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与堕落艺术展｜《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片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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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3 20:20
浙江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
《书信与日记》一书摘录自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一位对现代艺术“具有源起性作用”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1888.9.4－1943.4.13）大半生的书信与日记，其中包含被惠特福德称为“最令人始终陶醉”的有关包豪斯的文献。此书的问世，无论是它的初版还是译介，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是要质疑一体化的世界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植入的同一性的幻象。在书中，一方面，施莱默作为被极权的和资本的同一性压抑的艺术家个体，以他持续的否定辩证从他曾经“被”从属的各种集体中爆破出来；另一方面，包豪斯以自身从不停歇的内在矛盾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爆破出来；此外，书信与日记的这种片断式的“对必要之物的记录在案”又把“包豪斯”从连贯均质的历史叙事中爆破出来。施莱默不仅仅如许多援引者默认的扮演包豪斯内部矛盾和差异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也是包豪斯内部冲突和异见的重要制造者和批注者。包豪斯的矛盾张力内在于他，他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写作重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施莱默无意之中让自己笔端的历史碎片具有了当代性。此书的中译本27万字和新增插图百余张已于2018年底出版。院外依主题抽取片断结成6个片断集，作为全书之貌的6张草图。本次整合推送的是其中的“德国、纳粹与堕落艺术展”。▼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Oskar Schlemmer在浩瀚的包豪斯档案中，德国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和日记堪称最富于启发性、最能激发人想象力的文献材料之一。施莱默从一九二〇年起作为形式大师在包豪斯执教，直至一九二九年辞职，这本书正是其知名的著作，被誉为“唯一一份关于包豪斯的审慎、忠诚而又持续的观察记录”。本书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三年那段世界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的生命历程，其中包含他对同时代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先锋派运动的观察与思考，更是完整勾勒出包豪斯运动在其黄金年代的思想与实践。本书的中译版在原版基础上增补插图百余幅，以呈现施莱默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手稿。德国、纳粹与堕落艺术展｜《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片断集我们首要的共识之一就是对俄国人的推崇。当法国人不常见地表现出友善时，他们接近德国人的特质；而当德国人超越他们自己时，他们几乎达到俄国人的特质。正搬进一个工作室，它会带给我平静、安宁和恰当的氛围。我曾被派到柏林去参加一个军官培训的课程，在那里我目睹了革命的爆发。作为一名军官我本来能够每周写信的，因为可以免除日常杂役。可现在我彻底解脱了，如此出乎意料——我们被解散了。我又成了一名学生。革命的浪潮急剧高涨，尤其在斯图加特。我来到这里，处在事件的漩涡中，它让我不时地调整方向，哪怕很轻微的调整也要费些时日。而且说实话我仍没调整好——发生了太多不愉快的事。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机构的惯例，现在他们的左翼又开始组织起来——中产阶级则纷纷试图抵制他们的巨大冲击。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脏字眼——如今我们有了“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它缺少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票选和席位。所有先前未被组织的东西现在都在被组织。比如高等学校，包括各类学院还有它们的学生。我是一名脑力工作者委员会的学生代表！高等学校组建后秘密挑选了他们各自的领导者进入委员会，然后我就被选进去了。这场运动造成信任匮乏，所以人们要求委员会代表必须是学生。
目前我只好接受，希望回头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代表。因为迫在眉睫的是学院改革——我不能接受一个中庸的方案，而领导们永远不会让我推行我那极端的方案。我拿不定主意。如果我们尝试描绘德国人特殊的天性和他们特殊的价值，然后得出结论说，“冷漠”是他们最基本的特质，那可能是对的。重要的问题是：这是否暗示了——如同一个法国人曾经说的——“成熟之前的腐烂”？还是说，独有的特质预示了伟大的未来？战争表现了一种想要打破冷漠之咒符的企图，革命则是另一个此类的企图，可它的失败恰恰证明冷漠的力量有多强大。战时我志愿参军，同样地，我也准备加入革命的行列。至于学院的问题，我同样准备承认现状，然后制订一个改革方案；一面调和，一面反抗。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独立自由，个体的自由。
在这里，人和事的极度混乱简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完全是妥协的产物，埋下让自身毁灭的种子，一直在颇为绝望地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就像新德意志所有其他沿用旧原则继续存在下去的机构一样，学院和艺校已经开始问题重重。在过去，它要维护皇室家族的声誉，并或多或少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以此维持自身的存在；如今情况变了，学院也同样应该改变它的角色。早在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中日益增强的个体化趋势就培育了一种需求，希望终结学院。这一需求以艺术为由，是由坚决致力于推进艺术的人提出，而不是由功利主义者提出，尽管后者也号称反对学院。一份学生请愿书已递到文化部长那里，希望能够让赫尔策尔继续留任。与此同时另一份请愿书递交到教授们那里，连同学生支持赫尔策尔的声明和对改革的建议（比如，学生应该在教师委员会中占一个席位和一份投票权）。在慕尼黑，学生的立场更加激进，要求教授必须由学生选出，只雇用有限的年数，然后重新选举。这里的情形是：教授们结成团伙反对赫尔策尔，许多人乐于见他走人。教授的宠物们（学生）已经出台了一个反请愿书，反对课程现代化（即反对赫尔策尔风格）。文化部长仍然受到旧式政体里的文化官员的影响，为教授中的大多数代言，因而也在为学生中的大多数代言。目前为了支持赫尔策尔的学生们提交请愿书，他以前的学生连同研讨班教师和艺评人联名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部长试图把这件事往后拖，好让一个更稳定持久的政府来决定美术学院的存亡（在柏林，他们希望它解散）。……俄国的消息终于到了。据说表现主义席卷莫斯科。康定斯基和现代主义者们用色彩涂洒所有角落，把空白的墙面和房屋的侧面当作表皮，在上面画现代画。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人造春天的景象，硕大无比的向日葵，各色杂陈的花圃，银色的树。沙皇俄国的堕落艺术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饶勒斯、罗伯斯庇尔代替。俄国，欧洲的青春期。德国革命是对俄国的苍白模仿，俄国革命西渐的进程正在被刚刚苏醒的西方帝国主义阻挠。我们该庆幸，毕竟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民主。难得目前德国局势不那么紧张。西方原则和东方原则发生冲突，而德国不在其中。不过也许还不能乐观估计目前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和平才能国泰民安。让·保罗说，“德国人既非反叛者，也非奴隶。他们不拥有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仍在等待，等待去发现自身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关于俄国人的与此相当的话。我现在觉得让·保罗一定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等绝望的信念说出那句话的。今天看来，处于“之间”［in-between］的（地理）位置似乎是一种可怕的不幸，理性和需求指向西方，天分和希望指向东方。如今新的构架将建立在妥协上，毫无慰藉可言。不过这样也就称不上一座新的大厦了，只不过是被毁掉一半的旧楼，尽其可能地修修补补，拼凑起来。甚至于，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只要求国家能给大家带来和平和秩序，简单说就是，提供那些让老德国仍然受人尊敬的东西。这种要求，这种自私让我震惊，因为这样一来，革命这一巨大的事实肯定会慢慢自行消耗，最后甚至可能与人民的意愿相反。这个世界必须倾吐它所积累的一切恶，吐完之前，没人有权力要求和平与秩序。
这封信本该昨天写的，好赶在最新的邮资疯涨前投递出去。可我们如此快速地被十亿的数量级刷新，以致区区千万马克似乎成了零头。关于德国这一波反弹你怎么看？他们强烈抵制艺术中的任何抽象，甚至戏剧中的任何抽象。出于抵制我在耶拿的展出，媒体上对展出只字不提。我在埃尔富特的一个展出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得不取消。在剧院里，带有背景图板的老式表演（人道式的表演）回潮了。我在今天的德国几乎看不到任何值得肯定的积极事物；法国人至少聪明，俄国人诚实，美国人大胆，而德国这里，某些东西正在酝酿中，我不知道会不会爆发内战或者侵略战争。您也许有兴趣知道，上周，我在魏玛的壁画和浮雕不是被移除就是被刷掉了，而您曾经那么支持这些作品。楼管告知我这个消息，他想把一些较轻的雕塑转移到安全地点，他在信中写道，“一切都被白色覆盖，我们很多人深感惋惜。可谁能阻挡历史的行进呢？”我还不清楚到底谁最先开始了这一进程，是出生在瑙姆堡的主管舒尔茨[注1]，还是文化部捉摸不定的弗里克[注2]？不管怎样，我的这些作品已经扛住了五年的历史进程和风暴。[注1] 应指纳粹德国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建筑师和种族主义理论家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Schultze-Naumburg，1869-1949］，舒尔茨早于一九二五年就发起过对包豪斯和现代建筑的抨击，他在纳粹反对现代主义的系列举措中，将精神病人的作品与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对照，以此来证明现代艺术的“堕落”。此后，一种以诋毁和谴责为目的的比较研究方法成为纳粹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中译注）[注2] 应指一九二九年被图林根政府推举为德国国会议员的纳粹党成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正是他鼓励政府开除格罗皮乌斯以及在魏玛包豪斯学校任教的二十几位老师。弗里克上任后不久任命了舒尔茨，以取代格罗皮乌斯在官方建筑界的地位。（中译注）为了包豪斯在魏玛的首个重要展出，我决定让凡·德·维尔德设计的作坊大楼，连同墙壁、壁龛、楼梯和走廊，都能为壁画和浮雕提供最合适的展示环境。…………知名评论家赞赏这一系列创作是整个展出中最为积极的部分，丝毫没有表现主义式的过度。而事实上，激进的包豪斯年轻成员们责怪我的作品带有“古典”倾向，责怪我带有伦理色彩的方法，以及那些“我画在墙上的骑士和英雄！”它们存在了七年之久，除了一小部分随着巴特宁教授（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新建的房屋搬迁，其余原封未动。接着，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及其同僚彻底毁了它们。即使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声称我的作品完全不合他的口味，认为它们是“缺乏艺术价值的习作”，所以，“依据现状，它们完全有理由被移除”，我仍然认为不通知创作者就毁掉它们是很野蛮的行径。如今已有指令，撤除魏玛其他地方的博物馆里的所有现代艺术品收藏，走向疯狂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可辨。这场文化抵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而是纯艺术的致力于美学探索的作品。仅仅因为它们新颖、原创、与众不同，就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魏玛博物馆此番净化行动已经影响到那些深具德国精神并且无限忠诚的艺术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绝不会对他们有此种责难。这种行动要是一味扩散开来，自发的艺术创造，亦即艺术自由的古老传统将被摧毁，艺术家们在思考和表现上的纯真状态将被洗劫。巨大的危险。我们无法用十九世纪的杰作来替代今日艺术家的工作。就好比斯卡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或是申克尔［Schinkel］，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也被误解，因为他们是改革者，未来的使者。为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会议大厅装饰设计竞赛提交的方案｜1934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能否想象德国的局势：无论如何都远不令人满意；何止差强人意，简直乌烟瘴气，异常险恶。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情绪与通货膨胀时期很像。布雷斯劳由于有政治上的冲突可能还更严峻些。小规模冲突和政治警报是日常秩序（也是日常骚乱）。你大概已经读到相关报道了，在魏玛，一件艺术丑闻正愈演愈烈：弗里克，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成员，已经下令要把所有现代艺术作品移除或者封存。而舒尔茨-瑙姆堡，也就是巴特宁的继任，已经把我一九二三年的绘画和浮雕作品全都刷掉了。纳粹接管后我们必须撤退到波希米亚森林去吗？还是继续前进，迎接下一场战争？我们在为一月十五号柏林学院的示威游行做准备；五个普鲁士学院将尽力证明自身的实力，以及一旦获准继续存在他们会有哪些成就。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五所学院本应该尽量避免竞争，应该联合起来；要展示出所有的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我可能不久要去趟柏林，很久没去那里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三日｜致维利·鲍迈斯特｜布雷斯劳关闭布雷斯劳学院是今年圣诞节的一个典型征兆。悲伤的时代！我们只知道关闭是在紧急法案下实施的。我们仍在等着实际的操作程序，合同要不要继续，教员是否会被送往别处，相关细节尚未明确。在通常的印象中，所有这些绝不是结束的迹象；一定会有更多的法令；而且，在这样的时代，即使看起来可靠的合同也面临危险。不过商业艺术与手工艺学校纳入了贸易部的管辖范围，暂且安全。可又能安全多久呢？贸易部和文化部还没达成一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管辖权冲突！你在法兰克福情况怎样？有人从埃森听说伯哈兹已经被解雇了，福克旺的学校也要关闭。莫尔向我暗示我会被调往柏林，事实上他当然有权承诺此事。对此我毫不介意，不过目前还难以置信。因为许多合同仍处在有效期，我本来认为首先应该考虑他们。等着瞧吧，新年前应该会有更多消息。德累斯顿：比纳特女士用远低于开价的金额拿走了一件作品。我不得不接受，因为她是真心诚意喜欢这幅画。我还在和资助协会争执，因为他们只肯出七五十马克来买《过客》，这可能是我最好的画了！我为自身的利益争辩，提议说他们要是出这个价格只能拿到一幅小些的画。可现在，就算这个数字都不确定了。标准和人类的正直都怎么了？你想知道我们过得如何吗？好吧，实际上，学校四月一号就要关闭了。我们仍未得到更确切的消息，显然柏林那边的人也没得到确切消息。我猜争取让我去柏林的那所艺术学院正在经历很大的动静。那里的布鲁诺·保罗[注]已经注意我很久了。而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去柏林。我们这么看：不论事情怎样发展，我们都要在四月一日前放弃这个甜蜜的小三居室。孩子们要被送到海尔斯堡的瓦姆布隆一所寄宿学校，那里又好又便宜。图特将四处旅行，也许会去达尔马提亚，因为华德福学校一位老师的妻子很快要搬走。我要暂时住工作室里，住到十月份，除非在那之前能去柏林。只有当一切安定下来，我们才会在伦多夫区附近租间公寓。因为如今比起住在远离一切的乡村，在大城市里生活尚会便宜点，好过点。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因为孩子们需要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哪里受教育呢？我们又如何负担得起呢？无论身处何方，总是需要钱的。可谁又能预料，这个春天政治上会有什么新发展。纳粹会上台吗？这样的话，就全要贴上“布尔什维克东部的犹太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标签了⋯⋯包豪斯也将面临永久的消亡。纳粹甚至想“把它撕得粉碎”！舍珀夫妇竟还没做出一丝回应，让我惊讶。我从最后一期包豪斯简报上得知，克利要永远离开包豪斯了，是吗？[注]布鲁诺·保罗［Bruno Paul，1874-1968］是德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先驱，建筑师、插图画家、德国分离派成员、创立德意志制造联盟的十二位艺术家之一。他于一九二四年在柏林创办的联合艺术学校，是一个涵盖艺术创作所有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连贯教育计划，就课程量和学生数量而言，这个学校远超过包豪斯，在他名下或在学校名下的学生包括密斯·凡·德·罗和阿道夫·迈耶。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他被迫辞职。（中译注）在柏林的剧场演说是三月七号，还有一场相关的展出。我要去一周，并且小心地做点调研，希望能干预到政府的秘密工作。除此之外，去博物馆，看展出，会会朋友。也会去德绍做短暂的拜访，那里周日要选出一个新主席。安哈尔特的纳粹们不仅想要解散包豪斯，甚至还想把它撕得粉碎。包豪斯已经变得越来越顺从，旁人几乎很难辨认了。这是一个历史误会：旺盛青春期（魏玛）的罪过让无辜的晚年（就像现在的德绍）来承担。福克旺博物馆有喷泉雕塑的门厅及施莱默的壁画｜1930年代政治争端愈演愈烈，令人非常失望，只能暂时冰冻起情感。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温暖地，甚至带着激情去维护这些情感。德意志人为什么非要在他们的民族性问题上这么强迫呢，以至于如此扭曲，而别的国家（英国、瑞士、美国）则把这类事情视为当然。这么说好了：民族性绝不是让人兴奋的东西；一个人拥有它，或者应该拥有它，都是理所当然，既然他是德国人而且生来如此。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祖国，周围都是同胞，必然如同他们那般去思考和感知，流淌在血液中的理想也必定是共同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重点放在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民族主义失控会多么可怕。以此名义造的孽已经超过善行。然而民族主义潮流似乎正在席卷全球，邻国们正在巩固防御，而不是去实现打破藩篱的美好愿景。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即使最虔诚的人都不能安居乐业”。眼下，善良诚信的人都在转离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对我们的文化生活造成可怕的威胁。我们或许能够自我安慰说，希特勒也许不是德意志思想最后的继承人，而且人也不可能只是回顾过去的艺术与文化。要是他们把焦点聚集在腓特烈大帝时期，他们就不可避免会想到伏尔泰、华托一类的人。此刻人们最关心的是：纳粹会不会加入政府？要是他们加入——很可能会，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无数人在等待政府职位并且拒绝再等下去）——接下去中央就会阻止他们，“控制他们”，于是产生分裂。如若他们不加入，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这会更有助于推进独裁，夺取政权，就像俄国共产主义，在最后冲刺前扫清一切。目前还在洗牌。看来如今现代主义将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了。等着瞧吧，首先会从包豪斯下手。可我也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者的完全保守只会激发某种革新的现代主义，要么产生在纳粹阵营里，要么产生在与它对立的阵营里，因为希特勒的十四万追随者不可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很惊异地得知，现存的青年组织数量和种类如此之多，大部分都代表各种少数派，其中的细微差别一路延展到共产主义。既然个人无法改变命定的方向，他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宿命。也许我的宿命之悲剧不久将降临，谁知道呢。因为德国纳粹政府的数目还在增加，他们会显示大势所趋。通过他们的战果我们将了解他们。接下来的几天看看巴本[注]能否挺住。人们当然需要一个强人，行事果断，这也是他们投票给希特勒的原因：“形势必须改变！”[注]应指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中译注）
我们为自己辩护时所写的话，不过是给敌人一条绞死自己的绳索；比如它会成为根据我们的话语而不是作品来评价我们的借口。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写。在这样一个疯狂的反艺术的年代，持续的、无止境的增加油画数量非常愚蠢，并且，时代的使命要求我们参与更紧迫的事务。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画。在现今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艺术准则方面的持续危机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不同的独特的新颖的东西都会涉嫌带有非德国的“东方的”政治色彩。然而这里是艺术领域，在这里，现实政治没有任何意义。你最近还好吗？大事件接踵而至。你的城市里谁接管了政府，什么样的人？这或许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吧。关于挂画的事，我做了，但又被拿了下来。就在斯图加特艺术协会里。接着就被放入两间密室，只允许政治清白的内部人员接近。包狄辛伯爵［Gount Baudissin］，一位长期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立刻写信给希特勒，但信里写的尽是些原则问题，他不会为了我的利益搭上他自己。在我的画拿去艺术协会之前，斯图加特的瓦伦丁就想过就把它们展出在他的画廊。他现在仍想这么做。我在犹豫，是“关门大吉等通知”（杜塞尔多夫也有威胁，那是我原计划在斯图加特展出后的第二站，现在只能取消），还是挺身而战。此刻，空气里弥漫着不安，选择后者似乎非常冒险，虽然肯定能迫使一个有关未来政策和原则的决定出台。豪弗告诉我纳粹中显然也有些正派人，但掌权派却是由心胸狭隘的人组成，毫无包容心。除了谣言这里什么都还没发生。可能要拖延一段时间才有定论。糟糕的时代来临了，我们该何去何从？只能周日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培养艺术吗？还是找一份实用的第二职业？可又能找什么呢？昨天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形容豪弗、E．R.维斯、C.克莱恩、吉斯、瑞格尔、沃夫谢尔德、施莱默为“破坏性的马克思—犹太主义者”“抵制这些老师！”我向纳粹地方组长投诉，他记录下我的声明，珀尔齐希也向国家专员提出抗议。这是目前我所知的全部情况。我们大概最终都会被解雇，只是不知道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接下来去哪里，怎么办，都取决于此。弗莱希特海姆画廊已经取下了我的全部画作。它们被堆放在一堵墙边，只给认为可信赖的人看，而且这些人都要先在一本访客留言本上签名才能看。今天报纸的报道证实了我听说的：在这里，豪弗和沙尔夫已被解雇；在杜塞尔多夫，克利（！）和莫尔（没有给出原因）也被解雇了。“估计还会解雇更多。”我该牢牢记住这句话。这股离经叛道的狂潮似乎正在蔓延，德绍、曼海姆，现在到了德累斯顿。博物馆正在建立“艺术的恐怖密室”。还没有人准备好抗议。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日｜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抗议信｜柏林听到来自德意志许多城市的消息，我极为震惊。在包括德绍、曼海姆，还有德累斯顿在内的这些城市里，博物馆的现代艺术藏品将被投入“艺术的恐怖密室”，每张画作都要贴上支付的金额，让公众嘲笑或感到愤怒[注]。我不揣冒昧，急切恳请您停止这样的做法。请允许我带您回顾一下战前的日子：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间，那些重视艺术的国家，像德国、俄国和法国，都在经历艺术观念自发的变革。从这些变革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与俄国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在那一时期，发霉的艺术密室突然敞开门窗，艺术家们都陷入了对某种他们感到正在诞生的新精神的狂热中。正是带着这份狂喜的情绪，我们年轻的学生们被战争震惊了。我们满怀真诚和热忱，为高贵的事业战斗，为艺术的理想战斗！现在，以我倒下的战友之名，我抗议诽谤他们志向和作品的行为。这些作品是历经奋斗进入博物馆的，现在却被亵渎。那莫须有的罪名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战后的幸存者们，现在都四十有余，用战前的精神继续着他们被中断的工作，大多数人对他们身边的政治事件并不留意，也不感兴趣。然而这些日子以来，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现代艺术家，正接二连三遭到诽谤！他们被贴上“外国人”“非德国人”“拙劣的”“做作的”等标签，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全失当的。艺术家根本上是非政治的，而且必须如此，因为他们的王国并不在此世。他们总是关心人性，效忠全人类的存在。[注]纳粹在很多污蔑现代主义艺术的展出中，都会在作品下方贴上被美术馆收藏时的价格，以激起民愤，很多价格的数字显得异常触目惊心，可实际上离谱的价格多数是由于战后德国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导致，比如施莱默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四日给图特的信中提到连一件衬衫也要售价两千四百万马克，然而纳粹为了夸大效果，从不在标签上注明这一背景。（中译注）好吧，哈雷也一败涂地。马克斯夫妇、弗里德兰德夫妇，还有奥特夫妇等人都给我捎来卡片。马克斯在卡片上写着：“一周内离开哈雷，永不回来。”彻底结束了！柏林包豪斯正在遭受其他方式的打压，德绍不再给他们分发薪水，七月一号之前必须归还借走的家具。据说，整件事情是由某场“误会”导致，可是经过这么久才得以澄清，久到学生们几乎走光了。我们刚跟瓦西里•康定斯基碰过面，他受到的直接影响即便比其他人都小一些，仍不能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我听说包豪斯要永远关闭了，全结束了！我被“暂时隔离”，到秋天才能拿到工资。这段时间里，我要再仔细想想所有这些事。眼下他们还在调查我的关系：祖上、党派、犹太人、马克思、包豪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埃森市福克旺博物馆馆长｜柏林您建议卖掉我的壁画，这着实让我感觉荒诞。我不能总是跟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想必您也一样。要是您被逼迫着移除或是出售这些壁画，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在重压下屈服于文化暴行才是情有可原的，但绝不能出于自愿。尽管我们每一天每一周都在构想新的计划，但总会不可避免地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靠什么活着？施密特纳[注1]调任到柏林，必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斯图加特，整件事情都至关重要。他的演讲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莫大敌意，为此他还展示了所能找到的最不讨人喜欢的照片；可另一方面，他的人字形屋顶上还缀着朵朵可爱的小花之类的东西⋯⋯好吧，他是新人也是后起之秀，所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方向了：对比德迈式样的狂热崇拜。换言之，极端保守的品位。然而这恰好与纳粹学生的愿望相反，他们最近筹划着在校园里举行一场热闹的集会，打算统一战线来反对比德迈式样和保守品位。国家美术馆的临时馆长沙尔特博士（会当多久呢？现在他还在整修皇太子宫）也表明了和施密特纳相同的意思。因为看到最早期的德国北部装饰和现代装饰形式的直接关联，他就相当片面地给北方日尔曼艺术分派了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他同样片面地对带有狂喜色彩的浮士德式样心醉神迷，认为这才是真正德国的、民族的，还用来和罗马古典风格对比，并且说罗马古典风格是“被外来影响所倾覆”的。诺尔迪、巴拉赫、马尔克和费宁格都是他列举的人。然而这真的是一个能否回到表现主义的问题吗？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有后来者，包括我们！然而，沙尔特又平静地声称，战后艺术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他就这么自相矛盾，但也比另一个（施密特纳）要好。无论纳粹集会还是沙尔特的演讲，都是观者云集，掌声雷动。纳粹学生筹划的展览直到今日才被允许在莫勒画廊开展。学生们还想做一个媚俗艺术展，以及一个为不满者提供发泄渠道的展，比如“噪声展”［rauschebärte］和“文化联盟者”展［Kulturbund members］。这不太可能发生。可又有报道称，这个决定与舒尔茨-瑙姆堡-施密特纳[注2]的意愿相符。我仍拥有自己的画室，最迟大概能用到十月。可我不能创作了，也不试图创作，至少暂时这样。一切都变得很没有意义。不过我仍会坚守立场，“自始至终”守卫必须守卫的东西。[注1]应指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保罗·施密特纳（Paul Schmitthenner，1884-1972），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之一。（中译注）
[注2]施莱默在这里有意将舒尔茨-瑙姆堡的名字和施密特纳连在一起［Schultze-Naumburg-Schmitthenner］，暗示他们不仅都叫保罗，都是建筑师，而且艺术与政治观念也属一丘之貉。（中译注）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二日｜致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注]｜柏林尽管知道您大概被信件包围着，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写信给您，反对您在《新国家与知识分子》一书中的一些东西，并为美术之事做出辩护。您强调自己是一位致力于外来文学的作家，并且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状况。不过显然文化生活的这一方面已经被迅速处理掉了：文学院是首先被整顿的地方。起草的黑名单获得相当一致的同意，高潮则是官方的焚书行动。尚未出台有关音乐方面的政策，不过文化局再三声明即将公布一份通告。对一些较著名的音乐家的政策很明朗，可是对那些代表新的前卫音乐趋势的人，他们的态度仍不明确，对造型艺术的态度更是模糊。这怎么解释？我不想指出纳粹对艺术的态度多么惊人的不一致，这在阿道夫·希特勒于纽伦堡的演说，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的声明，还有沙尔特博士的演讲中都看得出来。事实上，关于造型艺术的对峙还不成定论：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一切新式的、新进的、无畏的、革命的事物中去。可是年近六旬的您，在您书中第二十页上写道，不再能理解这样的青年人！要是您书中写的这种革命青年今天真的存在该有多好！可是在我们造型艺术的领域中，状况复杂得可怕。如今，六十岁的一代有发言权了。然而他们属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不属于一九一四年，他们在庆祝的是另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在战前庆祝过一次，在战争中庆祝过一次，现在再来庆祝一次！但那些在战前来不及长大、来不及找到认同的人，此刻正在传递着未来艺术的薪火，这些人却遭受着迫害。他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战后他们又发现自己被推入一个需要他们完全负责的世界！除了延续已经倒下的战友的遗产（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我们还做过别的什么吗？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狂热的表现主义风格是一种战前的预兆，现在必须被一种新的征兆替代，一种指向秩序、严密、基本原则的艺术风格。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能够有所贡献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毁灭主义这些概念很生疏，实际上，他们对任何与现实政治和政治术语相关的事务都很生疏。可另一方面，我敢打赌，您说不出任何一位公认有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名字。至于我，我看到的唯有盲目的迫害，疯狂毁灭画作，恐怖密室。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被迫害的艺术家，一点影子也没有。好吧，或许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然而既有的情形看上去不容乐观。名副其实的知名艺术家们，还有即将被认同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遭遇解雇，或是被免去政府职位。他们并不是被勇敢的改革者取代，相反，媚俗艺术的大力传播者正在复苏。就像老福贝尔，据报道，他计划收集游记风格的作品来让纽伦堡不朽，未来的国家博物馆可能会被这样的东西塞满！我们青年一代的教育尚处在危急中，而比德迈式样的新客观主义的拥护者却收获赞许，他们凭借僵硬的形式主义，还有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极度无力的模仿，声称为新纪元代言。此刻，我们正欣赏着陈腐的自然主义的胜利景象（自然主义确实有时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就）。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看不见理想主义的热忱，看不见对鲁莽的克服，或是真正的浪漫主义，毕竟对于造型艺术才是极为重要的。说它重要，是因为我们正需要艺术去表现非理性、无意识的直觉，以及生活中形而上学的方面——在这一领域，理智主义和文学性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可是它们马上就要成功入侵了。因为“作为宣传的艺术”危及艺术真正的目标和纯洁性，而德国人，极易走向过度深刻的德国人，应该为培育某种视觉感知和对世界的理解做出他们特殊的贡献。在我们的领域，已经再次开始讨论艺术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奠基性的问题了。然而我能发现的回应只有衰退、僵化、蒙昧主义。尊敬的博士先生，这些坦率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您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都沉重地关注着这个国家的艺术之未来。他们理想主义的愿景因理智的疑问而遍布乌云，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看着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意；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是否也该逃离到所谓“沐浴胜地”，已经有许多移民知识分子在享受那里的温暖气候，享受着不那么反艺术的氛围。难道我们只能任凭这种老威廉时期的祸根复发吗？难道让博物馆和学院里那些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艺术在历史面前只能羞愧地遮住自己的面孔？难道真正代表这个民族的艺术却要在阁楼和隐士小屋中悲惨度日，重新经历一遍那些早期的艺术同胞经历过的命运？难道说，这就是艺术家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调试？这能为艺术家在诉诸更高一级的审判时赢得尊严与荣耀吗？[注]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杰出的表现主义文学家、诗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曾于纳粹上台初期出版了《新国家与知识分子》和《艺术与政权》表示支持法西斯政权，不久发现自己判断有误，对纳粹统治流露出不满与厌恶，一九三八年纳粹政权开始批判本恩，查禁了他的全部作品。一九三七年与一九三八年间，流亡莫斯科的德国文学杂志《发言》针对“本恩现象”发表的批评文章，引发了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著名的“表现主义论争”。（中译注）为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会议大厅装饰设计竞赛提交的方案｜1934“艺术服务社会！”——没错，就最终的和崇高的意义而言确实如此。但它并非字面上的服务；否则艺术就进入了被担保的奴役状态。如果剥夺艺术自身的自由，它必死无疑。如果剥夺了它游戏的欢乐，编织故事的欢乐，自由发明和造型的欢乐，它就会呆头呆脑，全无生机。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问一句，是否您也已经将我那幅《罗马家族》放入储藏室了？如果是，那是否因为您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那些原则性的理由？我不知道目前福克旺博物馆的情况如何，博物馆创建者奥斯陶斯[注]的意愿，他对画作的选择，他的德意志理想和对艺术的强烈信念，连同他的勇气和胆量，这其中的正义是否得到声张？[1]卡尔·恩斯特·奥斯陶斯[Karl Ernst Osthaus, 1874—1921]是德国先锋派艺术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一九〇二年在德国哈根创建福克旺博物馆（福克旺[Fólkvangr]一词取自北欧神话，意为战死者死后生命的牧场），在凡·德·维尔德的引导下开始收藏欧洲现代主义绘画作品，最早实现了现代主义艺术藏品对公众的开放，奥斯陶斯主持下的福克旺博物馆曾经赞助最早期的表现主义绘画展和非德国的现代主义画展。奥斯陶斯去世之后，哈根市福克旺博物馆的全部藏品被邻近的埃森市收购，遂建成埃森市福克旺博物馆，施莱默的重要作品曾被这个博物馆收藏，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间受委托为该馆创作系列壁画。（中译注）德国的艺术世界一片骚乱。那边希特勒闹他的，这边我继续画我的！如今你发现在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人反对你，而异邦却在向你招手。可哪里适合我呢？在柏林：马克斯，那个构成派画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巴拉赫也差不多。迪克斯在伦克的赞助下，据说在画通俗的布尔乔亚式赫高（接近辛根）风景画，已经卖了一幅给莱茵兰的一位收藏家。费宁格卖掉几张水彩画。穆希也还行。刚刚读了诺尔迪的《奋斗的岁月》。他为自身目标所做的战斗，以及他作战时的激情都非同寻常。从他的角度并且仅仅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拥有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一切事物的权利，并且据此来评判其他艺术家。他有一个理想，或者正在形成一个理想，理所当然，他对任何事情的描绘和评价都和它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他正好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应该拥戴为旗手的那种德国艺术家，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致安娜·图特恩夫人［Frau Anna Tutein］｜艾希贝格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的画没有糟糕到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毕竟，我一直都以此为生，直到最近。我希望不久就能让您知道我们可以自食其力。您可以抽时间到画商坦南鲍姆［Tannenbaum］那里看一看，他在帮我卖画；还有其他人也想帮忙。在这种情形下的帮助就是：承认我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现代艺术发展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支持它。如果可能，买下它。还有其他一些（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发挥了相似的先锋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身处您所能想到的最为困难的环境中，牺牲了食物和衣服这些能够让生活安稳的东西。而这极少数者，我要说，是真正有价值的几位！如若他们毅然继续工作，他们最好的创作将会是全新的独特的进步的，很可能有一天，德国将会因为拥有他们而感到荣耀。所以您看，我们极少数的现代者有使命要完成。也会有逃兵，不过既然是这种人也就根本不需要他了。我今日之所以遭受迫害，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引发了太多的争议，并且曾经被树立为一位重要人物。我的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同事都保住了他们舒适的小差使！有时候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是否真的没有遭受良知的折磨。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在坚持什么。大家有目共睹，那些在过去（因为公正的或者不公正的原因）不怎么成功的人如今正志得意满。遗憾的是，这群曾经的失败者中包含了那些活该失败的人——他们从来就无足轻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尤里乌斯·肖特兰德｜艾希贝格
如今的种种艺术趋势就是灾难，不可能提供任何类型的准则或指引。还是让我克制住不去预测吧。我总是相信，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它事实上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只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义下），我代表了全神贯注于构作［composition］问题的那种类型，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所有风格的源泉，是一些最杰出的心灵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坦白说，不管目前心境如何，我仍是这样想的，对构作的信念给予我充足的理由确保我不会坐在那里，闲极无聊。我对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也始终抱有希望——甚至在缺失共鸣和勇气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绝不是唯一一个）简直别无他选，只能一直做那未知的神或者魔鬼要我们做的事。这种信念还没有消亡，迫害将使它成长，变得强壮，而不是枯萎。绘画仍旧提供创造可见之物的非凡可能，对这些可见之物，芸芸众生尚没有任何概念。为大众提供的商品早已泛滥，它们来自流水线，因而没有任何挣扎与奋斗注入这些产品中。我们必须提着灯笼四处寻找，寻找任何稀有的美妙的非凡的事物。Lola Yekimovsky、Gunta Stölzl与施莱默一家（从左到右）｜1928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致雨果·博尔斯特［Hugo Borst］｜艾希贝格您就艺术的政治所做的旅行报道有趣又可喜。我最近从我们在沙夫豪森见到的卡斯巴赫［Kaesbach］博士那里也听到类似的言论。可他的看法似乎更加负面，比如，他觉得汉夫施丹格尔［Hanfstaengl］处在危险中，而现代艺术将继续成为官方艺术圈的禁忌。那么又如何解释人们对被禁艺术的这种渴望？如果一种渴望已经真正培养起来，这该是个好兆头吧。这难道没有构成对压制艺术活力的行为的抗议吗？此外，正如某人指出的，这难道没有构成一种对可贵之物的探寻吗？不需要太考虑我们艺术家的个人得失，我们的任务是只管去创作。正如苏兰［Sauerlandt］[注]在他书中引用的威廉三世的座右铭：“一个人必须在不抱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开始履行他的使命，甚至在不被承认时也须坚持。”[注]应指先后在哈雷和汉堡任美术馆馆长的马克斯·苏兰［Max Sauerlandt］。尽管处于纳粹统治的艺术形势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仍有包括苏兰在内的很多对现代艺术感兴趣的美术馆馆长都自觉地积极推动德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在不利的时局下收藏前卫艺术家的作品，慷慨相助，并组织巡回展览。后来由纳粹官方发动了污蔑德国现代艺术发展的运动，同时也将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如苏兰这类参与收藏现代艺术作品的机构、馆长、策展人、以及艺术经纪人。（中译注）动机？当代的心理状态就是动机。难道一个人能够避免这种心态的作用吗？它里面包含什么？战争还是和平。你还是我。赞成还是反对。难道敏感的艺术家会把头埋进沙里，蹒跚趔趄地穿过灾难深重的当下，活像一个贞洁的傻瓜？我再次被抛入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至于必须认真考虑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后果将会怎样。确实，我收到默勒画廊一份降了价的画款。可谁都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该怎么办？到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注]当中教画画吗？谁来安排这种事啊？德国人还是博托库地安领事馆？总该做点什么吧！我最近申请过柏林的爱德华·阿恩霍德艺术基金，一个朋友两年前跟我提到过它，从那里我曾经还收到过八十马克。可这次我得到的回应却是，很遗憾我的申请不予考虑。没有更多的解释。我应该在“德国艺术慈善会”这个明显为所有浅薄的业余爱好者和没有名气的人提供的聚集地注册登记。也许我能被接纳。我尝试过创作短故事插图和漫画，结果发现完全不适合这类东西。而此时此刻我正激情澎湃，想要画出唯有我能画出的东西。“德意志命运！”[注]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Botocudian Indians］是巴西东部的印第安部落。影响过康定斯基、伊顿、施莱默等人的人智论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在一九一六年《人性之谜》的讲义中特别提到这个部落，说根据一九〇一年商会的百科全书他们是“最野蛮的部落”，可能已经成为“极端野蛮”的代名词。（中译注）我想你俩目前应该回到家了。这段时间，关于破坏画作和“堕落”艺术[4、注]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维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所读的报道中；难道他不是比我这个每份报纸都提到的人更出名吗？现在我有可能在任何一天被驱逐出国家文化促进会，虽然目前还没发生什么。“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建造自己的房子。我们极为幸运地找到了管子做水暖，按照四年保质期的规定，七月它们在名义上就报废了。现在我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在屋里屋外做各种事情。除此之外还面临找新工作的问题。因为“训练有素的”画家被釜底抽薪了。除非另行通知，我已经铁了心要把绘画这职业暂时搁置，去找找更有利可图的奋斗领域——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个人的自由相对而言不受损害。可是图特已经想着我会在一个办公室或者工厂里工作了（都是保险的形式！）。我仍然有不一样的考虑，不过我知道实验创作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挣钱，别无他路可走。[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在慕尼黑王宫的宫廷花园拱廊中揭幕的“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展，由纳粹发起，在此前从各个美术馆没收的一万六千多件现代艺术作品中挑选出六百五十多件，以诽谤和嘲笑的方式公示于众，之后又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十二个城市巡回，持续到一九四一年，对德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致命打击。施莱默的六幅油画、两幅石印版画和一幅水彩画被选入这个展出，鲍迈斯特也有五件画作出现在展出中。（中译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海因兹·布劳内［Heinz Braune］｜斯图加特符腾堡国家美术馆馆长｜瑟林根起初，我并不清楚为何我在慕尼黑会被归入堕落的、有破坏性的、从根本上讲带有恶意的画家之中。然而在那里，我在群体的名义下出现，与令人尊敬的克利斯蒂安·罗尔夫斯［Christian Rohlfs］为伍，让人感到安慰。但是如今柏林那边传来消息，说我又被选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大展“揭下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展出的十幅画中有一幅是我的。它是我自一九二四年以来最好的画作之一《过客》，直到今天我仍然力挺这幅画，并且完全不理解为何把它选入这个展览。这次的危险其实在于，展出给它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烙印。我是说，我把这种情况视为危险，尽管不能准确描述可能发生什么危险。如果是单身，我不会把它看作如此悲剧的事情，但是我有家庭。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小屋。为施莱默自己发明的小丑“艾先生”的独角戏创作的漫画｜1937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致海因里希·劳特巴赫［Heinrich Lauterbach］｜瑟林根为了不让友谊中断，我们想再次更新一下消息，然后听听你俩会怎么说。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了，木屋温暖，有集中的取暖设备。我们在这里相当快乐。事实上，如果不是担忧最简单的生存问题，我们的幸福几乎可以说很饱满了。然而我们担忧每日的黑（和白）面包；艺术居于其次，因为它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可疑的命题。春天以来，更大的痛苦在于，当我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风暴从一个非常不同于慕尼黑去年夏天的方向冲我袭来。目前我在考虑，能否无论如何维持生计，而不用离开令我快乐的屋子和画室，不用被迫走得远远的。目前离开或许只能意味着漂洋过海，在自由女神像的臂膀中寻求庇护。如果剧场方面有确定的工作，去美国也可行。《三元芭蕾》的服装正在运输途中，或者说游过海去，如同派遣的信使叩问未来它能做什么。德国人在艺术方面和沉思方面的感觉不是视觉性的。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三年间，至少有一种把德国人往这个方向上培养的尝试。如今却什么努力也没有了。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就是：极端的物质主义至高无上。假货当道，人们只相信触手可及的东西，也就是技术领域或者实践领域必须提供的东西——这种态度简直就是在一切艺术的背后捅了一刀。至少可以说，文化上的粗鄙化（腓力斯丁主义）现在和将来都是这个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年轻的才华或是天赋不再能够自由展现，它们在各个方面被政治考量框定得如此狭隘，以至于永远不能向往“思想教育”之名，这样下去将是难以置信的悲剧。
唉，所有剩下的犹太人今天都被驱逐出境。两小时内，每人一百马克，二十磅的行李，被运往未占领区的边境。毒“日”当头，他们没做任何尝试去遮挡，据说只有在巴登尝试过。太可怕了！有人在慕尼黑遇见了德绍的格罗特博士，他正在为那里的伦巴赫美术馆办一个展。他爆出消息，称那些属于德绍博物馆的剩余的“堕落”画作已经统统被烧毁。消息属实的话就太令人震惊了。如今在打仗，他们真的没有比烧画更重要的事情做吗？荒唐至极。……反对堕落艺术的新一波浪潮正席卷而来。我读到了齐格勒[注]的指示。喝声彩！在它旁边，我还看到对持有截然相反立场的施穆克勒［Schmückle］的赞美诗。赫斯已经逃到苏格兰去啦。妙哉！[5]应指德国画家、政治家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曾经被纳粹指派为帝国艺术协会的主席，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授权下主导了对德国当时的现代艺术家以及同情这些艺术家的美术馆馆长的迫害。一九三七年的堕落艺术展即由他主持。（中译注）我们艺术家简直无法理解当朝政府在推行的有组织的“壮举”与迫害画家及其作品之间存在的矛盾。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复兴一种陈旧的做法，就是把艺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于政治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这种等同是怎样的误解啊！可这种误解仍然会毫无争议地存在下去，只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山谷里的老鼠厮混一处”（奥托·迈耶）。
因此我在考虑退避之路：画森林的内部景象，画“黑森林之谜”，也画某些肖像画，以“大师般的”方式让它在必要时承载各种秘密愿望。构想这种肖像画时，我可能会重新自我定位，通过求助自然来平复目前的激怒与不安。
政治方面：糟糕的情绪席卷全国。在东方，暴力攻击取代了冬日的平静，他们还以为战役会在冬天到来之前结束。在北非有恶性的交战，班加西（或者更多的城市）再次被夺回。延误了羊毛收割，错过教堂钟声，燃料短缺，没了罐头。春天我们能否弥补这些损失？艺术方面：只能通过迂回的路径，尝试几种不同的过程之后我才能抓住本质。我必须想办法回到直接性。怎么办？通过聚精会神和内在的安宁吗？我必须做远比现在更自由的实验。总体上：必须抓住积极的事物，仰赖它，强化它，硬着头皮，摆脱困扰自己的虚弱感，集聚所有鲜活的力量。把多愁善感放一边去。古代大师皆虔诚，而不动情（就像农夫的艺术中那种令人愉悦的新鲜感）。为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会议大厅装饰设计竞赛提交的方案｜1934
包豪斯这一理念原型是现代主义历史上不可回避的经典，而陆续出版于1925至1930年间的“包豪斯丛书”（Bauhausbücher）作为包豪斯德绍时期发展的主要里程碑之一，是一系列富于冒险性和实验性的出版行动的结晶。重访包豪斯丛书将这一系列历史档案放置在当代包豪斯的视野中，将包豪斯理念转译到当代社会环境中，翻译与解读曾经的文本，并加入当代学者对包豪斯的研究，在物与像、批评与创作、学科与社会、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一系列的等价关系。本丛书包括原包豪斯丛书、包豪斯人的写作和当代包豪斯研究三个维度，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对包豪斯的深入研究，并指向未来的社会反思与实践。▶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