经济的“这些奇迹都来自对形式的系统性操作。通过这些神奇的转换，你的新生婴儿的照片变成了一长串的1和0，它们经过电子的方式被传送到千里之外，并在那一端再原封不动地变回照片。因此，饱含深意的图像看似无异于一串1和0。形式传递意义，不差分毫。一张照片等于1 000个1和0，反之亦然。”计算机语言的数字创造了人类的经济奇迹，同时，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概念的出现，则表明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的到来：即数字在当下尤其是未来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来说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诞生；1994年，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开启互联网时代，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超10亿，成为全球第一，但这仅仅是数字经济的上半场，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导的是数字经济的下半场，并且正在日益发展。当今时代，世界科技产业革命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作为其先导力量的,它对于当代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和变革力量正日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治理、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并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

       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生活已经使得人类社会某方面的文化或文明足以“数字”这样的符号来表达，表明数字经济与数字文明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提出“数字文明”这一概念的同一时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全面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与数字文明的概念几乎同时提出，这两个文明的概念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怎么从数字文明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又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看待数字文明？我们认为，这两个文明概念并非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数字文明所表明的“文明”层级并非与“人类文明”这一层级的文明概念是同一层级的概念，而是在人类文明或“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次级文明概念。

       我们认为，“人类文明”是对于文明这一概念的最高层次的运用，即是在“人类”这一层次上对文明概念的运用。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概念意义上进行较深入讨论。首先，就文明这一概念而言，往往与文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分的使用。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样两个概念，就可以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这样的概念互换使用。不过，在人类进化发展的意义上，文化这一概念在考古学意义上则是更多的使用，如红山文化、二里沟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当以“文化”来命名这样的考古发现时，往往是在人类历史上测定为较为古远的人类进化早期，如可能发现了人类手工打制的工具、图案或装饰品，但没有发现具有文字意义的早期人类文字。因而在考古学意义上，对于某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标上哪地文化的标志，说明这一考古发现是人类早期活动所留下的遗迹或遗址。其次，在人群或族群的意义上，或在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如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等；另外，在人类社会生活亚层次上，也大量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如青年文化、流行文化、音乐文化、服饰文化、审美文化等。我们看到“文明”一般是与野蛮相对而言，即人类的文明状态与野蛮状态的对立。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明的概念与人的道德礼仪或卫生习惯相关联，如谈吐文明。日本学者福泽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对于文明概念的运用就是将人类的存在状态划分为野蛮与文明的两极，但他将西方文明作为文明的标准形态来划分野蛮、半开化与文明状态。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虽然对于大量的原始文化如原始信仰和习惯等进行了考察，但她并没有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进行很清晰地区分。她说：“对文化形式和进程的讨论最具启发的资料是那些尽可能在历史上与我们的社会或它们之间很少联系的社会的资料。对于已将伟大文明传播到广大地区的有历史性联系的广阔网络来讲，原始文化是我们目前可以求助的一个源泉。”本尼迪克特在这里的说法，实际上是其心目中所指文化与文明密切的内在相关性。人类学家路威（Robert rovio）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讨论“文明”，而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文化”。因而在他的心中，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也是内在关联的。梁潄溟曾给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实际上，对于“文化”这一概念，世人为它下了众多而又分殊的定义。不过，梁潄溟这一相对笼统的定义有着可解释的空间。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群或地域里，有着一定的社会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一定的道德法则或行为规范，这样几个方面，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文明”这一概念也类似于“文化”这一概念的情形。张光直在《商代文明》一书中说：“什么是文明？这个名词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而大多数非常繁琐。但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它最富于特征地在考古文献中作为宏伟的建筑和宗教艺术这种物质文化的实物代表。”张光直在这里以某种物质文化来作为文明的代表，当然这与他所写的“商代文明”有关，但也表明要界说“文明”，离不开“文化”这一概念。因为商代文明只有通过考古所挖掘的古代物品来证明商代文明。但他同时也说到了“文明”的概念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就是文明研究，他把人类文明区分成二十六个文明单位或文明种类（开始时说二十一个）进行人类文明研究。因此，他的文明研究是将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甚至衰亡看成是文明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问题。但他的研究却将社会的一切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堆积物式的整体，而看不到这所有要素的内在关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文明论研究者。他指出，关于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都已经放弃了那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福泽谕吉）来评判世界各地区文明的观点，即承认世界文明是多元文明。那么，怎么界定“文明”这一概念？亨廷顿说：“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并存’。”亨廷顿通过多位学者的观点指出，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互为诠释，这都是在“人类文明”这一层次上进行的界定。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人类文明”这一概念包含着多层次的文明，如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中的价值观、世界观等。

       上述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观点，包括一些基本的要素，这是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提炼的素材。文明时代是与野蛮时代相对立，它表现为从野蛮时代所积累起来的要素导致人类社会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这里我们以恩格斯的观点来讨论。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从野蛮到文明时代的要素。摩尔根认为，人类必须具备一切基本的要素，才可进入文明状态。他认为，在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有氏族联盟等10种要素、中级阶段存在制造青铜器等20来种要素，而在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则应有诗歌创作等近 20 种要素。恩格斯吸取了摩尔根的观点，指出摩尔根所描绘的人类发展图景，即从蒙昧到野蛮最后到文明时代的图景，以相当多的特征和要素之间的互动所构成。恩格斯说：“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这些多样性的丰富要素都说明，人类生产的发展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根本动力，并且，恩格斯明确地以人类利用自然物的不同形式来区分野蛮时代（学会畜牧和农耕）与文明时代（对天然产物的加工）。而城市和城市建筑，则是物化的社会组织，神话与诗歌的出现，则表明了人类宗教、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根本来看，是人类社会生产的进步与发展，由此而产生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进步与变化发展。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不断进步，从而产生与人类文明相应的物质文明。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类的文明进步必然表明为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出现，即国家从氏族制度的废墟中产生。最后，文化艺术、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出现，也产生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笔者曾经将文化概念所包括的内涵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形态。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和工艺技术等，构成社会为人们的生命所需的物质力量和文化。二是社会组织网络系统，即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如亲属关系制度、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法律关系制度等。三是社会的精神与心理文化。它包括一定社会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观念意识，也包括习俗、礼仪、风尚等社会心理层面，还包括语言、思维方式等人类进行精神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四是社会价值规范系统。包括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态度、日常行为的简单行为准则，以及整个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人类文明的这四个方面，是整体性的或总体性的，我们不可仅仅从某一个侧面来把握人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发展的观点则使我们能够理解人类文明概念下不同种类的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其总体性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经济要素是文明诸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经济的变化必然引发政治的变化，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经济、政治、文化、精神意识以及生态等人类文明诸多不同方面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变化，从而产生新的要素以满足和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现在回到数字文明这一概念上。数字文明是在数字经济的概念背景下产生的。数字经济已经走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正在进入产业数字化这一对于所有经济领域、社会治理和服务领域都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阶段。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和正在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从人类文明中的诸多文明种类来看，或从根本上看，它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形态的新形态；但从它所具有的或将具有的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的涵盖性来看，将数字经济称之为一类“文明”形态，已经远远超出物质文明的形态。数字经济的下半场表明，它已经不是作为其他领域和文明形态的辅助性工具，而是将所有能够数字化的领域数字化，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领域以数字化的形式和面貌出现。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换言之，人类进入了数字化生存的状态。

       对于数字文明的特征，我们认为：首先，它并不是在“人类文明”这一最高层次的文明概念，而是在类似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一层次或亚层次意义上使用“文明”这一概念。数字文明概念出现的背景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或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文明。因此，数字文明就是一类物质文明，从人类文明史看，它就是类似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类的文明概念。

       其次，它虽然生发于数字经济，但其涵盖面已经远远超出了数字经济本身。这是因为，随着数字产业化的全面深入扩展，所有人类的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以及教育领域和服务领域都成为数字化的领域。因此，数字经济不仅体现的是新质生产力，而且是所有亚层次文明的数字化，它远比我们所知的物质文明概念有着更大的涵盖性。它将重塑我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出行方式、书写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必然使得人类的生存价值意义发生重大变化。

       正因为我们将数字文明定位于人类文明的亚层次或更低层次，所以必须对于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理念做进一步的辨析。在田雨与李振的文章《数字文明的出场语境、历史必然性及现实路径探析》中，他们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直接看成是数字文明。景怡则认为：“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将是未来主要的文明形态。”闫铭和孙迎联指出：“数字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的融合互构。”这里的三种说法，反映的是对于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的三种误解。第一种就是直接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看成是数字文明，第二种则是将数字文明看成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容，第三种则是将这两个概念累加，合成一个数字文明新形态。根据前述分析，在人类文明这一概念意义上，指的是人类的文明在整体性或总体性上所达到的文明成就或文明状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总体判断的前提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体现出来的文明形态的定位，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文明形态的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内涵和规定性。它的本质特征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全过程民主、丰富的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在文明总体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的文明新形态，它之所以是新形态，就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超越了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数字文明无疑是从人类文明来把握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下的次一级文明，因而无疑是从属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要素，而不可以把数字文明看成就是这一文明新形态本身。数字文明虽然可以说具有重塑所有这些次文明的功能，但它从本质上看，是一类物质文明，即电子数字。

      最后，数字文明概念是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所提出，必然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文明概念。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将数字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联系来讨论，而且应当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的意义上来讨论全球性数字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根据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就是数字经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表明了数字经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和地位。“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为希勒（Dan Schiller）所提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网络信息化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20世纪末希勒敏锐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被信息数字所重构，信息网络数据和智能化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物质新形态。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人类的文明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奴隶制、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文明。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看，数字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但正如希勒在其《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数字资本主义虽然作为信息技术正在日益发挥其新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不可能不受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同时，数字资本主义也显现出资本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我们追求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数字经济所起的作用以及积极意义，我们应当批判并汲取其合理要素。我们应当看到，“数字文明”概念是在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类物质文明概念，从“文明”的意义上看，首先应当是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且在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文明要素，这些文明因素应当是最根本的要素，但同时其内容也包括全球数字经济所体现的文明要素。

       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早期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本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到来的数字资本主义，使得这一扩张本性得到了夸张性的扩展。希勒说：“‘资本主义向来就是一种国际体制’，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杜波夫指出，‘但全球化现在意味着金融与经济流通国际化，这种流通更具一体性，会对国内决策施加一种新的限制’。……我要阐明的是，因特网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整个电信系统构成了这种史诗般跨国化经济活动的首要特征。”早期资本主义的向外输出与扩张，造就了世界市场，使得各民族相对独立的历史卷入了世界历史，或成为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改变资本对外扩张的本性，反而是将这一本性在数字化的经济条件下更加彰显出来。并且，数字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不仅仅是经济性资本因素，还将家庭娱乐与教育商业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它们（至少是部分地）排除在商业经营范围之外。现在，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之所以称这一新时代为数字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此”。数字资本主义所扩张与输出的不仅是商品与金融资本，而且有了更大领域的扩张，即它将文化娱乐与教育纳入扩展的范围。应当说，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将家庭，而且将个人的一切爱好、娱乐以及消费倾向都纳入了它所扩张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深度市场与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它既造福于全人类，同时又将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纳入数字平台的掌控之中。

       另外，数字资本主义更重要的特征在于数字技术垄断、数字平台寡头的出现，造成新的贫富分化现象。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与霸权深度糅合，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的极大进展加强了资本权力的扩张，以技术霸权加剧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人们认为，这是垄断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在数字时代的体现，因而列宁（Lenin)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过时。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但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体现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上，还须看到数字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全球高效流通所带来的资本增殖效应。资本主义数字文明重塑了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重塑了资本主义文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数字经济正在日益成为当代经济发动和科技创新的引擎，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以互联网、个人电脑、大数据、数据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等为载体的电子数字，已渗透于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同时也渗透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人类生产、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类社会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都产生了并将进一步产生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影响。面对全球性的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数字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困境，克服其消极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数字文明。就全球数字经济而言，数字资本主义表明了它所面临的资本主义文明困境。发展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文明，既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同时也要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同时，挖掘数字经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合理因素，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文明建设服务。

       数字文明在人类文明体系中，属于“人类文明”这一最高层次下的次级文明。不过，当代世界的客观情形是，人类文明又可分为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这两类文明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两个子集。实际上，“数字文明”这一概念应当是更次一级的文明概念，即从属于这两个子集中的某一个。并且，文明概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次一级的文明概念的理念，应当从根本属性上体现上一级文明概念的本质特性。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从属于社会主义文明这更高一级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文明”而言，文明有着共通性。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汲取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合理成分，发展我们的数字文明。最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符合的数字文明概念，代表着最新形态的人类文明，因而其文明内涵有着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要素内容。我们的数字文明建设起步不久，建设数字文明，要有一个应然的理想，并从实然出发，建设理想的数字文明。

       第一，数字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是造福于人民。数字文明建设以当代中国文明新形态为背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放眼于全人类，将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说：“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讲了人民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意义，强调人民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的创造，就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数字文明而言，所体现的就是人民主体的价值。数字文明作为新质生产力和新时代的最新科技力量，所要实现的就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中国数字文明的这一根本特征，对于世界各国追求数字文明、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应当说具有典范效应。

       第二，数字文明建设需处理好数字普遍化、中心化与个体异化的矛盾。数字经济是全面性数字化的经济，数字文明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普遍数字化，从而在数字条件下实现新质的飞跃。数字技术不仅是强大的新质技术和新质生产力，而且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信息传播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生存正在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劳动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虚拟空间世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和生存视域。数字文明一方面提升并扩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信息世界和交往世界，从而使得人们更实际地迈向美好生活。在数字化的文明时代，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大数据为“五大文明”发展所提供的数据条件。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普遍化的数字或数据面前消失了个体性和主体性，仅仅成为某类数据的载体，或成为消费数据以及个体其他数据捕获的对象。人民作为数字文明的价值主体，不仅要在普遍性意义上得到更充分的实现，更需要在特殊性和个体性上得到实现，个体的尊严、隐私得到保护，从而使得普遍的价值个体在数字文明中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实现。

       第三，数字文明建设要优化市场环境，发挥资本的积极因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引导作用。建设数字文明，首先就要发展数字经济；而要发展数字经济，就必须重视资本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霸权后面的支撑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换言之，数字霸权也就是资本霸权。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不是收缩而是放大，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的异化和对劳动者的掠夺和剥削。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克服资本的消极面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而创造服务于人民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因而需要规范引导各类资本良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我们不仅要以社会主义法制，而且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根本精神、原则和价值观来规范资本，从而引导资本更好地为数字经济服务，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一致的数字文明。正如洪燕妮所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化数字精神和文化实践，从思想和意识形态高度提升公民的数字文明素养。”再次，完善数字文明的制度规范，特别是网络秩序的规范。在引导资本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数字经济与数字文明的发展只有脱虚向实，才可能健康发展。建设数字文明和发展数字经济，我们看到一个需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传统的店铺经济。传统的店铺经济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而且关系到城市风景线和城市文明。

       第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人类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当代发展和最新形态，两者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在价值理念上有着高度的重合性，而且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不过，两者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价值指导意义，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价值指导意义。人类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从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的概念范畴，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样具有价值指导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这是因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化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利益以及资讯联络更加紧密。全球互联网既极大拓展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同时也使网络空间成为人类共同的新家园。各国人民相联的网络空间休戚与共、利益相关和命运与共，形成全球互联互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命运需要共同的价值观，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明建设超越了国界，而具有全人类命运的重大意义。共享、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观体现，它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所体现的霸权价值观。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具有当代全人类的价值意义，代表着全球性的数字文明建设的方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数字文明，建设与发展数字命运共同体，让数字文明成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自从人类告别野蛮状态，文明状态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自从有了奴隶制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就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历史地看，人类的文明发展是处于全球各地相对分隔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从而形成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地域文明，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又有着人类文明的共性或共通性。正是有着这种共通性，人类的文明才可以相互比较和相互借鉴。进入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就是资本主义由于开掘世界市场的需要，从而走遍全球，由此将相对孤立的不同民族卷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这一全球化进程在当代以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则进一步加速。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创新性经济动力。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文明已经成为人类的生存新形态。数字文明以数字经济形态为前提与基础，同时又有着人类文明的价值内蕴与要求。中国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数字文明，承载着人类数字文明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事实，数字文明就是规范其发展的价值和方向。因此，数字文明不仅是一种技术形态上的人类生存方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价值体现。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民至上，同时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安康。数字经济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幸福指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经济活动本身则需要文明价值的引领。而对于这一改变当代人类生存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明知识和准备仍然不足，需要我们来共同研讨与推进。

（为方便微信阅读，注释及参考从略）

龚群.数字文明的发生与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3-33.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