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György LUKÁCS／译｜PLUS／责编｜星丛+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容性的论述，在不同模态的资本主义不断迭代的过程中，已经出现过多种转化。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以马尔库塞为主要代表；再经由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述，两者的结合也可以从阿尔都塞的质询结构一直延续到当前诸如齐泽克在文化政治研究中的运用等等，当然也包括刚刚去世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年4月14日-2024年9月22日]。
社会批判和精神分析各自都曾经历过美好的时光。而现如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都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科学地位，变成了学院里还时不时会提到的名字，而不是在大街上也不是在诊所中。所以，除了延续此前的脉络梳理，在实际的场景中不断地激发这一结合的效应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追溯到上世纪的早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正面遭遇的第一个阶段，去考察这两者得以结合的批判性前提，以及仍可以用来警示当下的这种结合的限度所在。
如果说弗洛伊德对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是倾向于给出生物学上的解释，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则更强调历史维度。精神分析重视甚至是过分重视“性”的因素了，当然这些因素无疑是很重要的，而反观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常常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的因素。尽管这两者各自处理和解释非理性的方式不同，欲望和驱力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而需求和动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但是无论是精神病理还是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动机却是相通的。
正像当年威廉·赖希曾经说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从社会学上意识到了多数人被少数人剥削的表现，而精神分析是人类意识到了社会对性的压制的表现”。两者的目标都是探究无意识的意识，并以此在一个更为理性秩序的生活中去把握自然的，无论是来自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各种力量。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当时正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会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概念及其阐释方法感兴趣，并为此展开纲领性的批判。
本次推送的是卢卡奇的短文，1922年发表于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它的前身是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创办于1918年11月9如的“斯巴达克同盟”中央机关报。在这篇短评中，卢卡奇指出尽管心理学对流行现象的阐释非常有效，但还是无法迫使人们从理智上去面对真正的社会结构。无论是从被人为隔绝和孤立的人出发，还是归结到“自然法则”的“人”所特有的恒定特性，都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体系，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的表面形式，就算心理学转向群体（crowd）也只是将此前反动的群体观以科学的话语展开的一次重述而已，例如《乌合之众》（1895）。
在充分地肯定了弗洛伊德本人的学术研究相比于此前的心理学更为进步的同时，卢卡奇仍旧认为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这类观点中的矛盾和不科学，选择了另一种阐释路径，由个体精神状况的心理学进入群体，将群体与领导者的关系看作是核心问题，避免了那种事先的贬抑，然而，由此也免不了过高地估计了群体中的领导者。
在卢卡奇看来，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将各种各样的特定关系都还原到更为普遍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原初事实”。尽管这一判定无疑是值得深究的，但是在尚未揭示出这种情感生活的真正成因之前，弗洛伊德就试图用它去解释过往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甚至一路推远并假定出了某种对应于当下父权制现实的“原始部落”。这就导致卢卡奇以弗洛伊德不加区分地对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拉平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对象，套用同一种阐释框架为例，向读者表明由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会有多么的荒谬。
卢卡奇的批判采用的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以阶级为基础的“教条统一”的群体标准，而是指出那些看起来更有“深度”的阐释恰恰掩盖了事态之真相，当然，他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地进一步指出，这种企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无意识”的。就此，这一批判反过来引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得以结合的可能性：不仅要阐明这一错误本身，而且还要充分地阐明之所以会得出这一错误的社会基础。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终极阐释视域的政治无意识的来路。院外还将陆续推送相关议题。
弗洛伊德设法从他那套普遍意义上的性理论去解释群体现象，并声称群体与领导者的关系才是群体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然而在试图避免低估大众的同时，也免不了过高地估计了领导者的作用。
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
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1922
本文2500字以内
因为篇幅所限，这篇短评无法描述、评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哪怕是概要的给出评价，如果以后能再单写一篇论文，倒也不错。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相比于通常的心理学，的确标志着某种进步，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像大多数的现代理论一样，也很容易形成误导。
因为在那些不太在意社会现象之总体的人那里，它可以用来解释当前每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不过，这种百试百灵的方法并不能迫使人们从理智上去面对真正的社会结构。
到目前为止，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每一种心理学都受制于自身的方法，它们偏向于从那种被人为隔绝和孤立的人出发，其实这都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体系。
心理学还把人的古怪之处看作是“自然法则”的“人”所特有的恒定特性，而这同样也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法学等等一样，心理学也停留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表面形式上，却无法认识到那只是在套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因而，它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形式中解放出来。
出于相似的原因，它也就不可能从这一视角去解决，哪怕只是去理解那些困扰着心理学的难题。
这样一来，心理学颠倒了事物的本质。在面对为什么人会与总体相分离，以及他与同类的关系这些相关的问题时，心理学总是试图从个体的意识，或者说从潜意识去解释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去探究诸多的社会成因。因此，它注定也只能围绕着自己制造出来的伪命题打转了。
等到大众（masses）的心理这个问题出现时，上述的情况似乎会有所改观。但是，只要看一下群体心理学切进问题的方法，我们就不难发现同样的错误命题在更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
和个体的心理学不考虑他的阶级状况，以及阶级自身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模一样，这种心理学对“大众”的理解只不过是聚起来的一伙人，尽管按照参与者的数量或其组织状态，每伙人都可能有所不同，但那也只不过局限在形式上的差异而已。
在方法上，这种群体（crowd）心理学排除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事实上它甚至还试图证明“群体的社会组成”这一点对群体的心理现象而言是无足轻重的。
群体心理学原则上试图从个体出发去解释群体。它分析的是群体中个体的精神变化。因此，它也不会试图把问题扭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恰恰相反，这更加地强化了它颠倒的立场。
在群体心理学那里，很明显暴露出了资产阶级心理学中固有的阶级斗争特征，这点绝非偶然。它的倾向就是贬低群体的智识水平和道德价值观，并以所谓“科学地”证明群体的不稳定性、缺乏自主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撇开那些晦涩复杂的术语不谈，那么我们不妨说，当前资产阶级的群体心理学只不过用了些科学的术语，指向的却仍旧是反动的大众观，那是莎士比亚老早就以戏剧的方式在他的群体场景中表现过的大众观。
弗洛伊德是一位具有专业素养的研究者，他看出了这类观点中的矛盾和不科学：对大众的系统贬低不仅没有考虑到问题的核心，而且也形成不了任何新的研究；然而，他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还是陷入到了同样的矛盾之中。
他设法从个体精神状况的心理学去解释群体，然而在试图避免低估大众的同时，也免不了过高地估计了领导者的作用。
弗洛伊德设法从他那套普遍意义上的性理论去解释群体现象，并声称群体与领导者的关系才是群体心理学的核心问题，然而，这种关系也只不过是所谓“原初事实”的一个特例而已，诸如恋人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等都源出于此。
在这篇短评中，我们无法对这一理论本身展开批评。只需指出，弗洛伊德是以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方式，将晚近资本主义下人类的情感生活都理解成了不受时间影响的“原初事实”。
他也不去探究这种情感生活的真正成因，而是试图用它去解释过往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弗洛伊德以同时代人幼稚的性行为表现作为出发点，也不管描述的对错与否，去解释原始社会，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就显现的再明显不过了。
正是靠着这种做法，弗洛伊德得出了大体对应于父权制家庭的“原始部落”这一不切实际的假定。将这个作为出发点无异于公然挑战了那些现代人种学研究中最为著名的发现（摩尔根、恩格斯、库诺、格罗塞等等）。
但是，为了让并不太懂科学的读者们能够明白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多荒谬，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军队的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过很多详细的论述。
不用多说，他对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是不加区分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古罗马的农民军，中世纪的骑士团，还是十七、十八世纪流氓无产者军纪粗放的雇佣兵，法国大革命的群体运动，从“心理学”上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于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出军队在社会组成方面是有所差别的这种问题。
相反，他在厄洛斯爱神中，找到了将军队凝聚在一起的纽带。
将军就是父亲，他一视同仁地爱护着所有的士兵，由此士兵们彼此间都成了同志……可以说，每位首领既是将军也是他所在军队的父亲，以此类推，每位军官都是他下属军队的父亲。
而德国的军国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它的“非心理学的方法”，“忽视了军队中的这种力比多因素”，他甚至还把战争终期反战主义对军队的影响也归咎于此。
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以此去嘲笑一位在其他方面颇有成就的研究者。我们只是将它当做一个粗略的例子，用来说明资产阶级的学问是怎样搞得颠三倒四的。人们对弗洛伊德到目前为止所达到的成就的评价越高，这个例子就越容易指出问题。
因为我们此前所说的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这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从表面的现象，甚至是从纯粹捏造和人为的“精神事实”中，异想天开地归纳出了“有趣”和“深刻”的理论，却罔顾最简单、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哪怕我们把这种学问只当作纯学术的发展，它也将无所作为。只要还不能认识到自己搞错了社会、阶级统治的特性，那么它将无可救药地在这些由错误的假定引发的伪命题里打转，然而，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门资产阶级的学科中会有怎样的突破，而且它越涉及到专项问题，就越看不到这种迹象。
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教条统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所有看起来更有“深度”的阐释都只是为了迎合掩盖事态之真相的企图，当然，这种企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无意识”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不仅要阐明这一错误本身，而且还要充分地阐明之所以会导致这一错误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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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报》｜19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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