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Anthony VIDLER／译｜黎静／责编｜星丛+
译者按｜建筑理论家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刚刚开始翻译题为“Agoraphobia: Spatial Estrangement in Simmel and Kracauer”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1991年的“克拉考尔”特辑，对比维德勒先生2000年出版的文集“Warped Space”和他的学术简历，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可知作者由这篇文章发展出了“Psychopathologies of Urban Space”和“The Architecture of Estrangement”两个写作方向，成文可见“Warped Space”一书；其中，后一篇文章增加了有关本雅明的论述，在行文方面稍有调整，原文中的斜体字在此做加粗处理。
编者按｜2023年10月20日，安东尼·维德勒在曼哈顿去世，享年82岁。他求学于剑桥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库伯联盟等等，当然还应该包括参与1967年由艾森曼创建的非营利组织IAUS（1967-1985，建筑与都市研究所），推动各种致力于学科批评的媒体发展，不仅限于IAUS的Oppositions, Skyline，还包括October等。此外，他还将自己对建筑师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研究型的建筑展，比如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詹姆斯·斯特林等。
如果我们将他早先受教育的经历，以及此后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串联起来看，那就是一段全球化时代学科传播的历史缩影：在这个时期，建筑理论的主导话语被广泛地生产和扩散，影响着全球范围的学科发展。不过，我们之所以要纪念这样一位与中文学界关系并不算那么密切的学者，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建筑历史学家、理论家和学者，更不是因为他各种知名机构的头衔以及他的著作获得过各种奖项，而更多地可能是出于一种哀叹：或许随着这位时代的观察者、参与者、组织者、创建者、见证者的离去，一个时代也即将落幕。
那是一个把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大量引入建筑批评的时代。在维德勒主持过的课程中，就包括本雅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巴特等等的专题研讨。这种结合也形成了一股风潮，试图吸纳更多新的方法和视角，并以此调整建筑批评的策略，甚或僭越建筑学科边界。本次推送的译文就是一例，全文由分别论述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的三节组成，院外分上下两期推送。文章开篇是作者对这一议题的概述，特列于前。
疏离的建筑学｜作者导语
在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对十九世纪大城市的不同回应中，我们可以发现“疏离”（estrangement）这个通用概念是一个潜藏着的共同的、明确的主题：
一个变化和扩张如此急剧的城市，对于其居住者的疏离，人们无法以传统用语领会它；以及，阶级与阶级的疏离，个体与个体的疏离，个体与自我的疏离，工作者与工作的疏离。
从卢梭到马克思，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这些论调始终如一。这个主题是浪漫反讽和自我探询的老生常谈，是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主旨，对它的理解在心理的和空间的两个方面展开。从波德莱尔对旧巴黎消失的痛惜（“城市变样，快过男人变心”）到恩格斯对被他称为“豪斯曼化”（Hausmannization）的全面批判，城市的物理织构被指认为一种系统化、强制异化的工具。
针对迫于城市发展而进行的都市再开发的政治批判，与文化保守派哀叹痛失熟悉街区的怀旧情绪联袂而至，从机械的、以大众为导向的、急速流动和拥挤的大都会中塑造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距离感，以及个体的孤独感。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撰述了有关大都会这一思想的和“负面”批评的历史著作，同时，这一主题也出现在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他们同时代更为保守的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社会学作品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是这场大都会论述中的一个面向，那就是空间的和建筑学的讨论，其语境是在格奥尔格·齐美尔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著作中不断发展的“大城市”精神病理学，他们两位以相关但不相同的方式为理解现代性的社会状况查找有形线索。
我的论点是，从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开始，经由他的学生克拉考尔对范式空间进行辨认和描述的展开，形成了一种对都市空间的独特感受力（sensibility），这种感受力既不被用作社会史实例，也不被理解为社会变革的机械动因，而是一种认为空间与社会相互依存的观念。究其本质，这种感受力依附于特定类型的社会空间，在社会批评家看来，这些空间与似乎弥漫于大都会王国的社会疏离有着内在关联。
如此说来，空间范式的批判力量源出于这些范式与格奥尔格·卢卡契口中的现代世界“先验的无家可归”这一物质及心理状况的紧密联系，甚至是两方共谋的结果。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它们就是这种异化（alienation）的有形且残余的存在形式。
当然，从某个角度说，在特奥多尔·阿多尔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和瓦尔特·本雅明等社会批评家的文化分析中注意到空间形式（spatial form）的基础作用，在思想史上已是平常。
阿多尔诺的“室内”（intérieur）是他批评克尔凯郭尔的场所；克拉考尔的“酒店大堂”（Hotelhalle）是他将侦探小说当作现代社会进行解读的关键；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是他将十九世纪阐释为二十世纪史前期的中心形象：这些标志性的空间在他们的文本中出没，象征着大城市现代生活中游牧、消费拜物和流离失所的个人主义的每个面向。
“空间图像（Raumbilder）是社会的梦境。只要能够破译这些图像的象形文字，就会发现社会现实的基础，”克拉考尔这个常被引述的观察准确地捕捉到空间召唤（spatial evocations）的特殊属性：这些空间如同象形文字及其现代对应物——梦境，随时准备被破译。它们既不是简单的图示，也不是经由充分剖析的案例，这些空间好像盘旋于刻意维系的半现实状态，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消失于隐喻的云层。
然而，这些空间范式在批判理论发展中的中心地位的确常常被时间性（temporality）的同等甚或相对冲的重要性所遮蔽，被这些理论家对历史辩证法的关注所遮蔽。因此，阿多尔诺本人对本雅明空间物化（spatial reification）倾向的批评，以及批评家方面追随本雅明对记忆和后柏格森哲学长期关注的倾向，都阻碍了对任何主导性空间图像进行抽丝剥茧的阐释。
或许，这些图像本身太过不言自明，太过确定，以至于无法名正言顺地作为特殊“构造”引人注目。当本雅明谈及“拱廊街”，或当克拉考尔论及酒店大堂，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形式直接与它们历史的和物质现实的参照物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精心设计和缜密表达的成分，正是这个部分使本雅明的“拱廊街”、克拉考尔的大堂与我们本身所知的任何“拱廊街”或大堂区别开来。
因为这两者实实在在是纯粹的文本空间，可以说出自其作者的设计；它们拥有自己的建筑体系，因其介于文本范畴和社会范畴之间的两可状态而愈见特殊；它们是以自身充任分析工具的建筑物。在这里，“建筑师克拉考尔”的称谓既源于他真实的设计师履历，又不止于此。
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
疏离的建筑学：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2001
本文4000字以内｜接上期
流浪
是流浪引起了癔症性神经衰弱，还是神经衰弱导致了流浪？
——让-马丁·夏科（Jean-Martin Charcot），《星期二的课》（Lecons du mardi）
正是对这些“战略路线”的分析构成了瓦尔特·本雅明大城市研究的基础，这项题为“拱廊街计划”（Passagen Werk）——关于巴黎的“通道”或遮顶购物拱廊——的研究占据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本雅明赞颂“慢走”术是现代都市的地图绘制工具，唤起了都市闲逛者（urban flâneur）。
他饶有兴味地评论了弗朗茨·赫塞尔（Franz Hessel）的《漫步柏林》（Promenades in Berlin），在他看来，后者将这种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赫塞尔记录现代柏林的街道和空间，讽刺地展露了建筑规划者的肤浅主张，与此同时，他以细微的观察搜访记录急速消失中的老城，见证了被本雅明认为永不再现的过渡时刻：
“闲逛者是‘地灵’（genius loci）的祭司。这个审慎的路人拥有牧师和侦探的天资，他的博学多才有点像切斯特顿（Chesterton）笔下的犯罪学大师布朗神父（Father Brown）。”[24]
不过，本雅明的写作给外形考究的闲逛者补充了另一个更具颠覆性的形象：流浪者，他孤身一人，是罪犯也是流亡者，他拥有边缘视野，这种视野跨越边界并将边界变为起点，正是这种观看方式产生了本雅明所说的“空间兜售”（colportage of space）。[25]
在写到美丽城的摩洛哥广场（Place du Maroc）时，本雅明注意到名称、空间和寓意的奇特力量，它们仿佛在大麻的影响下构建起一个超越其物质性存在的复合多变的意象（image）。在一个周日午后，本雅明走进荒芜的广场，发现自己不但置身于摩洛哥荒漠，也身处殖民时代的遗迹中：
“地形学的想象和寓意在其中交织，而广场并没有因此丧失它在美丽城的中心地位。可是，按说只有药物才能唤起这样的想象。事实是，在此情形下，街道的名称是使人沉醉的物质，将我们在地层（strata）和界域（spheres）的感知渲染得更加丰富。把我们投入这种状态的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召唤品质’（evocative virtue）。”[26]
参考夏科及其追随者探讨过的诸多“漫游自动症”（ ambulatory automatism）病例，本雅明将之与失忆游民（vagabond amnesiac）的感知进行比较：
“在此具有决定力的不是意象的联想，而是意象的相互渗透。为了理解某些病理现象，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彻夜在城市游荡、忘记回家路的病人也许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力量的支配。”[27]
在借用失忆症的比喻时，本雅明让我们回想起一个医案传统，那就是，医生们从1880年代起就已经尝试将某些神经衰弱症的发病与社会阶级甚至种族联系起来。原因是，至少在大多数研究病例中，如果说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是对中产阶级的空间性折磨，那么，另一种由夏科命名为“漫游自动症”的都市病，似乎在劳动阶级尤其是失业者中更为流行。
对于夏科和他的追随者来说，移动症疾病不可避免地和流浪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差异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夏科写道，这些疾病在那些“没有注明职业、没有固定住所，简言之就是流民，那些经常留宿桥下、采石场或石灰窑、随时可能遭受警方打击的人”里最为多见。[28]
[24]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Rolf Tiedemann a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1989), 3:196.
[25] Ibid., 5:527. Benjamin speaks of “das ‘Kolportagephänomen des Raumes’” as the “legendary ground of the flâneur’s experience.”
[26] Ibid., 5:645. Benjamin uses the French words vertu évocatrice to describe this sensation.
[27] Ibid., 5:646.
[28] Jean-Martin Charcot, Leçons sur l’hystérie virile, intro. Michèle Ouerd (Paris, 1984), p. 214.
夏科在星期二的课程中向听众介绍了两类病例。第一种正来自流浪者，另一类患者是明显因癫痫性失忆饱受歇斯底里症折磨的工人。
在第一类病例中，一个患有“旅行狂热症”（manie des voyages）的匈牙利裔犹太人特别引人关注，他或许向夏科表明了后者言及这种“以色列”疾病时所说的遗传性：“他是以色列人，你会清楚看到，单是他的怪异旅程就向我们展现了他在精神上对本能机制的臣服。”[29]
在第二类病案中，夏科集中讨论了一个年轻送货员的病情，他的周期性失忆导致他接连多日在巴黎城内外游荡。
“这是一个在巴黎街头走了14个小时的男人。不消说，他看起来肯定是得体的，否则就会被警察拦住。他的眼睛肯定是睁开的，不然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的举止肯定和你我在街头是一样的，可他是无意识的。”[30]
鉴于这些短途旅行的重复性，夏科诊断病人患上了由癫痫引起的漫游自动症。医生用细腻的文学笔触说明，病人的失忆症或梦游症与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的描写看起来有惊人巧合，这让他着迷：
“如果要我定义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我会既像个诗人又像个医生，说这是一个看起来睡着了的病人，不过他的举止和你我一样，当然，我们是清醒的。”[31]
本雅明将夏科试图证明的流浪的遗传学或种族的面向（他的“漫游的犹太人”案例大名鼎鼎）置换为病理学视觉的隐喻，他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视点：病人的视点，而不是医生/观察者的。
这样一种对城市的病理学解读立刻具有了批评的面向，当作家/闲逛者力图在都市迷宫里重拾自然路径所引发的原始共鸣，便可以模拟这种解读。只有梦境般的“悬置”状态才有可能让漫游者在物质环境和TA们的精神内容之间往来穿梭。
经由这些角度去观察，城市街道恢复了一些游牧路线最初的恐怖感。本雅明指出，最初的轨迹或道路向来和“漫游恐怖”联系在一起，这种联想牢牢嵌在部落的神话意识当中，而街道则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恐怖，那就是“单调沥青带”所激起的无聊。迷宫的模样就是地铁，这无止尽的漫游之地，它将两种恐怖汇流，静埋于现代城市的地底。[32]
这个地下世界对本雅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城市的无意识，他将动用地理学家的一切手段去探索。本雅明极力重新捕捉它奇特的地景（landscape）特性，“从地形学的角度”解读城市。他引用霍夫曼施塔尔（Hofmannsthal）对巴黎的印象，认为巴黎是“由纯粹的生活组成的风景(landscape)，”又补充说，如果此言确实，巴黎就是不折不扣的“火山风景”：“巴黎，是地理序列中的维苏威火山在社会秩序层面的坠饰。”
在他的想象中，巴黎变身为考古发掘现场，有废墟，有圣地，甚至还有冥界入口。在这层意义上，巴黎也像一个梦；因此，他沉迷于那些“通道，建筑物，在其中，我们如梦般重历父母祖辈的人生，如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重新发育。实存（Existence）在这些地方不着痕迹地流淌，如在梦的篇章。”[33]就像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想象中未来地下社会的穴居人，本雅明的“闲逛者”正在穿过传统的城市，追寻归路。林荫道的开发只是都市的织构最终瓦解的第一个阶段。
[29] Ibid., p. 237.
[30] Jean-Martin Charcot, Charcot the Clinician: The Tuesday Lessons, trans. Christopher G. Goetz (New York: Raven Press, 1987), p. 31.
[31] Ibid., p. 41.
[32]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5:647.
[33] Ibid., 5:1054.
无疑，本雅明通过《拱廊街计划》所集结的引文追溯了一段现代视觉的历史，此间，公共空间（public realm）更具纵深、更富公共性的视角是以牺牲个体内在为代价而实现的。在1830年代毕德麦耶尔风格（Biedermeier）的室内装饰中，窗户被层层帷幔遮蔽，外面是城市的景象，视线完全由内而外：“视角有点像是从室内向着窗户展开。”在全景拱廊街，视角在局部被外部化了，但依旧是封闭的，是一种“让人憋闷的透视。”
在豪斯曼开阔的户外景观中，发展以不可阻挡的现代空间化逻辑持续推进：从幽闭恐惧症到广场恐惧症。此一过程就要留待现代派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方案去完成了。本雅明在描述现代漫游者赫塞尔的游历时，称后者是“古代栖居艺术最后遗迹”的见证人：
“最后：在时代转折的深远影响下，据说，古老意义上的栖居，安全至上的栖居，丧钟已经为它敲响。吉迪翁（Giedion）、门德尔松（Mendelsohn）、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已把人的住所转换为一切能够想象到的力量、空气波和光线的过境空间（transitory space）。人们发现，准备中的一切，都在透明的标记下。”[34]
正如本雅明的认定，透明——现代派的战斗口号，其观念体系是一种空间瓦解的推手，只有闲逛者解其秘辛：
“全然崭新、绝对现代的感觉能力，是一种与永恒之轮回那样梦幻的生成（becoming）形式。闲逛者世界的透明性正是与这种时间观念相对应的空间知觉。”[35]
在勒·柯布西耶看来表现为从十九世纪城市封闭、受感染的巴尔扎克式街区中解放出来的一切，用本雅明立足历史的微妙措辞来表述，就是以“虚空”代替了“家”。本雅明曾不加评论地抄录了西格弗里德·吉迪翁1928年《法国建筑》（Bauen in Frankreich）一书中的一段话：
“勒·柯布西耶的房子既非以空间亦非以形式来自我界定：空气直接穿堂而过！空气成为一个构成要素！因此，空间靠不住，形式也靠不住，重要的唯有关系和相互渗透！存在的唯有一个不可分的空间。内和外的分隔消失了。”[36]
正如本雅明在别处写下的观察，这些“现代性的新的空间条件”既见于城市，也见于住宅：
“勒·柯布西耶的‘当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是一个坐落于主干道上的旧村庄。这个村庄的中心土地被汽车和飞机占据，除此以外了无变化。”[37]
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timeless space），这个反语式的论断使本雅明更加确信，空间终究已被时间摧毁。这一过程早在十八世纪晚期已经开始，这使得人们所回望的十九世纪更显迷幻，仿佛它悬停在了墙和门的过去与虚空的未来之间。
本雅明在1929年写下赫塞尔著作的书评。大概十年之后，闲逛的艺术已被逐出柏林和巴黎，本雅明本人早已被迫流亡，继而自杀，克拉考尔则在纽约撰写他的电影历史分析，在他看来，这部电影史在技术和内容上催生了纳粹的宣传片。
其中一部宣传片记录了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施佩尔（Speer）到访被征服的巴黎城，西特最初的预言在该片中似乎怪怖地实现了——广场恐惧症将成为现代疾病中的佼佼者。克拉考尔描述了巴黎一片辽阔空旷的景象，那是宣传背后“虚空”的图像：
“元首正在参观这个被征服的欧洲之都——然而他真的是游客吗？巴黎如坟墓般死寂……在他视察巴黎期间，巴黎闭上它的眼睛，隐退下去。这个曾经何其疯狂而今荒芜的幽灵都市令人动容的画面映照出纳粹体系的空洞内核。纳粹宣传搭建起一套色彩斑斓的伪现实，却同时掏空了文明圣殿巴黎。这些色彩根本无法掩盖它自身的空虚。”[38]
通过细密解读现代城市以及“独行者的技术辅助”，本雅明和赫塞尔、克拉考尔和齐美尔得以了悟，面对现代规划和给予其扶持的政治，十九世纪乐于称之为“城市”的一切正处在急速消失的过程中。
在都市再开发的一个世纪里，我们所目睹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反驳这个时代头二十五年的上述观察，这些观察令我们得出结论：至少，现代派建筑的某种禀性有心要把世界改换成克拉考尔笔下理性主义凯旋的噩梦，一个巨大的酒店中庭。
[34] Ibid., 3:197.
[35] Ibid., 5:679.
[36] Sigfried Giedion, Bauen in Frankreich (Leipzig: Klinkhardt und Biermann, 1928), p. 85; cited in Benjamin, Passagen-Werk, 5:533.
[37]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5:514.
[28]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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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Warped Space, the MIT. Press, 2001, 65-79.｜译文转自“电影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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