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关联与差异：“appareil”与“dispositif”的概念考察
与译名辨析—从阿尔都塞、福柯到阿甘本》
主持人：王雅莉 《黑龙江社会科学》编辑
发言人：毛郭凯文 黑龙江大学本科生
评论人：姜学斌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主持人：王雅莉
接下来有请来自黑龙江大学的毛郭凯文同学发言。
发言人：毛郭凯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哲学专业2022级的本科生毛郭凯文，很高兴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我的论文在论文集第631页，这篇文章是我在大二上学期完成的，因为能力和水平有限，也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我当时有的一个认识是，“appareil”与“dispositif”作为阿尔都塞、福柯、阿甘本三位哲学家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但这两个术语的概念内涵和思想关系，在以往的翻译和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往往是局限于某一思想家的单一语境而孤立地理解，这就导致“appareil”与“dispositif”的中文译法不够统一，而概念在不同文本语境中的关联与差异也无法突显。在这里，我所持的一个前提性的理解是，术语和术语之间常常存在着关联。一个可见的文本背后，往往是许多不可见的互文对象。因此，术语的创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关涉性。探寻术语的内涵就需要我们捕捉不同文本间的互涉关系，在包含术语的文本群中实现一种思想意境的复现，从而发现术语的独特性。按照巴特的说法，文本是作为一种织物的存在。而当作为一种对思想脉络考古的重读再排了文本的内在顺序，又复现了作者的想象时间，这就为文本中术语内涵解码与阐释深化带来了可能。因此，我尝试回到一定的文本语境中，对“appareil”与“dispositif”进行术语内涵的辨析和与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明确这两个术语在四种语境下的不同中文译法，即阿尔都塞在文本中作为“装置”的“appareil”，福柯文本中作为宏观语境下的“部署”与微观语境下的“配置”的“dispositif”，阿甘本文本中在福柯思想基础上“接着说”的作为“配置”的“dispositif”。
本文对“appareil”的讨论是围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装置”（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展开。我在阅读张一兵教授关于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时，发现他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译法修改为了“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同时保留了阿尔都塞“Appareil d’État”“国家机器”的译法，这区别于其他译本和研究资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认为阿尔都塞没有使用法文中通常表达机器的machine，转而选取了福柯等人表达结构性功能的Appareil。在中文中，Appareil概念大多被译为“机器”，但是Appareil一词的准确译法应该是“装置”。张一兵教授很强调这一点，但是他没有过多的展开，所以这实际上也是本文的写作缘起之一。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对阿尔都、福柯、阿甘本三个人的思想都是比较感兴趣，去年我向第二届论坛提交的论文就是关于阿甘本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能不能用这两个术语将他们三个人的思想做一个串联。在经过一些思考之后，我是认同张一兵老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Appareil d’État”与“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要视两个术语本身异质的内涵，做出有所区分的变化表达。
首先，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机器”概念的考察，即从恩格斯提出“Staats maschine”到马克思后来修改的“Staats maschinerie”，我们发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术语的创造是顺承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语境中的“国家机器”构词方法的，即将“Staat-Maschine”（国家-机器）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使用。这在阿尔都塞生前以德文发表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一文中，他所选用的“Staats apparate”一词可以印证。
其次，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阿尔都塞多次强调二者之间不可混淆。按照巴利巴尔的说法：“阿尔都塞不满足于把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的目标限定为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而是要把‘国家机器’一分为二。”这就是巴利巴尔的作为“意识形态表述”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和作为“实践的潜在”的“（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而二者之间是存在一种相对关系的。从词语本身出发，“machine”和“appareil”均可比喻性的表示“行政机构/机关；国家机器”，但后者的词义更为宽泛，即“appareil”可指一切由零件组成的、具有一定用途的机械性仪器或装置，而“machine”主要指一种由动力带动的机械型设备。由动力带动的机械型设备，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再回到阿尔都塞的文本，我们发现阿尔都塞指认的“Appareil d’État”与“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数量，即由“一”统摄的“多”与“多”强“一”弱的弥散型分布；第二，所处领域，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第三，发挥功能，即通过暴力与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强调的是，“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区别于一套一触即发的动力机器系统，而是零散的、弥散的，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个体性更强的装置。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阿尔都塞使用了复数形式的appareils。我用一种“看”的方式来作了形容，如果平视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你会发现它们是相对于国家机器的小而精的独立个体。但如果俯视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我们发现它们虽然分散，却都处在一张由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权力之网上。由此，不同于“Appareil d’État”可以用中文语境中已有的“国家机器”作为内涵表达，“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应有所区别地译作“意识形态国家装置”，这个表示结构性功能的“装置”更为贴合阿尔都塞所选用“appareil”的语境之意。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对阿尔都塞文本的理解。其实更有说服力的，是我找到在比岱为《论再生产》所写的法文导言中所使用的一个小标题。当比岱谈到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与国家机器时，直接使用了“appareillage”与“machinerie”两个词。可见，比岱在这里已经根据阿尔都塞文本中“Appareil d’État”与“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有所差异的内涵表达在表述上作了区分，即阿尔都塞特别选用的“appareil”一词，其在“Appareil d’État”中更接近“machine”（机器）的意义，其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国家机器”，而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中又是不同于“machine”，而别有深意的“appareil”（装置）。如果我们将阿尔都塞“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中的“appareils”译作“装置”，就不可避免的还要关注福柯对“appareil”的使用，以及他所更多使用的与“appareil”有所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dispositif”。因为，这个词在中文中常被译为“装置”，也被散译为“部署”、“配置”。我认为，如果要明确关于“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中“appareil”“装置”的译法，就不可回避地要关注这个在中文中也被译为“装置”的“dispositif”。我认为，“dispositif”一词在翻译时应当视语境差异而被有所区别地译作“部署”与“配置”更为妥当，而“appareil”则因其与“dispositif”的区别而更应被译作“装置”。而“dispositif”这一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德勒兹与阿甘本都有过相关讨论，这也为丰富我们对术语的理解提供了帮助。
通过解读福柯的文本，我对福柯“dispositif”概念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dispositif”是异质要素所构成的关联结构或关系网络，并且这些异质性要素都处在资产阶级社会控制战略中，从而实现隐性的社会治理；第二，“dispositif”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特定结构；第三，“dispositif”能够在特定历史阶段作出战略性的反应操作。
阿甘本后来对“dispositif”的内涵归纳，以及德勒兹对“dispositif”做了线性图式的具象化表达，大体上也和我的梳理是类同的。所以，“dispositif”这一术语有两大特征：其一，就是关系性；其二，就是战略性。这两点我以为也和福柯谈的所谓“权力的游戏”是相关联的。在中文中，“部署”这个概念指的是动态的“功能性操作”，而“装置”则更偏向于“一个系统发生作用的用具群”。如果将福柯这里的“dispositif”译作“装置”，第一，容易被遮蔽“dispositif”本身作为一种集合体所内蕴的多样性的元素构成。明显“装置”一词的个体性意味更强，这也是为什么当阿尔都塞谈及“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时，“appareil”一词是以复数形式出现。我们将“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译为“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也是因为“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所指称的是独立的个体，阿尔都塞也讲了比如学校的AIE、宗教的AIE等；第二，“部署”一词在中文中可作动词使用，含有“安排”、“布置”之意，将“dispositif”译作“部署”更能突出异质元素间的动态关联过程，突现权力的操纵布置；第三，“部署”能突出“dispositif”作为知识-权力网络布置的宏观战略性意味。
那么，福柯又是怎样使用“appareil”的呢？福柯在讨论“治理术”时，提出这一权力形式的根本工具是“安全配置”。但我注意到，在英译本中，“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这个术语被译为了“apparatuses of security”。但是，这里法文的“dispositif”与英文的“apparatus”之间，却并不是先前提到的阿甘本的混淆使用。因为，“dispositif”在此处文本中的语境之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即“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中的“dispositif”不再是表示作为权力网络的宏观战略性操纵的“部署”，而是作为辅助权力治理的工具性的“配置”。福柯在这里使用了“dispositif”一词的复数形式，这意味着这里的“dispositif”不再是作为一个集合性的术语名词使用，而是更偏向于阿尔都塞“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语境中那个同样使用了复数形式的“appareil”。对此，法国学者阿兰·布罗萨的观点与我的判断是相近的，这里我不作展开。
既然译作“配置”的“dispositif”在内涵偏向于被译作“装置”的“appareil”，那为什么还要将二者进行区别，而不共同使用“装置”这一译法？除了希望保持中文译文与原文间的相似性，因为原文也是两个不同的单词，还在于我们对阿甘本所使用的“dispositif”的理解。
阿甘本的《什么是配置？》在法文中被译为“Qu’est-ce qu’un dispositif ?”，我之所以选择将其译为“什么是配置？”，是因为我认为，阿甘本后来在福柯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dispositif”的内涵，既不同于作为权力网络操纵的“部署”，也不只是包括表示一种作为功能性的独立体机构的“装置”，而是产生了新的术语延伸点。
阿甘本的“配置”对福柯“配置”内涵的延展，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共时性维度上，是阿甘本对“dispositif”所包括内容的范围扩大；其二，在历时性维度上，是阿甘本对“dispositif”的生成历史的时间前溯。这里我也不作展开了。
实际上，阿甘本的“配置”思想最为关键的还是他所强调的配置对主体的划分作用。这种划分与他在《神圣人》中提出的bios与zoē的划分是对应的，前者作为一种被各种配置所架构的政治化的生命，后者则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生命。但是，阿甘本绝不是要为这一二元对立中的某一方辩护。因为，这样的划分并不具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文章中以杜尚的“泉”为例，谈及了这个一个艺术品在当时从不被承认到被承认的变化。实际上谈到配置对人的这种介化的排斥作用，我举个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例子，当然就不举阿甘本的例子了。譬如说祥林嫂她接触再多的门槛，她也是触碰不了祝福的。因为祥林嫂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她是被封建配置所排斥在外的。但是另一个意义上，封建配置当中的太太小姐们，他们可以过很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不自由的，所以说被配置所界划的这样两种生命，它都是受到这个限制的，所以这也是阿甘本思考的主题，它就在于对“配置”的解构，恢复生命的“潜能”，这就表现在他从“亵渎”到“使用”的思想变化，具体我不展开阐释了。我提出，阿甘本强调的是配置与主体之间的作用，它与福柯对知识、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根据我对阿甘本文本的理解，阿甘本提出了三种非本真的伪主体性：其一，就是虚拟身份与现实性存在的分离，甚至虚拟性存在遮蔽了主体的现实性生存。其二，配置所生产出的主体不再是固定的，这种身份不再具有一种确定性。由于阿甘本对配置的扩大化，这种主体的确定性就伴随着配置在日常生活中的增殖而变得复杂且不稳定起来，而多重主体性与身份的获得，也同时意味着主体的矛盾与分裂。在我看来，这两点实际上都可以理解为阿甘本与福柯的不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阿甘本是站在当代的视角上看的。其三，配置是人之欲望的制造者，同时配置又可以反过来成为人之欲望幻象的对象物。于是，主体一方面作为欲望配置的捕获对象，自身沦陷于欲望之中，另一方面，主体又将自身从欲望配置中所获得的欲望不断对象化投射到新的配置生产中，这样就实现了配置作用效果的持续性并保障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配置的再生产。
在这点上我以为，实际上和福柯所谈主体，即主体既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又是权利关系的载体或者生产者的认识是一样，主体是作为一种“被客体化”的主体存在。此外，我注意到，阿甘本谈及了资本主义与宗教间的相似性，它所拥有的配置不断将现实存在的分离扩大化。我对此的理解是，在每一次的宗教祭祀仪式中，都会出现一种日常生活的断裂，即一部分东西作为与神相联系的神性存在而从人的生活中脱离出去。这也是我刚才讲比如说祝福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在阿甘本看来，资本主义的主要作用也就是分离，不断地对生命进行界划。而一旦失去配置的主体化与分离这两个作用以后，资本主义统治将还原为一种暴力性的统治。
这一认识在阿尔都塞和齐泽克那里也都存在。阿尔都塞引用帕斯卡的话：“跪下，开口祈祷，你就会信。”我印象里这句话被齐泽克引用过两次，在《幻想的瘟疫》中他说这是一种“物质性的诚挚”，在《意识形态的幽灵》中他说这是“一种思想被写进客体的方式”。尽管阿甘本侧重于谈论宗教的分离属性，但我们不该忽视的是，这种分离也仍然会以一种现实性形式，譬如说宗教仪式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进入我们的意识中。阿甘本对配置所拥有的意识形态认同的非暴力性治理功能的判断，也接近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的讨论。
最后，我是联系了当代艺术来对福柯的“dispositif”（也包括阿尔都塞的“appareil”）与阿甘本的“dispositif”之间进行的一个再联系。当我们思考阿甘本的“配置”时，包括笔、手机、电脑、哲学、文学、语言等等，不同于福柯偏向在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种种权力-知识配置，阿甘本的配置在本质上反映出资本控制对日常生活的深层渗透。并且，正因为这些在主体意识的认知中只是日常使用的随意性存在，而非带有强制性色彩的规范性配置，这才显示出了权力部署中的配置在今天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一切都无形化、无意识化了。因此，“配置”的控制在今天可以进入主体的无意识领域中，而更难以被发现。
因此，从福柯到阿甘本，“配置”的关系也就发生了从有形的“空间”构成向无形的“情境”显现的一个转变。这里，我从电影与艺术布展的相关讨论中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情境”，一个是“痕迹”。实际上“痕迹”就是作为捕捉并制造欲望的“配置”施加给主体，主体所形成的无意识幻象，它是在“dispositifs”营造的“情境”中生成的。阿尔都塞认为，在日常中所发生的每一次询唤（interpelle）中，意识形态将个人塑造为主体，而我以为，在配置的不断“留痕”中，个人则成为欲望建构的伪主体。我将这一认识回扣到阿甘本的思考，他说这不是“配置”对主体的抹除或征服，而是“配置”对“个人身份认同”的一种“伪装”。主体的身份认同不再是由现实性关系决定，而是对“配置”所制造出的无意识的伪装面具的接受。
今天，“情境”的生成，已经不需太多物性持存，任何一种电子设备就能轻松地使人完全沉浸其中。而当我们从繁重的工作中逃离，使用电子配置进行各类型的浏览与娱乐时，这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留下的是什么样的“痕迹”？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家会不会是另一意义上的“创作者”？或许在今天，我们只是从一个曾被福柯（阿尔都塞）所批判的“配置”（“装置”），落入了另一个现在被阿甘本所揭露的“配置”。
本雅明说，作品的可译性是翻译更为根本的存在。我对此的理解是，可译性作为一切翻译的根本，其为不在场的翻译之潜能的涌现提供了一个永恒在场的条件。在本文中，我在梳理、比较了“appareil”、“dispositif”与其译词在两种语境中的含义之外，进一步比较性阐释了这两个术语在三位思者、四种情境中的具体内涵。而本文的论证并非是要提供一种绝对的翻译答案，而是试图从思想家不同文本语境的异质性中发掘一种“可译性”。这是我们进行翻译的首要前提，也是本雅明所谓的“译者的任务”。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雅莉
谢谢毛郭凯文同学的发言，我们下面有请姜老师进行点评。
评论人：姜学斌
毛郭凯文的论文很好，除了哲学之外，还有浓厚的语义学、文本学的味道，同时又有大量的中外文本文献作为支撑。我认为对于还在读本科的同学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甚至我自己都自愧不如。我们也知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研读理论著述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核心词、关键概念如何理解，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在主张多元化研究的同时，如何让一个国外思想家的概念，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界能够共同认可的概念，或者说至少能进入到我们教科书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就需要我们对概念译名进行考察和辨析，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回到凯文同学的论文，实际上我不懂法语，也不熟悉翻译的一般规则，所以确实是不敢妄言，但是我仅就凯文同学的论文发言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主要还是我昨天通读您的论文收获的一点心得，（我刚才确实是没跟上你发言的速度，）在考证概念和译文的时候，我认为不仅需要语境的差异作为依据，更需要考察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概念是为了描述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说反映对象的什么样的特征等等。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阿尔都塞，无论是福柯，还是我们提到的阿甘本，无论是他们使用的这个词被如何的翻译，比如你说的有装置、配置这样的词都需要对它们进行考察，考察的同时也要考察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它们描述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词到底可以被翻译成多少个种类。也就是说，我们要跳出文本，然后再回到文本去理解这个概念所指和作者的意图。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译文要描述的对象它到底是哪种性质，在考察过程中跳出文本，面对对象本身，再回到文本去考察它如何翻译，翻译也确实是我们做研究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说一个文本它既有可读性，同时又十分准确科学，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研究有依据。对于我们文章的主旨来说，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走进阿尔杜塞，走进福柯，走进阿甘本。所以这样的考察研究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主持人：王雅莉
感谢姜老师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提问和回应环节。其他老师和同学有要提问和讨论的吗？
讨论人：王一惠
毛郭凯文这篇论文的概念考察很清晰，非常难能可贵。但是有点小瑕疵，在论文集第631页，注意《译者的任务》后面的括号里“译者”首字母的拼写Ü。还有第633页，德语中“Machine”，以及后面的“Machinerie”，其实两词都是外来词，都是来源于法语。这样你在处理概念的演变上就更加困难，我是这样认为的。
像姜老师刚才所说，你得抓住这个概念的对象。在概念的转变方面，你可以说是他针对了意识形态批判，还是针对着什么样的一个主题，要不然，你这样就是做词汇辨析。我记得廖伟凯老师在《马克思如何认识、使用与定义‘Ideologe’——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圣麦克斯章’的考察》一文，针对Ideologe一词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并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但是可能是你考察了两个概念，还没有一个针对的对象，还挺难，你需要找到它俩之间的一个共同点，然后再串连起来。你现在就好像A说了什么、用了什么概念，B说了什么、用了什么概念，最后感觉你没出场。你好像是在分析概念、考察源流演变、进行对比，仿佛在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
主持人：王雅莉
现在请毛郭凯文同学进行回应。
发言人：毛郭凯文
姜老师说得的特别好，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从阿尔都塞、福柯、阿甘本他们对“appareil”、“dispositif”使用的语境以及所指内涵，再跳到我们的中文体系中，你要了解它所指示的对象，特别是它所指的中文词，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这是跳出文本中要比较的一个对象，然后你又带着这个中文词回到原文的文本中，这样一个过程性，我觉得给我很大启发。
刚才一惠学姐讲的“Machine”“Machinerie”这两个词，从法语中来，我也是从一惠学姐中学习到的。但是恰恰因为他从法语中来，阿尔都塞又没有选用他们，阿尔都塞挑了另外一个词“appareil”，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学姐刚才讲的作者的在不在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要讲一个什么？福柯在这三个人里是个很关键的存在，首先比较明显的是福克与阿甘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以往没有一个很好的梳理。首先阿甘本他自己在文本中就有对福柯的一个思想的继承，他们之间有一个差异，当然这个差异我解读的对不对？我也不得而知。因为一惠学姐讲作者要在场，我觉得我们读一个文本十分重要的就是，我个人对它的一个阐释。但你这个阐释，肯定有阐释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做《圣经》阐释，既然是文本阐释，作为作者肯定是对他有着个性化的解读，即便是作者本人，比如说他年老以后也不能对他的思想作为一个很准确的把握，所以作为后世的这些研究者对文本做一个解读，都带有自己的个性的东西。后面我对阿甘和福柯这两个人的解读，我觉得还是我做了一些我自己的解读。
另外前面阿尔都塞和福柯之间有什么关系？首先在中文译词上，比如说我有个观点，我要确定阿尔都塞某个词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译法又遇到一个矛盾，你就不得不解决这个矛盾，把它们俩之间要有一个联系，这是在中文译法中遇到的矛盾。实际上在原有的思想当中，在上个世纪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福柯的“装置’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福柯自己，包括阿甘本也继承了福柯。但是阿甘本是意大利人，他后来到法国发展。包括德勒兹也受了福柯的影响，实际上阿尔都塞的“装置”概念也有受福柯的影响。
譬如说我讲“权力之网”，也有福柯的影响在里面，但是没有人讨论，这是我以前从一本研究当中看到的，讨论比较少。
另外一个再谈一下作者在不在场的问题。昨天一惠学姐说她带着目的论解读阿尔都塞的文本。她虽然比较谦虚地说这样不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不好。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观点，作为一个文本阐释，你如果是解读文本的话，在把握了作者的思想基础上，我觉得作为一个阐释者，还是有他个人的理解和思想。阐释学的发展，譬如说循环的概念，你只有带着自己的一个新的认识再进行理解，可以丰富对术语的内涵发展。同时你对他的丰富，也就是说术语在后世的发展中有新的思想成果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拿阐释学循环来讲，从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的到海德格尔的前进，又到伽达默尔的本体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者的在场对文本进行个性解读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我的一点认识。
主持人：王雅莉
听完了毛郭凯文的发言，我有一种后生可畏的感叹，期待毛郭凯文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继续努力，在未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这一场讨论进行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大家也比较累了，要不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一会儿就进入到小组汇报的环节。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总编辑 | 黄其洪
执行编辑 | 袁雄
文字整理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文字校对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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