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论坛”第五分论坛第三场第一时段发言文字回顾

文摘   2024-11-10 08:00   江苏  



题   目:《建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进路:

            作为马克思—卢卡奇理论补充的列宁主义“灌输论”》

主持人:杜   娟    《学术交流》编审(线上)

发言人:张轩阁    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

评论人:宋铁毅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主持人:杜  娟



首先由衷地赞美我们这个会议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形式能让每位年轻老师、年轻同学发言,能够让学生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机会,得到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非常好!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同学,来自吉林大学的张轩阁同学,可以开始你的发言了。



发言人:张轩阁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建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进路:作为马克思—卢卡奇理论补充的列宁主义“灌输论”》。

萌芽于马克思、恩格斯并发展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通过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指出,阶级意识不是天然存在的,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自身在斗争中的日益发展扩大,在“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上述无产阶级的发展扩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在其逐步发展中逐渐取得了对社会的全方面的统治,使得被剥削这一现状逐渐不再作为被幻象掩盖的秘密,而是作为直接的实际状况被给予了无产阶级,这有利于无产阶级对自身境况的直接认识;其次,资产阶级追求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使之不断地竞争、吞并、整合,迫使“以前的中间阶级的下层”甚至“(旧的)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失去了从前的阶级(阶层)地位,被迫并入无产阶级的范围当中,这导致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最后,资产阶级在某些具体情境中对无产阶级的“必要的团结”,以及上述被迫并入无产阶级队伍的那些成员带给无产阶级的启蒙性、进步性、解放性要素,如特定的知识和价值观等,也能促进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进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成。不难发现,马克思语境下的“自为阶级”与“革命阶级”具有相当的同一性。因而,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对阶级意识的理解总结为无产阶级对自身革命性的发现和理解,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则来自它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即其自身的解放可能会且应当与阶级的消灭一同完成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卢卡奇对“阶级意识”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卢卡奇对“阶级意识”概念的认识,来源于他的物化理论。他认为(这一点上与马克思高度一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商品形式成为了整个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意味着资本主义取得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另一方面也只有到了这一步,商品形式才能以一种真正的、去神秘化的方式被人所认识。商品形式全面统治的结果,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即劳动作为人自身的活动,却变化成为了某种异于人的自律的外在物,并反过来控制人这一发出它们的主体。异化劳动遵循的是一种可量化、可计算的合理化原则,通过将以往的作为有机整体的劳动产品“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而将劳动产品的性质变成了由计算决定的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组合,将原本“质”的统一转换成了“量”的堆叠,换言之,将必然的、有机的统一转换成了偶然的、无序的堆叠。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的主体也被分散到各个组成部分中去,进而变成了局部的、具体的、机械的合理化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被结合到其中。这种系统对主体而言是纯粹既定的、不依赖主体意志而独立运行的外在现实,在其中,主体从劳动的尺度变成了被系统这一外在存在丈量的“客体”,主体“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

卢卡奇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具体领域中可计算的合理化相对的是,其在总体性层面的偶然和支离破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正是来自于其对合理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和其对合理化的贯彻只能停留在具体领域中这一现实的矛盾。而其成因正是来源于作为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的理性主义内部的二律背反。自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人”以来,近代理性主义的立论基础就是,将外部世界规定为属于主体的产物(而不是外于主体的产物),并从这里出发发展出了“外部世界是确定的,能够被主体认识”的信念。但同时,当理性主义试图从自身构建的自洽体系中走出,进而对物质世界产生效用时,它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任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这就是近代理性主义内在的二律背反。理性主义面对着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强行将非理性的内容全部纳入理性的形式主义体系,从而退化到独断论的水平;要么承认非理性因素这一作为理性体系的异质的存在,从而取消理性体系自身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性在于,在承认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基础上维持理性主义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总体性的尝试。康德通过对“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分,指出作为主体的人因为缺乏理性直观,即必须依赖感性质料进行认识,于是人类理性作用的界限只能停留于现象界,而不能直接形成对物自体这一“既定性”的认识。因此,对现象与物自体的统一,只能通过实践哲学而非认识论来完成,只能通过在实践中对具有纯粹普遍有效形式的“定言命令”的发现,从而实现对主体自由本质(属物自体)的发现,进而实现某种现象与物自体的联结与统一。但卢卡奇认为,康德对主体能动性与外部既定性的统一的认识,终究因其只是“停留在对个体意识中的道德事实进行哲学解释的阶段”而令定言命令背后揭示的主体自由成为了“既定的”而非“被创造的”东西,成为了对既定事实加以评价的观点,而非对既定事实有影响力的因素。就其结果而言,康德因其对自由的无具体内容的形式主义的构造,反而将自由推向了其反面,即某种意义上宿命论。基于上述这些论断,卢卡奇认为,与其说康德以自己的方式统一了能动性和确定性、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不如说康德以自己的方式坦率地承认了理性主义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无力。

以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作为铺垫,卢卡奇构建了自身的阶级意识理论。独断论和将主客体统一置于抽象化、形式化的原则上的尝试都已破产,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具体的总体性。这要求一种范式的转换,即从理论的抽象的范式转换成历史的范式。历史范式是一种生成性的范式,而非一种“自足”的范式,且由于这种生成性,它持续地被近代理性主义的“自足”体系当作障碍和界限。但是,将历史作为具体总体性的范式,要求的正是一种辩证的理解,将历史的生成性作为认识方法的“结果和目标”,又作为方法的“基础”,而非是方法的“界限”。只有在历史这一既是主体的创造物也是主体的生成者的进程中,在对历史中诸要素的辩证运动、相互渗透中,能动性和既定性、自由和必然才能实现有机的统一。黑格尔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但他理论中的历史,只是绝对精神运行的一个阶段,真正的主体变成了外在的绝对精神,人活动的原则变回了对外在既定规律的评价,只不过是对一种与自己根本不同的材料的认识,就又回到了康德那种宿命论的那种水平。对历史作为总体性的范式的理解,终究要落到作为历史的统一主客体的具体的人上来。卢卡奇认为,对基于历史范式的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的把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当资产阶级试图做到这一点时,就意味着它“必须自愿放弃它的统治”,而作为被合理化、物化的直接受害者,无产阶级对于超越合理化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要求。同时,无产阶级对解放自身的要求,决定了其“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卢卡奇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是从理论上对自身作为总体性的实现者的肯定,也是从实践上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构造的单向度的合理化的社会,作为“最后的阶级”完成超越阶级的社会的构造。卢卡奇以一种“非无产阶级不可为之”的理论自觉,从总体性角度补充和强化了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思想。

但是,阶级意识揭示的终归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可能性和潜质,而对这种潜质的现实化,终归要落到具体的实践上来。可惜的是,卢卡奇本人对主体实践这一命题的理解具有狭隘化的倾向。譬如他将自然和社会历史进行二分,认为辩证的、总体性的原则只能作用于后者,却忽视了自然本应是社会历史性的总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忽视了理性主义精神也可以被纳入历史的总体性中,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可能性。若想补充卢卡奇对于实践的狭隘化理解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现实化的不足,从而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现实形成,就应当重新立足于具体的实践。而这首先要求我们对具体的实践面对的外部现实,即对总体性缺乏自觉这一现状、对总体性本身的亵渎具有深刻的理解。这种亵渎,首先体现在相对主义飞速地产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主观标准,解构了对诸多标准进行裁量的“元标准”,将这个时代中的人置于一个长久的、无所导向的不安全感中,从而为这个时代的人带来了一种最危险的现实——“边界的消除”——,为每个个体都带来了一种自认为对一切标准都有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意使用和弃用的所谓“信念”。其次,非总体性对总体性的亵渎,也体现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系统的演进上。一方面,合理化系统向群众许诺了一种其存在与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正相关性,并且以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创造和“富裕阶层”的扩大等事实进行佐证,诱使越来越多的群众相信其许诺;另一方面,合理化系统通过将无产阶级的话语符号纳入自身对“普世价值”的追求的评价体系中,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表达模式的革命性加以模糊化和解构,甚至赋予了其对现存合理化体系的认同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实现了对被剥削阶级的蒙蔽。因此在现实实践中,建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逻辑,必然来自无产阶级之外。而能够作为与阶级意识的理论要求相匹配的实践逻辑的,正是作为列宁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灌输论”。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可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我们可以通过上述论述对“灌输论”的内涵进行总结,即:阶级意识不能在无产阶级的认知中自行生成,而只能以“外部性”活动为媒介进行认识、内化和实践才能掌握。列宁得出此结论的依据是其对现实状况的准确判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对自己时代的知识缺乏掌握,正是因为其认知能力的被阻碍,让他们“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同上书,第326页,脚注1),正是这一现实导致了无产阶级整体被局限在自发性的陷阱中而不能达到自觉性。因此,如果仅仅将自发性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建构的终点,最后只能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同上书,第328页。)在此基础上,以“如何令无产阶级不在事实上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为目的,作为方法论的“灌输论”揭示了将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结合必须据以的原则,即“内容的有效性”和“形式的可信性”之间的有机统一。前者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原则和目标同无产阶级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的结合提供的那种有效性,后者指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结合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方法必须围绕令无产阶级理解、接受并信服阶级意识的原则、内容和目标进行构建和安排。

最后,在“谁来将阶级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的问题上,“灌输论”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将阶级意识“外部性地”灌输到无产阶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使无产阶级内化阶级意识的桥梁。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被视为一种已经物质力量化了的阶级意识,是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结合的模板和范本。同时,通过整合集体智慧,党的领导能够实现强有力的统筹、规划和监督,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优势,也是通过“灌输论”贯彻阶级意识的重要前提和依仗。



主持人:杜  娟



谢谢张同学的精彩汇报,接下来有请云南民族大学的宋铁毅老师来进行评议,欢迎宋老师!



评论人:宋铁毅



这次主办方所选的论文的质量确实是特别高。我觉得这是一篇比较有意义的文章。首先,现在写“灌输论”的人更多的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去写,从哲学这个切入点来写的论文很少见。思想政治教育更关注的是“怎么灌输”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灌输论”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这也体现出了吉林大学马哲史的底蕴。从我个人来看,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一个贯穿整个哲学史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从有限的经验性出发推导出超验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现实性和信仰超验性之间的一种关系。马克思是把它作为主体的内在矛盾,通过实践过程的展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卢卡奇确实沿着马克思的路走了,但是正像你文章所说的,卢卡奇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第二个维度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作为一种历史宏观发展趋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它落实到具体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问题了。所以我说这篇论文选取的角度和问题还是比较好的。

至于具体的问题,我谈点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文章标题上的“补充”,列宁的“灌输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对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想法形成这种补充?在这一点上,我的理解和你不太一样。在我看来,实际上马克思、卢卡奇和列宁他们三者可能都是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卢卡奇与列宁,我不认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它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是历史的原则与具体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谈“补充”,而不是单纯地把马克思和卢卡奇划分到一种理论,而把列宁的“灌输论”作为一种实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也谈到了“灌输论”一定是具体的,但是“具体的”意味着什么?它一定是有限的,“具体”它不会是总体性,所以“灌输论”本身也需要历史的总体性去补充,因为“灌输论”灌输的具体的内容,它到最后一定会被历史扬弃。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问什么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回答是“土豆烧牛肉”,朝鲜叫“米饭加肉汤”……但是你真的走到这一天,你发现它并不是共产主义。所以,“灌输论”作为具体的形式是有限的,它一定要被历史扬弃。这种扬弃的动力在哪里?就是历史的总体性,整个的发展趋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更合理一点。

第二个具体的问题,我想跟你探讨。在我看来,“灌输论”不是一种外部的灌输,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自我灌输。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去给无产阶级灌输某种思想,这是一种内部灌输。所以它是一种内部的,它不是来自于外部。这是我的一些观点,供你参考。



主持人:杜  娟



我们现场可以针对张同学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



讨论人:黄其洪



杜老师,我申请对张同学写的文章说几句。张同学这篇文章很有野心,也很有冲劲。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写成这个样子不容易。但是严格地从C刊论文的角度来看,要达到发表的水平,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宋老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标题。你论文题目太长,而且主题词太多,这是不行的。一个好的论文标题一定要非常醒目,让人一眼就知道你要干什么。而你的标题有“马克思”“卢卡奇”,还有“列宁主义”,一会儿是“实践”,一会儿又是“理论”,一会儿又有什么“补充”。总之,主题词太多了,你需要精炼一下。你刚刚的叙述和你的文章写作反映的是你的问题意识不够集中。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中文摘要。摘要的意义是什么?无论是审稿专家,还是编辑,在没看你的论文之前就能够通过你的摘要了解你要处理什么问题,你的创新性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因此,你至少要用一句话来交代你文章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后面就直接亮明你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不是文章中某一个特定的部分。例如你这个文章有三大部分,那么你的摘要应该涉及到三个部分中有创新性的核心观点。更关键的是,要用一以贯之的逻辑使它们串联在一起,所以摘要的写作是非常考究的。500字左右的摘要,就要很清晰地让别人知道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你每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创新点究竟在哪里。而我没有看到你摘要的新意以及文章的创新点在哪里。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关键词的提炼。关键词原来一般是35个,现在一般期刊为了提高论文的转载率、转引率等,会让大家多写一点关键词,比如56个都可以。但是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没有体现你的创新性观点的部分,最好不要用在关键词里面,比如你对“灌输论”的创新性理解的观点究竟在哪里,要把那个东西给它展示出来;第二点,你的关键词一定要能在摘要中找到,关键词是对摘要的摘要,是对摘要的再一次提炼。人们看这个关键词,就大概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的创新点在哪里,所以关键词的提炼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审稿的时候,一看这个关键词,就知道论文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创新的观点。而目前你提炼出来的关键词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这肯定是需要改的。

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论文格式的问题。引言部分一般来说不要写“引言”二字,直接就是一两段文字。引言部分一般来说在800字以内,向读者交代文章的写作目的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你需要用非常精炼的话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评价,对他们的贡献以及不足做简单的评价。你的文章就是要解决以往研究的不足,要简单地交代一下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引言部分是非常考究的,但很显然,你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干什么。标准的期刊都是这样写的。你只有这样写,才能够让读者通过你的引言部分知道你要处理的问题、你的创新点、你的角度、你的思路等等,后面就开始讲你的一个个问题,这才是比较标准的引言。另外,文章结束后应该有个“结语”,[你这篇论文]结语也没有。还有很多格式问题,包括注释、参考文献等,限于时间问题,我就不过多谈论了。

你现在这篇文章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究竟要处理什么问题?你要处理的究竟是列宁的“灌输论”,还是卢卡奇的“灌输论”?因为现在感觉你这篇文章好像有好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你研究的主体究竟是卢卡奇的某个理论,还是列宁的某个理论,还是马克思的某个理论?现在这几个人的理论是搅在一起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样写期刊文章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特别要给你指出来的问题,“逻辑”这个词你用得太泛了,一会是“历史的逻辑”,一会儿是“理论的逻辑”,一会儿又是“实践的逻辑”……假如说你是学哲学出身的,这个应该“打屁股”。请注意,严格来说,哲学史上没有那么多逻辑,就几个,形式逻辑、先验逻辑、思辨逻辑,再加上诗性逻辑和感性逻辑,无非如此而已,哪有那么多逻辑?我就要问,你所说的“逻辑”指的是什么?是哪一个“逻辑”?你知道你所说的“逻辑”的内容是什么吗?包括的环节是什么?它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些内容完全都没有。当没有环节,没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结构,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对象的时候,你不要用“逻辑”这个词。当然,这不是针对你这一篇文章,好些文章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是学习哲学出身的话,这样泛用“逻辑”一词,实在是不应该。如果是哲学专业的论文,我在审稿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就不会给修改的机会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作者基本的哲学训练都不够,怎么可能有创新呢?这个要注意!我这个话可能说得有点重了。“逻辑”这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乱用。我就先说到这里。



主持人:杜  娟



感谢宋老师和黄老师的点评,相信肯定能让张同学和在座的同学们都受益匪浅。现在张同学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



发言人:张轩阁



就简单说一下。宋老师和黄老师谈及了内容和形式,包括遣词造句,给我这个不成熟之作提供了非常全面的建议。首先我要对二位老师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其次就是宋老师刚才所讲的无产阶级的“灌输论”,它究竟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内部性的问题。实际上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但是苦于不太知道怎么处理。比如我在文章的第一阶段,引用《共产党宣言》那一部分,说的就是资产阶级对自身逐利的要求,使得它不断地竞争、吞并和整合,去战胜那些小工厂主、小手工业者,使他们在竞争中落败,把他们整个地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后边我在讲列宁本人对灌输理论的表达时,在文章的一开始还提到了“灌输论”一词的首个提出者是卡尔·考茨基。考茨基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明白,能够去灌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那些人,某种意义上说,在客观上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列宁那里,可能他更强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或者说强调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管是马克思口中的曾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些人也好,还是曾属于中间阶级的那些人也好,包括考茨基口中的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好,包括列宁口中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也好,他们的阶级属性到底能否廓清。这些人到底是属于内部的还是属于外部的这一问题能否廓清?要是能够廓清的话,应当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去分类、去廓清?当时我在写作的时候,感觉不太好处理这个问题,于是把这个问题有意无意地规避掉了,于是就会出现宋老师所讲的灌输到底是内部灌输还是外部灌输的问题。我在此也想向宋老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评论人:宋铁毅



我觉得是这样,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这个问题一定是主体的问题,所以它一定是内在的;第二,我们用具体的现实去对它进行灌输,这种灌输怎么能转变成主体的自觉,这还是主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外部,而是主体内部,是主体如何自我生成的问题。



发言人:张轩阁



我明白了,就是去转变这个思路,不再去纠结于灌输的那些知识的来源,或者说不再纠结于能够把某些观点灌输给别人的那些人的具体的来源,不再去纠结它是一个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灌输,而是把它们统一成主体如何形成自觉的问题,按主体从非自觉到自发,再到自觉这样一个逻辑去处理。我明白了,谢谢宋老师!

时间关系,我最后再说一句,黄老师刚才提到“逻辑”这个词的泛用问题,我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因为我的总体的写作思路,就是想重新发掘“灌输论”的理论意义,即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说作为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而非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概念去处理。但是,可能由于我读到的文献导致我在文章中不自觉地去运用像黄老师所说的那样的带有明显套路的东西。在这样一点上,我可能在未来的修改和写作中,确实应当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再次感谢黄老师、宋老师提的这些宝贵建议和意见,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垂听,谢谢大家!



主持人:杜  娟



我们这一场次的讨论非常深入,也非常全面,相信这场讨论让我们所有人都获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这场讨论了。感谢张同学的精彩发言,感谢宋老师和黄老师的深刻、细致的点评,谢谢大家的参与!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总编辑 | 黄其洪  

执行编辑 | 袁雄

编审 | 张金权

文字整理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文字校对 | 黑龙江大学会务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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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儒家哲学、空间哲学和移民现象学的尽可能宽广和深入地清理过程中推进形而上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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