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陈涛 周辉荣／校｜刘北成／责编｜XQ、星丛+
阿比·瓦尔堡在启动“记忆女神”计划的前一年，曾在汉堡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布克哈特的研讨班（1926-1927）。在最后一讲的笔记中，他将尼采和布克哈特并置为古代先知的两种类型，认为他们都是“非常灵敏的地震仪”。
尼采尊称布克哈特是“我们伟大、最伟大的导师”，并在写作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布克哈特的观点或话语。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后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书名出版），他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常用译名）正是受到这段经历的启发。
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尼采，他们都看到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状况：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但他们由此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大略得可以概括为：
布克哈特看到了历史的利端，他强调对往昔知识“无目的”的占用；而尼采则看到了历史的弊端，因为毫无节制的历史感也催生强烈的漠然感。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强势地引用（甚至是误用）歌德的话：“我痛恨所有仅仅在教育我，却不能扩大或者不能直接振奋我的行为的东西”。
既然提到了阿比·瓦尔堡将布克哈特和尼采分为利与弊，那么正好可以说一下尼采这本书的译名问题。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意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然而根据原文，更准确的直译理所应当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
首先，“生”的原文词意，可以指向生命、生活，甚或是生存、人生，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译法。但不管怎样，在意译的书名中这一概念是缺失的，也就导致了书中与”历史”相对应的论域模糊游移，甚至是消散，易给人造成书中所有的论述只是围绕着历史本身展开的印象。
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是逝去的事物，那么更为简洁的译法可以有——史之于生的利弊，也就是说，本论文关注的是“死”对“生”的利弊。这也暗合了研究瓦尔堡中的Nachleben一词的德语本义（死后生命）。
其次，用途与滥用的意译，使得“用”成为了关键字，从而导致了原书名中指出的利与弊的两端，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利弊的辩证关系，被转化成“用”之一途，只是不同程度的区分而已。所以具体到一些段落中，我们会根据上下文强化突出“生”“利”“弊”的面向。
院外之前在推送专辑“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时，曾经节选了本书的第七章节并以以“被科学统治的生活没指望”为题编入专辑的第一部分“历史救赎”中。而本书所示之讨论可以运用于更广的范围。
比如院外推送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是对普遍的智性解放的倡导，由此引向教学场景的设定。其中所谓的“教师”准确地说，指向了宽泛意义上的引导者。以此来看，布克哈特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化意义，在面对“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科的现况时，他选择了“业余爱好者”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
如果我们再将标题中的“无知”放到教育中来看，那么尼采正是针对过量的历史，以及将历史教育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由此，历史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成为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尼采在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初期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只不过在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极之间的摆荡，还需在读者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加以把握。
除此之外，这一文本的论述对院外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可具体运用于如何审视世纪先锋派的遗产之于今天，甚至也可以用来解读格罗皮乌斯在《总体建筑观》中对建筑教育的流程构想等等。所以院外整理并精选了各章节的主旨提要，本次推送的是《历史对生命的利弊》的第一部分。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
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导、松懈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
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在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
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同样也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借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些人向我说明，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
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堕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的表现显示出自己配不上那场在最近两代德国人当中尤为强劲的伟大历史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鼓起勇气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毫无疑问可以促进正当性，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场“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对我来说比正当性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成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这个年代有充分理由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
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都能毁灭一个民族。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权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进行比较而已；承认我之所以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
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知识对我们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遗忘-记忆-非历史-超历史
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和模糊阴暗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
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
将非历史空气消散后还能呼吸的，就达到了“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处于这一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
只要更好地学会将历史作为研究生命的一种方式，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那么在生命面前，我们的愚昧比超历史的人们的智慧有着更为伟大的前途。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懊恼，因为即便他为自己作为人类而感到自豪，他也会嫉妒兽类的幸福。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
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总是留恋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茫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
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入”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余数。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
那重负压迫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似乎可以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在与同伴谈话时，他做出极为高兴、已经抛弃了这个包袱的样子——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更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孩童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尽情玩耍，这让他伤感。
然而孩童的玩耍必然会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明白“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期盼已久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还给这样一种知识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意义上都能使生存意志保持活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能比犬儒学派（Cynic）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完美的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主义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是更为强烈的快乐。那种强烈的快乐只是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
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其中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得以成为幸福的：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一位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
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也不再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而过，并在演变的河流之中迷失了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1)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
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与光明相连，同样也与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件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
因此，即使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1)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
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极其微弱，以至于只需要一次惨痛的经历、一件痛苦的事情，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或者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
一个人内在天性的根基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并造成伤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视野完全封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它，在其视野的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的视野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重视自己，不能在他人的见解之中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
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清晰可见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
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狭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不准确和不真实，他仍然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充满健康活力的姿态挺身向前，让所有看到他的人兴高采烈。
相比之下，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和更多学识的人，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改变，而且他无法挣脱自己那张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去追求意志或欲望的直接行动。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其视野也最为狭窄，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种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样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
的确，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道突如其来的清晰光束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退却，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什么呢？
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为一种激情所左右和驱使，——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且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他无法再评判很多东西的价值，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
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
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值得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热爱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被如此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驱散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并且在这之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2)曾将这种立场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
“历史，”他说，“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
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过严肃，并且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下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存在这个问题。
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超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加美好。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3)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地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
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总是在说历史，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是多么的非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可以从进化中得到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未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一教导的目的是幸福还是放弃、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所有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方法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尤其在多样性上是一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永存不朽的各种各样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的图景。
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了解这些需求的人因而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部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始含义有一种神圣的洞察力，甚至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开始感到厌倦了。
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饱足、恶心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最终也许会准备发自内心地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4)一起说：
“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宁愿在愚昧之中快乐地度过今天，像那些不断前进、尊重世界历程的态度积极的人那样，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我们赋予历史事物的价值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研究历史作为通往生活的一种方式！
只要我们确信自己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将会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充分理解并被压缩成一项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已经死掉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历史力量之源泉的世俗而黑暗的视野。对于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2) 巴特霍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3)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4)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译者注
三种历史-纪念的-怀古的-批判的
历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不能被允许左右智力。只有被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体现在三方面：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对应了三种历史，纪念的、怀古的、批判的。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
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
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
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
生活-历史-科学-教育
生活和历史真地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详之星已经在它们之间升起了——科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
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线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明显联系变得模糊了。
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碰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
现代文化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
“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教育”和"历史教育"成了一码事……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
过量的历史产生的危害
过量的历史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
第一，强调内与外的对照，从而削弱了个性。
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它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和公正。
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
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
第五，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并在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这一时代达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危害一
强调内与外的对照，从而削弱了个性。
这个内心世界只意味着它所学过的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
一个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征服、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如果哲学要超出一种用行动表达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
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危害二
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它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和公正。
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
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而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知识”的任务。
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通过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在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只有通过用尽你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你才会发现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
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
非常博学和非常浅薄在同一人身上总是结合得相当好的。
过去的语言总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
危害三
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
历史的冲动背后必须要有建设性的冲动，清除垃圾是为了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自己的房屋。
只有通过爱和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类才有创造力。
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了时，它就失去了生命。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
所有伟大的事物，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被科学统治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它的未来前途更没指望。
成功的平庸趋于变得更加平庸，科学趋于变得更加“有用”。
很可能稍后的某个时代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到一起，而不是建造而成的。
尽可能快地发展科学的进步，只会尽可能快地毁掉它。
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的方式来影响外部世界。
危害四
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
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毒刺指向它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
我们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就是我们永恒的命运吗？就是在希腊世界，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非文化的真相。
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的、贬抑的。
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道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不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不道德的概要。
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事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这些可不是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
危害五
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并在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这一时代达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到处都有人走向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解释历史进程，解释整个世界的进化进程：“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让自己的个性彻底屈服于世界进程”。
现在正是应该用讽刺和憎恶的大军上前去进攻过量的“历史感”的时候，进攻不惜以生命和现在为代价而滥爱这个世界进程的行为，进攻盲目混淆各个视角的行为。
只要历史中存在法则，这法则就是毫无价值的，而历史也就毫无价值了。
他们宣布：“自我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神。”开始有意创造自我主义的未来史，这让国家有了一项特殊任务：成为所有聪明自我主义的神，用所有军队和警力保护他们，不让其他类自我主义发起暴动而袭击他们。
过量的历史不断改变他的眼界并清除他周围的空气，让他退回到自己的内心，退回到小小的自我主义的圈圈中，他有可能达到聪明境界，却永远也达不到智慧境界。
给我生命，从历史病获得拯救！
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且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
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手艺！
给我生命，我很快就能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这新的一代每个人的呼声，他们也将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
治疗历史疾病和过量历史的神奇草药，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
“非历史的”是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超历史的”力量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
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
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着真正的文化前进。
▶ 版权归译校者所有。
文章来源｜《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人民出版社译本
▶ 专题｜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
专题主持｜XQ
历史救赎｜
周诗岩｜阿比·瓦尔堡的姿态：图像生命与历史主体
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导言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节选
瓦尔堡｜论布克哈特与尼采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节选
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
古代图像的死后生命｜
布克哈特｜古代的再生｜导论
莫米利亚诺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导论
瓦尔堡｜桑德罗·波蒂切利
瓦尔堡｜丢勒与意大利古代
贡布里希｜古典传统的双重性：阿比·瓦尔堡的文化心理学
周诗岩｜讲给真正成年人的鬼故事
间隙的图像学｜
瓦尔堡｜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相学
瓦尔堡｜往昔表现价值的汲取
温德｜瓦尔堡的“文化科学”概念及其对美学的意义
贡布里希｜阿比·瓦尔堡的目的与方法
阿甘本｜阿比·瓦尔堡与无名之学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以侍女轻细的步态（图像的知识、离心的知识）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归还感性
▶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瓦尔堡｜阿多诺｜最后的马克思｜塔夫里｜后革命与世界体系｜列斐伏尔｜现代性与日常生活｜麦克卢汉｜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居伊·德波｜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技术网络与人器纪｜朗西埃｜山寨现代性｜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美学与生命政治｜美学与政治｜媒介批判｜都市魅惑与图像｜建筑批判文献阅读｜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
▶ 批评·家／BLOOM绽｜议题 ▶ 乌托邦｜世纪观｜大众史｜有用，太有用了！｜人类之眼｜技术之幕｜批评-历史 ▷ 建筑批评的限度｜艺术动词案例卡｜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新构型｜无量纲的运动｜苏联的构成与建设｜科幻现实主义｜城市之冠｜最低限度的住所｜直接到场的诸历史｜木与夜孰长与银盐热｜业主与建筑师｜绽-展 ▶ 展示之于建筑｜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都市状况与策动｜后规划时期的城市展｜UnTOPIA｜POSTARCHITECT｜战-栈-㠭 ▷ 社会更新圆桌｜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在地建造｜建筑，或者建筑｜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景观争夺战中的成像术｜国际XX｜DUPECITY｜F.A.N & G.U.N｜后勤 ▶ 小坐｜小谈｜小讲｜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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