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Anthony VIDLER／译｜黎静／责编｜星丛+
译者按｜当建筑理论家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刚刚开始翻译题为“Agoraphobia: Spatial Estrangement in Simmel and Kracauer”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1991年的“克拉考尔”特辑，对比维德勒先生2000年出版的文集“Warped Space”和他的学术简历，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可知作者由这篇文章发展出了“Psychopathologies of Urban Space”和“The Architecture of Estrangement”两个写作方向，成文可见“Warped Space”一书；其中，后一篇文章增加了有关本雅明的论述，在行文方面稍有调整，原文中的斜体字在此做加粗处理。
编者按｜2023年10月20日，安东尼·维德勒在曼哈顿去世，享年82岁。他求学于剑桥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库伯联盟等等，当然还应该包括参与1967年由艾森曼创建的非营利组织IAUS（1967-1985，建筑与都市研究所），推动各种致力于学科批评的媒体发展，不仅限于IAUS的Oppositions, Skyline，还包括October等。此外，他还将自己对建筑师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研究型的建筑展，比如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詹姆斯·斯特林等。
如果我们将他早先受教育的经历，以及此后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串联起来看，那就是一段全球化时代学科传播的历史缩影：在这个时期，建筑理论的主导话语被广泛地生产和扩散，影响着全球范围的学科发展。不过，我们之所以要纪念这样一位与中文学界关系并不算那么密切的学者，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建筑历史学家、理论家和学者，更不是因为他各种知名机构的头衔以及他的著作获得过各种奖项，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哀叹：或许随着这位时代的观察者、参与者、组织者、创建者、见证者的离去，一个时代也即将落幕。
那是一个把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大量引入建筑批评的时代。在维德勒主持过的课程中，就包括本雅明、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巴特等等的专题研讨。这种结合也形成了一股风潮，试图吸纳更多新的方法和视角，并以此调整建筑批评的策略，甚或僭越建筑学科边界。本次推送的译文就是一例，全文由分别论述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的三节组成，院外分上下两期推送。文章开篇是作者对这一议题的概述，特列于前。
疏离的建筑学｜作者导语
在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对十九世纪大城市的不同回应中，我们可以发现“疏离”（estrangement）这个通用概念是一个潜藏着的共同的、明确的主题：
一个变化和扩张如此急剧的城市，对于其居住者的疏离，人们无法以传统用语领会它；以及，阶级与阶级的疏离，个体与个体的疏离，个体与自我的疏离，工作者与工作的疏离。
从卢梭到马克思，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这些论调始终如一。这个主题是浪漫反讽和自我探询的老生常谈，是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主旨，对它的理解在心理的和空间的两个方面展开。从波德莱尔对旧巴黎消失的痛惜（“城市变样，快过男人变心”）到恩格斯对被他称为“豪斯曼化”（Hausmannization）的全面批判，城市的物理织构被指认为一种系统化、强制异化的工具。
针对迫于城市发展而进行的都市再开发的政治批判，与文化保守派哀叹痛失熟悉街区的怀旧情绪联袂而至，从机械的、以大众为导向的、急速流动和拥挤的大都会中塑造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距离感，以及个体的孤独感。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撰述了有关大都会这一思想的和“负面”批评的历史著作，同时，这一主题也出现在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以及他们同时代更为保守的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社会学作品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的是这场大都会论述中的一个面向，那就是空间的和建筑学的讨论，其语境是在格奥尔格·齐美尔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著作中不断发展的“大城市”精神病理学，他们两位以相关但不相同的方式为理解现代性的社会状况查找有形线索。
我的论点是，从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开始，经由他的学生克拉考尔对范式空间进行辨认和描述的展开，形成了一种对都市空间的独特感受力（sensibility），这种感受力既不被用作社会史实例，也不被理解为社会变革的机械动因，而是一种认为空间与社会相互依存的观念。究其本质，这种感受力依附于特定类型的社会空间，在社会批评家看来，这些空间与似乎弥漫于大都会王国的社会疏离有着内在关联。
如此说来，空间范式的批判力量源出于这些范式与格奥尔格·卢卡契口中的现代世界“先验的无家可归”这一物质及心理状况的紧密联系，甚至是两方共谋的结果。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它们就是这种异化（alienation）的有形且残余的存在形式。
当然，从某个角度说，在特奥多尔·阿多尔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和瓦尔特·本雅明等社会批评家的文化分析中注意到空间形式（spatial form）的基础作用，在思想史上已是平常。
阿多尔诺的“室内”（intérieur）是他批评克尔凯郭尔的场所；克拉考尔的“酒店大堂”（Hotelhalle）是他将侦探小说当作现代社会进行解读的关键；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是他将十九世纪阐释为二十世纪史前期的中心形象：这些标志性的空间在他们的文本中出没，象征着大城市现代生活中游牧、消费拜物和流离失所的个人主义的每个面向。
“空间图像（Raumbilder）是社会的梦境。只要能够破译这些图像的象形文字，就会发现社会现实的基础，”克拉考尔这个常被引述的观察准确地捕捉到空间召唤（spatial evocations）的特殊属性：这些空间如同象形文字及其现代对应物——梦境，随时准备被破译。它们既不是简单的图示，也不是经由充分剖析的案例，这些空间好像盘旋于刻意维系的半现实状态，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消失于隐喻的云层。
然而，这些空间范式在批判理论发展中的中心地位的确常常被时间性（temporality）的同等甚或相对冲的重要性所遮蔽，被这些理论家对历史辩证法的关注所遮蔽。因此，阿多尔诺本人对本雅明空间物化（spatial reification）倾向的批评，以及批评家方面追随本雅明对记忆和后柏格森哲学长期关注的倾向，都阻碍了对任何主导性空间图像进行抽丝剥茧的阐释。
或许，这些图像本身太过不言自明，太过确定，以至于无法名正言顺地作为特殊“构造”引人注目。当本雅明谈及“拱廊街”，或当克拉考尔论及酒店大堂，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形式直接与它们历史的和物质现实的参照物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精心设计和缜密表达的成分，正是这个部分使本雅明的“拱廊街”、克拉考尔的大堂与我们本身所知的任何“拱廊街”或大堂区别开来。
因为这两者实实在在是纯粹的文本空间，可以说出自其作者的设计；它们拥有自己的建筑体系，因其介于文本范畴和社会范畴之间的两可状态而愈见特殊；它们是以自身充任分析工具的建筑物。在这里，“建筑师克拉考尔”的称谓既源于他真实的设计师履历，又不止于此。
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
疏离的建筑学：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2001
本文5000字以内
疏离：格奥尔格·齐美尔
物仍被迷咒在空间毫不留情的分隔中，没有任何物质局部能与其他局部共享其空间，空间中不存在不同元素的真正合一。
——格奥尔格·齐美尔，“桥和门”（Bridge and Door）
如我们所了解的，广场恐惧症在世纪末已经作为普遍疏离的具体实例出现，后者被社会评论家们指认为大都会生活的主要效应。实际上，它是社会学家对现代空间进行更具普遍性的心理学解释时的一个核心隐喻，从格奥尔格·齐美尔开始，社会学家试图建立一门有关社会形态和结构的科学，将空间作为社会关系模型的核心范畴，作为研究个人和群体的参照点。
面对现代大都会拥挤不堪的混乱无序，齐美尔论证，“敏感而紧张的现代人”要求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绝作为防止心理侵扰的预防措施。[3]如果这样的私人界线被逾越，人们就会在个体身上观察到“病理变化”，个体会表现出齐美尔所说的“接触恐惧”（Berührungsangst）。他认为，这种害怕与对象联系太过紧密是“感觉过敏的结果，每一次直接的和能量的干扰都会引起痛感。”[4]
齐美尔的诊断是空间性的，同时也是精神性的：神经症的真实诱因并不像韦斯特法尔（Westphal）和西特（Sitte）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空间性的。更确切地说，齐美尔论证，它是在都市生活两种典型心态之间快速摆荡的产物：和事物要么关联过于紧密，要么距离极其遥远。在这两种情况下，伴之以广场恐惧的症状，问题在根源上是空间性的，是城市开敞空间造成的后果，是大都会人群找到“冲动和热情”[5]之所在的那些巨大广阔之地。
基于对社会秩序空间维度的这一理解，齐美尔进而构建了一套彻底与大都会空间绑定的疏离理论。[6]通过依据空间亲疏关系来界定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齐美尔为空间关系增加了心理学的维度，他断言：“无论看起来多么无可辩驳，造成邻好或陌生等特殊现象的却并不是空间上接近或远离的形式。相反，这两者都是纯粹由心理内容造成的事实。”作为社会状况的表现形式，空间任由社会学检视：“空间关系一方面仅仅是人际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的标志。”[7]
因此，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空间是社会进程的重要指征，是人类互动的指征，后者被想象并且体验为“对空间的填充”（space-filling）。个体之间“空的空间”（empty space），在被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充实又生动之后，在这些术语中成为兼具空间性和功能性的概念。[8]
从这个角度看，空间可以用来研究对地域性群体的边际进行界定的社会边界；在与特定社会群体所在地重合的边界内，空间统一体是可以被确定的。这些边界是社会学统一体和功能性统一体的空间性表达，它们像虚构线网一样交错于社会空间，将社会活动阐明，如同画框将画作与其背景分离。
大都会呈现出这些心理边界最为恶化的状况。在1903年的论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齐美尔描述“大都会的鲜明特征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内外刺激迅速、持续的转换所导致的情感生活强度”的特点是空间性的，他解释：
“大都会甚至用每一个十字路口，用经济、职业和社交生活的节奏和多样性创建了这些心理条件，以精神生活的感官为基础，以我们作为差异依赖的生物体组织所必需的意识程度为依托，和小镇及乡村生活在精神感官层面更缓慢、更习惯性、流动更顺畅的节奏形成深度对比。由此，比起更加依赖感觉和情感关系的小镇，大都会精神生活重理智的特点就变得容易理解了。”[9]
[1] See Massimo Cacciari, Architecture and Nihilism: On 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trans. Stephen Sarterell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trizai Lombardo (New Haven: U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first part is a translation of Cacciari’s book Metropolis (Rome: Officina, 1973). See also Francesco Dal Co, Figures of Architecture and Thought: German Architecture Culture 1880-1920 (New York: Rizzoli, 1990).
[2] “Über Arbeitsnachweise,” Frankfurter Zeitung 17 June 1930, cited In Karsten Witte, “Introduction to Siegfried Kracauer’s ‘The Mass Ornament’,” New German Critique (Spring 1975): 63.
[3] See 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p.73.
[4] Geor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s, ed. David Frisby and Klaus Christian Köhnke (Frankfurt: Suhrkamp, 1989), p. 661. Frisby translates “Berührungsangst” as “agoraphobia” in the English edition,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 T. Bottomore and 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1978), p.474.
[5] Simmel, “Soziologie des Raume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27 (1903) , pp. 27-71, cited in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p. 77.
[6] See the last section of his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Sociology: Studies of the Forms of Socialization](Munich and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23), pp. 460-526. Thi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Leipzig in 1908, under the title Der Raum und die räumlichen Ordnungen der Gesellschaft (Space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7] Georg Simmel, “Soziologie des Raumes”(1903), translated as “The Sociology of Space,” in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eds.,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p. 137-138.
[8] Simmel elaborated this notion by examin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patial exclusivity and spatial nonexclusivity. Some social forms, the state for exampl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a unique and localized space that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forms inhabiting the same space; other institutions, like the church, for instance, were not so dependent on locational fixity, allow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churches operating on the same territory. Social elements might then be characterized on a scale from the spatially exclusive to the supraspatial.
[9] Georg Simmel,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ed. with introduction by Donald N.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325; translated from “Die Großstadt und das Geistesleben,” Die Großstadt. Jahrbuch der Gehe-stiftung 9 (1903).
是以，大都会居民的社交关系是智识性的，而非口头的和情感性的；有意识主导无意识；习惯是适应性的，变动不居的，不是根植性的、表面恒常的；非人的（the impersonal）将战胜人的（the personal）；客观距离（objective distance）将取代主观共情（subjective empathy）。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大都会时间的天性，加速的生活节奏，以及按照“准时、可计算和精确”标准进行的管控，在齐美尔看来，
“大都会正是这类已经汰除一切个人要素的文化的舞台。在这里的建筑物和教育机构中，在征服空间的技术奇迹和舒适中，在诸多社会生活形态和国家具体制度中都可以找到无比丰富非关人情的文化成就结晶，可以说，在这些成就面前，个性几乎无法自保。”[10]
出于日常运转和自卫的考虑，社会关系的本性就迫使人们保持距离，继而疏远。距离首先是视觉在城市中无所不能的产物；和小社群中基于亲密关系和口头交流的个体了解不同，大都会的联系是快速的、一瞥即逝的、眼见为实的：
“比起城镇，在绝大多数大城市的社交场合，看比听更加重要。……在十九世纪公共汽车、铁路和有轨电车出现以前，人们不可能或者说不会不得已在数分钟或数小时里处于对视却不交谈的局面。
只看不说的人比只听不说的人表现得更加迷茫，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生活的情感问题；在集体生活中缺乏方向感，全然孤独的感受，以及个体被全方位紧闭的门包围的感觉。”[11]
日常生活本身的特点必然会加强这种距离感。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写道，
“如果没有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大都会交通的拥挤不堪和杂乱无章让人根本无法忍受。当代都市文化以其商业、职业和社会交往迫使我们与大量人在身体上接近，如果社会关系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不具备内在的界线和保留，敏感而紧张的现代人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人际关系特有的特性有千百种形式或公开或隐藏地在人和人之间设置一种看不见的功能性距离，这种距离是针对我们文化生活中过于拥挤的靠近和摩擦的一种内在防御和抵制。”[12]
在齐美尔有关社会空间论文的系列补论中，他认为一些代表类型——穷人、冒险家、陌生人——可以标示出定夺角色的空间权力。其中，最典型的是最后一种，“陌生人”。齐美尔阐述，如果漫游（wandering）相当于从空间中任何给定的点中解放出来，它就是固着（fixation）的概念对立，然则，陌生人的社会学形式将上述两个特征集于一身。此即，陌生人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漫游者，而是今日到明日留的人。”
陌生人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群体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归属。齐美尔的结论是，“陌生人身上统合着每一种人类关系的亲近和疏远，”如此一来，在与陌生人的关系中，“‘距离’意味着近在咫尺的人远在天边，‘陌生’是指天涯之人身在近旁。”[13]
齐美尔在这里预示了弗洛伊德对于以“那怪怖的”（the uncanny）著称的疏离形式的思考，在其中，熟悉的和陌生的——heimlich和unheimlich【1】，它们的关系变得模糊，彼此融合。齐美尔正是陌生人的典范，他受过良好教育，城市出生，又是犹太人，他因此被同时代韦伯和狄尔泰的常规学术圈排除在外，从而阐发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陌生而疏离的存在。
[10] Simmel,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p. 338.
[11] Simmel, “Exkurs über die Soziologie der Sinnen,” in Soziologie, p.486.
[12]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p. 477.
[13] Simmel, “Exkurs über den Fremden,” in Soziologie, pp. 509-512.
【1】“unheimlich”即前文被英译为“uncanny”的德语用词——译者注
酒店大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在齐美尔所有学生和追随者中，接受建筑师训练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最深刻地理解吸收了空间社会学的教义，尤其是运用空间形式构成分析来理解疏离。[14]
1907年，克拉考尔在柏林的齐美尔论“艺术中的风格问题”（The Problem of Style in Art）讲座上做了详细笔记，从当年的学生时代开始，到1917年完成他生前一直没有出版的有关齐美尔的专著，克拉考尔在齐美尔这里找到了解释当下的方法论。
而他在1916年至1918年间的建筑设计完全没有直接冲兑社会学的“距离感”，到他后来在自传体小说《金斯特》（Ginster）中再次描述这些设计时，这些设计就带有了一个缓慢发展过程中诸多时刻的特征，发展的方向便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指认的“什么都不关心、全无感染力的超然英雄”的人格。[15]
于是，在克拉考尔的回忆里，他1916 年在法兰克福设计的军事纪念公墓方案所呈现的时刻，是从依赖传统模式（热那亚公墓和米兰大教堂）的神秘涵义和迷宫般美景，过渡到以讽刺和疏远的眼光看待与现代性相适的特性，而现代性被深层地蕴含在战争的形式中：
“把墓穴像复活节彩蛋一样隐藏起来，这个方案在全面战争年代显得过于温和。这样的时代需要一个能反映战争恐怖的墓地。金斯特……精心设计了一个类似军事组织项目的墓地系统，取代了他之前绘制的草图。”
于是，“科学排列”的长方形墓穴垂直于走道安放，走道上整齐排列着叶子被修剪成几何形状的树，墓地环绕着一座亡者纪念碑，那是一个架高的立方体，顶部为后退式类金字塔，用来展示死者的姓名：“在战争年代，统治阶级的关键词，”克拉考尔发现，“就是简单。”[16]
甚而，1918 年 11 月在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设计的住宅区（Siedlung）如家般“美好”，“小型坡屋顶独立式房屋和花园”，在“金斯特·克拉考尔”看来起码也是不成熟的：在当前战争的条件下，他认为“它们无法免受摧毁”，即便没有，这些漂亮的房子也会在一场新战事中成为被摧毁的对象，这让工人们产生保卫它们的责任感。克拉考尔总结说：“当然不能让工人住在在洞穴里，但是把墓碑置于花园中可能更合适。”[17]
在瑞士建筑师汉内斯·梅耶（Hannes Meyer）1919 年至 1923 年间的住宅区和墓地方案里，也可以追踪到从象征主义到理性主义的类似转变：1919年至1921 年，巴塞尔附近的弗赖多夫住宅区（the Freidorf Housing estate），“帕拉第奥”样式，近乎新古典主义的布局，不过是斜屋顶；而1923 年的巴塞尔中央公墓（the Central Cemetery in Basel）方案似乎呼应了同时代对十八世纪晚期“大革命建筑”（r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的兴趣，这和克拉考尔的方案看起来如出一辙，尽管梅耶后来转向“新客观派”会受到克拉考尔的声讨。
[14] There is little scholarship on Kracauer’s architecture. For a brief summary of his attitude to urban form, see Tillmann Hess, “Zur Architektur in Kracauer’s Stadtbildern (mit einem Exkurs zu Le Corbusier),” in Andreas Volk, ed., Siegfried Kracauer. Zum Werke des Romanciers, Feuilletonisten, Architekten, Filmwissenschaftlers und Soziologen (Zurich: Seismo Verlag, 1996), pp. 111-130.
[15] Siegfried Kracauer, Ginster. Von ihm selbst geschrieben (Berlin: S. Fischer, 1928), reprinted in Kracauer, Ginster. Georg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16] Kracauer, Ginster. Georg, p. 106.
[17] Kracauer, Ginster. Georg, p. 199.
克拉考尔对自己远离建筑实务做出解释，与此同时，他益发觉察到建筑空间本身的疏远力量，更准确地说是觉察到空间成为社会疏离的有力象征的潜质。克拉考尔在比较自己1917年论述齐美尔的文章和齐美尔本人发展的论说时，曾形容前者是“存在论的地形学”（existential topography）。
在随后的写作中，克拉考尔借助于齐美尔的社会学，将“居住地形学”（inhabited topography）的概念在字面意义上延伸到现代生活的空间：酒店大堂，这是他1922年至1925年讨论侦探小说的未发表论文的关注点；咖啡馆和音乐厅的“快活营”，以及“快活营”懊丧的对应物：失业登记处，这些是他1930年白领工人研究中描写的对象；林荫道或“无家者之家”，这些构成他在1937年出版的奥芬巴赫（Offenbach）生平的背景。
在上述作品中，酒店大堂（Hotelhalle）被克拉考尔理解为现代侦探小说的典范空间，因而是现代生活匿名性和碎片化状况的缩影，其构想或许是最齐美尔式的。[18]克拉考尔将现代酒店大堂和传统教堂进行比较；一个是暂居者和与世隔绝者的收容所，一个是信仰者社群的庇护地。
克拉考尔运用齐美尔描述空间的范畴来阐述他用语的区别：“充实空间”（erfüllter Raum），或称连接（Verknüpfung）的“栖居空间”，和物理学、抽象科学——他认为代表现代生活的理性（ratio）——的虚空（the void），或言“空的空间”（empty space）。现代都市的居住者被排除在以宗教为纽带的社群之外，只能依赖酒店大堂的空间“证明其非实存”。
酒店的客人是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单个原子，没有任何关联能让TA们免于绝对的匿名，TA们就像散落在虚空中的原子，与“无”面对面（vis-à-vis de rien）；困在扶手椅里的客人们能够寻求的只有“审视世界的无利害愉悦感。”[19]就这样，“趋向理性化的文明迷失在品味高雅的俱乐部沙发里，”迷失在冷漠的终极空间。就连环境也装模作样地模仿教堂惯有的寂静。
克拉考尔引用托马斯·曼在《威尼斯之死》中的句子：“这个房间里笼罩着庄严的寂静，那是大酒店才有的抱负。正在服务的侍者们脚步轻柔地在四周走动。茶具的碰撞声，只言片语的交谈，这便是人们听到的一切。”[20]这是克拉考尔对空间异化的想象，
“个体们的残余滑入放松的涅磐，面孔消失在报纸之后，持续的人工照明照亮了喧闹的人形傀儡。不相识的人们来了又去，因为丢了暗语，他们变成空形式，像扁平的幽灵无法捉摸地飘忽而过。如果他们拥有内心，这内心不会有窗户。”[21]
大堂的神秘性令其成为侦探小说的理想场所，它不再是宗教性的，而是根基上的，是诸多面具里的一个谜；克拉考尔引用斯文·埃尔维斯塔德（Sven Elvestad） 的侦探小说《死神降临酒店》（Der Tod kehrt ins Hotel ein）：
“事实就又一次证明，一家大酒店是一个自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外头那个大世界很相像。客人们在这里闲荡，享受无忧无虑的夏日生活，而他们料不到，不同寻常的神秘正在他们当中活动着。”[22]
“伪个体”的客人们在这里像分子一样散布在“没有边际的空间荒漠”，即便被压缩在大城市里，也注定永远不会相聚。克拉考尔总结，TA们仅有的共通之处，在于足够冷漠：他极富启发性地称之为常规（convention）的大战略路线。[23]
[18] Siegfried Kracauer, “Hotelhalle,”in Der Detektive-Roman. Ein philosophischer Traktat, in Schriften I: Soziologie als Wissenschaft, Der Detektiv-Roman, Die Angestell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1), pp. 128-137.
[19] Ibid., p. 129.
[20] Ibid., p. 134.
[21] Ibid., p. 135.
[22] Ibid., p. 136.
[23] Ibid., p. 137.
▶ 版权归作者-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Warped Space, the MIT. Press, 2001, 65-79.｜译文转自“电影及其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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