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9日之后｜《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上｜1936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Arthur ROSENBERG／译｜PLUS／责编｜星丛+

本次推送的短文选译自左翼共产主义者阿瑟·罗森博格写于1936年的《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院外将分三期推送。第一部分大体分析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德国成立第一个共和政府时国内各派的局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府，实际上，政府的权力掌握在1917年由三个民主党派——多数派社会党、中央党和自由党组成的旧联盟手中。革命虽然摧毁了德国的各个王朝，但它未能给德国国家的性质带来任何其他重要的变化。1918年11月的绝大多数德国士兵实际上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尽管他们要么是中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要么是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但他们实际上却沉溺于某种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部队宣布他们同情社会主义者，从而就把国家的实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在“红色”士兵和工人的支持下，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和组织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任务。

罗森博格1889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是罗马宪法史方面的专家。1918年德国战败后，他加入了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刚组建的德国共产党，曾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任职，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深受卡尔·柯尔施的影响，同样也把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他被德国共产党开除，退出了革命政治，并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1931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教授。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去了瑞士，然后流亡英国三年，在利物浦大学任教，之后移居美国担任布鲁克林学院的教授，1943年在纽约去世。

作者序｜

1928年，我在《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选择了1918年11月10日作为我研究的截止日期，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缩短到国民议会接受魏玛宪法的时候会更好。就研究的目的而言，分界线仍然是11月10日——用于科学调查的文件大多是在这一日期之前提供的，而不是在这一日期之后。要撰写一部1918年11月10日之后的德国批判性史，目前是不可能的。

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人们对1918年以来德国历史的文献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议会维姆谋杀案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和1927年发表的文章。这些出版物主要是该委员会精力充沛的报告人保罗·列维的杰作。与此同时，文献证据已经堆积如山。施特雷泽曼的《历史》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与1923-29年历史有关的新的和非常重要的文件。温茨克关于鲁尔区斗争的著作进一步阐明了1923年的情况。沃尔克曼关于革命的历史著作也包含了新的材料。最后，我有机会为本书利用了尚未出版的《人民代表会议1918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记录》。毫无疑问，我们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了解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似乎可以大胆地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勾勒。

在撰写本书时，我努力避免因我自己在1919-28年的政治活动而做出片面的判断。我曾是独立社会党和基民党的负责官员，从1924年到1928年还担任过国民议会议员。这些年的斗争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从1928年起，好像不是六年，而是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内部分歧如此尖锐，如今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强加给自己的任务是不带偏见和偏颇地撰写魏玛共和国历史。我从未在任何时候隐瞒自己的个人信念。同时，我努力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为了取悦或惹恼任何现有的或已解散的德国工人组织而写作。这必须由我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希望得到科学分析而不是宣传作品的读者，来决定我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的目标。

这部作品本身证明，我有理由在1930年结束我的叙述。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1933年1月的事件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异常地强化了自1930年布吕宁颁布紧急法令以来就已经显示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趋势。

本书是在1933年以来德国移民的外部环境下写成的。这一年夏天，我在苏黎世利用社会主义文学中央组织［Zentralstelle für sozialistische Literatur］一流的图书馆开始写作。这本书在利物浦完成。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利物浦大学让我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其他英国大学一样，利物浦大学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表明，它决心不分“种族”或政治观点，忠于科学和知识的基本真理。

德国十一月革命时的海员｜1918

阿瑟·罗森博格｜Arthur ROSENBERG

1918年11月10日，在柏林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在布希马戏场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德国第一个共和政府。柏林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作为德意志帝国所有革命工人和士兵的代表，做出了这一决定。整个帝国没有一个声音反对他们的决定。因此，德国接受了由六位人民代表组成的新政府。

德意志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的直接支持取决于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盟。每个党派在内阁中都有三名代表。埃伯特［Ebert］、谢德曼［Scheidemann］和兰茨贝格［Landsberg］代表多数派社会党，哈斯［Haase］、迪特［Dittmann］曼和巴特［Barth］代表独立社会党。这六个人是德国的政治统治者。他们将总统和总理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同时，各个部委及其国务秘书依然存在。在这些国务秘书中，有属于中央党和自由党的中产阶级政治家。11月10日选出的政府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府，符合十一月革命显在的趋势，是社会主义者在红旗下的杰作。实际上，政府的权力掌握在1917年由三个民主党派——多数派社会党、中央党和自由党组成的旧联盟手中。这三个政党构成了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它们在1917年支持埃尔兹贝格和平决议。1918年10月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军事独裁统治于垮台后，这些政党组成了以巴登王子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为首的新政府。十一月革命由于独立社会党的加入而加强了联合政府，并使其内部的重心远远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边倾斜。尽管如此，1918年11月10日之后，整个德国仍然是当年10月时的样子——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国家。因为鲁登道夫将军倒台后，十月的和平革命带来了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而皇帝只能满足于纯粹的礼仪性地位。较小的联邦王子们和皇帝一样无能为力。十一月革命摧毁了德国的各个王朝。它未能给德国国家的性质带来任何其他重要的变化。

事实上，德国的民主制度才刚刚建立了几个星期。在马克斯亲王政府的配合下，国民议会只是起草了一部最宽泛的新政治宪法。重建德国的伟大而复杂的任务正等待着新的共和政府。新政府的地位非常稳固。诚然，政府被迫与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最终摧毁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德国无法再继续发动战争也是事实。可以预见的是，盟军将紧随撤退的德军，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左岸。然而，如果盟军留在莱茵河畔，那么整个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就有可能在没有外国将领干涉的情况下发生政治变革。东部的局势就不那么明朗。德国政府可以肯定地认为，和约将剥夺德国在东部的所有征服，普鲁士的波兰将被移交给新的波兰国家。与此同时，在1918年11月初，德国与东部邻国之间未来的确切边界仍是未知数。因此，德国政府必须考虑到，在缔结明确的和平协议之前，波兰可能会试图夺取某些地区。此外，在德国东部各省，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也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由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建立的新波兰国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结构，缺乏真正的军事力量。在当时任何的时候，都不存在波兰人向柏林进军并使德意志共和国的管理陷入瘫痪的真正危险。诚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和波兰人在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爆发了激烈的局部战斗。然而，波兰的军事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德意志共和国的存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新的共和国政府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国内的重建工作，而不会因为边境地区的军事事件受到严重的干扰。

在国内政治方面，由于数百万德国士兵的坚定支持，新的共和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势地位。十一月革命是国内部队和德国水手的杰作。士兵和水手们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成立了士兵和水手委员会，并推翻了统治王朝。整个德国的工人阶级全心全意地与士兵和水手们团结在一起。工人委员会与士兵委员会并肩作战。然而，十一月革命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士兵。如果军队反对革命，单靠工人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德国旧的军事-王朝秩序的崩溃，完全是军事革命的功劳。前线的部队，尤其是西线的部队，在军官的领导下井然有序地撤退了。兴登堡［Hindenburg］和格罗纳［Groener］手中的最高统帅部继续运作，并听从新政府的调遣。前线的部队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如果说针对军官的暴力行为很少发生那是事实的话，那么战场上的军队坚决支持新的民主共和国也同样是事实。

啤酒屋前欢呼的士兵｜1918 年 11 月 8 日

11月初，德国军队中只有极少数人反对革命。他们是地主、富商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子弟。同样，军队中还有一小部分由工人和工人子弟组成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满足于民主共和国，希望立即着手废除私有财产。然而，由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城镇居民组成的绝大多数士兵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支持埃伯特政府。在当时的德国，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反对政府的军事团体。因此，共和政府拥有庞大的军事支持，任何反抗其权威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德国，只要花点心思思考一下当前的形势，就会知道这一点。最高统帅部也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前线军队的任何一部分试图反抗共和政府，都将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任何在1918年11月做出这种尝试的将军都会被他的部下抛弃。

十一月革命的失败者是旧普鲁士封建制度的支持者——军官、地主贵族和政府高官。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军官们在政府和士兵委员会的允许下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留任的高级官员也是如此。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们焦急地等待着未来，因为他们的庄园很有可能被没收。在那些日子里，普鲁士的容克无力对任何此类行动进行武装抵抗。路德宗的农民在战争爆发前一直是保守派的支持者，他们对战时粮食供应方面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尤其是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要求他们付出鲜血和金钱的代价感到愤慨。农民渴望和平，并对以前的政府制度失去了兴趣和同情。这一点可以从11月初军事叛乱期间的事态发展中看出来，当时没有一支从农民中招募的部队站出来反对革命。诚然，这些农民远非社会主义者。不过，新政府并不害怕他们，尤其是如果它征用并瓜分了东埃尔比亚的大庄园，并把以前属于贵族的土地分给小农和农业工人的话。

大工业家们的无力感不亚于1918年10月前统治德国的封建贵族。迄今为止，一直强有力地保护着他们反对工人要求的国家权力不再存在。他们必须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大工业家们对伴随着部分或全部征用他们工厂的工业社会化的前景感到震惊。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们准备做出任何让步。他们准备承认工会，接受八小时工作制，同意增加工资和满足工人的社会要求。他们准备与劳工组织共同工作，并与工会领导人共同解决所有的工业问题，只要他们能通过这些手段逃脱被征用的命运。在前帝国，国家自由党的右翼一直是大工业家的政治喉舌。与保守派一样，国家自由党的这一部分也是11月9日的受害者。保守派和右翼的国民自由党人都不得不接受完全丧失政治权力的事实。

构成议会中心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中央党本身、自由党和国家自由党的左翼——至少在10月份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下，参与了推翻德国旧秩序的行动。在马克斯亲王的政府中，来自中央党和自由党的部长们与来自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并肩作战。十一月革命起初削弱了中央党和自由党的影响力，使得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在新的共和政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新政府中，六个社会民主党人构成了政治力量，而中产阶级的部长们，也就是国务秘书们，只能作为专家顾问加入他们的委员会。类似的情况在普鲁士也很普遍，在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革命政府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自由党人和中央党成员获得了州长的职务。然而，真正的政治权力掌握在社会党人手中，小州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权力从中央党和自由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移乍一看似乎很引人注目，因为11月9日的革命是和平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性质，而且几乎看不出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废除私有财产）启发的痕迹。我们可以从决定1918年11月期间发生的一切的因素，也就是军事革命中再次找到谜底。

德国水手和士兵组成的本土驻军反抗他们的军官，以迫使立即缔结和平。虽然从中产阶级的法律和秩序观念来看，他们的行动只能被视为犯罪，但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激励。在法律面前，他们的行动等同于叛变，等同于对上级的武装叛乱，等同于违背效忠最高军阀的誓言。由于他们的行为发生在战争时期，他们的犯罪性质就更加严重了。他们的行为应受到现行刑法，特别是残酷无情的戒严法的惩罚，被判处劳役或死刑。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要求并主张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

武装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在国会大厦前就位｜1918 年11月9日

为了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只需以一个士兵为例，他在战前曾是中央党的支持者，但在战时经历的影响下，他现在拒绝服从他的长官。如果这个人逮捕了他的中尉，并参加了士兵委员会的选举，那么他几乎就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中央党的成员了。因为他的行为与中央党和自由党的所有原则和声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反叛的士兵们模仿了俄国革命为他们树立的榜样——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士兵们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和皇帝，并宣布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时候，他们是在扮演布尔什维克分子。1918年11月的绝大多数德国士兵实际上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尽管他们要么是中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要么是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但他们实际上却沉溺于某种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德国军人为了给自己的行动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至少不得不假装是社会主义。因此，红旗取代了黑白红旗。群众或多或少都清楚地认识到，直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是皇帝和军队的反对者。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从他们的政治生活的一开始，以及多数派社会党人至少从1917年开始，就反对战争并要求缔结和平。因此，德国士兵摆脱了将军和王公的权威，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正是因为从基尔到慕尼黑的整个德国的军事革命在外表上看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在各地都毫不费力地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就这样，1918年11月9日，红旗飘扬在整个德国。武装部队宣布他们同情社会主义者，从而就把国家的实权交给了社会民主党。

起初，中央党和自由党只满足于扮演次要角色。面对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力量，武装革命毫无用处。进步派和国民自由党的左翼由知识分子、职员、官员和其他中产阶级组成。这些圈子完全同意推翻以前的政府制度，并希望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他们又担心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和同一政府会导致工人阶级的阶级恐怖，对中产阶级的压迫，以及疯狂的经济实验。无论如何，自由派的德国中产阶级完全没有力量武装起来反对事态的发展。这完全符合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自由派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异常软弱和摇摆不定。随后是俾斯麦时代，它建立了一个新的、无比强大的帝国政府。德国中产阶级在这个时代的领导人——俾斯麦［Bismarck］、毛奇［Moltke］、威廉一世［William I］面前俯首称臣，然后是威廉二世［William II］。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空前的权威被彻底抛弃。中产阶级自由派对威廉二世的冒险和失败日益不满。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反对帝国政府的呼声不断高涨。然而，革命的想法从未出现在任何人的头脑中。战争爆发后，自由派中产阶级接受了政治休战。1917年后，他们同情帝国议会中的多数人，支持他们为苦难的德意志民族带来和平的努力。然后，革命爆发了。对自由派来说，除了静观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之外，就别无他法了。

中央党在德国的历史发展也遵循着类似的路线。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天主教工人和农民是该党的主要支持者。自1871年帝国建立以来，中央党一直是普鲁士在德国军事霸权的反对者。在 "文化革命”期间，它曾遭受迫害。随后，中央党至少在形式上与霍亨索伦帝国媾和，并在1914年与所有其他政党共同接受了政治休战。然而，德国西部和南部群众对普鲁士主义与生俱来的反感，并没有以这种方式根除。1917年国会中的反叛多数是由中央党的一个名叫埃茨贝格尔［Erzberger］的南德党员促成的，这也许并不完全是偶然。与此同时，中央党完全缺乏任何革命活动或独立武装起义的传统。因此，1918年11月，它和自由派一样，退居政治舞台的幕后。

中产阶级右翼政党的解散和中产阶级中央党的暂时无能为力，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宰。在“红色”士兵和工人的支持下，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和组织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任务。德国的社会主义先驱——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1848年为榜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政治权力，以此作为经济革命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将国家和社会视作一个整体。他们认为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同等重要。他们要求自己的政党彻底改变整个国民生活。由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在德国组织政党的努力付诸东流。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派，他在政治上的普遍性和全面的现实主义都是如此。拉萨尔早逝后，他的继任者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广场发表演讲｜1918年11月9日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德国共和的历史》｜1936

未完待续

▶ 目录

前言

第一章：1918年11月9日之后

第二章：人民代表的政府

第三章：斯巴达克斯和诺斯克

第四章：魏玛的国民议会

第五章：卡普政变

第六章：天主教民主时期，1920-1922年

第七章：对鲁尔区的占领和通货膨胀，1923年

第八章：斯特雷泽曼和稳定，1924-1928年

第九章：结束，1928-1930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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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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