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BLOOM绽｜为城市展／为城市战
原文｜艺术眼／采编｜BLOOM绽
院外此前已陆续推送过朗西埃的译文。“与朗西埃一起到中国来欣赏……现场”这篇短文概要地记叙了2013年朗西埃中国之行的状况。而本次采编推送的是当年的随行记录。这位与阿尔都塞共著《阅读资本论》的年轻学徒，今天不断受到各大三双年展、国际策展人邀请的哲学家，朗西埃在过去五十年的知识轨迹可谓多样。政治、民主、美学、观众的解放、智识的平等……在他讨论过的诸多主题中，究竟哪些才最能与中国语境擦出火花？第一次来访中国的朗西埃本人也仍在感受和摸索当中。
在旅行最初，一切都还没有答案，隐约有种古怪的气氛弥散其间，他的到来似乎酝酿已久，但又事出突然，兴师动众，却又不为人知。正如文中所问：此行终将成为又一过期的新闻？还是历史的时刻？此外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遗留了下来，在朗西埃那一面，他为什么会接受邀请来到中国？他是否想要看到什么？他是否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所要遭遇的人和事有所期待，又会如何反应？他是否关心，是否会将这些素材拉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个当时被标上“朗来了”的活动中，朗西埃的确来过了，但很多后来被当作学界明星而广为流传的人物，也都曾经来到过这块命名为中国的土地上，那么朗真的来了吗？朗真的来过了吗？朗西埃带来了什么？究竟是哪种场面的效果更好？人们追求怎样一种效果？朗西埃此行之后会在中国留下什么？再进一步说，我们可以使它留下什么？
所有那些对朗西埃的期盼和由此带来的争辩，是导致人们询问朗西埃此行有没有意义的一个来路。有的人指望他给自己的作品要个说法，但是理论并不能成为治愈艺术家焦虑的解药，同样有的人配合着郎西埃的理论字眼，编凑出一些衍生的活动，还有的人把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装点上了朗西埃的元素，但所有这些也不可能把理论变成春药。朗西埃从远方到来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反而像是试金石一样，让原本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问题当然仍旧是“我们的”。
如果说十年前的朗西埃之行是试金石的话，那么十年之后重新回看这篇朗西埃之行的纪要也是一块试金石。在这样一个快速行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一切穿透一切，一切被一切穿透的时代，所谓的立场往往会被各种力量穿透、击中、冲散。此一时彼一时，此长彼消，所谓时过境迁，人事枉然，莫过于此。一次当事者的记录，再过十年之后的回溯，可能就会成为某种“现形记”。从当下的时局来看，2013年可以被看做另一种转折点，另一种历史时刻，这些可能都与朗西埃的到来无关。不过朗西埃的到来和离去，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种记录：这就是中国。对于这位写过艺术审美正制世纪时刻的作者，他自己的这次中国行或许会被当作某种时刻成为后人的研究对象，也未可知。而朗西埃的回答或许是：他的理论被用作知识筹码的时候，那就是危险的。
什么我们的问题，反而像是试金石一样，让原本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
政治和美学存在联系……建构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格局……刷新共同世界的“感知分配”，可言、可见、可行间的关系网络。
朗西埃中国行｜2013
本文15000字以内
第一天｜嘉兴工厂
从与阿尔都塞共著《阅读资本论》的年轻学徒，到今天不断受到各大三双年展、国际策展人邀请的哲学家，朗西埃在过去五十年的知识轨迹可谓多样。
政治、民主、美学、观众的解放、智识的平等……在他讨论过的诸多主题中，究竟哪些才最能与中国语境擦出火花？第一次来访中国的朗西埃本人也仍在感受和摸索当中。
今天下午参观嘉兴工厂只是前奏，明天的义乌之行，后天的国美参观，对他来说都是来自现场的新鲜材料。
朗西埃被长枪短炮的摄影机拥簇进了嘉兴的金悦大酒家，这是他中国行的第一天。
见到哲学家本人时，并没有太过戏剧化的场面，也不过是寻常见面，好像卯足了劲儿的期盼在得以实现的一刻，一切又回复了平常无奇。众人分散在餐馆的海鲜柜台前各自流连，等待晚饭。
下午在陆兴华的陪同之下，朗西埃夫妇参观了嘉兴当地的一家制鞋厂，亦是来自陆兴华的安排——这是否是中国眼下最值得展示给朗西埃一见的一幕？至少在第一天，中国制造业的批量和快速，成为了哲学家眼中的第一视觉印象。
而对于朗西埃本人来说，为什么接受邀请来到中国？他是否想要看到什么？他是否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所要遭遇的人和事有所期待，又会如何反应？他是否关心，是否会将这些素材拉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在旅行最初的这一天，一切都还没有答案，只有隐约一种古怪的气氛弥散其间，他的到来似乎酝酿已久，但又事出突然，兴师动众，却又不为人知。
对于接下来几天的行程安排，朗西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对于即将面对的公开课、演讲及讨论，对于中国的观众将向他提出何种问题，更是缺少头绪，似乎也并不太以此为意。
这大概是种“职业习惯”，就像被问到他是否6月份会同Clair Bishop在Tate London有一场对谈，朗西埃答，是吗？他们还没通知我，我的确是要去Tate，但是为书的翻译。关于讨论的形式，他觉得闭门讨论可能更有效，因为如果不知道观众的关注点或态度，公开讲座和研讨会上很难产生交流，更不用说刺激。
他记得有一次去韩国某大学做讲座，他讲法语，校方提前把讲稿翻成韩语，发给来参加讲座的学生，但到了现场发现讲稿不够了，于是很多韩国学生在完全听不懂讲座内容的情况下，硬生生地坐了一两个小时。讲座结束后还全都涌上来拿着书要他签名。
追星倒的确是人之常情，不过，哲学家本人的到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开课和演讲的内容几乎可以完全从他的著作中获得，还是如齐泽克所说“理论表演”亦是有效手段？或许“考察”和“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具有生产性的环节，不过这也最难以预期。
朗西埃在中国四个城市的行程里，有三个的高校演讲活动都是安排在了艺术院校，行程中尚未确定的798、桃浦之行更是明显的倾斜，中国当代艺术界对“朗来了”这一事件的参与显而易见是重头。
朗西埃对于政治与美学的论述，使得他在当代艺术界受到热烈关注。而对于哲学家本人来说，看展览却不是必需。他说自己去了上届威尼斯双年展，今年却没打算前往，平时去画廊看展览的时候也不多，即使在写作中提到了某件作品，也不是针对具体的艺术家，或者针对作品的“好”与“坏”，而是放在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
对于大量的策展人的邀请，他往往十分谨慎，因为大多时候，他们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哲学家英雄”的形象。对于中国关注这一事件的人来说，“哲学家英雄”已然到来，此行即将成为又一过期新闻？还是历史时刻？
第二天｜义乌工厂
罗兰·巴特去一趟日本，写了著名的《符号帝国》；来中国就留下一本流水账似的旅行笔记，只能被后人挖出来当作品补遗。
此次朗西埃的中国之行刚进入第二天，哲学家尚未做出明显动作，周边讨论就大有反思民族性的倾向。
中国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正开出全球资本主义景观里最邪恶的花。六十年代和中国神交已久的昔日毛分子理应跟这片土壤产生化学反应。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到底期待从这场反应里得到什么？又或者，我们往其中添加了什么？
义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各家店铺不屑于出售货物给散客，只从事批发生意，箱包、礼品、服装、电子产品……从嘉兴到义乌，风景骤然起了变化，各式招牌林立，充斥着各国文字，人的面孔也国际化起来。
朗西埃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在了义乌，这一点非常符合想象，就像晚上到达杭州时，高士明所问——“你觉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怎么样？”“资本主义在中国”似乎应该是正中朗西埃的命题。我们这个国家的混乱、夸张、复杂作为一个丰富的研究客体，连我们自己都深为震惊，何况是对于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哲学家，尤其是朗西埃？
不过真正的“震惊”确是越来越难实现了，义乌作为一个概念，远比身处其中更为震撼，我们东张西望，翻检商品，偶尔交谈，流露惊讶。高士明问义乌之行中是否去看了圣诞礼品批发市场。“每天都在过圣诞节”，所见略同，这一高度抽象化同时又极为浪漫的场景，恰是今天行程安排中的重点；另一重点是义乌边上的假花制造工厂——其实更像作坊——全球资本主义景观背后，仍然有工人的血肉之躯在从事着重复的生产。
切片已经选好，问题已经给出，恳求回答的眼神也已经递出。朗西埃是否有义务给出态度，尤其是即时的态度？
事实上整个过程中他也并无太多言论，基本只是一路拍照。一天下来，从线下到线上，所有人的反应都比朗西埃本人更为激烈。主角的形象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被一路“劫持”和“塑造”，而主角本人则温和有礼，话语不多。
“朗西埃的感知分配理论如何套用在生产上，今天的现实有可能要他给出新的叙述方法。”同行之人中有人发表评论并且提出“要求”，“朗西埃的第二天看到了中国同行者提供的现实……穷凶极恶无远弗届的资本主义。他注意到义乌商城里的圣诞物品区——西方文化或者伊斯兰文化语境里所需要到物品，正逐渐选择在中国生产、交易和配送。世界工厂、世界商城的资本主义现实在这，但理论论述的源头不在这。朗，该来的。”
如果说强行的期许、要求和激动让人看得尴尬，反对的声音更让人失笑和无奈。艺术家鄢醒在微博中说，“我对艺术圈充斥着的哲学农业重金属极力反对，这是对技艺的藐视！对艺术作为一门技术类学科的亵渎，你们可以不赞同我，因为你们作品真的做得太差了！靠理论来充门面的脓包，注定了就跟那啥特色……社会主义一样！”
在别人谈论技艺时强调理论，别人谈论理论时强调技艺，这样的反着来的言论永远正确并且时髦，亦同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但实质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作为匠人的艺术家只需磨练技艺，而无需考虑内容？
有人则是在讥讽陆兴华充当了朗西埃的中国“代理人”，从而有失一个本土学者的体面和理智，朗西埃的形象在此被扭曲后再释放，这一争论由来已久，是否此时最该争辩这一问题？争论中是否仅仅是陆兴华在“消费”着朗西埃？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微博上除去这些零星的自说自话，平时表示熟读朗西埃的人，并未有谁真正向哲学家提出有力的问题，或是引起一个双方可以交流的话题，这也很像是我们在考察甚至是饭桌上所见——同行之人大多操着中文自顾自议论，而“理论论述的源头”则只能保持静默。
“朗西埃中国行”这一事件，或者说将这一事件“事件化”必然同时引发期待和反感，究其原因，约是来自看客的预设——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同时也厌恶这种期待——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摇摆不定，几乎无法中立。
在行程的第二天，朗西埃似乎还并未真正参与进这一事件，而“我们”在摇摆之中，仍然只是忙不迭地整理和互相挑剔着自己面客的仪容，尚未真正给出待客之道。明天在国美将进行此行中的第一次讨论，朗西埃必然要“说”，不知情况是否会有改观。
第三天｜杭州
“我现在很认同齐泽克关于performance of theory的主张，双方都应有表演的心态，且为在场的第三方着想。这方面同学们做得可能比他（朗西埃）大气。”
就“表演性”来说，今天国美学生们的确比朗西埃做得充分，无论是事先的准备工作还是现场的发言提问，
这或许可以称得上一次国美跨媒体学院教学方针方法的优秀“表演”——学生们对当代理论的熟悉程度、认真思考和自信态度确实值得尊敬，这成就了“大气”，
只可惜大气得一团和气，“被扰乱的一刻”始终没有出现，反而是在一个面积并不大的空间范围之内行云流水般地进行完毕，
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方式是“反朗西埃的”，但这个“反”是激进还是反动？
朗西埃说他在讲审美和政治或感知分配时，并不关心民族国家。如果这里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权力或国家叙事，那么命运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几经翻弄的个体经验呢？
下午在许江工作室和艺术家的对话，让人颇有一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之感。可能哪怕是擅谈美学的哲学家，如果没有神奇的“一见钟情”，要跟具体作品立刻产生联系也很难。许江站在自己大片大片的老葵图前，动情地讲述自己这一代人经历的幻灭和坚持。一如他日复一日画葵的工作，许的故事似乎也在为自己的人生和艺术要一种说法。但很明显，朗西埃的“感知分配”并不能成为艺术家焦虑的解药。
聊到绘画，朗又谈起“旧画新看”，谈起十九世纪对文艺复兴传统下经典绘画的重新解读，如何催生现代主义一浪推一浪的新形式和新发明，这些新形式和新发明，如何反过来确认新的感知力。都是在他书里就能找到的观点，并无出奇之处。高士明和陆兴华的现场主持和翻译，让本来交集不多的两条线索多少有了些互动。
对于三人身处其中的现实政治，朗西埃的“元政治”理论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过今天他来了，六十年代对红色中国的精神体验和身体经验，双方都坐到同一张桌子前，茶水倒好，话题端上，但要聊得投机，还需要时间。
傍晚开始的活动安排在国美，先是学院内两个展览的参观——无关小组的“有关无关”以及刘潇策划的“夜读：回合”。傍晚开始的交流就在“夜读”的展厅内进行，话题也由此展开。
朗西埃先讲述了自己对于展览的大概印象，听来其实和展览本身关系不大，而是在他的理论框架内可对任何展览给出的一个注释——这个模式几乎贯穿了整个讨论会始末，一来问题大多归于请教或者求证，偶有貌似挑衅的问题，也太在想象之中、合情合理；二来朗西埃的回应也如他的理论，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拉进来，以他的方法加以处理。
理论同艺术创作的关系仍然是学生们关心的话题，这点显而易见，“夜读”的展览由来就是朗西埃的《无产阶级之夜》，学生之一刘田也说自己曾经受到过朗西埃理论的启发，下午时高士明老师告知朗西埃，2010年他策划的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排演”亦是来自他的理论。只是在这个最容易引发双方发言的话题上，同学们仍然是在进行对朗经典理论的确认。如何读书？如何理解？读来何用？用时何种心态？与作者维系何种关系？
回到今天所看的两个展览，都带有明显的学院气质，有种保护之下的温吞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端正。而咨询性质的问题“策展人在引用你的理论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是否更是种可怕的虚弱？朗西埃回答说，他的理论被用作知识筹码的时候，是危险的。
陆兴华在微博上对今天交流活动现场效果的评论“就在艺术院校的话语空间里，对知识和系统的把握而言，下午大家还是超常发挥了。本人更多关注同学们对场面的总体的把握和个人表达的落实程度，这两方面下午应打高分。”
对于同学提问的，作为一个哲学家对当代艺术指手画脚，是否属于多管闲事，陆老师评价说“逼出了惊人的立场”，即朗西埃所回答的，“我认为我和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并无任何关系，别人硬要认为我有关系，我也没有办法。”
以Nicolas Bourriaud对朗西埃的回击为例，朗西埃曾批评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美学，后来被Claire Bishop借用来攻击Nicolas Bourriaud，这似乎变成了艺术圈内部的斗争，与他本人无关，他个人在这个过程处于一种被绑架的状态。或许是对于“惊人”的期待差异过大，再或者因为我们缺乏陆老师身份上的感同身受，朗西埃的这个回答，只在耳边平淡划过，引发了些许心领神会的笑声。
“交流的设计太过于向朗进行请教的姿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参观考察环节，我们如此毫不客气地向朗西埃的眼球里塞东西。”一场交流下来，前日的“强买强卖”倒显得有些可爱。朗西埃从远方的到来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了什么我们的问题，反而像是试金石一样，让原本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问题当然仍旧是“我们的”。
第四天｜杭州
朗西埃今天在国美的公开课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和老师参与，主题为“作为方法的平等”（Themethod of equality）。
现场气氛最热烈的一刻出现在朗西埃结束演讲后的第一个现场观众开始提问之时，矛头直指“您左边那位先生”（高士明），他在讲座开始前的介绍以及结束后把第一提问机会让给台湾学者黄建宏通过邮件传递来的问题的做法，是否有违朗西埃所说的“智性平等”，在朗西埃和现场观众之间充当了间隔物，这同朗西埃在演讲中所说，老师不应该成为学生和知识间的间隔产生矛盾。
朗西埃不太有幽默感地回应了这个问题——现实生活之中，学院教育的具体操作之内，定有诸多妥协。这一点自不必说，从理论到实践，从意识到行动，从来不是步调一致。这一“挑战”未能被借题发挥。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提问者大胆地操着一口古怪的英文直接同朗西埃交流。虽然高士明满脸笑意地称呼他为“被解放得很彻底的观众”，不过散场后听到周围国美学生议论，这个人肯定不可能是是国美学生。
不知现场是否还有人留心到，这位提问者在听完朗西埃对他的问题的回应后便转身离开了。
平等不是目标，是方法。朗西埃在国美公开讲座的开场白里这样说。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作为方法的平等”，开头从他这一代人在五月风暴中的亲身经历说起，让当时的“毛主义者”激动不已的“造反有理”，跟中国的文化革命现实也许无甚关系，却是直指法国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核心。
工人／学生到底需不需要知识分子／老师向他们传授有关阶级压迫、社会结构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改变现状？是有理了才造反？还是造反了有理（或造反中包含着理性）？
既然跟导师阿尔都塞分袂，年轻的朗西埃自然是站在学生一边。但哪怕是“工人是我们的老师”、“工人阶级最有力量”这样的口号，也只是颠倒了强者和弱者的位次，并没有改变排序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混乱的时代开始埋头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工人运动，寻找劳动者解放失落的起点。
1981年初版的《无产阶级之夜》就是对他这一阶段工作的总结。辛苦了一天的劳动者晚上回到家为什么睡不着？无数的不眠夜里他们究竟干了什么？通过阅读大量当时工人留下的书信、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朗西埃发现的是一个个跳出工人阶级身份的“工人”。他们写诗、讨论、思考，享受夜里片刻的宁静，在工作间隙突然走神。
朗西埃认为，当他们的目光从手里的活计滑向窗外的风景，仿佛一瞬间忘了自己的工匠身份，开始“小资”地享受起周围环境时，解放就发生了。这时他们的目光不再是工人的目光，他们的智性也不再是工人的智性，这小小的一步虽然毫不起眼，却扰乱了整个严密的等级划分。因此，平等不是对现有等级秩序的颠覆，而是对该秩序的悬置和取消。
在师生关系中，在教学现场上，所谓“智性解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讲座第二部分，朗西埃把重点放在了另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一名异端教师Joseph Jacotot上。老师的知识多，学生的知识少，成功的教学就是要把知识从多的地方转移到少的地方，最后让两者持平——当时法国的进步人士大都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们认为，对群众的启蒙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
但Jacotot认为，在师生关系里如果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多一少，一高一低的不平等位置，那么最终的持平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不平等只能产生不平等，师生之间的距离不会缩短，只会被无限复制。Jacotot认为平等的实现需要平等的假设，老师与学生，精英与群众共享着同一种智性，面对未知，使用的是同一种假设-求证-修订的探索方法，就像母语的习得过程，并不需要语法解释。
朗西埃这么一说，讲座结束现场立刻就有观众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提问朗西埃对主持人高士明开始的一番理论介绍作何感想，高士明的讲解是不是拉开了朗西埃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朗西埃回答不温不火：不要期待一个讲座当场就能刺激出许多东西，很多反应需要时间，经验才能互相叠加，而他们这样在学院生活的知识分子，总是需要做许多现实层面的妥协。的确，很多抱着具体问题而来，期待从哲学家这里得到启发的人大概会失望。因为理论指导实践、知识引导行动不正是朗西埃一直反对的吗？
在提到“艺术”时，朗西埃所指也无法并且无意图“指导”具体实践。艺术同理论一样，均是一种共同的“智性冒险”。不过朗西埃还是以具体作品为例来进一步解释，他带来了葡萄牙导演Pedro Costa的纪录片《Colossal Youth》中的片段：一个移民石匠被驱逐出他亲手建造起来的美术馆，这个过程缓慢并且充满了仪式感；镜头中随即出现的是美术馆花园中的树冠和露天剧场，石匠的叙述从此处开始。
在朗西埃看来，导演的处理方式使得石匠的叙述，不是一个受压迫的移民工人面对采访者时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史诗式的叙述，来讲述他和他的同伴们的移民经历和来到里斯本后的生活。石匠本身亦是在扮演着自己角色，同时吟诵着自己文本的艺术家。
在此他在同导演保持一种“合作”关系，进行着共同的研究、失误、纠正，和“智性冒险”。在朗西埃看来，“作为方法的平等”之下生产出的作品，也给了观者以自由去观看这类作品以及建立起新的认知方式，开启共同的“智性冒险”，当然这也必须在一个前提之下，观者得以同作品相遇，因为这些作品并非针对已经“规定”好的观众群体。不过朗西埃也强调，他以这个影片片段为例，并非在建议一种今天艺术家必须采用的工作方式，这个例子只是用以解释他所说的“平等之方法”的素材。
正如他在讲到自己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工人的诗歌和通信，以及在写作《无产阶级之夜》时所说，“必须抹除叙述与论证之间的差别，将我自己的声音与那些工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作为他们的智性冒险在文本上的延续。‘作为方法的平等’彻底改变了我的理论写作的意识和肌理。”
第五天｜
我们仍然回到关于当代艺术的提问的讨论。
在朗西埃国美公开课“作为方法的平等”上，艺术只是作为素材出现。不过在问答环节，话题还是被引向了这个方向。
艺术一方面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自身的生产，尤以大型国际三双年展为例，又极强地依赖于资本，如何看待这种矛盾？而这一点也只是当代艺术诸多悖论和矛盾里的一件。
朗西埃说当代艺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时空感受，使作品没有充分的时间被体验。以录像为例，如朗西埃在公开课上放映的《Colossal Youth》片段——如果该作品出现在一个大型的双年展上，可能人们在看了几秒之后便盖棺定论，认为是在反映殖民问题，掌握了要点后便转身离开——按照目前通行的惯例，展览上几乎在每件作品旁边，都安排了这样的要点介绍。
而当代艺术界眼下十分关注诸如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这同时也表现在大型当代艺术活动上常常伴随的相关主题论坛，不过当代艺术仍然是将自己“孤岛化”了，它仍是一种封闭的特权，将观众牢牢限制在了观众的位置上。
艺术的生产者和观众之间存在鸿沟。而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参观”孤岛的人越来越多，也无从真正打通孤岛同外界的联系通道，更难以谈及朗西埃意义上的“平等”。
朗西埃在《被解放的观众》里，以剧场为例分析了这种不平等性，剧场的实验者们为了对抗这种不平等做出尝试，不过无论是布莱希特制造的“陌生感”，还是阿尔托的“残酷”，在朗西埃看来，都是在承认差异这一前提下开展的工作，仍然是经典的柏拉图式剧场的延伸——尝试取消差异的行为方式，仍然是在将差异进一步加深。
朗西埃在《被解放的观众》中的论述中提出的建议，更多建立在对内容生产者方式方法的批判的角度之上。对于当代艺术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无论从感受还是理性思考的方面去看，都存在着问题，“孤岛”这一形象既来自外部的观察，同时也是孤岛之上自我检视时，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过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从另外的方面来面对这一问题？
Claire Bishop在《人造地狱》（Artificial Hell）中所关注的“参与性艺术”（Participatory Art）——艺术家／艺术介入社会、社群生活，这个在近期变得越来越常见的工作方法，仍然是内容生产者在掌握着主动。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去想象“参与”作为一个动词的“参与艺术”？这无法成为一种要求，但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意识。参与当然并不单单是指物理意义上的亲临现场，而是可能发生在与现场相遇之后。参与也并不意味着达成谅解，或是专业知识的获取，趣味的建立，评判标准的明晰。
共同的“智性冒险”是否可以，不仅仅来自“无知的教师”的意愿。平等的观众的身份——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可以承担观众这一身份，无论是在目前“不平等”的界定之下的艺术家、策展人还是普通民众，“无知的教师”的身份在平等的原则之下，是否可以隶属任意一人？
一种主动的参与，在共同的智性水平之下，以各自的认知方式进行共同的“智性冒险”，同时也打破所有可称之为观众的人，对于自己已经“被解放”的幻想——就如同在剧场中，即便观众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也并不解决这个问题，参与在这里仍是物理的、身体的、心理的，这不仅没有取消间隔和不平等，反而造成了一种幻觉，这一点在当代艺术界也同样成立。
现在当代艺术界的从业人员，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等，也同职业工人也有着某种类似性，面对和处理大量的展览、作品、信息，这样的在场和参与渐渐形成惯例。职业身份予人以限定，正如朗西埃在谈到学院内部机制所说，无论你的理论如何论述，在现实中仍然充满了妥协。不过个体却有可能以某种固化的模式中解脱。
我们可以回顾朗西埃在提到当代生活的时间的概念时所举的例子，在法国，很多人的职业／生活方式是一种时紧时松的状态，不再像传统的工作一样保持着规律的工作-休息-工作-休息的循环，他们也许忙上一整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然后半年的时间完全不去工作。这同他在《无产阶级之夜》里所谈论的十九世纪工人的状况有着某种类似性。这种状态并不局限于法国。
《无产阶级之夜》里的工人们在他们的通信和诗歌中，打乱和改变了这种被限定的时间的概念。在实际的操作之中，职业身份的限制也许是极难瞬间撼动的，不过个体却“有可能”完成这个动作，就像在国美公开课现场郑波向朗西埃的提问，审美体验是个人的，还是社交性、社会性的？朗西埃的回答，是个体的，也“有可能”形成群体的。
第六天｜北京
到北京第一天，朗西埃没有安排任何“学术”活动，而选择去看故宫和长城。陆兴华老师对此表示失望：作为左派，怎么对故宫长城这种东西感兴趣？不过据同行的摄影师说，教授夫妇倒是游得很尽兴。
下午六点回到酒店，朗西埃颇为愉快地赞美起北京的大晴天，说喜欢这里的蓝天和太阳。不管他的中国行被附加了多少意义和价值，此刻的朗西埃一脸轻松得像任何普通游客。
接下来要参观的皮村完全是临时安排。这座位于东北五环到六环的小村子聚集了数万名外来打工者，以“打工者自治闻名”。由几个“北漂”文艺青年发起的项目在十年之内发展成了一个包括“独立经济系统（二手商店）、教育系统（工友大学）、展示系统（打工博物馆、打工剧场）和文化品牌（每年一度的打工文化艺术节、流动儿童艺术节、打工春晚）”的自足村落。
“我相信改变世界可以从小的地方一点一点开始，”孙恒坐在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兼书房里认真地说。
书架上摆的除了毛泽东、格瓦拉、托洛茨基等人的传记，以及分析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书籍以外，还有大量与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的法规文件和调查丛书。他们的理念是通过文化提高打工者的思想觉悟，加强他们的身份认同。
文化活动中心的院子里，电影院正放着007，小小的图书馆里有人读书，孩子在外面嬉戏，妇女们和着音乐在跳健身舞。加上打工博物馆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的温总理语录，更让人感到这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体”。
的确，皮村人的生活状态似乎很好地对应了《无产阶级之夜》里夜不能寐的工人：工作之余还写诗，唱歌，做剧场（甚至有自己的春晚！），只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更多不是逸出常规的分散个体，而是一个有组织、有条理、甚至可以说有明确诉求的社会群体。
作为发起人之一，孙恒在介绍皮村时难掩自豪，对陆兴华开场“不要觉得自己的东西跟艺术家做的事情有任何不同”的说法似乎立刻就有反弹：“我丝毫不觉得我们做的东西跟798里的当代艺术相比是低级的，也不觉得两者有任何区别，相反我倒觉得798里的艺术跟普通人的生活毫无关系。”陆兴华对皮村负责人的自信始终表示怀疑，但这种怀疑反过来，又只能引来对方越来越笃定的回击和辩护。
在一个小时的讨论中，朗西埃听得多，说得少，对皮村基本表示肯定：组织打工者看007没问题，拿主流文化当载体也没问题，搞出版搞活动都可以。至于他的这番话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礼貌，也许并不重要。就像他每每提及具体作品时，总要提醒读者自己并不是在评判作品好坏，只是根据论述需要选取了合适的材料而已。
对于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走马观花似地接触到的所有材料，朗西埃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谨慎。而皮村需要的也不是任何人的肯定或批评意见，而是来自内部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八九十年代处于地下状态时生机勃勃，进入2000年开始一帆风顺后就立刻“疲软”的中国当代艺术，可能真的能成为很好的前车之鉴。
北京｜
朗西埃在北京的两场活动分别安排在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中央美术学院。
尤伦斯的讲座题目为《什么是当代艺术的时间？》，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当代艺术中的时间问题，属于比较常规的公开课性质。
提问环节艺术家汪健伟指出朗西埃所举作品例子“平庸”，无以支持他所说的“感性分配”，哲学家则再次申明，所选作品并非好作品的范例。艺术家和理论家两方各自把持所属领域。
央美的活动被设计为朗西埃对话中国艺术界。“对话中国当代艺术界”这个宏大的框架下，我们看到台上几位嘉宾：朗西埃、陆兴华、汪建伟、吴小军、铁鹰、杨北辰，以及主持人何迟。
让人费力猜测，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代表，局部，还是切片？或者是种更加复杂的组合方式？“当代艺术重汇聚”的主题让人过目即忘，没有任何指向性的关键词。
从当代艺术的时间到占领华尔街，到共识和异感，再到文革问题，这场交流的种种不畅和枝节横生使得台下观众连连发出议论，陆兴华自主创作般的翻译也让人无从评价，究竟我们该追求有效性还是期待一场“理论表演”？
如果说是表演，那么就事后分析来看，这场表演的主角也绝不是朗西埃。而及至晚间在xian酒吧的小规模聚会，我们猜想，即使朗西埃此行未能了解中国当代艺术，也能对中国当代艺术圈的状态领略一二。
“什么是当代艺术的时间？”以嘲讽塔特林纪念碑的艾未未作品开始，朗西埃对比了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异同，也由此开始了关于共识和异感的论述。他再次提到了艺术不应只成为特定的艺术形式，当代艺术是不再做任何形式区分的艺术。不过当代艺术不再像塔特林的“第三国际”一样，它不再关乎信仰，而是时间和空间的分配。
当代艺术从1920年代的艺术那里继承了建筑式的混合——不同形式的艺术混合在一起，录像、电影、装置等等，但这种“建筑”不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当下的形式，也不是为了批护或者象征生命，而是为了在特定的艺术的空间中，可以被“穿过”和观看。它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空间，艺术同时保留和质疑它的过去，时间和空间在此混合，也质疑着我们的当下。
“共识”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源于又同时表现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只有一种时间，一种现实，一种时间演进的方式。而现在所说的“异感”，则是通过发明出新的表现事物的形式、新的展示方式间的关系模式，最终打乱时间，将不同的时间引入同一时间之中。
朗西埃提到“虚构”在此可以扮演的角色。虚构并非幻想，重点在于不要将虚构与现实对立。虚构可以起到一种连接作用，将不同的表现事物的方式，不同的智性模式连接起来。于是，对立不再存于现实与虚构之间，而是存在于不同的现实的感知中。
在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工厂》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表现时间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已经废弃的工厂内，仍然杂乱地摆放着从前的旧机器和物件，时间是凝固的。在这个空间之内艺术家混合了三种时间：缝纫的过程——艺术家安排了两个从前的工人重现她们的工作；资本的时间，它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时间：两个工人像雕像一样站在废弃工厂内，一部旧宣传片儿里活动着的工厂。
朗西埃说他觉得有意思的是，表现时间的不同视觉形式：黑白宣传片给出的是一个纪录片式的全景，彼时工厂一切运转正常；与之相反，一位工人长时间缓慢地穿线的镜头则是刻意安排，包括大量特写镜头，使用的是故事片的方式，这种过分强调又与废弃工厂镜头里营造的舞台感相逆。
于是观众所看到的既是各种时间的混合，也是各种虚构的混合。异感出现在将过去的时间安插进现在的时间，萦绕着当下。朗西埃所说的异感，就产生在这种不同的时间的混合状态里，异感也是自我解放的起点。
问答环节有人向哲学家寻求“答疑解惑”——进入艺术制造出的异感时自己受到触动，出了展厅门仍要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周而复始，如何解决？朗西埃回答完问题后，有人开玩笑总结说，朗西埃给出的答案跟我们政府差不多——没人能替你解决，还是要靠个人努力。
重庆｜
朗西埃到重庆已经行程过半，傍晚在江边船上吃鱼。晚风中看长江落日甚是惬意，老教授倚在栏杆上出神，只是架不住热情的主人从旁解说。朗西埃照例仔细听，时不时点头。对于主人的安排，他一路全盘接受，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也很少提要求。不发脾气，没有架子，极不符合“激进哲学家”的形象。
在四川美院的活动相对简单，除了15号晚上一场讲座别无其他。只有在这时候，朗西埃才变得异常较真。场地在哪？图像和影像播放设备有没有问题？当天能不能提前到场确认？到演讲前一分钟，他还在担心准备的图像是不是能跟自己的发言同步。
在国美讲了平等，在UCCA讲了时间性，到川美他的题目是《说，演和做：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开场从1848年英国一家保守报纸讽刺法国二月革命的漫画讲起。筑起的街垒、起义的工人，看上去只是没有目标的反抗，没有实体的表演，却带出了剧场本身涉及的政治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再度被提及，但朗西埃并没有连带地谈与之对应的“伦理体制”（柏拉图）和“再现体制”（亚里士多德），而是紧扣题目，从两人有关剧场的论述引出政治与艺术（美学）的关系：都是对共同世界的结构塑造，而所谓共同世界无非是可言、可见、可行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网络。
政治是围绕现有构造的争议过程，如果说政治和美学存在联系，绝不是因为前者借用了后者的手法，或后者传达了前者的讯息，而是因为它们建构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格局，通过重新圈定可言（说）、可见（演）和可行（做）之间的关系刷新了共同世界的“感知分配”图景。
这也是朗西埃在著作中反复重申的观点。为了让观众有更具体的印象，他举了四个例子：Stenberg兄弟的海报，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Thomas Demand的照片和Alfredo Jaar的装置。
从苏联前卫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作品海报中，他看到的是词与图中间的壁垒如何被打破，汇入同一种运动的洪流。朗西埃认为，这场消除说、演、做之间的距离，通过运动的语言融合政治与艺术的美学革命之梦，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乌托邦幻想，同时也是理解当今艺术形式与政治的重要参照点。
接下来举的两个例子，也许会让很多熟知当代艺术策略的职业艺术家和批评家撇嘴：Thomas Demand的照片，将“信息”从媒体图像中抽离，做的是“减法”，而Alfredo Jaar有关卢旺达种族屠杀的装置，用词语替代视觉形式，做的是“置换”——两者都是在说、演、做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做文章。
演讲最后，朗西埃再次强调自己用的例子不代表“好艺术”的样本。其实这样的提醒大可不必。艺术圈里到处是聪明的“无知者”，对外来的“标准”，即便不能下充分的判断，也总保持着足够的警惕。
如果朗西埃的中国行可以被看作一场“理论表演”，那么诚如他本人所言，表演的作用不是遮蔽，而是暴露，借了他人的言语，暴露矛盾，引发冲突。工人如此，知识分子何尝不是？有意思的是，朗西埃从积极的角度谈到“戏剧”的政治性。而艺术圈内，却常听人哀叹作品如何已经变成“社会订件”，艺术家如何陷入“角色扮演”。如此对照，是前者幼稚，还是后者犬儒？也许值得我们深思。
上海｜纪录片的政治
上海是朗西埃中国行的最后一站。
17号在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讲座《纪录片的政治》安排在了学院的虚拟演播室，这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安排，演播室里蓝色背景暗含着虚拟、舞台、表演，以及将各种边界模糊化的企图，备好了形式。
不过内容仍然是最重要的，《纪录片的政治》以一种非常平顺的方式完成，观点清楚，提问正常，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状况”。
而第二天下午在同济大学进行的小型公开课有别于此前所有活动的氛围，“艺术”没有出现，学生多来自哲学系，更像是一次平常下午进行的日常教学，无论是关于朗西埃年轻时代和他的导师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回忆，还是关于平等、暴力革命、毛、文革的提问和讨论。
不过这倒也让我们这些纠结于“理论－艺术”的观众再次反思自己的身份。当然怀着这一疑问，我们还是得进行长期的自我观察，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自己的工作并且主动将自己的工作拉进更广泛的讨论中。
朗西埃的中国行已近尾声，我们也已经开始回顾这一次的行程，他带来了什么？究竟是哪种场面的效果更好？我们追求怎样一种效果？朗西埃此行之后会在中国留下什么？再进一步说，我们可以使它留下什么？
影片《我要去看》（I Want To See）里来自法国的女演员德纳芙来到黎巴嫩，她要去看这个处在战后瓦砾中的国家的苦难，黎巴嫩的一位男演员扮演了向导的角色。镜片开头的片段中，一片废墟之上，男演员在寻找他幼时生活过的祖母的房子。她要看，他在帮助她看，她在询问，他在回应，但是两者的视线被掐断了，但苦难是“可见”的；而在影片结尾处，德纳芙在赶去参加法国领事馆的晚宴，再次回到一个她的“正常”情境，即便处在一个异于常态的大环境之中。
镜头从车内两个人的脸转向车窗外的海边——起重机正将废墟中的砖石填进大海，苦难变得不再“可见”，但仍可从起重机的运动中感知。而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也中止了，男演员的独白甚至不再使用法语，他在讲述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苦难的记忆和情感。
朗西埃再次播放了葡萄牙导演Pedro Costa的纪录片片段。一个妻离子散的黑人工人，所住贫民窟即将被拆变成福利小区。主人公、场景和活动都是真实的，但在导演的镜头里，对象变成了演员，环境变成了剧场，主人公的动作和表述都充满表演感。
他和导演之间保持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朗西埃在国美讲座提到此片时所讲的——只是这次跟明确地在纪录片的范畴内谈及这个问题——纪录片的政治不是为了表现某个身份的生活或者预设的苦难，而是激发和表现出被拍摄的人的能力。
他再次提到戈达尔的一句很不正确的玩笑话，以色列人拍史诗，巴勒斯坦人拍纪录片，后者的苦难深重使得他只能讲述自己的苦难。朗西埃举这个两个例子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难理解，虽然就挑剔的看电影的眼光来看，两种方式都比较直接。
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关于“虚构”作为一种连接的观点，将不同的时间、空间、现实，不同的感知和表现多种现实的方式连接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异感”可能出现。
现场观众提问，艺术家的做法往往掉入“审美的陷阱”，如同吴文光让民工跳舞，跳完后民工仍然是民工，反倒是撒切尔的政策曾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如何看待这种对比？
朗西埃自然不提倡审美化工人，在他看来，Pedro Costa的拍摄行为就像和工人达成了一个协议，能够做到各取所需。他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有危机这样的末世状态是意外，而是资本主义的常态。朗西埃说他所说的政治，不是反应政策现实，而是从被框定下的状态中走出来。
有同学提问说，纪录片里的那个黑人能扮演自己的生活，导演推了他一把，这是纪录片的逻辑，现在是自媒体状态，每个人都可以表述自己，这种现实是否会对朗西埃关于“纪录片的政治”的看法有所挑战？或是扩展他的理论？
朗西埃认为，这些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以及展示现象只是更加肯定共识秩序，并未构成“异感”，关键在于要走出去既定的框架。而面对如果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朗西埃会如何制作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的提问，朗西埃说自己并没有把中国看成具有所谓独特特点的中国，这恰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一样。当然，这里与之相关的、人所生存的时间秩序感差别更大，他会关注同时跨越在不同时空秩序感的人群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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