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新更会｜起因缘／分高下／梳脉络／拓场域
原文｜Michael LÖWY／校编｜PLUS
简洁有力的话语，胜于某些建筑作品，对建筑学的发展产生过更为久远的影响，放眼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尤是如此。比如都曾经在彼得·贝伦斯工作室里实习过，又都成为了现代主义建筑史上重要代表人物的密斯·范德罗、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就分别留下了时常被人提及的警句：少就是多（密斯）；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格罗皮乌斯），要么建筑、要么革命（勒·柯布西耶）。
围绕着由建筑本位界定而来的内部与外部、先决与终决，这几句话各有时效。密斯的“少就是多”更关乎建筑自身，竟也成为了不断被改写的公式，演变出各种变体，从原本的少就是多（less is more）到少就是乏味（bore）、再到少就够了（enough）、是（yes）才更多等等，不一而足，由此，标记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姿态。
另两者更取决于同一时代的历史条件，并不直接与建筑相关。“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作为理念，尚可贯通不同阶段，对位置换，以应艺术与技术的具体转变，如此前“超越建筑与城市：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包豪斯”一文，我们就曾指出这种超越“已经从机器生产、新人构成、批量制造，转变为网络通信、生物技术与金融资本灵活积累的全球地理重构新模式“；而更具煽动性的“要么建筑，要么革命”放到当下，恐再难回响。
如果我们关注的不只是警句的适用性，也不是它本身的对错，而是为了揭示其中显现出的政治视野，那么不妨可以将格罗皮乌斯的政治看作是构建性的，冷静而又理性，而勒·柯布西耶的政治则是僭越的，最为剧烈地在现实与破除现实的理念之间摆荡。不过，现实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一旦它体现在城市与建筑两种不同的尺度之中，其结果很可能会招致截然相反的评价，尤其是对于那些带有实证思维的批评人而言。
事实上这一警句并非有赖于勒·柯布西耶对革命的全面认识，而只是凭籍着他的激情和行动。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这是试图让建筑成为避免革命的行动。不过，詹姆逊对此给出了更为积极地辩证解读，我们仍可以将这一意识形态看作是革命的乌托邦，它意味着寻找可替代方案的行动。如果定要纠结其中“革命”的含义，那么回到历史中的革命主题，我们是否可以将它看作是所谓“后革命氛围”的先声呢？
后革命，在德里克的定义中，并不是泛指革命之后的时代，而是“不革命”。从革命的哀悼到左翼的忧郁：去除革命的行动，回避选择“革命”，而更倾向于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按照这种看法，战争与革命随着情势所趋，已转化为和平与发展，而革命一词在当下，甚至也可以相当平滑地用来表述技术与生态的创新。然而近十年来的走向以及近来的紧张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直面当下危机的同时，如何重整建筑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地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周期，让业界陷入柴米油盐，而学界则部分地转向添油加醋地将建筑作品化，并烹制成美味佳肴。然而，这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而至多是被压抑者的回返。宏观地来看，人们更需要引入解放的视野，历史地来看，并不是为了回应危机，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解放的视野，又哪来什么学科的危机。
从批判已有的案例出发，比如塔夫里曾经所做的那样，彻底地将建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关联起来，尽管建筑史中的案例分处不同时代和地域，但事实再次验证了，这一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终究无法摆脱世界体系这一界限，即便后续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讨论，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如果选择直接跨越到世界革命的历史，那么这一重述并不是为了填补既有框架中的空白，因为它无法与建筑的历史一一对应，但是可以将一般的建造活动既超越又关联地放置在历史的地形之中。
如果此前的建筑被看作是社会运动的迂回后果（卡斯特），或者说现代性就是革命失败之后的假名（列斐伏尔），那么建筑本身在这一世界革命的地质运动中已变得不再重要，至少翻检现有的工具箱，它显然难以参与其中，但同时，建筑本身又将变得更为重要，如果我们真的将这一地质运动当作终极的地平面，那么位于其上的建筑和城市仍旧是最显而易见的，也隐含着最为普遍的非物质性关联的物质对象。根据结构的因果律，革命与建筑不再是历史上的左右选项，但即便在“后革命氛围”中，在面对那些由曾经剧烈的地质运动带来的断层和沉积时，我们仍可以将革命作为必不可免的限制前提，从宏观的愿景走向更为一般意义的建造。
如果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回顾世界革命的历史，那已然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意义。回顾不只是为了拾遗补缺的钩沉，或者站在既定的立场上，以其中的细枝末节，相互攻讦，也不是带着浪漫主义色彩地退回过去，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每一次重演不再是重复，而是新的阐释，新的言说，对当下的重新表述，它是否定的肯定，对神话的否定，对原型的肯定。院外将以纪念日为契机，摘录改写与世界革命的历史和人物相关的文献内容，本次推送的是写于1997年纪念切·格瓦拉去世三十周年时的评述文章，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的形象已广为人知，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拉美大陆的现状时，除了指出切·格瓦拉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是他之于当前最为重要的遗产之外，还着重地强调，当受压迫的人仍旧处于专制政府的统治之时，革命，不管它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都将有助于人民的自我教育。
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
革命人道主义：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理想｜1997
本文5000字以内
国际的新自由主义，正大摇大摆地，在我们这个时代招摇过市，
无论是他们的论述，还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正垄断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已然胜券在握。
只不过，他们颂扬的是同一种言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的必然性。
那么，如何对抗这种盛行的、垄断的、荒谬的必然性？
应当改造全球共通的思想与具体的工作模式，比起以往任何时候，人们都更需要这种改造。
以一种更基进的理论与方法，去对抗现如今已经广为流传的这种崇拜市场与金钱的心理。
那么，欧内斯特·切·格瓦拉，这位二十世纪左派领袖之一，到了今天又会如何？
他留存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除了博爱、国际主义之外，还有坚定的、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
所有这些，都将继续帮助人们去迎接这场新的挑战。
在去世三十年之后（1997年），切·格瓦拉还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这点并不出乎意料。
关于他的书、会议、论文、电影、讨论数量众多，不会只是为了纪念他的周年忌辰那么简单。
试想一下，会有什么人在斯大林死去30年后的1983年，还想着去怀念他呢？
当然，时光荏苒，世事变迁，现代主义已经发展成后现代主义，
个人的独裁，让位于程式化的民主，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
柏林墙呢？已经变成金钱的墙。
但是，格瓦拉的思想却仍旧像明亮的烽火，闪耀着，在这个漆黑又寒冷的世纪末。
1940年，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瓦尔特·本雅明，这位犹太-日尔曼混血为了不落入盖世太保的手中而自杀，
他在遗作《历史哲学论纲》中，曾经向所有受压迫的人宣告：
对那些被虐杀的先辈的怀念，是激励大家进行革命的源泉。
欧内斯特·切·格瓦拉，正是这样一位革命的殉道者。
他就像何赛·马蒂，埃米利阿诺·萨帕塔，奥古斯托·桑地诺，法拉本多·马蒂、卡米洛·托雷斯一样，
虽然已经倒下了，却仍旧像手中持枪那般，挺立在拉美的土地上，植下了另一种未来的种子，
他是人民冀望的天穹中的一颗星，他是绝望的灰烬下形成的煤炭。
最近这几年里，在所有拉美发生的革命进程中，从尼加拉瓜到萨瓦尔多，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
人们都可以感受到“格瓦拉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在这些战士们的心中，仍然留存着格瓦拉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留存在这些战士们关于斗争方法，斗争策略与斗争性质的讨论之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格瓦拉的信念就像种子一般，植根于拉美左翼的政治文化之中，开枝、散叶、结果；
或者说，这种信念就像一根被染红的细线，
从巴塔哥尼亚到里奥格兰德河，被编织到了乌托邦主义与革命梦想的肌理之中。
在拉美这片土地上，独裁政权已经统治了数世纪之久，
他们霸占着国家的资源，财富和武器，目的只是为了压迫和剥削。
1993年，墨西哥的记者作家，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发表了他的新作《无武装的乌托邦》，
自此之后，拉美几个所谓“真正的”左翼理论家提出了以下这些质疑。
格瓦拉的思想过时了吗？现如今，能否不经由革命，就可以改变拉美社会的现状？
但是，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一场人民的起义，在墨西哥的恰帕斯爆发了，
那是由EZLN（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乌托邦主义者领导的起义，
他们的领导人都承认，自己是格瓦拉主义者。
不过，EZLN实际上并不像其他传统的游击队那样，想要夺取国家政权，
他们仅仅希望能够促使国家内政的改革，进而改变墨西哥的社会与政治局面。
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在1994年1月1日的武装起义，EZLN又怎么可能像他们现在这样，让人们知道，
他们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拉美，甚至在全世界的受害者呢！
在最近一期《新闻周刊》（1997年1月13日）的文章《没有原因的起义》中，甚至连豪尔赫·卡斯塔涅达也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在拉美，人们能否只通过民主的方法，重新分配财富与权力，并且将以往的社会结构彻底地改变？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到本世纪末，这项任务始终会像以往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说：格瓦拉得到一分！
格瓦拉和孩子们
格瓦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一名战斗英雄，
同时，他还是一位革命思想家，一位政治与民族运动的奠基者，
他曾经为之战斗，并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赋予他的思想以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论，就是我所谓的彻彻底底的、出类拔萃的革命人道主义。
对于格瓦拉来说，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他是将人类的大问题当作自己问题的人，他是
当一个人被杀死时，都会感到难过的人，
当自由的旗帜被擎起时，都会感到欢乐的人，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这种国际主义，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信念，同时，还是革命人道主义最纯粹的表现：
古巴革命……是人道的革命。它展现了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大团结。
有人用诗般简练的语言评论道（1996年）：
他一点也不关心彻夜不眠的约会，他的事业就是将他的全部知识献给正义的天空，
而正义要求他和那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用他的全部力量帮助穷人。
切经常会引用何赛·马蒂说过的一句话，那是用来总结什么才是人之尊严的一句话：
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另一个人被扇耳光时，他都会感到疼痛。
切的斗争正是为了捍卫这种尊严，这种斗争让他的行为超出了他自己所能掌控的力量。
从圣克拉拉战役，到玻利维亚群山上最后的孤注一掷，无时无地不体现着这一点。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种精神来自堂吉诃德。
在西拉米斯塔拉山顶上，他曾经读了又读这本小说，在为农民新兵开办的文学课堂上，他还讲授过这本名著。
在留给他父母的最后一封告别信中（1965年），他开门见山地承认，堂吉坷德就是他的榜样：
又一次，我似乎觉得，我的双脚又碰触到这匹羸马的肋骨；
又一次，我似乎觉得，我手挽战盾，踏上征途。
所有这些，都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自己就说过：
无产阶级除了需要面包，更需要尊严。
格瓦拉的人道主义，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
与苏联政治小册子上教条的“形式主义”相比，与二十世纪60年代在欧洲和拉美出现的“反人道主义”学说相比，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格瓦拉始终钟爱马克思年轻时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因为在那本书中，马克思坚定地认为：
人是独立的，但人类的解放却是社会的问题。
并且，格瓦拉还强调，人类的意识与异化做斗争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这种包含着人类社会行为的意识，那么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凭借着他惊人的敏感，我们还能从《资本论》中发现人道主义的观点：
人类智慧的不朽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忽视由人类的共同利益引起的人道主义人性，
从某种程度来说，生产关系的结构及其必然结果，也就是阶级斗争，它隐藏的正是人造就了人类历史这一事实。
切是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的敌人，
他所梦想的是一个正义与自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彼此相爱，
切将在那样一个新世界中生活的人们，称为“新人”或“二十一世纪的人”。
尽管在这里，切按照传统的语言习惯，用了“男人”一词指代全部的人类，但是，他并不认同男权的统治。
1963年3月，在女权问题还没有成为热门话题时，切已经在演说中谴责了古巴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现象：
这意味着什么？仅仅意味着过去的重负仍压在我们的肩上，而这重负就是妇女的解放还没能完成。
他相信，人们在挣脱了异化的锁链后，会真正地团结起来，并分享共同的、坚定的博爱精神。
而那个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世界。
格瓦拉在《给三大陆人民的信》中的话就证明了这点，他说：
别无选择，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变体。
或许，人们可以指出格瓦拉写作中最大的不足，他从来没有完整地阐述过有关民主在社会主义政体中所处的位置。
不过，哪怕是他思想中那些未完成的部分，同样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在集权主义与独裁理论，还没对本世纪的社会主义信念造成破坏之前，他就已经斩钉截铁地予以抨击。
1958年10月胜利入城，翻阅前线送来的战报
那么，对于那些认为人民需要接受“教育”的上层阶级的观点，格瓦拉又是怎么看的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严厉地批判过这种观点，马克思问道：
那么，谁来教育人民的老师呢？
格瓦拉在1960年演讲中，是这样说的：
让人民得到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将革命带给他们，
当专制政府还在压迫他们的时候，不要指望只靠教育就能为他们争取到所有人民应得的权利；
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人民在政府中有了自己的代表时，人民就会彻底掌握党所教的，甚至能掌握得更多，
而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将变成老师，教导其他的人民。
换句话说，解放人民的唯一的教育方法，就是教他们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教育他们自己。
或者，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认为的那样：
在革命中，个人同环境一起变化。
尽管一直到死去之时，格瓦拉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思想，都还在变化之中，
但是，在他的演讲与文章中，已经逐渐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倾向，
批判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还有“实存社会主义”。
1965年2月，他在“阿尔及利亚讲话”中，将那些保留了对已经掀起反帝斗争的国家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却仍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称作：
与西方剥削国家心照不宣的协约国。
对于格瓦拉来说，
如果人类意识的改变，不能带来更接近人道的、博爱的人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存在，
在社会主义正建立或已被建立的国家是这样，在世界上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是这样。
1965年3月，他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从人道与革命的立场出发，点评了流行于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
批判了他们以为只靠经济上的力量，就能够击败资本主义的观点：
如果在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时，仍旧只靠从资本主义继承来的，那些用了太久的东西，
比如，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作为动力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
那么，我们将走进死胡同。
在增强社会物质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人。
1965年7月，在接受法国记者的采访时，格瓦拉表示：
我对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经济社会主义一点兴趣也没有。
的确，我们也在与贫困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斗争对象是异化……
如果共产主义忽视了意识的作用，那么它将只是一个缺乏革命伦理的重新分配的体系。
由此，他还指出苏维埃体制更大的危险在于：
它容忍社会分化的发展，并且允许技术人员与官僚享有特权。
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报酬越来越多，
好在，民主德国最近的工作，已经想要控制住这种现象，
管理者的作用将取决于他的职位，而他的报酬应当取决于他的表现。
美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复制，也不是模仿，而是开创性的。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格瓦拉所做的一切。
他拒绝从“实存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来的模式，他寻找的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新征途：
这条路更彻底，更公平，更人道，也更符合共产主义精神。
1967年10月8日，这个日子将永远耸立在被压迫的人类寻求解放的千年路途上。
子弹可以杀死一个自由斗士，但却杀不死他的理想，
这理想将继续留存，留存在继续斗争的一代又一代的心间，
而那些杀死罗莎·卢森堡，列夫·托洛斯基，埃米利阿诺·萨帕塔，还有切·格瓦拉的卑鄙的刽子手们，
毫无疑问，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感到十分悲哀。
在所谓“实存社会主义”失败之后，新自由主义对金钱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
这与切·格瓦拉所梦想的，并为之战斗的新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伪黑格尔主义学说却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将是永恒存在的。
那些拒绝这种言论的人们，
那些谴责资本主义的无耻罪行的人们，
那些谴责将南方国家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的帝国主义新秩序的人们，
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义打开了一扇窗，为了另一种未来。
担任工业部长后的格瓦拉，整天往工厂、车间跑，与工人交流想法
▶ 版权归校编者所有，校编者已授权发布。
原文来源｜《每月评论》西班牙原文｜1997年10月号
未完待续
▶ 文中提到的拉美革命者
何赛·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1853-1895，古巴]
埃米利阿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墨西哥]
奥古斯托·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1893-1934，尼加拉瓜]
法拉本多·马蒂[Augustín Farabundo Martí Rodríguez，1893-1932，萨尔瓦多]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秘鲁]
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1929-1966，哥伦比亚]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称切·格瓦拉（Che Guevara）。
格瓦拉于1959年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要职，之后，于1965年离开古巴， 前往其它国家，采用游击战形式继续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先是刚果，然后是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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