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旗帜｜布鲁诺·陶特｜“城市之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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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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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布鲁诺·陶特在由英语重写的“主流现代建筑史”中长期处于边缘，他编撰的重要著作《城市之冠》，一直要到2015年之后才被完整地翻译成英语。然而回到当年的魏玛共和时期，陶特不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组织者，而且还曾经提出过不少乌托邦的构想。有的评论认为与《城市之冠》同年推出的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宣言》也颇受陶特的影响。如果说“宣言”还在探寻通往社会更新的道路，那么陶特的“城市之冠”方案通过梳理历史的脉络，相当自信地推演出这一未来社会的城市形式。在院外之前推送的这本著作核心部分“城市之冠”方案的开篇中，陶特认为建筑物如果可以被看做是艺术的话，那么必须超越基本需求的满足，因此设计更关乎的是形式与高于基本需求的目标的统一。但是这种“艺术”不只是想象力的游戏，因为这种想象必须根植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存在的意义，按照这种关联来看，人们所追求的所谓的“时代精神”也只是某种短暂的事物，陶特赋予了建筑师以更高的要求，他的工作应当追求那些世代延续的潜在精神力量。建筑连接了各个世代，它象征着人类的第二生命，它是最忠实的镜子。如果说过去的城市肌理是对人类的内在结构和思想的清晰反映，那么建筑则宣告着逝去先知们的教导和各个朝代的信仰。因此，对于以石块呈现的生命和思想世界来说，反过来看“建造艺术”（baukunst）一词又似乎太小了。陶特所关注的最伟大的建筑物源自最崇高的思想：信仰、上帝、宗教。由此在他看来当年人们忽视了建筑这一奠基性观念，所以他倡导必须从独特的观点出发，慢慢挖掘并寻找新的秩序。陶特认为在田园城市运动中蕴含着一种新的理念，并且能够为发展和改进现有城市的规划提供富有成效的建议。这种新的城市模式将引导着人们不仅能在城市中生活得安全和健康，也能生活得快乐。为此陶特那一代人不受任何禁忌的束缚，满怀着希望地为此奋斗。在回望过去的城市之时，人们不得不无奈地说，当下的城市还没有找到坚定的立足点。但是另一方面，模仿旧有的国家意识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模式在今天只会沦为一种复制。在宪法的担保下，作为一个引导价值观的包容的概念，国家并不凌驾于人们之上，或独立于人们之外，而是存在于人们之中，应当是一个为所有公民利益服务的架构。必须有人将不同的建筑形式整合起来，使之不至于在城市的政治结构中迷失。显然，一场具有相同特征的伟大运动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一运动以最广泛、最有力的方式拥抱了所有人民群众。它隐藏着我们时代的渴望：向往光明，寻求一种看得见的华丽变身。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建造意志。“院外”感谢这一中译本的编辑和出版社授权，之后还将推送相关的翻译与讨论文章。Alpine Architektur Pl. 4｜Bruno TAUT｜1919时至今日，和历史城镇风貌中的一样，最崇高、伟大的理想都体现在宗教建筑之中。一直以来，我们都被神的居所吸引，因为它可以传达我们对人类和这个世界最深切的感受。为什么近代以来，没有一座伟大的教堂建成？或者至少在耶稣会兴起之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教堂被认真地设计？出于渴望创造的建筑能够团结共同体[1]中人们的憧憬和希望，申克尔浪漫主义的特征使得他提出了在柏林附近的兴建大教堂的方案。[2]不过，这一提案并没有得到支持。在当代的城市概念中，教堂已经消失了。虽然在规划中有标示出教堂，但它们的分布方式并没有使其在城市中占据有意义的位置。除此之外，关于上帝的观念也同教堂一起，在新的城市中消失了。这并不是说宗教生活已不再与人密切相关，而是其表现渠道已变得越来越小。日常的祈祷和礼拜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好像人们羞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好像精神性已经退回到个人安静的房间。教堂也遵循着同样的过程，随着精神上的引导委托给了传教士，教堂变得分散而支离破碎。虔诚的社区中分布着祷告所，小教堂散落在城市中——这都表明教堂的变化与普遍存在的腐朽有所关联。即使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如此爱标榜自己，也出现了挥霍的现象。历史悠久的大教堂仍充满了源于传统的宗教生活。然而，当今天对灵魂的关注依然遵循着类似的习俗之时，新的教堂却没有出现。似乎宗教信仰的力量已不再如前。没有了精修圣人[3]、斗士为之争取。那些曾推动伟大运动的东西似乎在今天被剥夺了教条，退却至个体体验的层面，并正在经历一个彻底转变的过程。但信仰肯定依然存在。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千百万人完全被物质主义所奴役，不知自己为何存在。某种形式的目的必须存在于每个人的胸中，这种意识将个人提升到高于日常琐事的高度，并且使他能够享受与同时代的人、他的国家、全人类、全世界的友谊。它在哪里？生命的深层意义是否也消逝了，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全人类中流动并等待着被复兴，等待着在宏伟的建筑中显形和具体化？没有宗教，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就没有艺术。我们是否应该随波逐流，浑浑噩噩，而不去为自己创造真正的生命之美？宗教的步伐很大，但缓慢。一步需要数千年。它的脚步已经朝着进步的方向迈出，正悬在半空中准备踏下。宗教什么时候会走出这一步？（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Tagesansicht”）[4]有一个词吸引着富人和穷人的共同关注，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共鸣，它预示了一种新形式：社会主义。它代表了对提高人类福祉的渴望，实现自我救赎从而救赎他人的渴望，天下大同的渴望，将全人类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渴望。这种意识存在于全人类心中——至少蛰伏其中。社会主义有着非政治、超政治的意义，它远离一切形式的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简单而平常的联系，它弥合了敌对阶级与敌对民族之间的任何鸿沟，使人类团结起来——如果有一种哲学能够冠上今天的城市，它即是这些思想的体现。如果建筑师不想变得无关紧要，如果他想知道他的人生目标，他就必须设计城市之冠。如果我们不知道滋养一切分支的伟大源流，那么把这个房子或者那栋建筑装扮得漂亮又有什么意义！正如本书开篇所写的，这方面知识的缺乏是今天建筑学被轻视的原因。但建筑师自己应对此负责。如果他们没有终极目标，如果他们不怀着希望和憧憬去想象自己的最高理想，那么他们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才华被浪费在经济斗争上，被浪费在微小的审美琐事上，或是对琐碎细节的过分强调上。在对过去的美化中，在对乡土艺术、功能、材料、比例、空间、平面、线条等折中化或者概念化的绞尽脑汁中，他们耗尽了自己。最终，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创造美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取之不尽的美的源泉。对过去建筑风格的研究对于设计者来说帮助不大，因为他们仍然专注于单一的形式，对照耀一切伟大事物之光视而不见。建筑师必须提醒自己，他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光荣、伟大，甚至神圣，并应试图挖掘出人类灵魂深处的宝藏。在完全忘我的状态下，他应该沉浸在人民之魂之中，赋予沉睡在全人类之中的思想以物质表现——至少把其当作一个目标——通过这样来发现自我，认识自己的崇高职业。正如曾经那样，一个祥瑞的、有形的理想应该重新出现，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一座伟大建筑的一部分。[1] 共同体（德语：Gemeinwesen），指因为共享共同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单位。[2] 陶特在此指的是位于柏林、由著名的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年）设计的解放战争国家纪念碑（Nationaldenkmal für die Befreiungskriege，建于1818-1826年），其原方案为一座哥特复兴式大教堂，而最后建成的只是一座类似教堂尖顶的纪念碑。[3] 精修圣人（德语：Bekenner，英语：Confessor）是基督教中圣人的一种头衔，最早是用来授予那些遭受迫害、折磨，但并没有受害致死的圣人。[4]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年），德国哲学家、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是实验心理学的先驱、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此处引用的是其1879年的著作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颜色终于可以在建筑中再次绽放，创造出今天只有少数人渴望的多彩的建筑。纯净而连续的色彩光谱将再次在我们的房屋中流淌，并将房屋从死亡般暗淡中拯救出来。对辉煌的热爱也将苏醒：建筑师不再回避光明。从新的角度，远离过去的偏见，他现在知道了如何赋予万物以新的形象。如果现在真的是社会主义在渴望光明，但它仍深藏于表面之下，我们是否有可能创造出潜在之物呢？答案就在大教堂里。在化身实体之前，这些伟大神殿的构想形成于建筑师的脑海中。今天骄傲地矗立在那儿的东西，曾经只是作为一个想法被提出，设计时对它的渴望依然深锁在人民灵魂中的一种不确定的、不清晰的憧憬之内。不过有人会说，大教堂是从卑微的开始和适度的尝试中逐渐发展的，是传统不断累积创造的结果，直至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横空出世。但我深信既然它是人类的作品，即使在最微小的开端中，这种理念或意向就已经存在。然而，最终的结果已经超越了常人的想象。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类似吴哥窟（图）这样巨大庙宇的建筑师的名字（地婆诃罗）被流传了下来[5]，但即使在今天，在印度民间故事中神奇的庙宇还是众神的作品。我们不是也有这样的起源吗？没有什么是无中生有的。有了故事的支撑，建筑才应运而生。没有故事，单纯的想法便不可能成为建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在现代试图创造一座纪念碑的尝试都注定无果而终，因为这种尝试没有建立在任何要事或者传统之上。这些建筑物都是建构在对过去作品的误解与表面化的模仿之上的。神殿中的宗教仪式，如献祭、弥撒，类似的一切对于曾经的伟大建筑物的创造来说必不可少。如果城市之冠蕴含在社会思想之中，我们就必须研究表现出当今思想的行为类型。今天大多数人想要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活动，以一种隐晦的形式表现了大众的渴望？让我们跟随人群，去到他们暂时远离物质追求、度过闲暇时光的地方。于是我来到了这些享乐的场所，从电影院到剧院，或是工人俱乐部和礼堂。人们被对政治的渴望或是对体验共同体的渴望所吸引，来到了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赋予许多建筑生命的原动力：娱乐和对共同体的渴望。这些本能已经被领导者发觉[6]，并且幸运地被加以完善。对娱乐的渴望让许多人走进剧院（据新闻报道，在布鲁塞尔这座有近600000居民的城市，每天剧院观众的数量大约是20000人）。这种渴望不应被解读为一种追求享乐的原始本能，相反，其中蕴藏着灵魂更高的需求，高于日常生存的需求。德国的剧场观众带着参加礼拜般的敬意进入剧院，表演者们则将他们视为格外感恩、虔诚的宾客。另一个引导民众参与团体活动的动力同样也具有高尚的内在特征。这种动力正是他们渴望通过共同体来自我教化，渴望作为人类的一员与同代人团结一心。显然，这些活动的背后是民众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造就了许多豪华的（柏林的人民剧场[7]）、美丽的（海牙的钻石工人工会[8]）建筑。然而，必须有人将不同的建筑形式整合起来，使之不至于在城市的政治结构中迷失。显然，一场具有相同特征的伟大运动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一运动以最广泛、最有力的方式拥抱了所有人民群众。它隐藏着我们时代的渴望：向往光明，寻求一种看得见的华丽变身。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建造意志。我们有了新城市的理念，但这是一座没有头的城市。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头、它的冠必须采用的形式。[5] 相传吴哥窟由12世纪的真腊国婆罗门主祭司地婆诃罗（Divakara）设计。[6] 此处为原书注释：“Es sei auf den neuerdings begründeten Volkshaus-Bund hingeweisen”（这里必须要提到最近创建的人民之家协会），其中的人民之家（Volkshaus）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俄罗斯，是供工人阶级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随后开始普遍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其作为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心，经常与工会和政党联系在一起。[7] 人民剧场（Volksbühne，建于1913-1914年），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的罗莎·卢森堡广场（Rosa-Luxemburg-Platz），由匈牙利犹太建筑师奥斯卡·考夫曼（Oskar Kaufmann，1873-1956年）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民剧场遭到严重破坏。1950-1954年，剧场得到重建。[8] 吴哥窟（Angkor Wat，始建于12世纪），位于柬埔寨西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群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融合了高棉寺庙建筑的两种基本元素：立体庙山的多层方坛和平地庙宇的回廊，其中心主塔高65米。此图由英国建筑历史学家、著名的印度建筑研究者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绘制，出版于1876年。[8] 陶特在此指的应该是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钻石工人工会（Algemene Nederlandse Diamantbewerkers Bond，建于1899-1900年），由著名的荷兰建筑师亨德里克·彼得鲁斯·贝尔拉赫（Hendrik Petrus Berlage,1856-1934年）设计，陶特将其所在地误写为海牙。百年之后，重新译读《城市之冠》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何在？在回应这一提问之前，我们应当先弄清楚为何这本著作长久以来会为人忽视，或者说大多数人为何只闻其名、略识其图。这并非因为文字上的“晦涩难懂”，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它的体例。严格地说，这本著作更像是一本文集，书的几部分出自四位作者之手。不同部分的主题几乎迥异，而经由陶特的编排，却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论述：开篇与结尾是陶特推崇的谢尔巴特所写的两篇散文诗《新的生命》《死寂的宫殿》；在推出自己的方案之前，陶特引用的40例“历史上的城市之冠”图片；主旨文章“城市之冠”揭示了历史之原型，批判了现实之危机，以文字和设计图纸的形式论述了一个以新的城市之冠为中心的“田园城市”方案，甚至还附上了建设“城市之冠的经济成本”；在随后的“构筑”这一章节，新闻工作者、政治人物埃里希·巴龙号召通过艺术与建筑去实现社会及精神层面的教化；而建筑批评家、艺术史学家阿道夫·贝恩的文章则批判了哥特时代以来艺术的“堕落”，并预言所谓“总体艺术”，将各种艺术整合于建筑之中的“建造艺术的重生”。陶特试图以这些跨领域作者的论述，从多个侧面支撑起“城市之冠”这一怀有建筑、社会、精神等多重理想的城市方案。也就是在这本著作之后，陶特逐渐摆脱了由“玻璃宫”这一创作留给人们他关注于材料、美学的印象，更多地转向了社会及精神层面。但是或许也正因为这一转向，让这位曾经被简单的定义为表现主义者的建筑师，逐渐退出了后世建筑学人的视野。▶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