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lbert SOBOUL／译｜马胜利 高毅 王廷荣／责编｜PLUS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模糊地看到，甚至祈愿这类事件的发生。现在革命已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了现实。但一旦跳出思辨的范畴，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打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一些人的希望和信心，使另一些人仇恨和恐惧。在5年里，对于长期为每日面包所迫的人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希望或威胁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人都接受它。从那时以来，“革命”这个词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力量。它激起虔诚或仇恨，恐惧或希望，永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院外曾经推送过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建筑，而本次节选阿尔贝·索布尔的文章《什么是大革命？》的第一部分，究竟什么才算是大革命？在大革命初期，人们往往乐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使人民迅速摆脱奴役，一举获得自由的自动爆炸。之后不久，最有远见因而也最坚定的革命者力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认识到一场革命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革命实践要求人们意识到革命在政治、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促使了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对于那些经历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来说，革命包含着动荡、变革、破坏和重建的相当长的过程。必须把旧制度根本摧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世界。暴力将通过阶级斗争产生历史。国王必须死，国家才能活｜夺取杜伊勒利宫
什么是大革命？｜上｜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1981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引言里，把革命说成是“法律的降临、权利的复兴、正义的反应”。他还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公正的反应，永恒正义的迟迟降临。”这一定义令人赞叹，但它类似于把大革命解释成一种神话（索雷尔式的含义）。乔治·索雷尔认为，神话是用迷人的独特方式所表现的未来，他许诺同心协力可以实现这个未来。神话激发想象，鼓舞心灵，鼓励人们去组织和去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并增强他们的活动能力。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带有神话色彩。三级会议的召开被当作预示美好时代即将来临的“好消息”。在这个美好的时代，生活将更为公正。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同样的希望曾使无套裤汉为之振奋。它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1848年2月，1871年3月，1936年春以及1968年5月就是明证。这些神话和希望依然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让我们询问一下当时的人吧！在大革命初期，他们往往乐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使人民迅速摆脱奴役，一举获得自由的自动爆炸。对这种轻而易举和突如其来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人比拉法夷特表达得更确切了：“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在大革命的前夜，马拉在他的《祖国献辞》中也展现了一幅同样的图景；在自由获得胜利的第2天，法国立即起了变化。同样的想法在卡米耶·德穆兰的《自由法国》里也有所表现。这种天真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在《一切都会好》的歌中。尼韦尔内省的一份陈情书写道：“更晴朗的一天即将破晓。”然而，早在1789年夏，最明智的人就开始疑虑了。罗伯斯庇尔在给他朋友布依萨的一封信里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会自由吗？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而卢斯塔洛则更为悲观，他在《巴黎的革命》（第8期，1789年8月29日-9月5日）中写道：“我们曾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现在可以看到，并不因为革命符合理性的法则，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爆炸，并且立即建立起完美、永恒的制度。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通向乐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米拉波在他第19封《致委托人书》中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旧制度的抵抗不仅还存在，而且随着革命的进展变得更加剧烈。在最危急的时刻（物价上涨，人民骚动，尼尔温登失败，迪穆里埃背叛以及旺代叛乱），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给巴雷尔：“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或是将国家之舟驶进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革命是突然的爆发还是漫长的过程？最有远见因而也最坚定的革命者力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们认识到，一场革命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本身也会放射出新的光芒照耀着它的进程，并且向政治家，向那些至少会用眼睛观察的人，揭示出革命整体的各个方面。由此，对大革命进展的分析，从1789年到1793年，再到1796年在不断丰富。它从西埃耶斯发展到罗伯斯庇尔，再发展到巴贝夫。The Tennis Court Oath｜17 June 1789
早在三级会议召开前，西埃耶斯在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里，用阶级的语汇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与社会问题：第三等级同贵族的对立。“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必需的一切？他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贵族等级并不进入社会组织。它的确成为民族的累赘，但是它不能成为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最糟的国家中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一些孤立的个人，而且整整一个阶级不劳而获并引以为荣。他们坐享其成而不生产，吞噬着劳动果实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由于它的毫无作为而自处于整个民族之外。”
他还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说僧侣属于“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那么贵族只不过是“没有职务、毫无用处的阶级。贵族阶级成员仅靠享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特权来生存……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人民，单靠自己就不能生存。他们依赖于一个实际的国家，犹如依靠树汁为生的树瘤，消耗并吸干树汁”。用寄生阶级来形容贵族再合适不过了。对于西埃耶斯米说，除了废除贵族特权，摧毁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革命还能是什么呢？4年的政治与社会斗争使罗伯斯庇尔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作为最有远见的人，他始终牢记革命的总路线。早在1789年7月，他就揭露了贵族的阴谋。但是，革命实践使他渐渐意识到革命在政治、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政治方面的必要性：革命的成功要求摧毁旧秩序，必要时可以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1792年11月5日，为回答吉伦特党人卢韦的进攻，罗伯斯庇尔谈到8月10日起义和推翻国王，他问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逮捕不合法吗？难道需要拿着刑法来评价救国所必需的预防措施？……我们非法地砸烂了那些招摇撞骗，辱骂自由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公民的武装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指责我们在商讨救国大计的议会中把革命公认的敌人赶走吗？……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像革命、国王下台、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非法，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非法。”
在正常时期，法律是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终止合法的保院会带来的危险，但他仍坦率地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难道暴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道德方面的必要件：世上有一种革命的伦理。共和二年雨月71日（7194年2月6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报告。正因为使用革命暴力会引起一些过火行为，所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用美德、即公民道德来加以纠正。“这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私人生活不规范，它就不能实现。在共和二年芽月26日（1794年4月51日）的报告里，圣茹斯特描绘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又明晓事理，勤俭节约，朴实真诚，是一切谎言、宽容和徇私行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是一位善良、廉洁的英雄。”社会方面的必要性：共和二年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声称：“事物的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所谓事物的力量，指的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即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紧密相连的迫切需要。他更加明确指出：“请设想，假如国内关系（即社会关系）发展到与政府形式背道而驰的地步，一个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圣茹斯特在这里强调了必要的协调法则：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将革命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掘坟墓。”这一预见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还在悲剧性地显示出来。Women on their way to Versailles｜5 October 1789热月的反动，通货膨胀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可怕的冬季里群众难以名状的苦难，牧月的人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得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里作了正确的解释。“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
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它是长期不断的，当政府使一些人攫取一切，使另一些一无所有时，战争就开始了……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它就激烈地展开，双方都用尽一切手段来取胜。”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的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表达得更加清楚。革命停顿了就要后-退。法国大革命不顾一切反对和障碍，直至热月9日一直是向前推进的，此后它就后退了。但愿人民在希望中觉醒。“但愿他们推翻所有这些古老和野蛮的制度，代之以合乎自然和永恒的正义的制度”。人民只有经过彻底的动荡才能解除苦难。有良知的人都会宣扬内战。“在内战中，以剑子手为一方，以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另一方，有什么内战比这更令人愤慨？……双方都能进行自卫的内战难道不是更好吗？”《宣言》以这个预言性的号召结束（哪一场革命没有预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到了极点，它们不能再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荡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因此，那些经历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的话可以证明，革命是包含着动荡、变革、破坏和重建的相当长的过程。必须把旧制度根本摧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世界。暴力通过阶级斗争产生历史。The King flees to Varennes｜June 1791
文章来源｜本文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题为《国家与社会》｜1981年1-2月号（总第217-218期）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