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安德烈·布勒东与列昂·托洛茨基／译｜东遥／责编｜东遥
1937年1月，托洛茨基流亡至墨西哥，能够在此暂居，得益于共产主义艺术家、墨共成员迭戈·里维拉的帮助。次年，安德烈·布勒东来到他们居住的科约阿坎，两位艺术家受到托的鼓舞，在美国杂志《党派评论》上公开发表本篇宣言，号召建立革命作家与艺术家的国际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同斯大林政权及纳粹政权对文学、艺术的暴力掌控作斗争。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一年，即1938年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第四国际。实际上，早在五年前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而斯大林与他的“一国之内社会主义”地位牢固不破之时，托就曾宣布他不再忠于第三国际。
1933年因而标示出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双重节点：就其本人政治思想而言，流亡前期，托一直宣传苏联需要的是改革而非革命。他认为，尽管苏联被“官僚集团搞得走了样”，但它仍是工人国家。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国有制所决定的。这个立场损失掉了他的大半年轻信众。直至希特勒上台而工人国家无所作为，他才开始断言政治革命是对官僚专制独裁的唯一答复；另一方面，1933年，欧洲的进步势力将目光转向托洛茨基，在此政治影响力顶峰，他指出了筹措新国际的可能性。然而，五年之后，等待着托洛茨基的却是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的低潮期，美国似乎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能够掀起些许波澜的最后一个国家。刊登本篇宣言的《党派评论》就是当时“文学托洛茨基派”的大本营。
实际上，编辑部首次邀请托为他们撰稿时得到了下述回应：“我的印象是，《党派评论》的主编们有能力、有教养、有学识，然而我对他们却无话可说。他们寻找的主题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但同样也不可能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有这种情绪的团体获得成功，或给思想史留下任何痕迹。”1938年末，托洛茨基却亲自起草宣言——宣言是他与布勒东合写的，不过出于战略考虑，署上了里维拉的签名——寄望左翼知识分子与第四国际汇流，甚至成为第四国际的中坚力量。
自此视角，《宣言：向着一种自由的革命艺术》作为一份历史文献，其与革命时势极不相称的激昂言辞背后，真正照见的是第四国际的惨淡际遇与孤立无援。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作家与艺术家国际联盟从未成真，战争尘嚣很快就湮灭了创作自由的呼声。而关于第四国际，历史仍在作壁上观。本文译自赫索·奇普（Herschel B. Chipp）编译《现代艺术理论》（Theories of Modern Art）。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
托洛茨基、里维拉与布勒东在科约阿坎｜1938
宣言：向着一种自由的革命艺术｜1938
本文3500字以内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明从来没有遭受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汪达尔人，用他们那些野蛮，又相对来说无效的工具，在欧洲一角玷污了古典文化。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文明在它的历史宿命中联合到了一起，在配备了所有现代科技武器的反动势力的疾风中踉跄着前行。我们所想的绝不仅仅是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艺术和科学的地位也叫人绝对无法忍受。
只要它源自一个个体，只要它能使人发挥主观才能，去创造一些在客观上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的东西，任何哲学的、社会学的、科学的或是艺术的发现，似乎都是一个宝贵机遇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些或多或少具有无意识成分的表现形式，似乎都是必然的。无论是从一般知识（它们能够解释现存的世界），还是从革命性的知识（它能更好地改造世界，需要人们对支配着世界运动的规律作出精确的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些创造都不能被轻视。具体说来，我们不能对创造性活动发生所需的智识条件漠不关心，也不应该不向那些支配着智识创造的特殊法则致以全部敬意。
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使得智识创造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种愈发明显的堕落，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堕落，而且是“艺术性的”人格的堕落。希特勒政权——现在，凡是在作品中表露出一丁点对自由的同情的艺术家，都被它清除出了德国，不管这种表达有多么浅显——已经把那些仍然同意拿起钢笔或是画笔的人的地位贬为了政权所驯养的奴仆，这些人的任务只是依照指令，遵从最糟糕的美学传统来为政权歌功颂德。如果报道可信的话，苏联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在那里，“热月政变”正达到高潮。
不消说，我们并不认同时下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这句流行语和那些保守的、吓坏了的平庸者的气质正相契合，他们死守着那个旧日“民主”的破烂残余。真正的艺术，不会满足于玩弄现成品模型的各种变体，它会坚持表达它所处时代的人，乃至人类的内在需要——真正的艺术不能不是革命性的，它不能不渴望一种完整而彻底的社会重建。若是想要把智识创造从束缚它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若是想要全人类都能提升到在过去只有孤独的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 它就必须这样做。我们认识到，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为一种新的文化扫清道路。不过，如果我们拒绝与现在控制着苏联的官僚机构团结起来的话，那正是因为在我们的眼中，它所代表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最奸诈、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的极权政权，通过它在其他国家控制的那些所谓的“文化”组织来运作，在全世界散布了一种与各类精神价值均相抵牾的深沉暮色。那些以卑躬屈节为司职，以苟求报偿为惯习，以减轻罪责为乐趣的人们，都伪装成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浸淫在这污秽而血腥的暮色之中。斯大林主义的官方艺术反映出他们为了粉饰这些唯利是图的职业所作的努力——他们的嚣张程度在历史上无人能企及。
这种对于艺术原则可耻的否定，在艺术世界激起了极大的反感——这是连奴隶制国家也从不敢做出的否定——这种反感应该上升为一种激烈的、毫不妥协的谴责。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对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它能够使那些正在摧毁无产阶级渴望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权利，正在践踏每一种高贵的情感，甚至是践踏人的尊严的政权颜面扫地，乃至推翻那些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不畏惧艺术。它意识到，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的作用是由个体与对他怀有敌意的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决定的。只要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单是这个事实本身就会让他成为革命的天然盟友。精神分析所说的升华（sublimation）的过程，在这里开始发挥作用，它试图恢复整体的“自我（ego）”与它拒斥的那些外部因素之间被打破的平衡。这种修复对“自我理想（ideal of itself）”而言是有利的，它能够集结内部世界全部的力量，“自我（self）”的力量，与当下不堪忍受的现实作对抗——这些力量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它们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个人精神所感受到的对于解放的需求只要遵循它的自然进程，就会与一种原始需求合流：对人的解放的需求。
青年马克思所提出的有关作家之职能的见解是值得回溯的。“作家，”他声称，“当然要为了生活和写作去赚钱，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为了赚钱而去生活、写作。作家绝不能把他的作品视为一种手段。他的作品本身就是目的，在他自己和其他人眼中都绝不是一种手段，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就得牺牲自己的存在，以换取他的作品的存在……出版自由的首要条件就是，它不能是一项商业活动。”用这段论述来反对那些把和智识活动全然无关的目标当作指导，来严格管制智识活动的人；反对那些以所谓“国家的理由”为幌子，来规定艺术的主题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主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探索范围不受任何限制——艺术家有权声称，这些是他不可剥夺的财产。在艺术创作的领域，想象力必须摆脱一切约束，什么都不能成为束缚它的借口。无论今天还是明天，对于那些逼迫我们认同，艺术应该屈从于那些我们认定与艺术的本性大相径庭的纪律的人，都要断然拒绝，并且，我们重申，我们决意坚持这一准则：艺术的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承认，革命国家有权抵御资本主义的反攻，即使这种反攻打着科学或艺术的旗号。但是，这些被迫的、暂时的革命自卫举措和对智识创造发号施令的借口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想要更好地发展物质生产力，革命就必须建立一种由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但若要发展智创造，那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一种尊重个体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体制。没有权威，没有指示，没有任何来自上级的命令！学者和艺术家只有在一个摆脱了外界限制的友好合作基础之上，才可能放手去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些任务将在历史中造成最为深远的影响。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们捍卫思想自由，并不是要为政治冷漠作辩护，我们的愿望也绝不是复兴一种所谓的“纯”艺术——这样的艺术通常都服务于极其不单纯的反动目标。不，我们对于艺术的职责的期望太高了，不可能不让它对社会命运施加影响。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艺术的最高任务就是积极且有意识地参与到革命的准备工作中。但是，艺术家不能服务于这场为自由而开展的斗争，除非他主观地理解了这场斗争的社会内容，除非他在自己的精神中感受到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和戏剧性，并自由地去探索，将他的内心世界在艺术中呈现出来。
在这个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临终时期，艺术家看到他的生存权利以及继续工作的权利正遭受着威胁。他看到所有的交流渠道都被资本主义瓦解的残骸所阻塞了。很自然地，他向斯大林的组织求助，因为这些组织给了他脱离孤立的可能。但是，如果不想完全丧失良知的话，他就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无法传递自己的信息，因为这些组织要求他自贬身份，显露奴态，来换取某些物质利益。他必须明白，他的归宿在别处，他的归宿不在那些背叛了革命事业、背叛了人类的群体之中，而在那些见证了这场革命的忠贞之士当中，在那些能凭着这种坚定不移的忠诚而独自使革命结出硕果的人当中——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诸种人类精神的终极自由表达。
我们做出这样的呼吁，是为了找到一个能够团结所有革命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基础，以便他们的艺术能更好地为革命服务，更好地抵抗那些革命的篡位者，捍卫艺术自身的自由。我们相信，哪怕是最不一致的美学、哲学和政治的倾向，也能在此找到一个共同基础。只要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毫不妥协地抵制以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他的走狗加西亚·奥利弗（Garcia Oliver）为代表的反动的巡警精神，那么，我们两方就能够在此携手前行。
我们很清楚，今天有成千上万孤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正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声音被训练有素的骗子合唱队的高歌所淹没了。几百家小型地方杂志正尝试着聚集新生力量，他们所渴求的是新的路径，而不是补助金。艺术中的每一种进步趋势都被法西斯主义当成是“堕落”的，并予以摧毁。而每一种自由的创造又都被斯大林主义者们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独立的革命艺术现在必须集中力量，与反动迫害做斗争。它必须高声宣布它存在的权利。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正是独立革命艺术国际联盟的目标，我们认为，联盟现在就必须要成立。
我们绝不会固守在本篇宣言中所提出的想法，我们自己只把它们当作朝新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们敦促每一位认识到了这一呼吁的必要性的朋友和艺术的捍卫者立刻站出来发声。我们也向所有已准备好参与国际联盟创建，准备好对联盟的任务和行动方法加以考量的左翼出版物发出同样的呼吁。
在通过出版社和书信往来建立起初步的国际联系之后，我们将着手组织小规模的地方及国家代表大会。最后一步则是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这将正式标志着国际联盟的成立。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彻底解放！
现实主义宣言｜瑙姆·加博、安托万·佩夫斯纳｜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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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Theories of Modern Art｜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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