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远程在场的数字游民生存重建
——基于维利里奥的速度-空间批判》
主持人：谭 蕾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发言人：王世琛 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评论人：张云贵 黑龙江大学教授
主持人：谭 蕾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接下来我们迎来咱们今天下午这个论坛的最后一位发言的同学，让我们有请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王世琛同学为我们带来《远程在场的数字游民生存重建——基于维利里奥的速度-空间批判》的发言，有请黑龙江大学张云贵教授进行点评，首先有请王同学发言。
发言人：王世琛
谢谢谭老师，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文章主题是关于“数字游民”这一群体的分析，我将其视作聚焦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一种劳动主体、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群体。
“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实际上算不上一个特别新的概念，因为早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它就是在西方比较火热的概念，后来其热度迅速沉寂下来。在经历了疫情时代普遍的线上办公之后，这个概念又重新在国内外火了起来，因为它具有了现实的工作方式的基础，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在中国的普及，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首先，还是要界定一下“数字游民”，因为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这个群体。总体来说，这个群体通过线上办公实现脱地化，不在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而且往往伴随着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在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固定性使得这一群体往往被视为个人自由的象征。尤其是在数字乌托邦主义的理论中，这种群体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先锋意义的理论拼图。不过，如果我们不停留于“自由”这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概念上，就能够发现这种主体存在的整体性颠覆。我将其分析为一种拉康式的主体，就是建立在空无之上的一种伪主体。
本文的整体思路如下：首先就是解构作为“自由主体”的数字游民，即通过分析数字办公与生活这种流动性比较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说明数字游民的流动性生存其实并不是一种个人自由的生存方式，而实际上将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进行重塑，并且数字时代的“去远性”往往是对其真实的生存抹除。当然我也不会停留在对其生存的抹除这样一种控制概念上，而是强调在这个空无的场地上建立起来的是作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的力量。
文章大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明数字游民这样一种生存重塑。维利里奥的速度-空间批判，在数字游民这个话题上体现的是：在空间上它是通过一种光速的传播媒介实现一种远程在场，也就是说脱地性的生存，而在时间上就是一种加速主义的“竞速学”。具体来分析，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流动性，我们说“游民”——英文为“nomad”——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性的存在，就是说在一个无固定地点进行工作和生活的、与定居居民不同的一种游牧民族。而“数字游民”——英文为“digital nomad”——在一开始的意义上是说无固定地点，用维利里奥的话说，“我们的生命进程已经不再与我们的家园息息相关”，我们现实生存的地点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像游牧民一样，我们既是四海为家，又是无处为家”。这里的“家”的概念，按维利里奥的说法，应该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家园，不过这里的“无处为家”已经不再是一种所谓“泰然任之”的生存论态度，而是一种存在的失去。就是说，我们的现实在场已经失去了，于是这个群体的命名暗喻了一种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生活。也就是说，游牧生活的这次回归，已经不再是对生存空间中路途的强调，恰恰相反，这种流动性反而建立在“去远性”的基础上，不同于运输革命对时间、空间的压缩，数字时代的时间是光速到达，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在路上的时间，“在途中”被完全取消，真实的空间就变得无关紧要。于是，我们借助数字化的“义肢”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感受，是一种失去了真实世界中的生存而成为依赖于电子义肢的残疾人。这里的义肢可能是比较类似于斯蒂格勒说的那个义肢概念。上午我听到马俊峰老师说的大众文化工业这个方面，我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义肢”，可能不仅仅是现实中的我们手中的这种屏幕，更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塑造的文化工业带来的一种景观形式。
我们这里继续讲第二个方面，是维利里奥的现象学的理论背景。在我看来，维利里奥的理论线索是，胡塞尔强调了知觉在意向性结构中的一种最重要的特殊地位，现实的知觉直接将具体的对象直接给予我们，而且这种活生生的经验只有对具身化的主体才能够呈现。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更是作为知觉发生的全部场域。只有一个健全的主体、健全的感知主体才能够在本体论上将这个世界确立起来。所以对维利里奥来说，现象学意义上的空间并不是客观的非关涉的三维物理延伸，而是一种由身体的知觉塑造出来的场存在。
数字时代中这种知觉形式的改变，就是前述的这种光速在场，导致的是全部生活世界的重塑。这里对身体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知觉的重新定义，这种知觉的重新定义在我看来有如下特点：从技术革命这个方面来说，可能会导致一种现在比较热门的观点，即具身人化的人工智能，就是说我们在塑造一种人工智能，可能需要让它不再是一种纯粹数字化生产，而是具有现实中的这样一种感觉，这样的人工智能才可能真正和人类主体之间有一种更强烈的相关性。而对于主体来说，上午张老师对元宇宙的解读对我启发特别深刻，就是在整个知觉高度，我们在元宇宙中的生存可能需要对我们四肢的这种知觉的重新体验，需要在这个方面上的一种生存重塑。
回到数字游民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数字游民，其实是高度景观化的。因为当前的数字时代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交流，而更多的是一种图像和视频的交流。也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数字游民中的流行文化逻辑便是在数字图像和景观中塑造一种浪漫化的生存。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类似于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博主的例子，这种在网络空间中时刻建构的群体性关系，其在现实中的存在已经被景观中介，而不直接等同于他们在网络中的存在，其在线上的存在，成为一种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拟真。更加突出的例子是，这种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一些倡导者，也就是说通过塑造自己的数字游民身份进行牟利的这样一些群体。这是数字游民群体的自我增殖过程，也就是数字游民主体的再生产。而且这是一种“无中生有”，他们本来就是一种不从事生产的群体，反而通过这样一种身份的生产而进行一种群体和财产的双重生产。另外一点是，速度对当下时间、空间的超越。维利里奥认为，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南北之间的分裂，而是被两种不同的时间性，也就是被两个速度所分裂”，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中存在一种剩余，就数字游民来说，“地理套利”是一个必须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种无法被资本、无法被数字资本所容纳的剩余，就像符号对现实的表征之后剩余一样。这是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节内容接续上文，说明了数字游民自身存在不在场证实一种资本的真实在场，或者更精确地说，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生命政治构建、控制了数字游民的真实实体，而在数字游民的身份塑造被揭示为超距、及时在场的双重空间——就是不在场了——之后，就是资本在场的一种生命政治控制。我们知道，没有意识形态的真空，类比一下，也就没有主体的真空，因为主体就是意识形态驯化出来的。回到流动性这个话题，这里说的流动性，不再仅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经常性位移，更体现为作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劳动主体在资本主义帝国权力的扩展空间中时时处于流动状态。这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在消费旺盛、生产高涨时有效控制劳动力，而且要在消费萎靡、生产萎缩时控制劳动力成本，于是弹性化的劳动力使用方针就成为可行的策略。于是，大多数数字游民依靠“零工经济”过活，在这个层面上更是与标榜自由的这样一种策略是暗合的，这种超出工厂工作时间的劳动构成了数字游民的主体塑造。这里我具体到数字游民群体中的一个概念叫作“元工作”，所谓“元工作”就是为正式工作所不可或缺，却又不能直接体现在正式工作中的隐形工作。在数字游民群体中，典型的元工作包括资源调动工作、协调工作、转换工作和迁移工作，这其实就是数字劳动者再生产。但是由于零工经济随时结算的机制，这种元工作在劳动力的赋值中实际上是不被承认的。
最后一部分，是我对非常流行的一种商业模式，即数字游民社区的分析。其实数字游民社区和游民这个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在地-离地”之间的悖论，也就是说，数字游民本身应该是追求流动性的群体，但是现在往往回归于一种社区中的生存，这其实是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具有过度流动性的个体、具有普遍孤独感的自由个体的一种反抗。不过在目前已经初具规模的数字游民社区中，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在特定事件中随时建构和解构人与人之间的“事缘性”交往模式。这种事缘性交往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出—再接入’的特征，导致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强弱不断转换”，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实际上仍然无法解除数字游民的深层的孤独感，此外频繁的分离，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更深层的情感困境。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游民生存的这样一种批判的解决逻辑，我中午和张老师有过一点讨论，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并且成型。我认为，这不只是一个技术变量问题及数字游民的主体塑造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回到在场以及去除这样一种远程分离而专注于现实生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可以塑造这样一种数字人民群体，社会主义也可以塑造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文明群体，这可能就是一种数字共产主义的方向，也是解决上述速度差异带来的必然剩余的一个可能路径。
就这样，谢谢各位老师。
主持人：谭 蕾
感谢王同学的发言，接下来我们有请云贵教授进行点评。
评论人：张云贵
王同学的这个文章，中午回去的时候在车上稍微交流了一下，针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化生存做了一点交流。首先，王同学这篇文章是基于维利里奥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鲍德里亚和维利里奥他俩同为法国的两位“大咖”，这两位“大咖”很多看法其实很相似。这个维利里奥很有意思，尽管他被别人称为是“后现代的大师”，但是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是后现代的。维利里奥在工作上坚持他自认的“超现代性”，那他俩这个情况就挺有意思的，他俩有一点共同点，就是预见。为什么？我上午跟大家介绍过，鲍德里亚的后期作品都是在20世纪写的，但是你发现他们讨论的问题在今天变成了现实，这种预见能力让人不得不服！
但是，有点遗憾的是，王同学的文章里面虽然对数字游民有一个概念展示，但对于维利里奥的这个时间-空间概念，却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这样的话，大多数人读完文章之后，对于整个时间-空间概念无法形成明晰的领会，只能是有大致的模糊的印象。比如说，这个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当今时代没有空间的扩展，也没有时间的联系，而只有速度带来的空间距离的消失。这样的话，实际上速度和空间它俩放在了一起，需要给一个整体的说明，但是文章中似乎没有给出这样的说明，至少这种说明是不透彻的。
你的文章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思考，就是关于零工经济的思考。关于零工经济，论文中有句话说的是，数字游民只能不断寻找零工经济来维持生计。一说“维持生计”，好像是说数字游民的生活朝不保夕，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但是，在现实中，多数的数字游民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并不存在生计困难的问题，他们比我们一般人还处于更加自由的状态，他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数字游民？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数字游民的生活有一个好处，他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都可以由自己选择，如果在北京、上海生活成本高，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他城市，可以逃离“北上广”，对吧？这样的话，他的选择要比那些更少依赖数字化生存方式的人要多得多。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显然是一种技术的推进，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给使用者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影响了一些人的生计。比如它可能会导致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失业，也就是说，这场技术革命可能会带来一个困难的群体的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解放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大家看到真正的情况之后就会明白，在资本的逻辑之下，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如果技术进步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让绝大多数人都受益，阻力就会小，这个技术进步的实施就会很顺利。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科技和资本主义互相作用、推进研究，但是如果这个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没有均摊到每个阶层，那么推动技术进步的成本就会很大，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在支撑？仅仅是资本的逻辑吗，还是有人民的逻辑？如果仅仅是资本的逻辑的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获益者一定只是资本家，只是少数人，是没有办法让大多数人得到利益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进步的底层逻辑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而上升到人民的逻辑。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的原因不是那些技术，而是人的需要，对吧？根本的东西不是技术，所以你去抱怨技术带来的东西有什么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么变化，它的逻辑没变，所以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包括它发展的数字时代资本主义都有变化，但你挖到根上去，其实它的资本逻辑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最后要变革和解放，怎么办？还是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选择一个社会化的东西取代资本，这个时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倡导“回到马克思”，要把这个口号真正地落地，实现人类和个体的解放很困难。越是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困难似乎越大。维利里奥也进行了他的尝试，他强调通过进一步加速使资本主义内爆，然后走向数字共产主义，走向“公共情绪的共产主义”。他说要从公共利益的状态转向公共情绪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值得你继续挖掘一下。什么是“公共情绪的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它？这是一种纯粹心理学的路径呢，还是与其他的政治、经济变革相结合的路径？
我就说这么多吧，时间也差不多了，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谭 蕾
谢谢云贵教授的精彩点评，为我们王同学改进自己的论文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了相关主题。由于时间关系，至此我们第四分论坛在今日的学术交流活动就圆满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总编辑 | 黄其洪
执行编辑 | 袁雄
编审 | 张金权
文字整理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文字校对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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