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殖民主义批判中的“海盗隐喻”——以《纽约每日论坛报》系列文章为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后人的浩瀚文本中，不乏隐喻这一修辞形式，譬如历史分析中的剧场隐喻、国家研究中的有机体隐喻、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蛹隐喻，等等。这些隐喻的巧妙使用，既形象又生动，既有助于理论的阐释又有助于理论的宣传。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擅于修辞。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兰茨·梅林称马克思在语言的惊人的形象化方面，可以和最伟大的“譬喻大师”莱辛、歌德和黑格尔媲美。[1](P295) 不过，从一般层面考察马克思何以钟爱隐喻这一修辞形式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拟具体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海盗隐喻”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

1.思想渊源：欧洲思想中与“盗”有关的隐喻

“海盗”的实质在于“盗”，强调的是用不正当手段达成某种目的，与之相关的有“强盗”“盗匪”“偷窃”“盗窃”“盗取”等概念。因此，除海盗隐喻，马克思还在行文中使用过强盗、盗窃隐喻，只是后者指涉的对象要更宽泛，并不局限于与殖民主义相关的行为。通过梳理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有关“盗”的隐喻的使用，可以从他熟知的启蒙运动以来的法国和德国的思想文化中找到直接的线索。

一是席勒剧本《强盗》中的“强盗”形象。席勒是德国启蒙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颇为深刻，马克思曾评价他是“新的英才运动的预言家”。[2](P327) 席勒的作品有很多，但被马克思多次提到的是表达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处女作《强盗》。该剧本 1782 年在德国初次上演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可以说，席勒的《强盗》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人所熟知的话剧，其中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的本色时借用了《强盗》中的两个人物即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刻画了丧失一切道德观念的盗匪和凶手的形象。马克思说：“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3](P186)马克思对《强盗》的熟悉程度还可以通过他发表于《论坛报》的《关于印度的法案》中的一段话得以体现：“如果像席勒所说的那样，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更像是破产者与其债权人签定的协议。”[4](P559)“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正是《强盗》中的一个场景。这说明，席勒《强盗》中的“强盗”形象为马克思使用“强盗”抑或“海盗”来隐喻不正义之举提供了思想灵感。

二是蒲鲁东等人关于财产的“盗窃”隐喻。蒲鲁东作为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什么是所有权》中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亦即用“盗窃”来隐喻贵族和资本家的财产。当然，蒲鲁东之前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已提出过类似的隐喻。如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坐食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东西就是盗窃；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也说过，在个人应得的那一份之外，占有社会的任何财物是盗窃和霸占。[5](P38) 但是，其中离马克思最近且对法国工人颇有影响的显然是蒲鲁东的话语。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熟悉蒲鲁东的思想，19世纪40年代在巴黎时期还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只是，马克思虽然肯定蒲鲁东在促进法国工人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对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并明确指出了这一观点的缺陷，认为蒲鲁东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6](P15)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反对用“盗窃”来隐喻“私有财产”，他在 1853 年 2 月 8 日发表于《论坛报》的文章中就使用过：“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么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3](P614) 贵族的财产以私有制为基础，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体现出的是一种极不正义的剥削关系，用“盗窃”隐喻之，十分形象。与之相关，“海盗隐喻”突出表述的也是西方列强在海外推行的掠夺政策的极端不义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蒲鲁东等人关于财产的“盗窃”隐喻也构成马克思使用海盗隐喻的思想来源。

2.政治原因：话语表述上隐晦化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殖民主义的文章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这是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十年，也是欧洲政治极端反动的十年。在革命失败后的最初几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进步报刊全部被禁，“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机会同群众来往和影响舆论”。[7](PⅦ) 而《论坛报》的资产阶级性质又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的文章中不得不注重话语表达的隐蔽性。

《论坛报》是美国共和党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 1841年创办的进步报纸。“格里利本人对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深为忧惧，担心阶级矛盾会颠覆共和政体，因此《论坛报》在废奴、禁酒、平权等社会问题上所持的政治立场惊人地激进。”[8] 这也是该报能够成为欧洲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里马克思宣传革命思想主渠道的重要原因。1851年，时任《论坛报》编辑部主任的查尔斯·德纳写信给流亡伦敦的马克思，约请他担任该报驻伦敦通讯员。由于此时的欧洲进入了反动统治时期，包括《新莱茵报》在内的诸多革命民主主义报刊都遭到取缔，且流亡到伦敦的马克思急需一份能够谋生的工作，马克思便欣然接受约请，从而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为该报撰稿的工作。恩格斯受马克思委托，也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然而，《论坛报》毕竟是替美国工业资产阶级说话的报纸，因而相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来说，它又是极其保守的。这种保守成为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严重障碍。早在1853年，该报编辑部就不仅在观点上开始表现出和马克思根本不同，还对马克思采取了资产阶级报界常见的不礼貌态度以及报社主人和编辑部对撰稿人惯常采用的剥削者的态度。如编辑部不经马克思同意就把他寄去的一些文章或抹去姓名作为社论发表；或随意拆分和涂改文章，添上他们自己的、往往和马克思的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相矛盾的意见；或者直接不发表不符合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文章。[7](PⅨ)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多次表达了对《论坛报》上述各种做法的不满。比如“《论坛报》太无礼了，我在前天的信里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或者干脆去掉我的署名，因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出面。”[9](P524) “《论坛报》真可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如果它不干，我大概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这样做是很不愉快的。”[9](P665)“《论坛报》的情形同我预见的一样。又一行也没有登。”[10](P98)

如此，要想利用这仅有的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和教育群众，马克思就必须在话语表达上，特别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上，尽可能地去意识形态化，从而使文章能够通过编辑部的审查。实际上，这是处在反动统治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合法”刊物上发表言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列宁也曾针对沙皇的专制统治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在文章中使用伊索式语言：“当时的写作条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使用伊索式的语言，而且只限于谈那些同实践和政治相距很远的最一般的原理。” [11](P89)具体到殖民主义问题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殖民扩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海外延伸，是将资本剥削的对象由国内工农群众扩展至其他落后国家的人民，从而在世界范围而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攫取财富（剩余价值）。因此，虽然殖民扩张在客观上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但是它给落后国家带去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诚如马克思针对不列颠殖民统治印度问题所指出的，“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9](P431) 但《论坛报》的资产阶级属性不可能允许马克思用直接的批判性话语。如此，使用“海盗”隐喻推行殖民政策的西方列强，不仅能够将殖民主义的强权、暴虐、不义等丑恶形象寓于其中，从而达到对殖民主义批判的效果，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发生文章遭到随意涂改甚至不刊发的情况。对于这种通过改变话语表达方式达成刊发目的的做法，马克思还是颇为得意的，他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以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而自得。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做社论登载出来。”[9](P555)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会做原则性的让步，尽管两英镑的稿酬对当时陷于经济困顿中的马克思来说极其重要，当使用隐喻、克制等委婉的表述方式也无法使日渐保守的《论坛报》满意时，马克思与《论坛报》的合作也就走到了尽头。

3.体裁原因：适应报纸受众理解习惯的需要

抛开政治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特定报纸对文章体裁的偏好以及受众群体的理解习惯也该纳入马克思为何使用海盗隐喻的因素范畴。

就《论坛报》来说，虽力求避免煽情主义和恶俗的花边新闻，却脱不了追求“当日惊人消息”的窠臼。不论《论坛报》宣称的办刊宗旨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它的资产阶级属性，一方面为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受资本逻辑的驱使以营利为核心追求。报刊创办者格里利曾被推选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就说明了一切，尽管其在办刊之初宣称《论坛报》不当政党的奴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论坛报》编辑部首要考虑的是报纸的销量问题，在不靠恶俗的花边新闻和煽情主义新闻博眼球的情况下，它必然追求当日国内外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马克思称之为“当日惊人消息”。这就意味着，一些富有预见性的理论分析文章往往不被重视，更何况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与编辑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冲突的理论分析文章。关于《论坛报》的这一偏好，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愤怒地称其为“蠢驴”：“这是些地地道道的蠢驴：凡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当日惊人消息’，他们就当作无趣的东西抛在一边，等以后这同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根据别人作品拼凑起来的最愚蠢的胡话。”[10](P298) 这就限制了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做深度的理论分析，只能在评论有关殖民主义的“惊人消息”中借用“海盗”隐喻殖民主义。这也给人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系统研究过殖民主义问题的错觉。

更为重要的是，《论坛报》走的是大众化报刊路线，要求内容浅显易懂。《论坛报》被誉为美国著名的大众化报纸，它在创刊之初就把受众锚定为美国社会中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基于中下层民众的阅读习惯和理解力，理论性的内容要以通俗化的方式表述。具体到殖民主义批判问题上，只有借助“海盗”等人所共知的概念才能将深刻的理论通俗化、浅显化，使不具备特定理论素养的读者也能够理解殖民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这种极端不义的暴力扩张政策给他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而达成影响舆论和教育群众的目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编者在引言中所提出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用“海盗”这个词来形容道貌岸然的英国政府才最准确、最贴切。[15](P5)“海盗隐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形象地而又不失深意地表达出来。那么，在对殖民主义的现实批判中，“海盗隐喻”有何深层次内涵，它批判了什么？

1.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

殖民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在本土之外建立殖民地。但是，希腊语中的殖民仅仅表示离家、离乡、出门的意思，即离开母国（市）到新的地方生活。这种“离家”是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口增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是小国寡民式的城邦社会，每个城邦占有极小的领地，一旦人口超过现有土地的维持能力，就需要遣送一部分人到城邦之外的其他地方生活。这是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则更进一步地指出：“那些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3](P661) 简言之，古代殖民地的形成源于过剩人口与生产的压力。正因为此，古代殖民地不论在政治上是否独立，都不会遭受母国（市）的掠夺，相反，后者更希望前者能够快速发展起来。

然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却出于截然相反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现在，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人口过剩，而是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3](P662) 可见，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不是因为人口超过了领土的限度，而是出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亚当·斯密也曾用“痴想与不义”来评价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动机。这就决定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实为一种掠夺。

“海盗隐喻”揭露和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就海盗来说，掠夺是它的本性，也是它的生存法则。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强国对外推行的一种侵略政策，其本质就是西方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这种“掠夺”与海盗的“掠夺”如出一辙，都是勒索。为此，恩格斯用“海盗式掠夺精神”贴切地描述了殖民主义的这种掠夺本质。1857 年4月，针对英国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海盗行为”，恩格斯指出：“如果英国人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端达到顶点，那就可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1841—1842年因鸦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一样。那一次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向中国人勒索到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他们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虽然非常厌恶我们的掠夺本性，但是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并不比我们少一些——为我们16世纪和17世纪共同祖先所特有的那种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12](P102)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此处提到的“我们”，表明恩格斯是在以美国人的身份即《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写文章。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就事论事地揭露和批判不列颠对印度、中国、波斯等国家推行的殖民政策，但不可以在字面意义上将这种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高度，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扩张力度虽不及欧洲列强，却也是一丘之貉的“掠夺”者。

马克思也在相关文章中使用过“掠夺”一词。在刊载于1857年8月14日《论坛报》上的《印度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借用托利党领袖迪斯累里的演讲揭露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掠夺：“迪斯累里先生估计，每年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收回的地产在孟加拉管区不少于 50万英镑，在孟买管区不少于37万英镑，在旁遮普不少于20万英镑，等等。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财产的方法，它还停止向土著大贵族支付早先约定的津贴。”[12](P209)此外，在同年9月17日《论坛报》上的《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一个印度婆罗门的遭遇：“这个婆罗门与本村及邻村的一些人，都接到特西达尔的命令，要他们无偿地供给木板、木炭、木柴等物，以便进行戈莱伦河架桥工程；当他加以拒绝时，就有12个人把他抓去，进行各种折磨。”[12](P305) 婆罗门是印度种姓制度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最高级种姓，却一样遭受殖民当局的暴力掠夺。这表明，犹如掠夺之于海盗，殖民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

2.批判了殖民主义的野蛮手段

标榜自由和民主的“文明”的西方强国，在对落后国家推行殖民政策的过程中却不择手段，其中，以“海盗式的借口”发动“海盗式的战争”是资产阶级文明遮羞布下最野蛮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这两个隐喻将殖民主义的野蛮手段暴露无遗。

所谓“海盗式的借口”是指这种“借口”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站不住脚的借口。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借口。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名叫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盗，为拦截过路行人，以“与床一样长”为借口行残暴之举。马克思曾在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时提到过“普罗克拉斯提斯床”，[16](P321) 用来暗喻施蒂纳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西方列强在对外推行“海盗政策”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借口，因为它需要借口来掩盖“不文明”的行为，进而骗取国内舆论的支持并为西式民主“贴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英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捏造的各种借口，并指出：“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恐怕是个问题。”[12](P23) 可见，“借口”不仅是发动不义战争的幌子，更是欺骗舆论的工具。马克思还针对英国发动的对波斯的战争揭露道：“只要东印度公司垂涎于任何一个独立君主的领地、任何一个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者盛产黄金宝石的地域，被猎取的对象就会被指控破坏了某某臆想的或既有的条约、违背了想象中的诺言或约束、犯下了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便宣布开战……”[4](P77)

二是借口以强权为依托。凭借自身在经济、军事上相对优势地位，以暴力为后盾强势扩张，是19世纪西方强国推行殖民主义的通行法则，犹如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因此，落后国家沦为殖民主义对象，犹如普通商船遭遇残暴成性的大海盗。在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的文章中，马克思使用了“硬说”“根本不理会”“无中生有”“硬加于”等词汇来描述英国殖民者蓄意发动对华战争的“海盗式”借口。如“英国人硬说，造成争端的原因是某些中国军官没有诉诸英国领事而强行从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艘划艇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12](P17)“于是西马糜各厘将军干脆宣称，他根本不理会文翰先生的协定”[12](P21)“英方为推卸广州大屠杀的罪责而硬加于中国政府的罪名”[12](P62) 等。这些话语虽未提“殖民主义”，却把殖民主义依靠强权、蛮横无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海盗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既通俗易懂又鞭辟入里。正是因为凭借强权，西方列强在制造战争的借口时，全然不顾事实真相，也容不得对方解释，因为它们想要的不是解释，而是既定的侵略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抨击“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14](P814)

三是借口站不住脚。“海盗式借口”奉行的原则是强权即真理，至于借口本身能否经得住质疑和推敲，不是其关心的问题，犹如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马克思在批判殖民主义的文章中，不仅斥责英国以“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4](P177) 为名发动对华战争，还斥责英国以“保护它一向视若死敌的阿富汗人”为名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并指出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借口”。[4](P78) 此外，马克思还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和《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中通过英国议员之口进一步揭露“海盗式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借口。如针对英国方面关于中国军官没有诉诸英国领事而强行从亚罗号划艇带走几名中国罪犯并扯下悬挂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的说辞，德比勋爵提出，亚罗号划艇由中国人建造、出售、购买，船员也是中国人，且在被捕获前已经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林德赫斯特勋爵则提出，作为全权公使的约·包令爵士承认亚罗号划艇的船籍登记是无效的，且该划艇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即该船是不受英国人保护的。两位议员的发言表明，英国“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保护荣誉的问题也不能成立”，[12](P63) 英国挑起冲突的“海盗式”借口完全站不住脚。

3.批判了殖民主义的人权罪行

在“海盗政策”下，从“海盗式的战争”到“海盗式”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在落后国家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论坛报》的文章中，不仅基于英军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暴行，将“海盗式的战争”侵犯和践踏落后国家人权的罪行公之于众，还揭露“海盗式”统治在印度“极尽敲诈暴虐之能事”。[3](P295)

一是关于“海盗式战争”严重侵犯中国人权的罪行。19世纪40—50 年代，为打开中国市场进而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财富，英国殖民者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极尽海盗之暴虐手段，使得中国人权横遭侵犯。基于此，恩格斯将1842年7月英军在镇江犯下的罪行斥责为“大发兽性”，他说：“在这次攻击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报复，在劫城的时候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英军此次作战自始至终大发兽性，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贩私贪欲完全相符。” [12](P106) 马克思则将1856 年10月英军攻击广州的行为称为“广州大屠杀”，并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等多篇文章中使用这一提法。他以愤怒的口吻斥责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12](P92)

二是关于“海盗式”统治严重侵犯印度人权的罪行。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3](P250) 基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揭露了“海盗式”统治侵犯印度人权的种种罪行：（1）强行兼并。为增加收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出，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排挤土著王公来扩大英国的地盘。马克思指出，从1848年至1854年有十几个独立王公的领地被强制并入不列颠帝国。[4](P266)很显然，这是对印度土著王公及其家族财产所有权的强制剥夺。（2）滥用刑讯。马克思在《关于在印度实行刑讯的调查》中描述了两种滥用刑讯的情形，一是为征税而普遍施用刑讯，二是为无偿征用土著居民的粮食和物品施用刑讯。马克思指出：“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要指出刑讯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 [12](P334)（3）残暴镇压。1857年印度起义爆发后，英国主流媒体大肆渲染西帕依的暴行。马克思则指出：“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英国人则体现了人类的一切善良天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12](P335) 马克思揭露了英国军官毒打为祝贺婚礼而燃放小火药弹的居民、吊死一批又一批有起义嫌疑的土著居民、绞死有同情起义军嫌疑的柴明达尔以及烧毁整个整个村庄等暴行。此外，侮辱印度人的宗教信仰、毁灭印度文明、强迫种植鸦片，等等，无不具有“海盗”性质，无不是对印度人最基本人权的侵犯和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